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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詩歌教育簡史

    發布者: 冒牌 | 發布時間: 2009-7-24 21:49| 查看數: 13466| 評論數: 5|帖子模式

    中國古代詩歌教育簡史
    " c0 \3 x6 E3 G; k: F5 e9 i張繼紅
    7 z5 f( f5 S8 E/ q(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2004級教育碩士)4 o6 x2 B8 H$ g8 D1 J

    3 [' ?8 k6 u0 j4 L1 A8 D
    導 論
      中國詩歌的歷史源遠流長。在古代文學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詩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學形式。如果從“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詩歌開始算起,那么,詩歌的歷史也就幾乎等同于人類語言的歷史。流傳至今的《彈歌》也許就是遠古時候最美的詩歌了。有了詩歌,也就有了詩歌教育——利用詩歌來傳承生產經驗和社會經驗,運用詩歌來教授自然知識與社會倫理,同時完成識字寫字的任務,教會讀詩作詩的方法。
    : }( o0 e; ]3 c: ~" h& z  從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教育史的進程來看,詩歌教育伴隨著詩歌的產生而出現,伴隨著詩歌的繁榮而興盛;而詩歌教育的興旺又進一步促進了詩人隊伍的壯大和詩歌創作的繁榮。因此,詩歌的歷史有多長,詩歌教育的歷史就有多長。《彈歌》的流傳也正是詩歌教育的結果。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前,詩歌教育是什么樣子,沒有辦法說清楚,只能憑借想象去猜測。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后,詩歌教育的內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說得清——因為有許多時候即使是用文字記載的所謂“歷史”也往往極不可靠。. a; s( L0 g0 i
      從遠古時代起,中國古代的詩歌向來就與音樂關系密切,并一直延續至今。因而古代的“樂教”也往往包括詩歌教育。歷代宮廷樂舞往往融詩歌、舞蹈、音樂于一體,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詩、詞、曲就其本來面目而言都是歌詞,其出現、形成、發展和成熟都與音樂密切相關。《詩經》里的所有詩篇、漢代的樂府詩、唐宋時期的詞、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樂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詩歌教育往往還伴隨著音樂藝術教育。* i* |, p% \, c% e0 S
      在中國古代社會,詩歌教育被統治者上升到政治教化的高度,被視為鞏固統治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所謂“詩教”,其主要含義是要通過詩歌教育來達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從最初的啟蒙教育到最后的選拔人才,詩歌寫作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關系到文人一生功名的成敗。因此,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歷史主要就是詩歌教育史,詩歌教育受到從帝王到百姓的普遍重視,學會讀詩作詩成為學子受教育的主要內容。' w' f+ r7 g& a+ Z
      由于詩歌教育史與詩歌發展史密切相關,因此,考察古代詩歌教育史,既要考察古代教育史——主要是古代語文教育史,也要考察古代文學發展史——主要是古代詩歌發展史。' _' P$ m1 ?5 l/ ~, m8 r
      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其實主要是詩歌發展史。在古代文學史上,在西周之前,詩歌幾乎一統天下;自春秋戰國之后,以詩歌為主流,詩歌與散文相互影響,共同繁榮。雖然中唐以后形成“以文為詩”的特色,到兩宋發展到極點,但溯根求源,詩歌對散文的影響作用更大。且不說詩歌是最早產生的文學形式,看一看中國的古代典籍,《尚書》、《易經》、《老子》、《莊子》里的有些句子就有明顯的詩歌色彩。尤其是《老子》,相當多的篇章就是詩歌。漢代的賦,本身就是從《楚辭》發展而來;而六朝的駢文也具有濃重的詩歌色彩。中國古代的文學家往往詩文并重,詩歌與散文交相輝映;而以文學名世的作家也大多有詩歌作品傳世。而詩歌對散文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現代所謂的“散文詩”,不就是散文化的詩歌嗎?當代的作家在寫作散文時也常常講究音韻和諧、平仄相對,常常使用整齊的句子來表達思想感情。至于古今散文中引用的詩句,那簡直數不勝數,層出不窮。古典詩歌對小說的影響也很大,古代相當多的小說家本身就是詩人,而古典小說中出現的詩歌就更多了。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傳統章回小說往往從詩歌開始,又以詩歌結尾。至于戲劇與詩歌的關系則更密切,人物的韻白和唱詞本身往往就是詩歌。從古代作家的成長歷程來看,歸根結底,詩歌對其它文學形式的影響和作用,往往是通過詩歌教育來傳遞的。
    1 \4 K9 n/ y4 L. w3 z  中國語文教育發展史,實際上主要是詩歌教育發展史。從遠古到清末,詩歌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詩教”對中國人的影響可謂深矣!自夏、商、周以來,學習讀詩、寫詩、用詩一直是古代語文教育的主要內容。中國古代的宮廷頗重視“樂教”(詩歌是主要內容),因而歷史上出現了許多能夠即興賦詩的帝王,其中幾位成就突出,對古典詩歌的發展貢獻很大。而自孔子之后,《詩經》一直是儒學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兩漢以后,以《詩經》為主的詩歌教育成為古代教育的重要方面,學習《詩經》是“詩教”的基本途徑,凡是讀書人有誰不知道“關關雎鳩”?誰沒讀過“楊柳依依”?魏晉南北朝以后,特別是唐代之后,中國的傳統文人自出世就一直浸泡在詩歌的海洋里,甚至可以說是在詩歌的海洋里泡大、泡老一直泡到生命結束的那一天,詩酒風流成為他們基本的生活狀態。隋唐之后,科舉考試制度與詩歌教育的關系非常密切。翻一翻中國歷史,有哪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狀元不會作詩?而自兩宋之后,吟詩填詞就成為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日常事務;甚至一些統領千軍萬馬在戰場上叱咤風云的將帥也以詩詞聞名于世。在一些書香門第,也涌現出了許多才學卓絕、成就非凡的女詩人,其芳名足令后人仰慕。流風所及,就連古代的青樓女子也以能詩善詞而自詡風流,其中也的確孕育了幾位詩名遠播的女詩人。
    4 y9 ~7 v* o( L+ h  P  根據有限的資料判斷,在漫長的遠古時代,文藝活動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詩歌教育具有綜合性、全民化的特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學校教育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必然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學校教育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在夏、商、周三代,為了滿足奴隸主階級的需要,無論國學還是鄉學,都是培養奴隸主貴族子弟的地方,奴隸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奴隸制國家的文學藝術和文化教育都為奴隸主階級的官府壟斷,即“學在官府”,詩歌教育也主要是為大大小小的奴隸主貴族服務。這種“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面到了春秋時期才被打破,私學應運而生并逐漸繁盛起來,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教育才能逐漸走向平民化、大眾化。西漢之后,隨著儒家正統地位的確立,封建時代的詩歌教育始終強調“溫柔敦厚”。《禮記·經解》中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教者也。”唐代孔穎達的《禮記正義》解釋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因為封建統治階級需要的是馴順的奴才,而不是詩歌創作上的天才,因此,封建社會的詩歌教育也往往是培養奴才的教育。在隋唐科舉制度產生以后,這種奴化的詩歌教育愈來愈嚴重,直至明清兩代發展到頂峰,其流毒至今仍然存在。6 @0 Z7 u- z4 g* u9 A
      民歌是文人詩歌的源頭,在文學史上,民歌曾經對詩、詞、曲的形成和文人的創作發生重大影響。民歌是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創作出來的作品,是他們總結生產知識、歸納生活經驗、表達喜怒哀樂的一種手段,其數量非常龐大,若非有意保存,就會很快消亡。在正統詩歌教育之外,民間歌謠的流傳顯示了另一種詩歌教育形態,它在內容、形式和目的上都與正統詩歌教育有顯著不同,尤其在內容和目的上有時甚至與正統觀念相對立。它雖然是主流之外的一條若隱若現的小溪,也值得引起重視和研究。
    ; w6 O& y; R& Q, z( K8 w  詩歌教育在中國有著非常久遠的歷史,至今仍余音未歇。問一問今天的中國人,有幾人不知道李白杜甫?有幾人不知道唐詩宋詞?問一問今天的小學生,有誰沒背過“鵝鵝鵝”?問一問今天的成年人,誰不知道“四喜詩”?……可惜的是,今天的詩歌教育已經是強弩之末。所謂“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還多”的傳言恰恰說明了詩歌創作和詩歌教育的現狀,而“梨花體”詩歌的泛濫表明當代文人詩歌正在趨向消亡。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偶爾也能讀到“且持夢筆書奇景,日破云濤萬里紅”這樣的詩句;而當代流行的民謠也要比所謂“詩人”的所謂“詩歌”更像詩歌。即使是一些童謠,也比所謂“詩人”的所謂“詩歌”更有價值。前幾年,一些小學生傳唱的童謠曾引起極大的爭議,比如,有這樣一首童謠:“太陽天空照,骷髏對我笑,小鳥說早早早,你為什么背著炸藥包?……”這至少證明詩歌的種子仍在生長。在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盛行的時代,物質文明高度繁榮的背后是人文精神逐漸荒漠化,詩歌的茍延殘喘正需要詩歌教育來拯救!可是,誰來拯救詩歌教育呢?
    , h( M, [! U+ z9 _" L  本書在簡述古代詩歌教育史時,將其下限一直延續到清末,涵蓋了所謂“近代史”部分。這是因為所謂的“近代史”的主體就是清朝末期,而清末的詩歌教育與清代前期、中期的詩歌教育并無不同,人為割裂一個朝代似乎不太妥當,故一并加以概述。

    最新評論

    冒牌 發表于 2009-7-24 21:50:31
    第一章 詩歌教育的青銅時代——三皇五帝夏商周
    第一節 遠古時期的詩歌教育
      在中國大地上,很早就有人類生存。在云南,考古學家發現了生活于約 170萬年前的“元謀人”的牙齒化石和遺物。“元謀人”是我國境內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在陜西,又發現了生活于約80萬年前的“藍田人”的化石。在北京周口店,又發現了生活于約七十萬至二十萬年年前的舉世聞名的“北京人”的頭蓋骨化石和遺跡。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山西、內蒙古、河南、山東、江蘇等地,都發現了舊石器時代古人類的化石或活動遺跡。舊石器時代,人類尚處于野蠻蒙昧的階段。! H3 k: W# p  N7 E2 l
      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關系的,是大約始于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有幾千處,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陜西的半坡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距今約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原始居民過著定居生活,已經能夠挖掘水井,飼養牲畜,建造干欄式房屋,制造刻有動植物圖形的陶器,制作簡單的用作耳飾的玉器和原始的樂器——骨哨。距今約6000年前的半坡居民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能制造繪有各種各樣美麗圖案、栩栩如生、色彩鮮明的彩陶,已經會紡線、織布、制衣;陶器上還有一些刻畫符號,被認為是我國早期文字的雛形。距今約5000年前的大汶口的居民的農耕經濟和手工業更加發達,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私有財產已經出現,貧富分化特別明顯,能夠制作更加精致的黑陶和白陶,制造十分精美的玉器工藝品。在陜西的半坡文化遺址、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的陶器上,出現了一些刻畫符號,這應是最簡單最原始的文字符號,應當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文字。但這種文字符號還處在雛形階段,不能連貫組句,所以至今仍難于識別確認。
    1 ^9 q' a; {; X# p' _8 [4 o- ]. D, k  地下發掘證明,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距今約6000年至4000年之間),原始社會已經發生顯著的階級分化,上層人物擁有遠遠超過常人的財產,以及標志身份、權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這表明原始氏族社會正在瓦解,國家機器開始形成。我國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期,大致就是這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個原始族群之間,為了奪取更多的土地、人口、財富,擴大生產規模,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源,不斷發生兼并戰爭。我國上古時代的大規模戰爭,如炎帝與黃帝之戰、黃帝與蚩尤之戰等,主要發生于北方。根據現存的上古神話傳說來看,原始部落之間的戰爭在中國北方遠比南方來得劇烈。在中國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過程中,雖然長江流域也出現了十分發達的古代文明(如四川三星堆文化),但黃河流域的文化顯然占據了主導地位。7 z2 q' x* g1 k9 A4 P- ~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最早產生的歌謠大約就是“杭育杭育”之類。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中說:“人類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動,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地練出復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么這就是創作。……倘若用什么記號留存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這類“杭育杭育”的勞動號子,大約就是詩歌最原始的源頭;這種歌謠的口耳相傳應當就是最早的詩歌教育,并有著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統一勞動節奏、傳授生產經驗、表達勞動心情等。% u7 y1 c; v) s% s" S: Y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詩歌教育具有綜合性、全民化的特點。遠古時代的文藝活動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呂氏春秋·古樂》中記錄的“葛天氏之樂”中的所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的樂舞就是最好的說明。當時,人們所歌詠的內容,諸如“敬天常”、“奮五谷”、“總禽獸之極”反映了先民們對農業、畜牧業以及天地自然規律的認識。這些原始樂舞還與氏族部落的圖騰崇拜相聯系,例如黃帝部落曾以云為圖騰,他的樂舞就叫做《云門》。堯時則有《咸池》,舜時則有《韶》,這些歌舞中應當有一些原始的歌謠。
    * J) c( E) W% ~2 c5 D# ~  清代沈德潛選編的《古詩源》收錄了許多遠古和上古時代的歌謠,如:9 G& \4 V3 j& T- l; q
      《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 T- h0 U/ d0 V% u& n! m  《堯戒》:戰戰栗栗,日謹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 t0 Y1 [- P! E  《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 \2 W2 ~# q! b& T  《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 V) {2 G5 X0 V4 V9 ^  《伊耆氏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0 g+ C- J' f; b9 e+ x  《卿云歌》:卿云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E" [& |  r  G" F, s8 M. o" e
      有史可稽的中國第一首情詩——《候人歌》,據《呂氏春秋》所記,系涂山氏之女嬌因思念丈夫大禹所作。這首歌的歌詞僅只一句:“候人兮猗”,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實意。8 p2 g1 x- |5 u# ]* k
      遠古詩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謠,遠古歌謠的產生與先民的集體生活密切相關,他們通過歌謠來傳授生產技能,協調勞動節奏,表達內心感受,娛樂群體生活,直接或間接地起到教育的功能。而歌謠是與原始歌舞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最初的歌舞往往就是他們日常勞動生活情景的重演或是慶祝、祭典活動本身。原始歌舞具有詩、樂、舞合一的綜合性——舞即有樂,伴以吟唱應和,就有了詩。因此,遠古時的詩歌往往不是單獨存在的,而詩歌教育也就與勞動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僅僅是他們勞動生活的一部分——這種教育是生存的一種必需,這樣的教育同時也是勞動技能教育。例如《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短短八個字概括了從制作工具到獵取動物的整個過程。這樣的詩歌既是歌詞,又可以看作是勞動教育的教材。現今廣泛流傳的關于交通守則的歌謠“一看二慢三通過”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因此,完全可以這樣說,遠古歌謠是詩歌教育最初的萌芽和起源。2 {5 `# h" L6 A5 p
      由于文字正處于草創階段,僅僅被用來對生產勞動進行最簡單的記事,大量的口頭語言和少數的文字符號是脫節的,因此,三皇五帝時期的詩歌教育只能通過口口相傳來進行。根據《尚書》、《呂氏春秋》等古籍的記載來看,遠古歌謠的內容廣泛、形式簡單而多樣,數量應當十分龐大,只是當時無法用文字記述而已。而歌謠作為口頭文學,本身又具有口口相傳的特點,在生活中隨時會產生,又隨時會消失。就拿春秋時期的《詩經》來說,所保存的詩篇也只是上古時期詩歌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史記》中記載孔子“刪詩”一說,表明最初的詩篇至少應當在3000首以上。即使是在今天,雖然科學技術已經十分發達,文字數量已經非常龐大,使用人群已經相當廣泛,運用技巧已經相當熟練,但要想把所有的民間歌謠記述下來也不可能!而即使能夠用文字記載下來的,也僅僅是合乎當時政治思想意志和正統道德觀念的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p8 c2 g0 K* I7 c
      據歷史學家和教育史學研究,我國古代學校的設立,大致從虞舜時代就開始了。《禮記·王制篇》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舜帝已經設立兩級學校:上庠(大學)和下庠(小學),“國老”、“庶老”是負責教育的長者。“庠”的設立,說明教育場所已經開始和直接的生產勞動相分離,不過它還不完全是專門的學校,還兼有養老功能。當時的教育內容具有綜合性的特征,把習舞、習樂、習語和學習射箭等勞動技能活動融為一體。
    , H- p/ I, G1 U- S3 m  _  《尚書·虞書·舜典》中記載了舜帝和樂官夔的一段對話:3 R$ v9 g1 B8 w8 ?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譯文:舜帝說:“夔!我任命你為樂官掌管音樂,用音樂教導我們的子孫,使他們正直而溫和,寬厚而恭謹,剛強而不暴虐,簡約而不傲慢。詩用語言文字抒發思想情感,歌用旋律配合歌詞徐徐詠唱以突出詩的意義,音調的高低要合乎吟唱的節奏,音律要能夠諧和五聲。八種樂器的音調能夠調和,不失去相互間的次序,讓神和人聽了都感到和諧。”夔說:“好吧!我輕重有致地擊打石磬,能使各種獸類都能隨著音樂舞蹈起來。”)
    * ~- W; \, ]3 I  按舜帝的觀點,詩歌和音樂是人的內心情感的表現,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諧的詩歌和音樂可以陶冶人的內在情操,培養性情高雅的君子;詩歌教育的目的就是促進人的精神和諧,行為優雅,人格完美,最終目標是感天動地,天人合一,維護團結統一。如果《尚書》里的記載可信,那么,從這段話來看,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部落首領已經認識到詩歌音樂的教育功能,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詩歌音樂對青少年進行全面培養。舜帝對夔說的這段關于詩歌音樂教育的作用的談話,后來被儒家當作“詩教”的經典言論,也成為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的文藝觀,成為我們民族文化傳統的主要部分之一。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序》中認為“詩言志”是中國歷代詩論“開山的綱領”,其實也是中國詩歌教育“開山的綱領”——重視思想道德不僅成為詩歌創作的主要內容和詩歌鑒賞的重要標準,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也成為我國詩歌教育的基本原則和傳統而一直延續至今。
    * c) E/ m2 N9 t: J  《尚書·虞書·益稷》有這樣的記載:
    # N3 c1 K/ f8 w  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 f+ x9 l5 {2 v# E2 k  從這里能夠看出,舜帝與他的大臣夔和皋陶等都是善于作歌的,通過詩歌來歌功頌德,表達政治主張,起到宣傳教育的作用。
    . _2 d' ^; s0 y/ i9 v  《禮記·樂記第十九》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時孰,然后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史記·樂書第二》對此作了進一步闡發:“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后賞之以樂。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舜之道何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南風”即《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從這段記載來看,舜帝已經有意識地運用詩歌教化百姓,與民同樂。“凡音由于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圣,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這應是正史中關于詩歌和音樂教育的最早記述,而那時的詩教與樂教融為一體,難以截然分開。9 y) R% `0 j; @" e/ X
    第二節 夏商時期的詩歌教育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制的產生,原始公社制度開始瓦解,原始部落統治范圍的擴大、人口的增多、階級的分化、奴隸的出現等,導致國家組織逐漸產生,國家機器趨向成熟。約公元前2070年,在黃河流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和奴隸制國家——夏,中國歷史開始進入奴隸制社會。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發現了夏朝早期的都城遺址,在偃師二里頭發掘出了夏王朝的大型宮殿遺址。夏朝經歷了400多年,至夏桀而亡。
    , [9 C4 O, O' ?  夏朝衰敗之際,活動于黃河下游的商國逐漸強大起來。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商湯戰勝夏桀后,建立了又一個奴隸制王朝——商。由于水患和政治動亂,商朝曾多次遷都。商王盤庚將都城遷到殷(今河南安陽)后,商王朝從此有了固定的國都,統治地域不斷擴大,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在河南安陽發現了商都遺址和包括甲骨文和大型青銅器在內的大批文物,在鄭州也發掘出了商朝的城市遺址,證明當時城市的規模已相當大。商朝歷經500多年,至公元前十一世紀中期,商為周王朝所取代。
    2 p, S& [  H+ q0 T  夏、商作為中國最早的兩個奴隸制王朝,都興起于黃河流域。奴隸社會的經濟以農業為主,奴隸主役使大量奴隸從事集體農業生產,農業生產技術有所提高;手工業、畜牧業逐漸發達,并與農業開始分離,同時商業也發達起來,城市也逐漸發展起來。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分工更細了,有一部分人能夠專門從事腦力勞動,如巫、吏、卜、貞等成為脫離生產的文化官吏,他們在一定的時期內具有促進文化及社會發展的進步作用。據史料記載,在夏代已經有用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已經出現木腔蟒皮鼓和雙鳥饕餮紋銅鼓。青銅器制作影響所及,商代已出現了編鐘、編鐃樂器。與此同時,也就產生了中國最早的用于維護統治秩序的思想學說、禮儀制度、文化機構。從安陽殷墟發現的數量巨大的甲骨文和大型青銅器來看,作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商王朝已經形成了相當成熟而發達的文化。# G. {/ ?; H. m4 D2 r5 \
      夏商兩代的樂舞已經漸漸脫離原始氏族公社時期的氏族共有的特點,它們更多地為奴隸主所占有。在內容上,它們漸漸離開了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就出現了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夏桀無道,商湯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蠖》。商代巫風盛行,于是出現了專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覡(男巫),直接為奴隸主服務,在行祭時舞蹈歌唱,是最早以歌舞音樂為職業的人。奴隸主以樂舞來祭祀天帝、祖先,同時又以樂舞來放縱自身的享受,死后還要以樂人殉葬。奴隸主階級的需要,生產力的發展,職業音樂歌舞人員的出現,促使音樂歌舞迅速發展起來。
    * _, T$ P$ O! _; ^( d, \, F9 Q$ H  巫和覡雖然不是職業的詩人,但他們傳唱著當時流行的歌謠,為奴隸主祭祀祖先服務。他們歌頌著奴隸主祖先的豐功偉績,對奴隸主貴族的子孫進行著家族歷史的傳遞,間接地起到詩歌教育的作用。正是他們的代代傳唱,把上古時期的音樂歌舞保存了下來。
    / v& X8 G+ V$ `/ x8 j  使用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志。目前還沒有發現夏朝使用成熟文字的確切證據,但二里頭遺址的陶器上已經出現數量較多的文字符號。從半坡文化遺址和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的文字符號和商朝甲骨文的出現來推斷,夏朝應當有比刻畫符號更先進、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商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陽商都遺址發現了大批用于占卜、刻有文字的甲骨,證明漢字在商代已經基本定型,漢字最重要的特點——在每個單一符號中包含音、形、義三要素——也已經形成。甲骨文雖然很簡略,卻是關于占卜結果的完整記錄,已經是一種十分成熟的文字。目前已發現商朝后期的單字就有3500字左右,并出現了會意、形聲、假借等構詞法。這個時期還出現了“金文”(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歷史文獻,記述了奴隸社會包括文化教育在內的一些歷史情況,是研究和了解古代社會的重要依據。8 u( ~) D8 y$ P& j/ F/ N" c
      文字的發明為文化教育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從甲骨文的記載來看,我國奴隸制社會的文化已經有了很大發展,相傳夏已有了歷書——《夏時》,已發明了節氣和干支記日法。商代有了一定的天文和數學知識,積累了較多的醫學知識。從文學角度來說,文字既為書面文學提供了基本條件,也在某些方面決定了文學的特點,譬如,中國詩賦重視音韻和諧和駢偶對稱的現象,就是從漢字摹形擬聲的特點中產生的。, q' k, |- B# }% b2 C: @$ f$ U$ S
      夏王朝的統治者是非常重視詩歌教育的。《尚書·虞書·大禹謨》有這樣的記載:/ \3 I. y* f0 L; j! R  [7 e# m; T- u  t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9 Y2 R8 `9 X; D# g  t
      這段記載說明夏的開創者禹在舜帝時代就認識到“歌”的重要作用,通過“歌”來宣揚德政,教化百姓。“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正好說明了詩歌教育的目的。
    # S) q2 X6 {5 H# c  《尚書·夏書》記載:“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如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的內容充滿勸誡的意味。" |+ B' e* t7 m3 b9 S
      經濟、文化的發展為學校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據歷史學家和教育史學研究,我國古代學校的設立大致起源于虞舜時期。虞舜時代有上庠和下庠,夏代有東序(大學)和西序(小學),商代有右學(大學)和左學(小學)。庠、序就是早期的學校名稱,就是早期的教育場所。《禮記·王制篇》曰:“有虞氏(舜)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禹)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國老”、“庶老”是負責教育的長者,“庠”、“序”就是供國老庶老教育學生的場所。雖然“庠”、“序”還不完全是專門的教育場所,仍然兼有養老作用,但它的出現表明,與直接的生產勞動相脫離的專門的學校教育已經開始。當時的教育內容仍然保持著綜合性的特征,把學習舞蹈、音樂、禮儀、語言文字和學習射箭、駕車等技能融為一體。這時接受學校教育的學生,只能是奴隸主階級的子孫。包括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教育的萌芽在夏代已見端倪,經商代,至周朝而進一步完善。截止目前,有確切的考古證據表明,商王武丁的王后婦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能夠帶兵作戰的女統帥,這說明商朝時上層貴族家庭的女子能夠接受相當廣泛的教育。
    9 B+ u: E/ {0 [0 }0 [  夏桀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自比為太陽,無休止地征發百姓,建造許多華麗宮殿,不分晝夜與妃子宮女飲酒作樂。他的暴政遭到平民和奴隸的反抗,百姓傳唱著歌謠:“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借此表達他們心中的痛苦和憤怒。, r. R8 e- G' i) v: [* J. e, B9 D
      商紂王是商朝的末代國君,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建造鹿臺,日夜與后妃嬉戲游樂。他修筑宮殿園林,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盡情享樂,使用炮烙酷刑鎮壓百姓。他也是一位喜好靡靡之音的君主。《史記·樂書第二》記載:“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紂之道何隘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北鄙之音”大約就是商朝國都朝歌格調低下、內容淫蕩的流行歌曲,看來這位商紂王曾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有些藝術細胞,能夠吟唱流行歌曲,這也正是亡國之君的“本色”——似乎中國的歷代亡國之君莫不如此。司馬遷從“教化”的角度將商紂王亡國的原因歸結到喜好“北鄙之音”上,雖然有點偏頗,卻也并非毫無道理。從《史記》的記載來看,又一次證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只不過商紂王時期上層的詩歌教育起到的卻是與“教化”完全相反的作用。7 U3 T5 j1 m! l" P( N
      從甲骨文的內容來看,它僅僅是占卜的記錄,并沒有將夏商時期流傳的歌謠記錄下來。只有極少的幾首流傳下來,如《大學》中記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首三言歌謠篇幅簡短,反映了商王朝初年統治者勵精圖治、除舊布新的氣概。更多的歌謠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銷聲匿跡了。其原因大概一是歌謠本身有易于消失的特點;二是缺少書寫材料,雖然文字已經成熟,卻仍然無法用文字對詩歌進行保存,唯一的保存辦法只能是口口相傳;三是類似“焚書坑儒”之類的人為破壞阻斷了歌謠的記錄和保存。依據現有的歷史資料基本可以確定:夏、商時期的詩歌教育仍然主要是結合禮樂歌舞教育而進行的。當時的習禮、習舞、習樂和學藝等教育活動常常與詩歌教育結合在一起,難以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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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西周時期的詩歌教育
      周原是主要活動于涇水和渭水流域的一個部族,成為商朝的一個屬國。以后沿黃河向東擴展,至周文王時,國力進一步強盛起來,成為商朝境內最強大的附屬國。周武王繼承王位后,開始伐紂滅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戰中取得完全勝利,建立了新的奴隸制王朝——周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鎬京(今西安附近),史稱西周。西周是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期。由于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周文化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0 ]/ y" y  q1 h: b) J6 k
      為了進一步鞏固統治,周王朝實行分封制。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成王大封親屬、功臣,“桐葉封弟”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中這幾句詩,常被人們引用來說明周天子的權威。但嚴格地說,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絕不意味著周王享有后世封建專制集權皇帝的權力。除了開國之初的特殊時期,周王實際上并不能處置各個邦國的土地和人民。自周王朝立國后,各邦國以武力相兼并的過程從未停止過。相傳周初有一千余國,春秋時期只剩一百余國,戰國時期更只剩十余國。
    9 @( t6 C: w5 A( l' N2 a, f  西周時期,周王宮廷首先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總結前代史詩性質的典章樂舞,出現了所謂“六代樂舞”——黃帝時的《云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蠖》,周時的《大武》。這些樂舞融詩歌、音樂、舞蹈為一體。+ a) W" ]  f$ |
      周王朝建立了采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到春秋時期經過孔子的刪定,形成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共305篇。《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雅》和《國風》中的《豳風》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頌》和《雅》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豳風》是周王朝發源地的民歌。
    8 y1 F4 W( X1 F( V" K# l) t  《周頌》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些于春夏之際向神靈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靈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基本狀況。如《豐年》中唱道:“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當時的人們在豐收的日子里興高采烈,舉行隆重的禮節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周成王時進行大規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在祭祀活動中,周朝王族的子孫耳聽著對祖先的頌歌,回想著祖先的功業,接受著禮儀文化的教育。這種教育的主體部分就是這些祭祀詩。
      K3 R9 G* _, X/ V& x1 k2 @' c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應在西周初期。% `1 F0 ?/ k/ u, u: X2 k
      《生民》敘述后稷的母親姜嫄禱神求子,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后稷,不敢養育而把他丟棄。后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這段描寫具有強烈的神話色彩。后稷長大后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非常茂盛。他在邰(今陜西武功)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因而后稷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歷史觀念和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
    * n* t% q3 _8 g- j  《公劉》敘述后稷的曾孫公劉率領部族從邰遷徙到豳(今陜西彬縣),在豳開辟土地、建屋定居的歷史。其中寫到:“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十分傳神地描繪了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一派歡歌笑語的情景。和《生民》相比,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一個歷史人物。  ]$ e2 r: s4 x2 X
      《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陜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先寫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筑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建造宗廟宮室,建立國家,委任官吏,消滅夷人的過程,最后是文王受命。描寫建筑場面時,用了許多擬聲詞語,氣氛濃郁,氣勢盛大:“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整首詩結構嚴謹,敘事條理分明,描寫生動形象,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5 b: B* H3 |, Z# F" ]
      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以前的周民族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根據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也應當是出于史官和樂師手筆。
    + \3 _/ J- J' j. \/ Y# v% D+ I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征伐玁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采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玁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能夠理出一條比較清晰的線索。) g3 z) s& W1 q4 O# ^; c
      這些詩篇作為周民族的史詩,既用作宗廟祭祀,又是上層貴族對子孫進行家族歷史教育的教材。學習這些詩,可以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歷史文化,具有很強的教育意義。7 {+ P! z+ w* D0 P: \
      西周后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于西戎侵擾,諸侯兼并,統治秩序遭到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于這一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應當是出于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國語·周語》)。在這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批評。如《瞻卬》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官,有人降職;有人為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站在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種混亂的景象。5 ~+ k7 t! a" d! v
      更多的政治批評詩,既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局的極端憂慮,對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甚至最高統治者的強烈不滿,同時,也表達了詩人對自身命運的憂懼。如《十月之交》,《毛詩序》認為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當時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峷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這里描繪了一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而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夢死、悠閑生活。但同時,作者并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生怕不能見容于眾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這并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胡然厲矣!”但同時他又極其恐懼害怕:“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再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于朋友,突現了仕途的危險和艱難!這是因為詩人們要盡量避免同所屬的統治集團的直接沖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內部力量的威迫。一方面,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出對于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一種矛盾;但另一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的正確立場和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現象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和無奈,卻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把自己置于同統治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
    0 x: Z6 A! O# S$ D! t  這些詩篇由于作者均是統治集團的一員,因而“怨而不怒”,“止乎禮義”,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詞寄寓諷諫之意,因此能夠被上層統治者接受并予以保存、流傳。這些詩篇并不是作于一時一地,而風格卻大致相同,除了“刪詩”說的原因外,恐怕是周王朝的上層統治者提倡并用來對子孫進行教育的結果。到了春秋時期,孔子整理“詩三百”并作為學生學習的教材,恐怕不是一時之舉措,而是對周王朝詩歌教育傳統的繼承。
    7 K, h& @  m( a# w' K  l5 p. _  《大雅》、《小雅》這類詩歌,開創了中國政治批評詩的傳統。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述《詩經》說:“……此蓋所謂怨誹而不亂,溫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這些詩中所表現出的憂國憂民的情緒,只有站在社會公認的正確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的方法,以及避免張揚個人態度的寫作特色,對后代的政治批評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v! V  N# M! x( d# f7 l" u/ I
      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一般認為產生于西周初年。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記錄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似乎是記農歷的歌謠,真實而細致地描繪了奴隸制社會的勞動情景。詩的作者似乎是一個奴隸中的管理者——其本人也屬于奴隸,只是地位稍高些,率領一群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并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 Q. q9 h7 u% ^% e
      從詩中可以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奴隸主的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還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在來年夏日里享用;春夏秋冬,周而復始。一切好物品,全歸主人所有。他們吃的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一類東西:“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年輕美麗的女子也歸“公子”享用:“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于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
    0 a' _( i* R" @; m& a+ x  豳是周王朝的發源地之一,是其祖先公劉定居的地方,歷經十世,一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時才從豳遷徙到岐下。從詩歌內容來看,雖然有“女心傷悲”的成分,但表現更多的卻是奴隸們自甘情愿地為奴隸主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這樣馴順的奴隸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而這樣的上下關系也正是所謂“美政”的體現。這首豳地的民歌,被周天子用來觀賞風俗、體察民情,本身就體現了這首詩所具有的教育價值。用這樣的詩歌教育培養出來的正是安享富貴尊榮的奴隸主貴族的子孫。《禮記·王制》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說明,古人在“詩言志”的認識基礎上,已注意到“采詩觀志”,并曾經把“采詩”作為一種制度,力圖充分發揮詩的認識作用,使之為統治者的政治服務。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這首詩是典型的民歌,是后代田家詩的濫觴。從唐代李紳、白居易、杜荀鶴、聶夷中等人的詩篇中,依稀能夠看到這首詩的影子。) s5 ^* z" A! u
      《豳風》中的《破斧》、《東山》是關于戰爭和勞役的作品。其中《東山》寫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復雜感情,在每章的開頭,他都唱道:“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他去東山已經很久了,現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飄著細雨,襯托出他的憂傷感情。他一會兒想起了恢復平民生活的可喜,一會兒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經荒蕪,迎接自己的也許是一派破敗景象:“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也覺得還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一會兒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歸來的妻子:“鸛鳴于垤,婦嘆于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剛嫁給自己時那么漂亮,三年不見,不知現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全詩通篇都是這位士兵在歸家途中的心理描寫,寫得生動真實,反映了人民對和平生活的懷念和向往。這首詩對于后來的詩歌也有一定影響。
    8 f' y1 [1 S8 t+ C  《小雅》的《采薇》也表現了參加周王朝對玁狁戰爭的士兵的苦惱:“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眼看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回家之事卻毫無指望,因而獨自黯然神傷,“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最后終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他當兵出征時正是春天,楊柳迎風搖曳,似乎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鄉時正是冬天,雪花隨風飄灑,似乎表示歡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他走在回鄉途中,身體又饑又渴,心里充滿悲哀。這四句詩歷來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評價,晉代謝玄就認為這是《詩經》中最好的詩句(見《世說新語·文學》)。后世詩歌中所表現的以折柳贈別遠行之人的風習,似乎最早就是淵源于此詩,因為此詩最早將楊柳與遠行組合到了一起,使人產生了楊柳留人的印象。* N8 Z4 C% t/ E6 L$ b
      這些關于戰爭和勞役的詩篇,是周王朝社會歷史的真實反映,因而具有“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用。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情感態度也為奴隸主階級所欣賞,因此成為他們日常吟誦的對象和教育子孫的教材。
    ' a; _9 P+ E. i: i: C  《豳風》中的《鴟鸮》是《詩經》中僅有的有明確作者的一首詩,根據《尚書·周書》的記載,此篇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尚書·周書·金滕》載:“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后,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鸮》。”$ E0 P3 H9 g) s( k, h0 Q: H4 P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藝術的進步,周朝的學校教育在夏、商兩代的基礎上更加發達,并建立一套組織完備的學制系統。《古今圖書集成》載:“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學于京師,辟雍居中(即成均),東膠在左(即東序),瞽宗在右(即右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其在侯國之都者曰泮宮,自鄉遂而下,則庠序并設。”由此可見,西周的學校大致分國學和鄉學兩級。國學包括京師四學和泮宮,鄉學指“庠序”。' x# k7 ^. g) l) n' C; k+ R8 \1 v
      周代教育貴族子弟的六種科目稱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萌芽在夏代已見端倪,經商代至西周而進一步完善。《周禮·地官·保氏》記載:“保代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禮”包含政治、道德、行為習慣等內容;“樂”包含音樂、舞蹈、詩歌等內容;“射”是射箭技術的訓練;“御”是駕馭戰車技術的培養;“書”是識字教育,當時已有識字讀本《史籀篇》——我國有文獻記載的第一部韻文形式的識字課本;“數”包含數學等自然科學技術及宗教技術的傳授。“六藝”教育的特點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齡差異及學科不同而施教。“六藝”中禮、樂、射、御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的必具之術,在大學階段要深入學習;書與數稱為“小藝”,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學階段是必修課。“六藝”服務于奴隸主階級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規律,對后世具有深遠的影響。7 w8 l" @5 S7 i2 k6 g
      國學包括京師四學和泮宮,為大奴隸主貴族所有,以詩、書、禮、樂為主要學習內容,按學生年齡又分為大學、小學。鄉學是中小奴隸主子弟受教育的場所,以書、數為學習內容。辟雍是當時的最高學府。辟雍亦作“璧雍”,本為西周天子為教育貴族子弟設立的大學,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而為名,在金文中已見記載。《禮記·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漢班固《白虎通·辟雍》曰:“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于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泮宮是西周時期諸侯所設的國學,其規模小于天子之國學辟雍,大于鄉學,用于教育一國中的貴族子弟。由于政教不分,泮宮同時也是舉行飲酒、獻俘等典禮之所在。其制為東、西、南三面有水池,形似半璧,因其半于辟雍,故稱為泮宮、泮水。《詩·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文·水部》注釋:“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周時期規定,王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公卿長子、大夫嫡子,十三歲入小學,二十歲入大學。其余眾子則十五歲入小學。
    3 X8 _2 G/ `2 b! ~2 g4 O  據《周禮》記載,大司樂向國子傳授“樂德”、“樂語”、“樂舞”。其中“樂”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樂語之教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主要講的是詩歌教學,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創作詩歌。當時,朝廷和民間詩歌十分發達,其應用范圍也很廣泛。諸凡舉行集會,如慶功祝賀等,都要演唱傳統的或貴族們創作的詩歌。在這種場合能夠吟誦詩歌,乃是具有文化修養的表現。因此,西周的詩歌教育主要是結合禮樂教育和射御教育而進行的。當時的習禮、習射、習舞、習樂和學藝等教育活動常常與詩歌教育結合在一起,難以分開。當時的詩歌教育強調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必須體現周王朝特定的政治倫理思想,滿足上層社會的需要,因此,西周樂教是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直接源頭。
    8 p1 K% X" W  ?2 U" ^8 L0 W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史籀篇》。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據班固所云,可知該書屬于識字教學讀本一類。據說,其編排體例大概是按意義間的關系編排而成。它采用四言詩的形式,四字一句,兩句一押韻,便于學童學習誦讀。采用詩歌形式編寫識字教材,是中國古代詩歌教育的一種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第一部啟蒙識字教材,為秦漢以后編寫兒童字書提供了典范,是中國小學語文教材發展史的源頭,對后世影響巨大。1 k+ z' k* u2 l0 R" R
      學校教育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必然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在階級社會里,學校教育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為了滿足奴隸主階級的需要,在西周時期,無論是京師四學和泮宮,還是庠序學校,都是培養貴胄子弟的地方,奴隸子弟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奴隸制國家的文學藝術和文化教育都為奴隸主階級的官府壟斷,即“學在官府”,根本不允許、也不可能出現私學。這種“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面,到春秋時期才被打破,私學應運而生并逐漸繁盛起來,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教育才能逐漸走向平民化、大眾化。' h4 T. b" u( r% s# O2 n
    第四節 春秋時期的詩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壓迫,至周平王時遷都洛邑(今洛陽市),史稱東周。東周是奴隸制社會盛極而衰、封建制社會因素日益增長的歷史時期。東周習慣上又分為兩個階段——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 \2 I2 q7 R6 `- a  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發生重大變革的一個歷史階段,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過渡時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晉文侯、鄭武公的幫助下于東都洛邑即天子位,是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王命失去權威,相繼出現“春秋五霸”,周王開始依附勢力強大的諸侯。由于鐵制農具和牛耕的推廣使用,農業生產力獲得極大提高,私田開墾數量不斷增加,各國諸侯逐漸改變剝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產關系的形成。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上層建筑也發生了激劇的變化,中國社會又出現一些新的重要現象。在政治上,王權進一步衰落,諸侯相繼爭霸天下,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文化教育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此以前,學術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葉,出現了第一個由私人傳授的學派,即孔子所創立的儒學。此后,各家各派競相涌現,徹底打破了奴隸主壟斷文化的格局,“官學衰落,私學興起”,“士”這個新的社會階層進一步崛起,出現了學術下移、百家爭鳴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國文化進入了第一個繁盛期。& o* ^  D* g8 U5 {8 x
      由于“學在官府”的文化壟斷特權被打破,周王朝的文人學者開始四處流散,因而形成了諸候養士的風氣。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人數日益增多,地位不斷提高。士不僅以自身的知識專長為統治者提供服務,在競爭劇烈的政治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對獨立的立場上,討論哲學、政治、倫理、經濟、軍事、文藝等多方面的問題。各國諸侯和公卿大夫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爭相養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呂氏春秋·贊能》)就是這種狀況的寫照。同時,養士風氣又進一步促進了私學的發展。隨著官學的衰落和私學的興起,教育對象由少數貴族擴大到平民,學校教育的社會基礎更加廣闊。, a  A* ]8 k7 ]4 \
      周王朝的典籍也開始大量流失,各種典籍魚目混雜,給人們閱讀研究造成了困難。孔子作為有責任心的教育家,自覺地承擔了修訂典籍的任務。《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后雖百世不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關睢》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修訂整理過的典籍有:《詩》、《書》、《禮》、《樂》、《周易》、《春秋》。其中《詩》是一部文學教材,《書》是一部政事教材,《樂》是音樂教材,《春秋》是歷史教材。經過孔子修訂的六部典籍,自然也就融入了孔子的思想。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中,最早的有意識地開展詩歌教育的學者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認識到詩歌的多種作用,提出了詩歌教育的內容與方法,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詩歌教育理論。西漢“獨尊儒術”以后,這些典籍自然也就成了封建社會的經典教材,《詩經》就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詩歌教材。
    1 q5 u2 l% ]) `  春秋時期,四言詩已經十分成熟,作詩言詩蔚然成風,舉凡廟堂祭祀、外交應對、親朋酬答,都離不開詩歌的創作和應用——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出現就是明證,其中的一部分詩篇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詩歌的初步繁榮,為當時開展詩歌教育提供了豐富的教材。當時,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就有記述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多個例子。由此可見,春秋末期的詩歌教育在楚國上層社會是相當普及的。' e8 Z3 C5 b. t6 T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最初稱《詩》,漢代儒者奉為經典,此后才稱《詩經》。《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這些詩篇,就其原來的性質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記述說明當時《詩經》與音樂和舞蹈的關系十分密切。《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于“王畿”而言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除《周南》、《召南》產生于江、漢一帶外,均產生于黃河流域。雅是“王畿”之樂,雅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范的音樂。《大雅》、《小雅》之分,大約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就是頌的含義和用途。
    # I! U- D/ ^! R8 A+ Y. c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周王朝建立了采風制度,派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其中一些民歌可能是由各國樂師搜集整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各諸侯國將采集的民歌獻給天子,于是這些民間歌謠都匯集到朝廷里了。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里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用韻規律大體一致。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
    ) |$ n9 `( |4 x, t+ n, U  《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國風”。《國風》中有數量較多的用于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不太符合情理。在《詩經》的時代,社會的一般認識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這種觀點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不可能否定這一當時社會公認的原則。即使有這種可能,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官采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白吃飯。事實上,“君子”們尸位素餐在當時已經是普遍的現象。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
    % K3 m) F3 C1 j; M' p: A  《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些家伙的沉重欺壓,想要逃到一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平民。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愿意認可并認為值得警戒的。# K. ]- W- d) X, M' ^1 V
      在《國風》中,最集中的是關于戀愛和婚姻的詩。在《詩經》時代,在某些地域,對男女交往的限制還不像后代那樣嚴厲,在這些詩中可以看到年輕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會和相戀的情景,如《周南·關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風·靜女》。但從總體上說,社會的約制是在逐漸嚴格起來,戀人們對自己的行動,也不得不有所拘束。如《鄭風·將仲子》寫道:“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在后面的二章中,還寫到“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眾多“可畏”的力量,戀人們又能怎么樣呢?《陳風·月出》、《秦風·蒹葭》、《周南·漢廣》等詩篇就道出了情人心中的痛苦和無奈。《國風》中還有許多描寫夫妻間感情生活的詩,如《唐風·葛生》寫一位死了丈夫的女子的遭遇。在那種婦女毫無地位的時代,棄婦的命運更令人悲哀。《邶風》中的《谷風》,《衛風》中的《氓》,是最著名的兩首棄婦詩。《詩經》中寫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詩,或歌唱男女相悅之情、相思之意,或贊揚對方的風采容貌,或描述幽會的情景,或表達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嘆棄婦的不幸遭遇,內容豐富,感情真實,是全部《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對后來的文學創作影響深遠。
    * T+ w& M: t* r3 j5 l2 a7 i  《詩經》還有較多關于戰爭和勞役的作品,《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黃》,《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著重歌唱對于戰爭的厭倦和對于家鄉的思念。詩中雖然表達了對于從軍生活的厭倦,對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戀,卻并不直接表示反對戰爭,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詩中的情緒也是以憂傷為主,幾乎沒有憤怒。如《衛風·伯兮》,這首詩是以女子口吻寫的。她既為自己的丈夫感到驕傲,因為他是“邦之桀(杰)”,能“為王前驅”,又因丈夫的遠出、家庭生活的破壞而痛苦不堪。詩人所抒發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實的。! ?4 e# H5 ^9 Q: w/ h7 C& O
      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較多的女詩人。一般學者均認為《詩經》中《載馳》的作者是許穆夫人,她應是中國歷史上有可靠證據的第一位女詩人。《詩經》中如《衛風·伯兮》,《鄭風》中的《山有扶蘇》、《狡童》、《將仲子》,應當都是婦女所作,可惜沒留下姓名。“國風”、“小雅”中還有一些民間歌謠,也當還有女詩人的作品。女詩人群體的出現,至少表明春秋時期的一部分女性有較高的詩歌修養,而這正是詩歌教育的結果。當然,她們未必接受了正規的學校教育,她們的詩篇以民歌的形式出現,說明她們從民間歌謠中汲取了更多的營養。
    " M3 _. `- Y' S% u; \4 I1 b& W  《詩經》是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一個光輝的起點。它從多方面表現了那個時代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反映了各個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開辟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論是主要產生于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于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系時事,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其意義主要在于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要求給予人民較為寬松的生存條件,因而對于促進社會的發展有很大價值。《詩經》這一特點對后世影響巨大,《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孔孟時代之后被漢儒、宋儒曲解而強化了。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例如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贊頌)或“刺”(批評)的作品,如認為《關雎》是“詠后妃之德也”。因此,一部《詩經》自兩漢開始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并以此形成了古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3 q6 s, L7 N! r$ i+ u
      孔子把“詩”作為教學內容之一,為此他整理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實際上也是我國最早的詩歌教育課本。《論語》中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于《詩經》的問題,并加以演奏歌舞,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禮記·經解第二十六》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可見孔子對詩歌教育的重視。/ w! g2 e" t, ~/ H, S
      孔子要求學生“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第十七》)。孔子所說的“興”即“感發意志”,是指詩歌運用比喻聯想,托事于物,因物寄興,有激發情感意志、使人奮發有為的作用;“觀”是“考見得失,觀風俗之盛衰”,就是說詩歌可以起到觀察社會現實,認識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風俗習慣,知曉國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啟發,互相砥礪,引起感情共鳴,改變輕薄妒忌的惡習,培養群體意識,就是說詩歌可以使人們交流感情,達到和諧,起到團結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說詩歌可以干預現實,批判黑暗的社會和不良的政治,即運用諷刺的形式針砭社會不合理現象,批評當權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則是懂得倫理道德,培養忠孝觀念;“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是學習自然常識。“興、觀、群、怨”說是春秋時期孔子在文學方面的重要見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詩歌的社會作用和審美效果,也是其“詩教”的重要內容。這是我國古代最早的系統的詩歌教育理論。《毛詩序》說:“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是孔子詩論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孔子的“興、觀、群、怨”學說奠定了中國古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他整理的《詩經》成為我國詩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9 [% k+ W! Q) c* q  由于詩歌具有多種作用。孔子強調學習《詩》,是認為它可以培養想象力和觀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養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因而提出了“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第八》)的見解和主張,甚至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第十六》),“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他指出學《詩》有兩個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國家;二是做外交使節使于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節出使外國時,“受命不受辭”,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談判應酬,全靠自己隨機應變,獨立行事,這叫做“專對”。孔子的“不學《詩》,無以言”,不是指一般人與人之間的談話,而是外交場所的“專對”。正因為如此,在孔子私學里設有言語科,《詩》是言語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說:“子說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r; h" O# c& K% M
      《詩經》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較廣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狀況,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國的經驗教訓,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識可供人參考。所以,在春秋時期,《詩經》不僅是詩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書,其中的篇章辭句,在當時上層社會的交往中也經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諸侯國之間的一些外交場合中,各國外交人員為了含蓄文雅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更是經常吟誦《詩經》來對答。《漢書·藝文志》記載:“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與不肖而觀盛衰焉。”據統計,《左傳》中有219處引用了《詩經》中的詩句。魯襄公十六年,齊國派高厚參加晉國招待各國諸侯的宴會,東道主請各國使者賦詩,高厚也賦了詩,但用得不得體,惹惱了晉國君臣,結果聯合與會各國一起攻打齊國。魯襄公二十七年,齊國慶封防問魯國,因吃飯時失禮,魯國的叔穆子當即就賦了一篇《相鼠》,譏諷他“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由此可見,在春秋時期,上層人士學習《詩經》,熟練地運用《詩經》中的詩篇應對是多么重要。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在當時并不是夸張。& y4 A8 s: C1 A4 s1 m
      《禮記·樂記第十九》載“子貢見師乙問樂”:' ^8 j* A( x0 z4 _* r' g% C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6 \8 w( H4 ?0 g  y0 u
      這段記述中,樂官師乙向子貢全面闡述了詩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風格的詩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這段記載反映出春秋時期雖然戰亂頻仍,但統治階級對于詩歌教育還是極其重視的,并形成了關于詩歌教育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司馬遷在《史記·樂書第二》中轉引了這段話,用來說明“樂教”——其實主要就是詩歌教育——對于培養美好思想品德、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a* w2 W% R5 C2 `% _+ d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滿足各種宮廷典禮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達對于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到了春秋時期,《詩經》已經成為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和運用《詩經》成為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論語》中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從中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于上層人士和上層的人士的子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學習《詩經》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義。《論語》記載孔子的話,說學“詩”可以“興、觀、群、怨”,“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于當時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的,否則不可能被孔子用來教育弟子。墨子說: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篇》);還說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后,儒家把《詩》作為學習的重要內容,同時作為宣傳儒家學說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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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戰國時期的詩歌教育
      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國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隸制的轉變時期。經過長期兼并戰爭,春秋初期的一百余諸侯國到戰國初期只剩十余國,進入“戰國七雄”時代,最后以秦的統一而告終。由于鐵制農具和牛耕的推廣使用,大量荒地被開墾出來變成奴隸主貴族的私田,他們將土地出租而轉化為封建地主。新興的地主階級為了確立封建制度,發展封建經濟,先后在各國掀起變法活動,廢除井田,獎勵耕戰,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如魏國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這些變法促進了封建關系的發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確立。由于社會急劇變化,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儒、墨道、法、兵等各個學派紛紛著書立說,宣傳政治主張,并互相辯論,形成了學術繁榮的“百家爭鳴”局面。“百家爭鳴”不僅標志著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第一個輝煌時代的出現,而且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 @  m$ \/ A6 i8 \/ h4 G6 T
      長期戰爭破壞了社會安定,也破壞了文化傳承,但同時又促進了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由于戰國時期的大規模戰爭大多發生在黃河流域,位于長江流域的楚國則相對平靜,形成了獨特的文化風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相繼傳入楚國,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南北方文化的匯合促使詩歌在楚國獲得重大發展。戰國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產生了以屈原的創作為主體的《楚辭》,把先秦文學推向了又一個新的高峰。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詩人屈原,創造了一種新詩體“楚辭”,使詩歌獲得了飽滿的生命力,與《詩經》一起成為我國古典詩歌的源頭。- L) K0 b; B0 C) P3 i9 n' c
      這一時期,詩歌教育獲得進一步發展。孟子、荀子繼承儒家的“詩教”傳統并發揚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張。《詩經》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葉為止。此后北方不會沒有歌謠產生,但長期未見收集和整理。但是,《列子·湯問》中記載,當時有兩位歌唱家的歌唱藝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民間歌女韓娥高歌之后“余音饒梁,三日不絕”,歌唱樂人秦青的歌唱“聲振林木,響遏飛云”。由此看來,當時民間歌謠應當是相當豐富的,大概是因為戰亂的原因,這些詩歌沒有流傳下來,但當時民間的詩歌教育應當十分發達。
    / A% q+ f+ G2 Y2 ^. O# s  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主張,對后世詩歌教育乃至語文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意逆志”就是說在讀“詩”時,讀者要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詞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記述了孟子與弟子咸丘蒙關于“以意逆志”的對話:
    8 c- q- U  L6 N4 Z* Y' W7 V  咸丘蒙問:“《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
    / p8 Y% j, @) Z+ T8 X  孟子教導學生學習《詩經》時不要望文生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而是要多動腦筋,運用自己的思考來探求作者的本意。戰國時代,有些人習慣上以斷章取義的方式來解詩說詩,往往出現錯誤。孟子針對這種現象,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張,主張從詩的整體來體會詩人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詩歌教育的本質,對后世文學教育產生了極大影響。
    ) z5 g" R* \  ^" W  《孟子·萬章下》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論世”的意思是要根據作者的生平經歷和所處的時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場上體驗作者的思想感情,準確把握作者的寫作意圖和正確理解作品的思想內涵。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一直是我國文學教育的重要原則。
    8 J' K- H2 u9 i4 m3 x  荀子是戰國末期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繼承孔孟學說,十分重視傳統文化教育,把《詩》與《書》、《禮》、《樂》、《春秋》作為主要的教學內容,發揚了儒家的“詩教”傳統。作為儒家的傳人和傳經大師,他認為“詩言其志也”,要想學好《禮》,就必需先學好《詩》、《書》、《樂》、《春秋》,而《禮》是一種道德規范,它可以維系社會的安定,規范人們的行為。他進一步理清六經之間的關系,明確學習六經的目的,對后代的經學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詩歌教育上,他繼承發展孔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觀點,進一步主張應當以學為基礎,學思結合。他說:“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學也。”(《荀子·勸學》)“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在學的基礎上,荀子又強調要進行思考,“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勸學》)4 d! E% _* D1 H, m7 E
      荀子還著有篇幅相當長的雜言體的《成相篇》,以七言句為主,采用民間歌謠形式宣傳他的政治思想:“請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悵悵。”詩中已經出現典型的上四下三結構的七言詩句,如“愚暗愚暗墮賢良“、“如瞽無相何悵悵。”這種形式節奏明快,音韻順口,便于流傳。近年在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中,也有好幾首類似的歌辭,可見這種歌謠體在戰國后期曾經很流行,已經存在形成七言詩體的萌芽。《成相篇》不僅是研究古代民謠的珍貴資料,也是研究古代詩歌教育史的重要材料。
    - ]; O) Y+ M1 ]  《學記》是戰國后期思孟學派的著作,成書于戰國末期,它總結了秦漢以前的教育理論、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是我國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學記》將上古時期的教育機構歸結為四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學記》對教學管理作了七項規定。其中第二項規定:“《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穎達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習也。當祭菜之時,便歌《小雅》,習其三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取其上下之官,勸其始學之人,使上下順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謂以官勸其始也。”意謂自開學時就讓學生誦習《詩經》中的《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使學生一入學就懂得當官從政的道理。這就首先明確了詩歌教育的目的。從這項規定可看出,當時是把《詩經》作為教材,而且規定了具體篇目。這顯然是對孔子“興觀群怨”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時對詩歌教學的重視。《學記》進一步明確了詩歌教育的方法:“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孔穎達疏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者,此教詩法者。詩是樂歌,故次樂也。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附譬喻也。若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喻。若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以詩譬喻故也。”意思是只有學會聯想想象,懂得比喻修辭,才能安心學好《詩經》。從這里可以看出,《學記》初步總結了戰國后期詩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4 U$ A$ P! p, z; V4 k
      在南方的楚國,也有十分發達的詩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國誕生了以偉大詩人屈原為代表的詩人群體和以偉大詩篇《離騷》為代表的《楚辭》。
    , x7 h6 T. z! y5 i* H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民族興起以后,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系;至西周初,楚人鬻熊曾“子事文王”,后來熊繹又被周成王封于楚(《史記·楚世家》)。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并了長江中游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物產最富饒,國力最強盛,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最后楚雖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 p! X' F1 q2 I9 F; e8 B, X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從春秋中葉開始,楚國與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經日益頻繁,在《楚辭》、尤其在《離騷》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產于中原的圣賢譜系。春秋戰國時代,北方以《詩》、《書》、《禮》、《樂》為代表的主要文化典籍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就有記載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多個例子。這說明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到了楚國末期,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終于孕育出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群體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對《楚辭》的滲透和影響。" K$ h% Q) b7 _6 e, v
      “楚辭”之名,首見于《史記·張湯傳》。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后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余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后,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于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
    ) |. i. {( `" S. [  盡管南北方文化交往已經十分頻繁,但楚文化仍舊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點。楚辭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系。楚國音樂舞蹈十分發達。從《楚辭》等書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楚地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游楚時聽到當地兒童所唱的歌謠:“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越國舟人的唱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形式與中原歌謠顯著不同,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影響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 G( o% c- O2 E- i2 K& E& v8 }
      《楚辭》與《詩經》之間存在著地域文化的重大差異,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顯著不同。《楚辭》中詩歌的篇幅通常都比《詩經》里的長;《楚辭》的文辭華美多采,不同于《詩經》文辭的簡樸自然;《楚辭》的句式除了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語言節奏富于變化;《楚辭》多奇思異想和神話色彩,不同于《詩經》大體局限于現實生活人和事的范圍。楚國沒有形成北方那樣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體意識比較強烈。豐饒的物產、多變的地貌和繁茂的生物容易培養楚國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終存在的人神共處的巫文化,更容易導致楚國詩人產生奇幻的想象。
    " v4 v% q# q& j& D  屈原(約公元前340—約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國的同姓貴族。屈原年輕時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官為左徒,是楚國內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上官大夫在懷王面前進讒,于是懷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后,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由于在內政外交上與懷王、頃襄王發生矛盾,在加上奸臣誣陷,導致屈原多次被放逐。頃襄王21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次年,秦軍又進一步入侵。屈原于悲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羅江。4 f5 w; E: l6 g: H# v
      屈原的作品,在《史記》本傳中提到的有《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懷沙》五篇。《漢書·藝文志》載屈原賦二十五篇,未列篇名。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所載也是二十五篇,為《離騷》、《九歌》(計作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對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歸屬和真偽,漢代就存在爭議。大致說來,現代研究者多認為《招魂》仍應遵從《史記》,視為屈原之作;《遠游》、《卜居》、《漁父》,則偽托的可能性為大。
    # B6 N" F0 K+ d6 C, v  I" ^2 P  《離騷》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我國第一首浪漫主義抒情長詩。全詩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中國古代最為宏偉的抒情詩篇。《離騷》敘述了詩人的身世和志向,表現了詩人一生堅持不懈的斗爭和決心以身殉志的悲劇,反映了楚國統治階層中正直與邪惡兩種勢力的尖銳斗爭,表達了他為國為民堅強不屈、至死不渝的精神。《離騷》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輝異彩,詩人熾烈的情感、堅定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產生了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在作品中,詩人運用擬人和象征等藝術手法,使各種奇花異草都成為詩人崇高品格的象征,為中國文學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
    7 b/ b# U- ?$ g  《九章》由九篇作品組成:《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在《九章》中,《橘頒》的內容和風格都比較特殊。作品用擬人化的手法,細致描繪橘樹的燦爛奪目的外表和高潔堅貞的品質,來表現自己優異的才華、高尚的品格和眷戀故土、熱愛祖國的情懷。在描寫過程中,詩人既不局限于作為象征物的橘樹本身,又沒有脫離其基本特征,為后世詠物詩的創作開辟了一條寬廣的道路。4 E, I' y& Q) A+ C! |, M' E
      《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長期流放中所寫的一首紀行詩。其中的風光描寫最為人稱道:“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云霏霏而承宇。”詩人抓住帶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數語,高度概括地描寫了高山密林幽靜深邃的景象,恰到好處地襯托了詩人寂寞而悲愴的心情。楚辭中這類風光描寫,成了后世山水詩的濫觴,屈原也被推為我國山水文學的鼻祖。% P! X* b2 k# i: h& B) {
      《九歌》是楚國一種古老而著名的樂曲。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一般認為,這是屈原根據民間的祭神樂歌改寫而成的,既洋溢著古老的神話色彩,又表現著詩人對人生的某種感受,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數詩篇都包含有神與神或人與神相戀的情節,反映出在南方民間信仰中人神共處的特點。《湘君》開頭寫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在這幅清秋候人的畫面上,深秋的涼意和情感的寂寞渲染出一派難以言說的凄迷惆悵之情,從而成為千古傳誦的名句。
    4 V. G4 h$ M' S3 D' p5 D  《國殤》是悼念陣亡將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頗為特殊的一篇。詩中描繪了一場敵眾我寡、以失敗告終的戰爭,表現了楚國將士們視死如歸、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這首詩篇幅不長,卻是中國文學中最早顯示出悲壯的美感的杰作。# u& ~* R4 l5 j2 t
      《招魂》在《史記》中列為屈原之作。詩人借用楚地“招魂”的風俗,憑借奇異的想象,運用夸飾手法,對恐怖和奢華兩種景象作強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寫,前后形成對比,形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最終以“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結尾,流露出無限深情。《招魂》所顯示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令人驚嘆,對后世鮑照、韓愈、李賀等詩人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它的鋪陳手法,則直接影響了漢賦的形成和發展。# v, N- |& A3 l2 T/ |
      屈原的詩篇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喜歡大量鋪陳華美艷麗的辭藻。他賦予草木、魚蟲、鳥獸、云霓等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增加了詩歌的美感。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風格華美的文學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復雜的“騷體詩”,這對于中國詩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 n6 v. c' N0 }0 I0 c" M( S5 ]% Q  在戰國時代,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人;他關心國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為堅定的愛國者受到高度評價,但他巨大的創作成就又使他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作為一位具有崇高人格和鮮明個性的詩人,屈原在忠君愛國的前提下,又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保留了獨立思考的權利。他的詩篇以汪洋恣肆的語言表達了強烈激蕩的情感。明代詩人袁宏道于《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他的藝術觀點的對與錯姑且不論,但他卻準確歸納了屈原詩歌的風格。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描繪了奇麗的幻想,擴大了詩歌的境界,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世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和影響。屈原的人格和詩篇都成為后世正直文人仿效的榜樣。
    2 v8 E8 V& z) Y: Y$ p3 k/ r  屈原被楚懷王免去左徒一職后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在這一期間,他培養了許多人才。《離騷》中說:“余既茲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這是對他大力培養人才的形象概括。《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根據這里的記述推測,大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屈原的學生。郭沫若的著名歷史劇《屈原》中就認為宋玉是屈原的學生。雖無非常確切的證據,但也并非空穴來風。
    9 b1 j9 e% E1 t$ I$ Q) @  屈原以后的楚辭作家,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的結尾處提到了三位:“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而終莫敢直諫。”這一段話很簡略,只能據此知道宋玉等三人的生活時代在屈原之后,都在文學方面向屈原學習,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種大膽批評政治的勇氣。三人中,宋玉的文學成就最高。5 L- {2 V. l8 J1 q& q7 I: N
      宋玉的生平情況,一些書籍也有記載,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十六篇;《文選》收集了《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共五篇;《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宋玉集》三卷,卻無篇名。《文選》中五篇,都是文學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爭議,而且持否定意見者居多。能夠確定為宋玉作品的惟有《九辯》一篇。《九辯》之名來源甚古。在《離騷》、《天問》、《山海經》中都將它與《九歌》相提并論,說是夏啟時的樂曲。宋玉之作,當是沿用舊題;從篇幅之長和語言的散文化來看,應當是“不歌而誦”的詩篇。
    0 C2 k. w; {# O1 D+ `0 Q" e  宋玉的創作明顯受到屈原的影響。《九辯》中直接襲用或間接采用《離騷》、《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有十余處;復述屈原論調、模仿屈原語氣的地方更多。但并不能說《九辯》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顯著的特色。從作品本身來看,《九辯》是借悲秋抒發“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個坎坷不遇、憔悴自憐的才士形象。篇中雖然也揭露批判了楚國腐朽政治,但缺少屈原那樣深廣的憂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熱情。篇中雖然也抒發了個人失意的不滿和痛苦,但缺乏屈原那樣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對抗精神,反而以清高為掩飾,屈服于社會勢力的壓迫。因此,《九辯》的哀愁,只是文人不得志的一種個人的、壓抑的哀愁,只是“惆悵兮而私自憐”。這種文士懷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騷,乃至見秋景而生哀愁的抒情模式,對后世在專制勢力壓迫下無力反抗而標榜“窮則獨善其身”、以清高自惜自憐的文人產生了巨大影響,因而文學史上就出現了更多傷春悲秋的文賦詩詞。
    / Q' A& V' c1 g% j% ^1 D  宋玉極善于選擇描寫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來抒寫幽怨哀傷的感情,通過環境氣氛的渲染烘托出文人壓抑的心理。風聲、落葉聲、鳥啼蟲鳴聲,與詩人的窮愁潦倒的感嘆聲交織成一片,大自然蕭瑟的景象與詩人孤獨的身影相互映襯,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如開頭一段:“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從這里可以看出,《九辯》的語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講究。全詩句式多變,長短錯落,語言節奏靈活而自由。語氣詞“兮”的位置不斷變化,詩中又多用雙聲、疊韻、疊字等修辭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齊句式中依然保持著音樂之美。結尾一段十八句詩中,連用十二組疊字,節奏更為鮮明。這種語言特點,對后世詞曲的語言運用產生了很大影響,南宋李清照善于運用疊字,大概就是受到宋玉的影響。2 m# I7 n2 ~# j4 V2 C; e
      《九辯》的藝術成就使宋玉成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辭作家,受到后人尊崇而并稱“屈宋”。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二詩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由此可見宋玉對古典詩歌創作的深遠影響。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價了《九辯》的成就:“雖馳神逞想不如《離騷》,而凄怨之情,實為獨絕。”
    ' V; |4 I. @/ b% |5 Y0 M9 t( W  總之,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奠定了中國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秦漢統一以后,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詩經》與《楚辭》始終作為歷史上的兩種不同風格的文學典范而“風騷”并稱。由于時代的發展和南北文化的區別,在詩歌藝術上,楚辭較之《詩經》已有了顯著的進步,它對后世詩人和詩歌創作的影響更在《詩經》之上。《詩經》中也有許多優美動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眾性集體性的創作,個性的表現極少。與《詩經》總體上溫和蘊藉的風格相比較,屈原的詩篇卻是用他的理想、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熱情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他的創作前所未有地顯示了詩人個性和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具有強大感染力的全新的詩歌風格,標志著中國古典詩歌創作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楚辭》同《詩經》一起構成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兩大源頭,對后世文學產生了綿延無盡的影響。
    冒牌 發表于 2009-7-24 21:52:52
    第二章 詩歌教育的白銀時代——秦漢魏晉南北朝
      經過長期戰爭,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天下,建立起歷史上第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但這個僅僅依靠武力維持統治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后就土崩瓦解。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到漢武帝劉徹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公元25年,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兩漢四百余年的統治,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多方面奠定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基礎。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和漢文化。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陷入長期分裂和戰亂狀態,但漢文化卻一直是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核心。
    + m5 @$ j- D# N! K  秦王朝統一文字的措施為其后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開端,但“焚書坑儒”又是中華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場空前絕后的歷史性災難,學校教育的廢棄又幾乎中斷了文化的傳承,詩歌教育幾乎蕩然無存。西漢王朝建立后,文化教育得到恢復。漢武帝時期確立了儒家獨尊的地位,儒家學說成為官方統治思想,孔子的“詩教”理論也隨之被發揚光大,詩歌教育成為政治教化的途徑,成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手段。此后,尊孔崇儒成為歷代王朝的基本國策。即使在魏晉南北朝的戰亂時期,儒學也綿延不絕,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教育進入了第一個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繁榮時期。因此,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言詩和七言詩逐漸形成并走向格律化,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詩人和詩篇,而且涌現出許多才思敏捷的女詩人,顯示了詩歌教育的成效。因此,可以稱之為詩歌教育的白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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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秦代的詩歌教育
      秦國經過商鞅變法以后,國家經濟實力不斷提高,軍隊戰斗力日益增強,逐漸成為戰國后期最強大的國家。從公元前230年起,秦國用九年時間相繼消滅東方六國。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秦朝,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集大權于一身的封建專制皇帝——秦始皇。為了鞏固統一,維護專制統治,秦始皇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采取了鞏固統一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 Z2 [* V  l3 i9 x
      春秋戰國時期,語言文字方面出現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當時“寶”字的寫法有194種,“眉”字的寫法有104種,“壽”字的寫法也在百種以上。各類字體或柔婉流動,或疏密夸張,或體勢縱長,或結構狂怪,對思想文化交流帶來了許多不便。
    6 \( _9 j- S, b% D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后,廢除了原來六國使用的文字,把小篆作為全國統一使用的規范文字。后來,又進一步推廣筆畫更簡單的隸書。小篆和隸書的出現是漢字發展史上的重大進步。秦朝統一文字,對于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文化繁榮有極其重大的影響。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方言眾多,但使用的文字是一致的,這與秦始皇統一文字是密切相關的。
    , W/ k5 n) c3 O  為了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既作為學童的識字課本,又作為推行小篆的范本,供人學習臨摹。這三本教材與西周的識字讀本《史籀篇》在內容上大同小異,編排體例上一脈相承,其主要區別僅在于字形和寫法不同。據《漢書·藝文志》:“《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茍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近年來出土的漢簡上有關于《倉頡篇》文字的記載:“已起臣仆,發傳約載,趣遽觀望,行步駕服。”從中可以看出,它采用韻文形式,每句四字,都是字詞羅列,與語意無關;字詞之間、句與句之間不具備語言上的邏輯關系,大多不表達完整的語意。這些特點都與《史籀篇》基本一致。這三種教材均已失傳,只有一些語句保留在西漢初年閭里書師的《倉頡篇》中。這些教材運用四言韻文形式,是兩漢以后編寫兒童字書的先驅。
    ! [+ Z$ r! G( r+ o) W+ T7 w  秦國是一個崇尚武力的國家,焚書是秦國很早就實行過的政策。商鞅變法時就曾“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勢”。秦朝一統天下、統一文字為全國性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便利的基礎,但秦王朝歷時甚短而且“焚書坑儒”,因此,中國古典文化進入秦朝后幾乎處于停滯狀態。為了加強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議,發布焚書令,規定除官府外,民間只準保留關于醫藥、占卜和種植的書籍,各國史書,除《秦紀》外一律燒毀;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書籍,民間所收藏的《詩》、《書》及“百家語”一律上交官府焚燒;有敢于談論《詩》、《書》的,一概處以死刑。秦始皇不僅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還一舉坑殺敢于批評他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焚書坑儒”是秦朝在文化教育政策上的重大失誤,是中華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場空前絕后的歷史性災難。為了鞏固專制統治,秦朝在教育上實行“以吏為師”和“禁私學”的政策。秦王朝既禁私學,又不設官學,說明秦朝對學校教育的作用認識不足,實際上是取消了學校教育制度,這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場浩劫和一次倒退。雖說秦始皇實行焚書令,但民間藏書者、諷誦詩經者仍然有許多。焚書令雖然為儒家經籍的流傳帶來了嚴重困難,但并不能完全阻斷經學的流傳。實際上“五經”都各有傳人,而且逐漸形成一經多家的傳授,為西漢經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 F; D; d  V7 r3 e* \8 {/ v9 G: [- Y  正是由于專制統治的嚴酷,秦代的文學教育幾乎停頓,因而秦朝在文學上乏善可陳,只有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作為代表。秦代尚有“雜賦”、“仙真人詩”著錄于《漢書·藝文志》,但久已失傳。但秦朝的碑刻文學卻獨樹一幟,對后世影響頗大。
    ' b- e/ ], a& L5 U: X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至嶧山(今山東嶧縣境內),刻立《嶧山刻石》;后至泰山,刻立《泰山刻石》。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至瑯邪山(今山東膠南),立《瑯邪臺刻石》;又至之罘山(今山東煙臺西北),立《之罘刻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東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縣境內),刻立《碣石刻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登會稽山(今浙江紹興東南),刻立《會稽刻石》。) K' c3 K# h+ B! p* _) K
      現存秦代刻石共有7篇。這些刻石,秦始皇將其立于名山之巔,用以炫耀他統一六國的功業,表達帝王的威嚴、自信與長治天下的意愿。為秦始皇歌功頌德的《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邪臺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等所書文字,都是標準的小篆字體,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為句的韻文寫成。其中除《瑯邪臺刻石》為兩句一韻外,其余《嶧山刻石》等皆三句一韻,文辭整飭簡潔,讀來朗朗上口,是秦文學的獨創。6 P% y6 I! d; A3 u) K6 ?) P
      如《嶧山刻石》:“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溥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X9 e1 P$ I' C* s0 z/ S. z- ?* Z+ d
      這是秦始皇東巡的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繼承王位,繼言以始皇為號,最后歌頌他統一天下的功績,表達出群臣在撫今追昔中對他產生的敬仰。
    8 Y: T5 D: {" h1 ~  《泰山刻石》三句一韻,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后世,順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圣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施于后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6 A" F. e  S/ S1 k+ Q- h, \
      《瑯邪臺刻石》兩句一韻,曰:“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W# M0 L3 T* b* s8 H, k! u0 M
      《之罘刻石》三句一韻,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圣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9 q/ i" s+ R' c2 x: a  《東觀刻石》三句一韻,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后嗣循業,長承圣治。髃臣嘉德,祗誦圣烈,請刻之罘。”
    4 Q% i/ e; [6 f! `  《碣石刻石》三句為韻,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髃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T/ Q% q; f6 h9 B9 p6 _
      《會稽刻石》三句為韻,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髃臣誦功,本原事夡,追首高明。秦圣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毝猛,率觽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閑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圣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髃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并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5 u/ S1 V! W9 W, X6 L
      從總體上看,秦刻石文以渾樸為體,氣魄雄偉,文字典雅,莊重凝煉,然各篇銘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詞莊嚴肅穆,其體精深碩大;《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或穎銳,或收斂,變化多端,短小精悍。《瑯邪臺刻石》則鋪張揚厲,囊括并吞之氣,震蕩于文字間。《會稽刻石》篇幅較長,全文清峻為體,前后對比鮮明,內容系贊頌秦德、指斥六國、明定法規、端正風俗,其中考驗事實、稱頌秦政所言尤詳。刻石文的體制上承《雅》、《頌》及秦統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變化和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頌贊體作品雍容華貴的風格。秦代碑刻文學堪稱一代碑銘典范,直接影響了漢魏碑銘的發展。7 z' I' |5 o( H# B) l8 S* Y
      從形式上看,這些碑刻文字都采用了四言詩的形式,或兩句一韻,或三句一韻,句式整齊一致,文字典雅凝煉,內容則都是為秦王朝歌功頌德,勸告百姓遵守法令,安享太平,充滿了統治者居高臨下、教化百姓的意味。這應當看作是詩歌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 v* Y! h8 ?" p, I6 w7 e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鸊弦之。”由此看來,秦始皇也并非不知道詩歌的教育傳播作用,只是對學校詩歌教育重視不夠而已。& X* i$ q, Z+ K9 I4 L; H5 A
    第二節 西漢時期的詩歌教育
      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7年,劉邦率軍攻入咸陽,秦朝滅亡。經過4年的楚漢戰爭,劉邦戰勝了項羽,建立漢朝,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H6 x4 i& H& T
      西漢初年,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提倡節儉,獎勵農桑,減輕百姓負擔,發展農業生產,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以強大的經濟力量為后盾,漢武帝大力向外開拓疆土,控制西南,北擊匈奴,溝通西域,不但擴大了國家的統治疆域,解除了長期以來北方游牧民族侵擾的威脅,而且大量引進外來文化,形成歷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熱潮。西漢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氣度出現在世界舞臺。
    , K5 {" o, t0 b* `$ ~/ R/ i. T  西漢王朝初期,多方面繼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則采取比較簡約寬松的政策,大規模收集文化典籍,并允許各家學說流行。諸王門下集聚許多賓客,常常批評皇帝,指責中央,對于維護中央集權十分不利。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還十分活躍,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曾一度非常興盛,但這顯然不是最適合中央集權制度的學說。因此,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作為官方認可的統治思想,并專立“五經博士”,負責傳授儒家經典,并在政治制度上把士人讀經和仕宦密切結合,從而有效地遏止了百家爭鳴、眾說紛紜的現象。至此以后,儒家典籍被抬到“經”的地位,使儒家經學以外的百家之學失去了官學中的合法地位。而歷代統治者運用經學治世,學校育才、朝廷取士都以經學為重要標準和基本內容,經學與古代教育從此緊密結合在一起。漢代儒學已經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學。從根本意義上說,孔孟之道只是帶有相當理想色彩和批評成分的學說。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學則完全是一套官方統治思想,是一種以維護專制皇權為目的,融政治、宗教、倫理、刑法為一體的統治理論。3 R+ Q/ D$ `' j3 Q0 @
      西漢王朝的文化建設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種典籍基本上都是經過漢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來。《史記》這樣宏偉的著作,也只有在漢武帝那樣壯麗的時代才能產生。西漢前期的文學,一方面繼承了先秦文學的舊傳統,一方面又開創著漢代文學的新局面。由于西漢開國君臣多為楚人,所以楚辭和楚歌興盛一時。楚辭孕育了漢賦,楚歌孕育了五言詩的雛形。漢武帝的即位,標志著西漢王朝極盛時代的到來,也標志著西漢文學高峰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漢代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初步重視的時代。漢武帝特別喜好辭賦,就將枚皋、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人征召入宮。文人因文學才能被賞識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因此,漢代出現了以文學為事業的文人群體。由于武帝的提倡,辭賦成為通行的文學樣式,出現了司馬相如這樣杰出的作家和《子虛賦》、《上林賦》這樣典型的漢代大賦。% ~$ p: U/ Y; C% X. @8 o
      西漢在楚辭的基礎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學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學體裁——賦。此后直到清末,盡管形式上發生過許多變化,如大賦、小賦、駢賦、律賦等,但賦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始終存在,其語言整飭華麗、注重鋪陳的特點也貫穿始終。西漢后期,在辭賦創作中引用典故及古書中成語的風氣開始盛行。如揚雄《逐貧賦》中,直接引用了“終貧且窶”、“翰飛戾天”、“陟彼高岡”、“泛彼柏舟”等《詩經》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賦》在《詩經》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詞語熔鑄在自己的文句中。這種用典現象,以后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極重要和極普遍的特色。在辭賦的推動下,漢代還出現了各種四言韻文樣式,如頌、贊、箴、銘、誄、碑銘、連珠、吊文、哀辭等,在后來大都屬于流行的文體,產生了大量作品。/ R4 G: }& X& z( f5 I; @7 e. n& A
      詩歌在西漢有了新的發展。新興的樂府詩開始顯示出生命力,五言詩正在登上文學舞臺,七言詩也開始萌芽。漢代樂府詩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詩歌繼《詩經》、楚辭之后取得新的發展。漢武帝大規模擴充樂府機構,重視采納來自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有力地促進了音樂和文學的繁榮。“樂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樂府民歌,多同民間的音樂舞蹈相結合。《漢書·藝文志》列出西漢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屬地域,其范圍遍及全國各地。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對隋唐時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于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樂府”在這種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詞被稱為樂府詩,如《江南》、《鐃歌十八曲》、《十五從軍征》等,具有典型的“興、觀、群、怨”的作用。樂府后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也稱為樂府。樂府詩的整理流傳,極大地推動了詩歌教育的普及。4 E0 P+ w# b, @7 @& e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據了西漢王朝的政治舞臺,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樂伴奏的楚歌也就成為社會上、特別是宮廷中最流行的歌謠。《詩經》作為古老的經典為士人普遍誦習,但除了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等呆板的四言詩外,四言詩體卻逐漸退出文學舞臺。而政治舞臺上形形色色的風云人物,則以楚歌隨意而活潑的形式、傷感而富于激情的調子詠唱著新王朝的新氣象。$ h) q# p( J* r
      秦朝滅亡后最早的楚歌,應是項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項羽被劉邦的各路大軍圍困于垓下,山窮水盡,走投無路,只好對著他心愛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對項羽這位曾經叱咤風云、不可一世的英雄來說,對個人的能力越保持驕傲和自信,就越感覺到在歷史與命運的巨大壓迫下個人的渺小和無能為力。這種感嘆命運無常的悲觀意識,在先秦詩歌中幾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漢代詩歌中充滿了這樣的感嘆,并且在漢末魏晉間達到高潮。4 Z+ D6 Y7 i8 s
      與《垓下歌》相呼應的,是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劉邦借著秦末農民戰爭的大風暴登上皇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身于社會底層的最高統治者。劉邦是戰勝了項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風歌》卻也貫穿著關于命運無常的感慨。《漢書·高帝紀》載劉邦當年曾“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說明他的內心隱藏著深刻的悲哀。
    6 Y+ y( }6 o% g: X! V& y* `- R1 w  漢武帝劉徹寫出了著名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本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作為一個強大帝國至高無上、功業煊赫的帝王,漢武帝深知自己也難以逃脫老與死的威脅,因此,在詩中抒發了樂極生悲、人生無常的感傷。這是一首優美的詩歌。沈德潛在《古詩源》卷二認為此詩為“《離騷》遺響”。《秋風辭》是漢武帝的代表作,也是詠秋的名篇。$ o5 E( X1 L$ A! m( p# O9 B9 i# d
      在楚歌盛行的同時,新的詩歌形式也在萌芽產生。在西漢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詩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詩,在當時雖然還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來的文學史上卻越來越重要。
    9 C$ r7 L+ I" |0 _9 e1 n1 x8 T* o  就五言詩來說,如果要說零散的五言詩句,早在《詩經》中就已出現。《楚辭》中的一些詩句若去掉語氣詞“兮”字就更普遍。但西漢初年才出現五言詩形式的作品,最早的是虞姬的《和項王歌》:“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從漢初陸賈所撰《楚漢春秋》中引錄了這首詩,始流傳至今。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二《考史》認為此詩是我國最早的一首五言詩,可見其在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 P6 _8 @9 @, m* @' Z) _5 s  虞姬還有兩首四言詩。一是《采芝操》:“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為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往矣,吾當安歸。”另一首是《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貧賤之肆志。”由此來看,虞姬還是一位有相當詩歌修養的了不起的女詩人。+ \5 y  ^+ B: v4 ^
      漢高祖姬戚夫人寫有一首基本上是五言的《舂歌》:“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z8 X  g. u( N4 k( ~
      漢武帝時期的樂人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y; S3 U. B: C5 b
      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善于辭賦,有良好家庭文化修養,她的兄弟伯、游、稚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她有一首《怨歌行》(又題《團扇》)是一首詠物言情之作,《文選》、《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均收入,均題班婕妤作,寫得非常出色:“新裂齊绔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飚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此詩是樂府歌辭,屬楚調曲。《漢書·外戚傳》說班婕妤為趙飛燕所譖,遂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詩蓋為此而作。詩中以團扇自比,想象優美貼切;以秋扇見捐比喻女子遭棄,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婦女被玩弄被遺棄的普遍悲劇命運,尤為新奇而警策,是前無古人的創造。其形象超越了宮怨范圍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義,對后來的“宮怨”詩影響很大。在后代詩詞中,團扇幾乎成為紅顏薄命、佳人失時的象征。鐘嶸評曰:“《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
    : g! W' ^' Q- B8 V4 }3 ?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漢初期的上層統治者都有深厚的詩歌修養,曾經受到詩歌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正規的學校教育,或者是民間的詩歌教育。
    0 D6 }+ I6 [( ]# ^: I' Y  如果從樂府民歌來看,一般認為漢武帝時代采錄的“吳楚汝南歌詩”之一的《江南》,已經是完整的五言詩:“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這首民謠雖然語言較為樸素,但已經是隔句用韻、無雜言句的標準的五言詩形式。同為《漢書》所載的成帝時民謠《尹賞歌》也是這樣的情況。這種現象表明,至少到了西漢后期,五言詩形式在民間已經普遍流行。由此可見,西漢時期民間的詩歌教育也是很發達的。. J* L; f: _' c- }7 b+ V2 s
      不過,五言詩在西漢始終沒有成為通行的主流的詩歌形式,直到東漢以后才逐步興盛起來。從此,五言詩逐漸代替了四言詩,在以后的兩千年里成為我國古代詩歌的主要形式。
    - ~- I  F7 z2 C9 W# D0 e2 }  七言詩形成的過程同樣很長。典型的上四下三結構的七言詩句,在戰國時期已經很常見。從現存資料來看,七言詩在西漢前期似并無發展,至西漢中期方顯示明顯的進步。武帝時由司馬相如等宮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門》、《景星》三章,均含有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則完全是七言。像這樣集中連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詩,在過去是沒有的。《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可見漢武帝時代已經存在“七言詩”這樣的概念。相傳為武帝君臣聯句寫作的《柏梁臺詩》,則是完整的七言詩。不過,七言詩的優越之處得到充分發展,從而成為流行的詩體,還要經過漫長的等待。, ~! }6 V  J& U: s, A
      司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備了七言詩的形式。其一是:“鳳兮鳳兮歸故鄉,遨游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d; c" C) l/ S! p" N. f
      《文選》注引劉向的《七言》詩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詩歌,不帶雜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韻。其內容亦有新穎之處,如“朅來歸耕永自疏”、“結構野草起屋廬”、“宴處從容觀詩書”、“山鳥群鳴我心懷”,寫隱居的日常生活和閑逸心情,這是以前和同時代的詩歌中所沒有的,而在魏晉以后的詩歌中成為重要題材,成為田園詩歌的最早源頭。; B" J  G" B) y$ m8 ~
      由于秦代焚書坑儒,再加上秦漢之際戰火不斷,儒家典籍保存下來的太少,經籍的整理和傳授都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漢代經書的講解和傳授最重師法、家法和依據。經籍中的語言多是先秦的書面語言,和漢代口語差別很大,再加上當時書寫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書非常困難,所以,記誦是一種很好的補救辦法,治經的人必須通過記憶和背誦來學習,因此,當時的教育注重記憶和背誦。在學術傳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條件下,要防止杜撰經文和主觀臆斷的解說,有效的保障就是嚴格辨明師傳體系并恪守師說,這種重師法、重依據、重記誦的漢代學風,對當時詩歌教育的普及帶來了一定影響。2 \6 z/ J! m- _8 x% U5 H0 M
      秦代曾經焚毀民間保存的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儒家典籍并未完全失傳。《漢書·儒林傳》記載:“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于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圣人遺化好學之國哉?于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H- y: W% t/ P
      由于《詩經》是士人普遍熟悉、易于記誦的典籍,所以到漢代又得到廣泛流傳。《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 D4 H: v/ }7 B  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魯之申培,齊之轅固生,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魯、齊、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魯詩、齊詩、韓詩三家均有眾多弟子,尤以魯詩為盛。* J5 Z% ]8 u3 ^* [3 Y2 T
      《漢書·儒林傳》載:“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余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余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傳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漢書·儒林傳》還記述了魯許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傳授魯詩的事跡,其弟子“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瑯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可見魯詩在西漢傳播之廣。
    ( h& ]1 C# W$ p5 V. b, }& K  《漢書·儒林傳》載:“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毛公,趙人也。治《濰》,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可見齊詩、韓詩傳播也較廣,而毛詩則遜色許多。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反而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4 b4 S( ^. A* d  g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就記載了西漢初賈誼學詩誦詩的情況:“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漢書·賈誼傳》引用了這段記載。這段話表明賈誼在十八歲以前曾經學習《詩經》,并“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吳公的舉薦被漢文帝任命為“博士”。
    + V, L6 I* G- p  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私學興盛,官學衰微。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采納董仲舒“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漢書·董仲舒傳》)的建議,在長安設立太學,專設五經博士教授儒家學說,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經(《易》、《詩》、《書》、《禮》、《春秋》)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學說。《漢書·武帝紀》載:“(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在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元帝時博士弟子已達千人。西漢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學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時為了籠絡廣大儒生,樹立自己的聲望,在長安城南興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達一萬余人,太學規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為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襲了二千多年而沒有大的改變。這一時期,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得到空前發展,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學校制度,太學成為國家的最高學府,為以后歷代封建王朝的學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礎。4 M$ r  E. V) j/ z: s- Z0 O
      儒家學說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尤其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說的“詩”奉為“經”,此后便稱“詩經”。《詩經》是漢代確立的“五經”之一(《樂經》早已失傳)。賈誼說:“為之稱《詩》,而廣顯道德,以馴明其志。”(《新書·傅職》)董仲舒說:“《詩》道志,故長于質。”(《春秋繁露·玉杯》)《毛詩序》中對詩歌抒發志向的作用更有具體的闡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漢代學校分為官學和私學兩種,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云:“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說明了官學的基本教材。《禮記·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詩經》是官學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學選學教材。漢代的儒生對《詩經》是極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學家揚雄在辭賦的創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詩經》里的句子,這說明漢代學校教育對于《詩經》的學習十分重視,而且效果顯著。- k) g0 A) R- s
      西漢時的學校教育重視進行各種文體訓練,訓練的文體有詩賦類、書表奏類、頌箴銘類、論說類。受當時社會風氣及利益的驅動影響,漢賦倍受人們的青睞。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出身文學世家,有深厚的文學修養,是西漢后期著名的女辭賦家,她的《自悼賦》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宮怨賦,更為真切地訴說了宮廷內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悵之情,語言清麗流暢,描寫細致生動,善于借景抒情,對后世“宮怨”類文學的影響很大。
    8 Y( n1 B& C0 j& H0 S+ V. }  漢儒教學大都采用“自學——提問——講解——討論——練習”的方式口口相授。為了配合學生自學,有的學者就記錄、整理和匯集著名經師的講授內容,形成了“傳”、“章句”等閱讀參考書。有了“傳”和“章句”,學生不用求師,通過自學也可以學到最好的學問。
    8 e+ x/ x, v( X# R  當時的教育特別注重朗讀。《漢書·朱買臣傳》記載:“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新樵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毋嘔(謳)道中。買臣愈以疾歌。”朱買臣的嘔與歌就是朗讀。這種朗讀情動于衷,聲情并茂,能夠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融入自己的體會和感受,是古人非常重視的學習方法。' H8 s7 b/ H, u8 g1 f
      作為詩歌教育的特殊形式,西漢時期出現了更多采用韻文形式編寫的蒙學識字教材。《漢書·藝文志》載:“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
      u- Z* u* ^& F% @/ @# L% u  西漢初期,閭里書師將《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后人稱為“秦三倉”)進行刪改合編,去其重復字,以60字為一章,凡55章,統稱為《倉頡篇》,用以教學童識字。如:“倉頡作書,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謹慎敬戒。勉力風誦,晝夜勿置。茍輯成史,計會辨治。超等軼群,出元別異。”形式上四言成句,二句一韻。這本書在唐代以后逐漸亡佚。) K! h9 q# q7 o1 {8 M
      西漢學者編寫的韻文識字教材有史游的《急就篇》、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揚雄的《訓篡篇》、李長的《元尚篇》等。這些識字教材中,《急就篇》在語文教育史上影響最大。這些識字教材完整保留至今的只有《急就篇》,它是現存最早的識字和常識課本。
    7 y- J4 S. x' q  西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以識字為主,同時介紹各類知識,是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傳的蒙學識字教材。今存《急就篇》用三言、四言、七言,主體部分為七言韻語。《急就篇》共34章,前32章,每章63字,后兩章每章64字,合計2144個字。史游寫了31章,每章都是63個字,每句以七字、三字為多,也有一些四字句。南宋王應麟認為第7章、第33章、第34章是東漢人續寫的。《急就篇》把相近的字分類編寫在一起,講究押韻,便于記憶;內容上注重實用,知識豐富,包括100多個姓,400多種器皿,100多種動植物,60多種人體器官,70多種疾病藥物名稱,還有官職名稱、法律知識、地理知識等,而且注重思想教育和讀寫結合;可分為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二是“服器百物”,1100多字;三是“文學法理”,440多字。第一部分用三言,如:“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二、三部分用七言,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餅餌麥飯甘豆羹。”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歌頌漢德,這段文字最為淺近可讀,如“漢地廣大,無不容盛。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總之,這本書在開頭幾句之后,接著是姓名,然后是各種事物,再就是百官的名稱和吏治有關的事情,最后寫漢代昌盛的局面。如第一章:
    ) q3 ~, j2 y$ ?7 M  “急就奇瓠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布局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請道其章。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3 v  m: A3 ?) I. f2 c5 k
      從這一章的內容可以看出,《急就篇》句式整齊押韻,整齊中又有變化。三字、四字句隔句押韻,七字句每句押韻。這樣的句式整齊而押韻,讀起來朗朗上口,符合兒童的心理。章太炎《論篇章》中說:“詳兒童記誦,本以諧于唇吻為宜,故古人教字,多用此種體制。”
    * i$ E4 _: Z, n1 p6 r5 ]3 s  《急就篇》到了東漢尤為盛行,一直到唐代還是主要的識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十一中說:“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學漸微”。作為一種兒童讀物,其使用時間之長在世界教育史上實屬罕見。《急就篇》在我國古代識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其編寫體例和內容對對后世童蒙教材和國外的小學教材都有很大影響,后世盛行的《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等都受其影響。此書自成書后就被廣泛流傳,并被傳播到中國周邊國家。這本書曾經流傳到日本,并產生過很大影響,如日本的《官話急就篇》就借用了此書的名稱,采用了與此書相似的體例。5 Q+ k$ y9 a( z
      西漢時期民謠頗盛行。這些民謠是當時社會現實最尖銳、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往往具有強烈的諷刺性。漢武帝寵愛衛子夫,衛氏一族權傾天下,當時有《天下為衛子夫歌》:“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漢成帝時外戚橫行,民間有《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西漢后期奢靡之風日盛,長安童謠唱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這些歌謠對于廣大人民認識社會的本質有極大的教育作用。2 X; c! n$ S! U& M1 |$ A
    第三節 東漢時期的詩歌教育
      西漢末年,朝政腐敗,土地兼并十分嚴重,社會動蕩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政治更加混亂,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赤眉軍、綠林軍推翻了新朝。公元25年,西漢皇室劉秀依靠地方豪強勢力,利用農民起義軍的勝利果實,建立了東漢王朝。光武帝劉秀懲治貪官污吏,減輕農民負擔,社會逐漸安定,經濟走向繁榮。東漢繼承了西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在“光武中興”之后數十年里,東漢保持了興旺的勢頭。首都洛陽人口多大百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其富庶繁華遠遠超過西漢首都長安。東漢元興元年(105年),蔡倫總結前人經驗發明了造紙術,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文化傳播。元初元年(117年),蔡倫負責監典校訂經書,將所抄副本頒行各地,形成了大規模用紙抄寫儒家經典的高潮,使紙本書籍成為傳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東漢中期以后,由于皇帝年幼,國家政權逐漸被宦官操縱。隨著士人階層的壯大,特別是豪門士族力量的壯大,士人的集團意識日益強烈——他們要求與皇權達成某種平衡,強調“士大夫”對國家的責任和權力,堅決反對宦官擅政。因而士人集團、外戚集團與皇權專制、宦官專權斗爭非常激烈,“黨錮之禍”不斷,導致東漢中期以后上層權力結構很不穩定。桓靈之世,宦官對士人集團的打擊日益殘酷,士人的反抗也日益激烈。在黃巾軍大起義的沖擊下,東漢王朝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4 p5 j  P" ], f( `2 N1 A4 B  漢代的儒學自西漢初年就分成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派。西漢200多年間,一直是今文經占統治地位,朝廷所立的14家經學博士均為今文學家。西漢末期,劉歆向皇帝建議將古文經列入學官,但遭到今文經學博士反對,從而引起雙方的激烈斗爭,直至東漢末年鄭玄雜糅兩派學說,這場斗爭才暫告結束。今文經學是官方學說,偏重于政治上的實用性,多講陰陽災異、天人感應。古文經學是民間學說,雖注重闡釋經書的政治和倫理原則,穿鑿附會成分少,但地位一直不高。東漢時期,今文經學進一步滑落為“讖緯之學”,脫離經書,專門偽造和推究神秘妖異的預言,其愚昧繁瑣,導致今文經學的進一步衰落。東漢滅亡后,儒學整體上衰微,其中今文經學趨于滅絕,古文經學則仍保持著雖非統治性的卻仍然重要的地位,并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就《詩經》來說,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人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3 F1 w! X. z7 |( [* T" B- `. r
      漢代是我國文學從自發到自覺的過渡時期。當時雖還沒有形成后世關于“文學”的觀念,但卻已把詩賦作為一個門類,并把《詩經》作為楷模。《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評《離騷》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在漢代文學中一向并不顯得重要的詩歌創作,到了東漢中后期,由于樂府民歌的長期影響與社會生活的需要,開始出現初步興盛的局面。四言是《詩經》的主體,也可以說是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的詩歌的主體。但從東漢時期起,四言詩在詩歌中的主體地位就逐漸被五言詩所取代。漢代以后,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體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5 [; D) m2 F2 t  東漢王朝繼續設立樂府,采集民間詩歌。一般認為現存漢代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樂府機構所采集的。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東漢樂府民歌中整齊的五言詩越來越多,藝術上也越來越高。在東漢樂府詩中,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嬈》、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等五言詩的出現,可以大略看出樂府民歌對文人創作的影響,和文人在民歌基礎上的改造與提高,說明樂府詩的創作開始受到文人的重視。$ }7 o! _3 x  c# z
      東漢前期,楚歌已逐漸退出詩歌舞臺,但還有個別作品值得重視,如梁鴻的《五噫歌》。此后,以班固的《詠史》詩為代表,標志著五言詩正式登上了文人詩壇,開始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東漢中后期文人詩歌的內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傳統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頌德之風已消歇。在抒情方面,東漢中后期的文人詩廣泛地歌詠了夫婦或戀人相思離別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鄉之情,尤其是對于生命短促的感傷和短暫人生的欲望,開拓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題材;特別是感慨人生的主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成為詩歌的中心主題。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東漢后期文人的五言詩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雖然這個時期的文人詩歌還不足以取代辭賦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經顯示了這樣的趨勢,因而為魏晉時期以五言詩為主體的文人詩歌的高度繁榮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O8 ^% f, c6 p5 c, C
      《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民歌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我國古代敘事詩的代表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技巧上,這兩首詩都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很大影響。《孔雀東南飛》全詩長達353句、1765字,是中國詩歌中罕見的長篇敘事詩。后人把《孔雀東南飛》與北朝的《木蘭詩》及唐代韋莊的《秦婦吟》并稱為“樂府三絕”。
    9 E  @5 S) P" R1 t7 }  《古詩十九首》這一組詩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標志著漢代文人五言詩發展的新階段。就詩歌的語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狀況、表達的思想情調來看,其作者當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較高的文學素養的文人。在東漢中后期統治思想崩潰、社會動蕩不寧的時代,一向以皓首窮經、報效國家為目標的文士們失去了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們面臨著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從西漢初年以來詩歌中反復詠唱的對于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感傷,進一步成為當時詩歌的中心主題。以感傷悲哀為基調,《古詩十九首》抒寫了閨怨、友情、相思、懷鄉、游宦、行役等內容。作為漢代五言詩的代表性作品,《古詩十九首》對后代詩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詩歌,在先秦兩漢是以民歌為主,到魏晉以后則以詩人的個人創作為主,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文人詩恰好是兩者之間的過渡。
    % r* c$ E- j5 c. j, m/ k  梁鴻(約25—約104)字伯鸞,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人,是東漢初的隱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膽批判現實的優秀作品。這首詩通過宮室崔嵬的帝京與劬勞未央的人民的鮮明對比,直接對帝王提出指斥。詩中很特別地連用五個感嘆詞“噫”句,表現了強烈的憤慨。在當時文人的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敢于寫這樣的詩,顯示了詩人的勇氣。這首詩以它獨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內容而流傳后世。
    8 A( x2 k, v; p9 }- O6 p; q9 ?" e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人,是東漢時期著名是史學家、文學家。“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后漢書·班彪列傳》)可見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詩歌教育。他的《兩都賦》風格典雅和麗,是文學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詠史》詩,歌詠西漢文帝時少女緹縈上書救父的故事,語言質樸,敘述簡潔。詩人在敘述中表現出了冷靜理智的成分,體現出文人詩歌的特點,對后來詩歌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后世盛行的“詠史”題材,也以此為起點。雖然在此之前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五言詩,但由于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項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項羽的寵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因此,班固的《詠史》詩是現存的第一首文人獨創的五言詩。《古文苑》所載班固的《竹扇賦》,由二句一轉韻的十二句七言句構成,實際上可以視為一首完整的準七言詩。; t$ [7 B+ P8 L+ ?/ u- X' P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東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以知識廣博著稱。其賦今存《思玄賦》、《二京賦》、《南都賦》、《歸田賦》等,尤以《二京賦》著稱。其《歸田賦》是辭賦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園隱居樂趣的作品。作為東漢中期最杰出的詩人,張衡寫出了中國詩歌史上現存第一首獨立的完整的七言詩——《四愁詩》。《四愁詩》全詩共四節,受《詩經》中民歌重章疊唱手法的影響,每一節略作變化,語言也比較質樸,具有濃厚的民歌風格。雖然它的個別句子有脫胎于楚歌的痕跡,但它在七言詩發展史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節:“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詩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尋找自己的所愛,卻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懷憂愁,表現出對美好愛情的深沉思慕,與《詩經·蒹葭》相似,風格婉轉動人。這是第一次用來寫情愛題材的七言詩,尚留有騷體的痕跡,七言句式語調委婉悠長的特點在這首詩中得到了充分表現,對以后文人詩歌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文選》選入此詩。張衡在五言詩的發展過程中同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聲歌》是班固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詩,而且語言技巧更為成熟。全詩內容如下:“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思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眾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這首詩以新婚女子口吻大膽述說新婚生活的快樂,可以說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歡女愛的五言詩。其中“思為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歷來受到人們喜愛。這首詩是古代情愛題材作品中的名篇,歷來受到詩人、學者的重視。張衡的詩作所存雖不多,但描寫男女情愛的特色卻很突出。除以上例子外,《思玄賦》、《舞賦》和《定情斌》所附的四言詩或楚歌,都有語言清新典麗、抒情委婉動人的特點。張衡在各種詩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愛的內容,引起了東漢以后文人詩風的重大改變,促進了五、七言詩的成熟,對古代詩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u$ `" c- A- t6 a1 E8 M% w
      蔡邕(139—192)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曾仕為左中郎將,故又稱“蔡中郎”。他是東漢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是東漢后期成就最突出的辭賦作家。文章清麗典雅,開創了一代文風。他的《翠鳥詩》,以翠鳥為象征,表達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護的感激之情,也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名作。他的賦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賦》和《青衣賦》,殘存的則有十余篇。題材相當廣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長。他的《述行賦》作于桓帝延熹二年,蔡邕當時二十七歲,被迫應召入京,未至而歸。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見發生聯想,借古刺今,更從正面發出對社會現實的尖銳批判。魯迅在《題未定草》中說,必須看了《述行賦》,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這種直面現實的態度,對后來的建安文學產生一定影響。建安時期著名文學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兒,他們都寫有深切反映當時社會殘酷狀況的詩歌,這應當與蔡邕的教育影響有很大關系。他的《青衣賦》則表現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在賦中極寫奴婢的美貌和對她的思慕,是在他之前從未有過的文學題材,對后世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賦末一節采用四言詩的形式描寫對戀人的思念,意境優美,尤為出色:“明月昭昭,當我戶牖,條風狎獵,吹予床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爾念爾,惄焉且饑。”《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樂府古辭中的《傷歌行》都有類似描寫,從中可以看出東漢后期的辭賦與詩歌相互影響的痕跡。他的僅存殘文的《協和婚賦》、《檢逸賦》寫男女之情大膽直露。前者中如“粉黛弛落,發亂釵脫”之句,后者中如“晝騁情以舒愛,夜托夢以交君”之句,其大膽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辭賦中未有的,可與張衡的《同聲歌》相媲美,對六朝宮體文學的出現有一定影響。作為東漢后期著名學者和文學家,蔡邕的詩賦創作對后世影響很大。6 H; |$ v& R+ V
      東漢桓帝時出現了秦嘉夫婦相互贈答的詩篇,其中透露出當時婦女接受詩歌教育的情況。夫婦以詩相贈,并能流傳下來,都是此前從未有過的。秦嘉寫了三首五言體《贈婦詩》據自序說:“嘉為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瘳還家,不獲面辭,贈詩云爾。”徐淑的《答秦嘉詩》曰:“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能寫出這樣的詩歌,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學修養,那是無法想象的。% F$ s8 J( z* |0 a
      蔡琰(約177-?)字文姬,是東漢時期最杰出的女詩人。她是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熏陶,在文學、音樂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養。《后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載其“博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衛氏,夫死歸寧,在戰亂中被亂軍擄走,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贖回。今傳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篇,騷體《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憤詩》是中國詩史上第一首自傳體長篇敘事詩,記述了她從遭擄入胡直到被贖回國的經歷,猶如一幅血淚繪成的歷史畫卷。這首詩結構嚴謹,剪裁精當,語言具有高度的表現力,足以代表當時五言詩的發展水平。1 m5 Z4 J4 Q# ?  B0 S, R& m/ T
      從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劉細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詩在漢代似乎不是令人驚奇的事情。這些例子表明,在兩漢時期,至少在中上層社會,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們才能寫出文采燦爛、語言優美的詩賦作品。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夸贊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六誦詩書”,真實地反映了漢代詩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8 R8 e! p+ V! M; k; R  東漢儒學和文學的發展,與教育的初步繁榮是密切相關的。作為西漢的延續,東漢繼承了西漢的教育制度,但是學校規模更加龐大,受教育者更加廣泛。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興建太學。漢明帝劉莊曾親自到太學行禮講經。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漢質帝時,洛陽太學生最多時達三萬人。許多儒家學者的私學門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著錄弟子上萬人。這進一步表明漢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階層的壯大。* O& K- |. O9 y; M1 x
      以“五經”為主的儒家經典依然是官學和私學必學內容。因古代印刷業不發達,讀書必須靠人工抄寫,抄來抄去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由于學生來自各地,師承不同,所受經書難免章句有誤,更有私行賄賂太學校書機構而增添經書文字的現象。因此,漢靈帝熹平四年,著名學者蔡邕、楊賜、馬日磾等建議,將儒家經文刻制成石經,供學官們正定校勘,作為向太學生講授的標準經本。后世稱為“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共刻《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等七經,凡六十四石,計200910字。從東漢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歷時九年才制作完成,立于洛陽太學門前。《后漢書·蔡邕列傳》載:“邕以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后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這部石經刻成后不久,董卓毀壞洛陽宮廟,太學荒廢,石經屢遭破壞,至唐貞觀初,幾乎毀壞殆盡。《熹平石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熹平石經》與三國魏正始年間刻制的《正始石經》、唐文宗開成2年刻制的《開成石經》為我國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經。
    : D4 N) _( q. [% W7 ^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是漢代成就最大的經學家,是漢代講經注經的集大成者,號稱“鄭學”。他一生不曾為官,將畢生精力完全付諸經學研究和教育活動中。鄭玄拜師求學時間之長在古代學者中是很罕見的。據《后漢書·鄭玄傳》,他少即好學,進入太學學習《韓詩》等儒家經書。后從師馬融,專攻古文經學。三年學成之后,鄭玄又游學近二十載,始歸鄉里聚徒講學,弟子多至千人。他繼承其師馬融的學說,廣采眾言而又有自己的見解,在其經注中力求采納各家之長。鄭玄注釋經書時摒棄了逐字逐句解說的章句形式,注釋簡明扼要,便于學習掌握。因此,鄭玄的經學一時壓倒了其他各家經說,很快得到社會的推崇,尤其是苦于浩繁章句之學和深嚴門戶之見的儒生紛紛改宗鄭學。
    3 V6 i- l! W, {) o8 t: C  鄭玄學習《詩經》,起初是學《韓詩》,后來又師從馬融學習《毛詩》,他認為《毛詩》比《韓詩》好,就以《毛詩》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棄了《韓詩》之說。鄭玄在注釋《詩經》時,不囿于門戶之見,雖以《毛詩》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學說。他的《毛詩箋》、《毛詩譜》是后世學習《詩經》的重要教材。《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載:“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兩個婢女的問和答分別引用了《詩經》里的句子,“胡為乎泥中”一句出自《詩經·邶風·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詩經·邶風·柏舟》。從這段記述可以看出,鄭玄家里的婢女對《詩經》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隨口而出,而且對答十分巧妙。其詩歌修養之高令學者驚嘆,因此被作為風雅之事流傳下來。鄭玄開展詩歌教育的顯著成效于此可見一斑。
    : X5 l% O% L" P# [  《后漢書》中記載了一些與詩歌教育有關的情況。如《后漢書·鄧寇列傳》載,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后漢書·馬援傳·馬嚴》載,馬嚴之子馬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上層社會的官宦子弟往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鄧禹“年十三能誦詩”、馬續“十六治《詩》”就反映了漢代詩歌教育的成效。
    ! ~9 u# q( A9 h# R1 d* ~  東漢時期的學者也采用韻文形式編寫了新的蒙學識字教材,如班固的《十三章》、賈魴的《滂喜篇》、蔡邕的《勸學篇》。班固的《十三章》每章60字,共780字。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記述說:“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歷來都認為這句話中的“臣”是班固自稱,他作的《十三章》應當是《訓篡篇》的續寫。賈魴的《滂喜篇》被晉代學者與閭里書師的《倉頡篇》、揚雄的《訓篡篇》合稱為《三倉》。《三倉》以《倉頡篇》55章為上卷,《訓篡篇》34章為中卷,《滂喜篇》34章為下卷,是我國最早的叢書,可惜已亡失。蔡邕的《勸學篇》多為四字句,內容側重學習態度等思想教育。如“人無貴賤,道在則尊。”此書對后世影響較大,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較流行的童蒙教材。0 E' M& ?) p$ J& l: K% z. p
      東漢時期,民謠十分盛行,往往反映了民眾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后漢書·五行志一·謠條》載:“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這些歌謠往往尖銳地諷刺丑惡的社會現象,成為人民揭示社會本質、進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再如諷刺“舉薦”制度的一首歌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審舉》)東漢末年的黃巾軍首領張角曾利用民謠來宣傳民眾:“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首歌謠在當時民間廣泛流傳,成為他發動起義的口號。可見,歌謠的影響力十分強大,教育作用非常顯著。! i: Z( k* t& l. n/ @( h" i
    第四節 魏晉時期的詩歌教育
      東漢末年,許多軍閥割據一方,長期混戰,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公元196年,曹操奉漢獻帝移都許昌,改元“建安”,挾天子以令諸侯,企圖重建統一大業。曹操陸續消滅長江以北的軍閥勢力,基本實現了北方的統一。208年,在赤壁之戰中曹操大敗,被迫退守黃河流域,統一全國的設想沒有實現。公元220年,曹丕廢漢自立,國號魏。隨后,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孫權在江東稱王,國號吳。中國歷史進入三國鼎立時期。
    3 Y4 n* o5 E3 x# i! \' C  曹丕之后,司馬懿逐漸掌握魏國大權。263年,魏國滅亡蜀漢。266年,司馬炎篡魏自立,建立晉朝,定都洛陽,史稱西晉。280年,西晉滅掉吳國,實現了短時期的統一。由于皇族內亂,西晉國力很快衰竭。316年,內遷的匈奴人滅亡了西晉。第二年,西晉皇族司馬睿重建晉朝,定都建康,史稱東晉。420年,大將劉裕自立為帝,東晉結束。
    - H8 k' G( p6 `3 k+ ^. y! N2 p: j8 H  與歷史上長期統一的王朝相比,雖然這個時期國家分裂和社會動亂顯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圍較大的局部統一,在動亂中有時間較長的間斷安寧。中國傳統的以農業和小手工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在各個局部地區仍有較大發展。尤其是東南地區,到漢代為止還相當落后。由于北方戰亂,北人紛紛南遷,為南方帶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經過六朝相繼開發,逐漸成為經濟富庶、文化發達的地區,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也已從黃河流域逐漸轉移到江南地區,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5 k& T( z7 |' i* _& G5 B) C  魏晉時期,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一個大動蕩的時期。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政治中心,政治集團間相互傾軋斗爭,南北方相互攻伐不斷,社會生活動蕩不安。經過漢末大亂,豪門士族成為具有很強獨立性的社會力量,到魏晉時期,士族門閥制度進一步形成。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承認豪門士族有政治上的特權,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形成士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兩晉時期,士族地位進一步鞏固。王、謝成為東晉時期最著名的大家族,人才輩出。民謠中有“王與馬,共天下”一說。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就是對這個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真實寫照。在思想領域,儒家獨尊的地位被動搖,社會思想自由活躍,各種學說同時并興,各種思想在相互沖擊中不斷交匯融合,形成“百家爭鳴”以后我國歷史上又一個思想解放、學術活躍的時代。曾經一統天下的儒學失去維系人心的作用而日益沒落,而以老莊思想為核心形成的厭世無為、放縱不羈的玄學思想日益發展,佛教日益興起,社會思想意識呈現多元狀態。玄學始盛于曹魏末年,在兩晉時成為社會上最為風行的學說。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環境的殘酷,許多文人既無法忍受又難以公然反抗,紛紛宣稱“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藥酒,行為放曠,毀棄禮法,以表示不滿和不合作。這股思潮,其本質是強調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愿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的附屬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國家視為個人必然的義務。從根本上說,它反映了魏晉時代知識分子的思辨熱情和對個性價值的重視。從玄學論辯中發展起來的語言機智,也促進了文學的發展。
    4 A; D3 N' P0 ^* O2 }, z  社會思想的多樣化,尤其是對個體價值的重視,極大促進了魏晉時期文學藝術的發展。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書法乃至園林建筑,都發生了重大發展。作為繼漢開唐、承前啟后的過渡時期,各類文體漸趨完備,文學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學日漸受到重視,并最終與經學分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躋身學術和教育之林。隨著社會思想的演變,文學日益改變了宣揚儒家政教的面貌,越來越多地被用來表現作家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審美追求,促進了文學的繁榮,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
    , l9 d1 F/ E. I9 X: g& r9 V/ }  魏晉時期進入了“文學的自覺時代”(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當時的作家第一次明確了文學的概念、本質和作用。曹丕在《典論·論文》里指出了“詩賦欲麗”的觀點,提出了“文氣”的概念,并指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說“文章”包括詩、賦在內。曹丕把文學提高到與傳統儒家經典相等的地位,對于文學的興盛有重要意義。陸機在《文賦》描述了文學創作的過程,尤其是創作中的心理現象:“靈感之去來,非意志而能控。來則文思泉涌,無往不得,去則筆底粘滯,苦索無獲。”他進一步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是對曹丕理論的補充和發揮。他強調了“情”對于詩的重要意義,對文學的抒情特征和藝術的美感給予高度重視,進一步揭示了文學的特征。' `8 o: v4 Q) V( x$ W, f6 I/ R
      文學理論的初步形成,特別是關于詩賦寫作規律的揭示,極大地促進了詩歌教育和詩歌創作的繁榮。魏晉時期涌現了眾多著名詩人和大量詩歌作品,文人創作的中心從辭賦轉移到詩歌,形成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歌的創作高潮,奠定了詩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主導地位。隨著詩人群體的出現,詩歌的娛樂性與社交功能更加明顯。五言古體在漢代逐漸成熟,經過建安詩人(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淵明等人的創作,在題材領域和表現手段上又有新的發展。曹丕的《燕歌行》顯示了七言古詩自漢代以來的顯著進步。& T- `' U; L/ K5 R2 X# h7 t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時期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壇領袖。他們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許多文人,開創了一代文學風氣。其中曹植在文學上取得最高成就,他的詩歌創作在許多方面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
    8 J, V' G, X  r5 g4 ]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有《魏武帝集》。曹操的文學成就,首先表現在詩歌方面。他的現存作品,都是曾經配樂演唱的樂府歌辭。曹操具有很高的音樂修養,并且一生對音樂保持了濃厚的興趣。他的樂府詩脫胎于漢樂府民歌而有很大突破和創新,如《善哉行》、《苦寒行》等繼續沿用民歌中常見的題材,而《薤露行》、《蒿里行》則直接反映東漢末年的重大歷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傳統。如《蒿里行》:5 S5 G% \0 J3 R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0 [& `, M( g" E: Q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8 i% _3 L# O$ M& V+ t# h
      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w$ k* Z2 s2 `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2 Z/ _: U/ b4 r" f  這首詩猶如一幅歷史畫卷,概括了討伐董卓戰事失敗以后民不聊生的事實。語言之簡潔,氣魄之宏大,感情之深郁,在樂府詩中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 c: W( C; w2 {" h: P  《詩經》之后,四言詩已經衰微。而曹操的四言詩卻異軍突起,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門行》都是四言詩。前者是一篇用于宴會的歌辭,從“人生幾何”發唱,以“天下歸心”收結,全詩流動著悲涼慷慨、深沉雄壯的情調。后者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四句,抒發了英雄之志,給人以奮發之感。曹操的這兩首詩是漢魏六朝時期最優秀的四言詩作品。! M; L# K+ U- R/ m% c9 y2 g) W
      建安時期,在把樂府詩從民間文學形式改造為文人詩歌主要形式的過程中,曹操起了關鍵的作用。在他的影響下,樂府詩歌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作為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操的詩歌風格與審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詩從大處落筆,語言古樸,氣勢宏偉,內涵厚重,感情悲涼慷慨,跌宕起伏,顯示出鮮明的個性色彩。由于他的影響,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詩人,也寫作了相當數量的樂府詩。
    % E/ ]6 o1 T2 ^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博學多識,勤于著述,對文學創作很重視,他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門性的論著。他的詩作中樂府歌辭與古詩大約各占一半,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題材,善于抒寫游子思鄉、思婦懷遠之情,以委婉細致見長。語言雖明顯帶有民歌的特點,但華麗精致,通脫流暢。五言體《雜詩》二首的風格與《古詩十九首》略近,文辭清綺,語淺情長。其七言《燕歌行》二首在文學史上尤為著名,其二是:“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這首詩音節和諧舒緩,描摹細致生動,感情纏綿動人,語言清新流麗,極力表現思婦懷念丈夫的情態,既不脫離民歌風格,又有新的創造。與東漢張衡的《四愁詩》相比,《燕歌行》則顯得更加成熟和優美,因而是七言詩發展史上一個新的標志。
    , V) m7 [2 ~2 i! N& Z6 q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為陳王,死后謚“思”,故后世稱陳思王。在建安時期的文學家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對后來文學影響最大。曹植自幼聰明,才華出眾,曾受到曹操的偏愛。由于放縱不羈,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練,他與曹丕的儲位之爭最終失敗。曹丕稱帝后,曹植受到嚴厲迫害,動輒得咎,空懷壯志,郁郁而終。曹植現存的辭賦有三十多篇,《洛神賦》是他的代表作。
    $ ?( I* H2 q, P# G! N  曹植前期詩歌更多地抒寫了個人的志趣與抱負。如《白馬篇》表達了作者對壯麗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則直抒胸中的豪邁氣概。這些詩大多雍容華貴,情調開朗,富于進取精神,同時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曹植后期作品的內容與風格發生了顯著變化。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其詩歌集中抒寫人生的失望和對政治迫害的不滿,情調深沉悲涼。如模仿漢樂府民歌《陌上桑》的《美女篇》表達了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痛苦;《吁嗟篇》以蓬草為風所吹、四處飄蕩的形象,抒寫自己屢被遷徙不能與親人相聚的命運;最有代表性的《贈白馬王彪》感情豐富復雜,用激切的語言表現內心的憤慨。- i% ]( i; k/ Q: i$ m$ W
      曹植現存詩作中,樂府詩約占近半數,但這些詩基本上都不能配樂演唱。這是樂府歌辭文人化的明顯標志,對后世這類詩歌的創作影響深遠。他也有許多沿用民歌題材、模仿民歌風格的詩,但他并非單純模仿,而是加以適當改造,在游子思婦的形象中注入純屬于個人的思想感情,內涵更為曲折豐富。曹植的詩歌結構大多精致,自然景物描寫較多,開始注重對仗和煉字,追求華美語言和細致描繪,對后來文人詩歌影響很大。
    . N' i) l6 Z2 O3 w  曹丕在《典論·論文》把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并稱為“七子”,他們都是建安時代比較重要的文學家,。其中王粲、阮瑀是文學家蔡邕的弟子。王粲出身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學教育,詩、賦均有成就。他少有才名,17歲時就寫出了名篇《七哀詩》;又以擅長辭賦著稱,《登樓賦》是其名篇,前人常以他與曹植并稱,劉勰《文心雕龍》譽之為“七子之冠冕”。阮瑀、劉楨也以五言詩知名當時。
    # _% F  B* m, c7 g  著名女詩人蔡文姬,名琰,是東漢大文學家蔡邕之女。她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熏陶,在文學、音樂等各方面均有深厚修養。由于家學淵源,她幼年早慧,博學能文,妙于音律,又善詩賦。蔡文姬傳世的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篇,騷體《胡笳十八拍》一篇。她的五言《悲憤詩》記述了她從遭擄入胡直到被贖回國的經歷,猶如一幅血淚繪成的歷史畫卷,被稱為我國詩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首自傳體的五言體長篇敘事詩。“真情窮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詩歌中別成一體。; K( a  ~# ]# r. o6 C2 x
      曹丕的皇后甄氏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失寵后寫了一首《塘上行》,表達了一個女子對丈夫一往情深的泣訴,哀婉泣絕,極為感人,是女子思夫詩中的名篇。) E! c. a/ \4 M$ T  j: c
      建安時期,詩人普遍使用五言詩形式并加以發展,使五言詩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最基本的形式。建安時期的文人詩歌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開始向文人詩歌的精致華美轉變。樂府民歌的語言風格對文人詩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采用樂府詩題、沿襲樂府民歌中常見題材的作品,在當時文人的詩歌中占了很大比例。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詩歌追求修辭華美,普遍運用藻飾、駢偶、聲律、用典等表現手段,增強了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的藝術性,使文學語言更富于表現力,以后愈來愈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普遍風氣。- L3 N& K+ G! ~0 F
      曹魏后期的詩人以阮籍和嵇康最為著名。阮籍是阮瑀之子,他的詩歌深受其父影響,作品主要是《詠懷詩》,其中五言詩八十二首,四言詩十三首。其《詠懷詩》尤為著名,在中國詩歌史上有崇高的地位。這些詩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態度,尤其是對于人生意義的反復思考,多用象征寓意,語言含蘊隱約。阮籍完全擺脫了對民歌的模仿,把個人的哲理思考融于藝術形象之中,使詩歌呈現出更加廣闊的視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內涵。這種以組詩方式抒發情感的形式受到后來詩人的重視,如陶潛的《飲酒》、陳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風》,都受到阮籍《詠懷詩》的影響。嵇康的四言詩《幽憤詩》、《贈秀才從軍》具有個人特色,顯示了四言詩的潛流。
    7 @8 r, F2 }8 D- A; u  西晉從立國到覆滅,總共只有大約五十年。經過曹魏末期的政治高壓政策打擊,文學之士紛紛向統治集團靠攏,個體意識與文學風骨明顯地減弱,自建安以來文學追求華麗的傾向和對仗現象高度發展起來。但是,表現人生的傷感仍然是文學的中心主題。無論作家還是作品的數量都遠遠超過前代,詩歌創作在士人中進一步普及。在士族中,重視詩文創作成為普遍的風氣,社會上層文士幾乎沒有不寫詩的。詩歌中的情感日益淡薄,語言藝術日益提高,詩句對偶現象日益增多。當時作家中主要是“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其中陸機、潘岳并稱“潘陸”,代表了西晉文學的主流。# q$ j1 c# w% h
      最能夠代表西晉一代文學風氣的是陸機。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人。祖陸遜、父陸抗均為東吳名將,地位顯赫。東吳被滅后,陸機與弟陸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陽,受到北方士大夫的器重。陸機才冠當世,詩、文、辭賦都有成就。《晉書》本傳曰“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他的《文賦》形式上別具一格,是文學批評史上的名作。陸機以“詩緣情而綺靡”為準則,語言上過分注重修辭,精心雕琢,文辭繁縟,華美典雅,多用排偶,對南朝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6 p. ^# }6 i6 i% n/ b
      潘岳(247—300)字安仁,滎陽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他少有才名,人品頗遭到非議。' p2 ]+ T& `# q9 b; R2 A
      其詩文均以善敘悲哀之情著稱,詩歌代表作是追悼亡妻的《悼亡詩》三首,感情真切動人,對后世悼亡文學有很大影響。# W) S3 T; p% x7 s  d2 N7 A
      左思(約250—約305)字太沖,臨淄(今屬山東)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其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內宮。他的《三都賦》有“洛陽紙貴”之譽。他的《詠史詩》借古諷今,以剛健質樸的語言表現了對士族門閥制度的強烈不滿,是班固以來詠史詩的創變。如第二首:6 [4 J! _5 o6 i) j5 R/ ^. A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 g) V- A* O. F! E$ S/ N  左思的《詠史詩》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傳統,語言簡勁,不重辭采,雖多用對偶,但出語自然而不求工巧,直接抒寫胸中不平之氣,形成雄邁的藝術風格,在西晉作家中別具一格,《詩品》有“左思風力”之譽。
    * b0 w! ~4 s1 Y4 a9 M& q' i  東晉時期,玄學清談十分盛行,對文學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東晉玄言詩多以抽象語言談論哲理,使文學成了玄學的附屬。東晉時期最杰出的詩人是陶淵明。2 {* s, c" I( q8 O" @
      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由于年幼時家境敗落,他29歲時開始出仕后仕途不暢,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41歲時徹底棄官歸隱。《晉書·隱逸傳·陶潛傳》曰:“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陶淵明在詩歌、散文、辭賦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詩歌。他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征的田園詩,這些詩不僅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如《歸園田居》之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三意境最美:“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陶詩中最著名的是《飲酒》之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 U5 w7 B# @& a3 u2 V5 V$ G  陶淵明的田園詩,語言精煉,樸素明凈,簡潔淡雅,自然真淳,呈現出平和寧靜、清明淡遠的意境。陶淵明在詩歌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是他開創了田園詩,開拓了詩歌新的題材領域和新的藝術境界,對后世中國古代詩歌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詩歌在宋代尤其受到文人的喜愛和推崇。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如《詠荊軻》和《讀山海經》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也為后人稱頌。他的《勸農》和《時運》用四言詩來歌詠田園生活,是《詩經》“國風”的繼承和創新。- {8 O4 r! ^; ~
      魏晉時期詩歌的繁榮,得益于思想解放與文化教育的普及。魏晉時期的政權性質與兩漢政權并無二致,不僅基本政治制度與兩漢一脈相承,教育制度也相似,而且同樣強調以儒學為先。董卓之亂中太學被毀,曹魏立國后承漢制在廢墟上重建太學。《三國志·文帝紀》載:魏文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太學生在魏明帝時增至千余。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在洛陽刻制《正始石經》,立于魏都洛陽南郊太學講堂。這部石經僅刻《尚書》、《春秋》和《左傳》,每一個字都用古文、篆書、隸書三種字體刻成,所以又稱《三體石經》或《三字石經》。這部石經對于研究儒家典籍的流傳具有很高價值。8 Q# l4 ~6 X' s! w% N" Z
      西晉時教育體制的重大變化,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專設國子學,形成了貴族與下層士人分途教育,國子學、太學并立的雙軌制。西晉建立后,晉武帝“廓開太學,廣延群生,天下磷萃,遠方幕訓,東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時集至,萬有余人”。晉武帝曾三臨太學并行大射禮,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弟子門人咸在列位;又設宴班饗,對學生的“勤學務禮,遵修舊典”大加贊賞,“人知所勸,宇承風,莫不景慕”,并與咸寧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頌德,即《大晉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簡稱《三臨辟雍碑》)。《三臨辟雍碑》記述了晉武帝司馬炎和皇太子司馬衷親臨太學視察的經過,雖不無夸大,卻也反映了西晉王朝對教育的重視,因而,太學在短期內再次進入繁盛時期。《晉書》卷二四《職官志》載:“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西晉還設立國子學,以國子祭酒主管國子學,是中國中央管理學務機構之濫觴。西晉滅亡,太學復被毀。
    3 a0 K$ P( x& i( y) w/ D  東晉立國之初,重新恢復太學。《晉書·元帝紀》載:東晉元帝司馬睿建武元年十一月于建業“立太學”。《晉書·成帝紀》載:東晉成帝司馬衍“(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東晉學校教育開始呈現衰微態勢。8 }( y# U+ w" `
      雖然長期割據戰爭和政治斗爭導致上層統治者難以顧及教育,造成官學處于時興時廢、時有時無的狀態,而政治紛爭和社會動亂也使得士人生活朝不保夕,不愿積極出仕,但是這一時期的教育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九品中正制”的實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權和優先仕宦的特權,因而,社會上層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詩歌創作和詩人群體也就主要產生于宮廷和士族內部。由于上層統治者的提倡和對文士的尊崇,雖然寒門庶族子弟縱使品學兼優才智過人也很難出人頭地,但是,他們通向仕途、接近上層社會的唯一途徑仍然是讀書做官。左思就是一例。由于官學時興時廢時斷時續,難以形成完整的教育體系,導致私學進一步發達,培養了許多文人才子。無論官學還是私學,在教學內容上仍以經學為主。但魏晉時期的讀經與秦漢時期的讀經有很大的差異。兩漢時期儒生必須通讀儒家的典籍,而魏晉時期雖然也強調讀儒家典籍,但又不作嚴格的要求,因此,士人讀《老子》、《莊子》成為時尚,成為“顯學”。由于老莊哲學盛行一時,宣揚道家思想的玄言詩也就出現了。
    * ?/ n: d- _& A2 l6 \! r. o  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學迅速發展時期,學習詩文寫作已成為社會時尚。《詩經》仍然是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與經書相比,由于詩賦文章押韻好讀,所以常作為學童閱讀初級教材。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
    8 F6 N4 [+ m; ]8 }. F9 C  由于文學教育的普及,兩晉時期還出現了一些女文學家,如西晉的左芬、東晉的謝道韞。
    6 S4 J$ ?# a' S9 b" o: d+ o$ S  左芬是左思之妹,以文才出眾被晉武帝司馬炎納入后宮。《晉書》列傳第一載:“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后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并行于世。”如她答贈其兄左思的《感離詩》:
      H9 P6 j! e2 B) l: R7 s9 @  自我去膝下。倐忽踰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仿佛想容儀。欷歔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于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于文辭。
    . B4 h0 x! |0 [1 y0 Y1 q; l' H2 H  左思兄妹都富有才情,曾一起讀書、一起吟詩。左芬對兄長的思念,也是對自由生活的憧憬和懷念。厭棄貌似華貴的宮廷而懷戀詩書自娛的生活,正體現了女詩人清峻高朗的志尚。6 s. d7 q6 O1 G8 b% B/ j
      再如她的《啄木詩》:“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饑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于人,唯志所欲,此蓋禽獸。性清者榮,性濁者辱。”詩中以物明志,是詠物詩中的佳作。& b% Y7 {1 e9 X, O7 o0 g2 ]
      謝道韞是東晉最有權勢的謝氏家族里出現的一位才思敏捷的女詩人,她是古代最有名的女才子之一,從小便有過人的文才和口才,7歲時贏得了“詠絮才女”的美名。謝道韞所著詩文集原有兩卷,后散佚,今存詩2首——《泰山吟》和《擬嵇中散詠松詩》。《泰山吟》大筆揮灑,氣度非凡,充滿陽剛之氣,才華之高令人贊嘆。《晉書》卷九十六《列女傳》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道韞所著詩賦誄頌并傳于世。”7 |  E' I/ p5 J1 u5 b' L, L2 x
      《晉書》卷九十六《列女傳》還記載了晉朝的另兩位女才子鐘氏、陳氏的事跡:/ L# y2 N! l7 Y2 S# C& e5 t
      “王渾妻鐘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 Q- b' B& D( @8 N5 t& b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采爰獻。圣容映之,永壽于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于世。”7 k7 X* a  `3 m. [$ k6 b, J
      魏晉時期涌現的這些女詩人,除宮廷女詩人甄皇后、左芬外,謝道韞、鐘琰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更多的女詩人已經隱沒在歷史的長河里。這些女詩人的出現,至少說明當時社會里的女子也能夠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她們取得的成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魏晉時期詩歌教育的狀況。如果沒有良好的詩歌教育,也就沒有誕生女詩人的土壤。
    % y; `9 d5 E3 j3 r+ D' D/ @  西晉滅亡后,北方戰亂頻仍,民不聊生。五個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先后建立了十六個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除前秦苻堅實現短暫統一外,北方長期處于割據混戰狀態。十六國時期,一些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受漢文化影響很深,尊崇儒學,重用漢族文人,重視文化教育。在他們統治區域內,儒家經書仍然是官學的主要內容。" J- ~5 c( t6 ^7 h  j+ a$ T: {
      漢國開國君主劉淵,字元海,其遠祖是匈奴冒頓單于,其父是魏武帝曹操所分匈奴五部的左部帥劉豹。他自幼接受了系統的漢文化教育,學習《毛詩》等儒經,文武全才,深得當時名士的推崇。《晉書·劉元海載記》載:“(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于是遂學武事,妙絕于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其子劉和、劉宣、劉聰都接受了包括《詩經》在內的儒學教育。5 H* h: a: z1 N3 T0 g+ G9 Z
      據《晉書·劉元海載記》,劉淵的兒子劉和“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劉淵的另一個兒子劉宣“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
    . j1 X# P3 ]. f3 n( j, z. q  漢國第二代國君劉聰是劉淵的第四子,自幼聰慧好學,漢化程度很高,武藝精強,文武俱佳。《晉書·劉聰載記》載:“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余篇、賦頌五十余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劉聰能寫作百余首述懷詩、五十余篇賦頌,在當時是極其罕見的。
    $ l- {" V9 p; ]9 d" K% E) O) Q  S5 x  劉聰的兩個妃子劉娥、劉英熟讀經書,才貌雙全。《晉書·列女傳》載:“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于娥。”
    : L# ^; _$ c# a7 ]  后趙開國君主石勒出身羯族,是受漢文化影響很深的杰出帝王。石勒采用了漢朝選官制和辦學培養人才,下令各級官吏每年推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通過答策擇用賢能。他還親自到郡縣接見文學之士,對有才能的給以獎勵或任用。在其都城襄國設立太學、小學十余所,把將佐豪族子弟送入學校學習;選用太學生中前五名為著作郎。他還下令郡中集學子進郡立學校,并制定了考試三次學業修成的制度。《晉書·石勒載記》載:“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余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勒巡行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谷帛有差。……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臺府。于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他注意攏絡重用有才識的文人,如張敬、張賓、程遐等,組成“君子營”,用張賓為謀主。《資治通鑒》卷八十九記載,他攻下幽州后立即重用名士裴憲、荀綽,說“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F7 e& E/ T; l
      石勒的兒子石弘有很高的文學修養。《晉書·石勒載記》載:“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可惜,這位后趙的繼承者生不逢時,22歲就因石虎篡位被殺。1 @7 n( L& k2 Q7 ^8 C* F% u
      前燕王慕容皝崇尚儒學,重用漢族文士陽裕等人。《晉書·慕容皝載記》載:“(皝)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甚盛,至千余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這位前燕王能親自編寫韻語蒙學教材《太上章》和《典誡》,其文學修養之高可見一斑。
    + I2 q/ d9 ~  ^1 N3 Y  苻堅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出身氐族的功業卓著的杰出帝王。據《晉書·苻堅載記》記載,他“八歲請師就家學”,接受了系統的儒學教育,博學多才。即帝位后禁止傳播老莊學說和圖讖之學,建立學校,尊崇儒學,重用漢族文士王猛、薛贊、權翼等人。他有深厚的文學修養,能與苻融、苻陽等大臣引用《詩》、《禮》、《書》等典籍對話,與群臣宴飲時常與群臣一起賦詩,能“歌勞止之詩”。《晉書·苻堅載記》載:“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并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群臣。……堅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于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后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在他統治期間,不僅使混亂的北方獲得統一,而且使衰落的儒學得到興盛,極大地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在當時可謂一枝獨秀。
    : D0 X: ^/ T& [" ?' S, Z7 [  據《晉書·苻堅載記》記載,苻堅之弟苻融精通儒家典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于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苻堅之侄苻朗學問淵博,頗有魏晉風度,“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于世”。
    ( P" [$ B8 I; M5 I5 n5 \" @  劉聰能吟詩作賦,慕容皝著有韻語《太上章》,苻堅能“歌勞止之詩”,苻融著《浮圖賦》,苻朗能臨刑賦詩,可見在十六國中,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教育也綿延不絕。
    + O; P5 u% M! k4 d7 \4 l  正因為儒家典籍的傳播和詩歌教育的延續,北方也出現了一些女才子,除劉娥、劉英外,還有宋氏、蘇蕙等。《晉書·列女傳》記載了她們的事跡:  }: ?2 I# A, }5 X9 p% p8 L5 ]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 }' H# X' f; {6 m" Y6 [' q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4 e3 G, c5 U+ B" N
      上述兩位女子都是千古奇才。如宋氏一樣,能主持官辦講堂教授學生,古往今來,這樣的女子中能有幾人?蘇蕙的文學才能尤為卓異。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蘇惠的《璇璣圖》是我國古代唯一的一首巨型回文詩。整個十六國時期一百多年中,北方文學極為蕭條,沒有產生重要的作家作品,而這首《璇璣圖》回文詩應當說是唯一的一朵奇葩。這首回文詩據說可以分解為兩百余首詩詞,問世后曾被諸多名家解讀。唐朝武則天曾專門為蘇惠與《璇璣圖》撰寫序文,宋代才女朱淑真也寫有《璇璣圖記》。這首詩魅力非凡,至今仍受到人們喜愛。1 P5 @5 E+ \% g" _! H) D5 Z1 F
    第五節 南朝時期的詩歌教育
      420年,宋武帝劉裕取代東晉。439年,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統一了北方。南北方雖多次相互攻戰卻均無較大所獲,因而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對峙時期。自東晉迄陳,江南五朝的政權實際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南朝繼續實行“九品中正制”,士族依然享有很大特權,并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宋、齊、梁、陳四朝由于統兵大將篡位導致政權頻繁更替,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的不安定,但其破壞性較小,因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仍然很迅速,為我國古代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南移進一步奠定了基礎。7 B. A8 o# ~3 E( y
      經過魏晉進入南朝,文學進一步擺脫經學桎梏,文學的價值受到了社會上層的高度重視,文學已經成為社會上層一種必備的素養。南朝歷代皇帝中,很有幾位成就突出的文學家和理論家,如梁武帝蕭衍、梁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等。許多皇親國戚也以愛好文學、招納文士而著稱。來自最高統治階層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學的繁榮,新的題材、新的形式、新的風格不斷出現,文學的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在士族中,重視文學寫作更是普遍的風氣。晉室南渡后,陳郡謝氏、瑯琊王氏地位最為顯赫。謝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選入《文選》,王氏家族一門七代人人有集,為史傳所未見。謝靈運憑借其特殊的社會地位、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出眾的文學才華,完成了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演變,成為當時聲名最盛的詩人。齊梁兩代成為南朝文風最盛的一個時期。齊武帝永明年間,竟陵王蕭子良網羅當時知名文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學集團,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蕭衍、沈約、謝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詩人。沈約和周颙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形成了“永明體”,古代詩歌自此開始走向格律化。謝朓等人積極參與永明詩體的創作,促進了從古體詩向格律詩的演變。梁武帝蕭衍和蕭統、蕭綱、蕭繹父子數人都愛好文學,都取得了一定的創作成就,進一步帶動了文學的繁榮。蕭綱、蕭繹、劉勰等人對文學特性的認識進一步深化,為文學的繁榮奠定了理論基礎。梁代以蕭綱的文學集團為中心,由蕭綱倡導而興起的宮體文學,不但風靡梁、陳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詩、詞、曲中繼續發揮著廣泛的影響。鐘嶸的《詩品》基本上擺脫了經學的藩籬,十分重視充沛的感情、華茂的辭采、典雅明朗的風格,對詩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南朝民歌中廣泛運用的五言短詩,經過謝朓等詩人的改造,又演變為五言絕句體。梁代出現了七言詩蓬勃發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經趨向成熟,七律、七絕的雛形均已出現。由于南朝的帝王貴族大多滿足于江南富庶的經濟所提供的物質與文化享受,他們的文學從內容來說,主要反映上層文人自身的生活范圍,尤其是關于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題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們更注重對形式美的追求。詩歌中四聲的運用形成了詩的格律,辭賦的駢偶化逐漸形成“四六文”體制,而詩賦的辭采也越來越精麗工巧。
    4 t6 d) H6 P9 B+ N  謝靈運(385—433)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東晉最顯赫的謝氏家族,祖父謝玄是淝水之戰的主將。他年輕時即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宋書·謝靈運傳》曰:“靈運幼便穎悟,……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詩歌里以精美的語言對山水景物進行細致描繪,表達個人獨特的主觀情思。如《登池上樓》中“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一聯,歷來膾炙人口。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對后世影響極大,成為中國古典詩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謝氏家族人才輩出,除謝靈運外,謝惠連、謝莊均有詩名,分別以《雪賦》、《月賦》久負盛譽。稍晚的謝朓也以詩著稱。) j- x4 O: A, k2 g
      鮑照(約414—466)出身寒微,字明遠。二十多歲時,在臨川王劉義慶門下因獻詩而知名。他的樂府詩富有獨創性,把漢魏樂府的質樸剛健與南方民歌的艷麗淺俗結合起來,并在詩中貫注了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表現出憤世疾俗的深沉憂憤。鮑照是第一個有意識致力于七言詩創作的詩人,是雜言體七言歌行的開創者,還是南朝最早有意識地寫作邊塞題材的詩人,因而對后世詩人,特別是唐代詩人影響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詩影響。鮑照不僅是一位杰出的詩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辭賦與駢文作家,他的《蕪城賦》和《登大雷岸與妹書》都是流傳后世的杰作。其妹鮑令暉是當時著名的女詩人。
    . L. x8 `# U0 G- Q) o4 {2 s4 g  謝朓(464—499)字玄暉,“竟陵八友”之一。他與同族前輩謝靈運均擅長山水詩,后人以“大小謝”并稱。他提出了“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曇首傳附志弟子筠傳》引謝朓語)的主張,其詩歌語言精煉流麗,淺近易解。現存詩200余首,其中山水詩的成就很高,寫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穎,富有情致,且佳句頗多。其《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一聯清俊秀麗,最為人稱道。“天際識歸舟,云中辯江樹”(《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魚戲新荷動,鳥散余花落”(《游東田》)等詩句也膾炙人口。他的五言四句小詩清新流暢,如《銅雀悲》、《玉階怨》等借鑒南朝民歌的形式,促進了五言絕句這一新詩體的形成。對于謝詩的清新秀發、自然流轉,李白曾多次表示欽佩,曾在《金陵城樓月下吟》一詩里寫道:“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常憶謝玄暉。”
    % n) d  ^2 G  K) n) M3 ^( k  何遜(?—518)字仲言,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出身一般仕宦家庭。《梁書·何遜傳》說:“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云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云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他的詩工于寫景抒情,講究聲律,文辭清新,注重語言錘煉,修辭簡練精當,對唐代大詩人杜甫影響頗深。
    $ ?4 N+ h# q) l, y+ |, o7 |& }/ L. c  吳均(469—520)字叔庠,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出身寒門。他的五言詩語言質樸,不務工巧,追求一種雄邁的氣勢,在當時影響頗大,被稱為“吳均體”。《梁書·吳均傳》載:吳均“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學之,謂之吳均體。”+ }4 q$ }7 [( |& D( B9 Z) X
      徐陵(507—583)字孝穆,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陳代最著名的作家,有“一代文宗”之稱,與庾信并稱為“徐庾”。他曾奉蕭綱之命編成專收艷情詩的《玉臺新詠》。《陳書·徐陵傳》載:“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可見他在當時影響之大。
    # z7 x9 ?  D! Y2 |! @  南朝還有許多早慧的詩人,他們往往出身名門世家或沒落士族,自幼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幼時即以詩文聞名于世。如由齊入梁的著名詩人范云、任昉、徐勉,梁代著名詩人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徐悱、梁簡文帝蕭綱等。
    4 ?7 O) c' t! ~' Y1 E8 V  《梁書·范云傳》載:“范云,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琰異之,要就席,云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嘆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晝夜不怠。……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南史·范云傳》載:“范云,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云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云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
    7 T" _, I3 J# @9 P) n+ _  《梁書·任昉傳》載:“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遙,齊中散大夫。……(昉)幼而好學,早知名。”《南史·任昉傳》載:“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昉)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制《月儀》,辭義甚美。”2 {! c+ k- d( n9 `
      《梁書·徐勉傳》載:“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為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2 l5 O6 u0 s! z3 }7 J
      《梁書·王僧孺傳》載:“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e9 j) r$ t/ D# z3 }+ @
      《梁書·張率傳》載:“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瑰,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 G$ ?0 E4 f9 L5 L
      《梁書·劉孝綽傳》載:“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父黨沈約、任昉、范云等聞其名,并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 P# K5 R4 `5 s! {$ A4 i/ C, e
      《梁書·王筠傳》載:“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瑯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并小字也。”《南史·王曇首傳附志弟子筠傳》有類似記載。' l' z& f8 f& s/ k3 t& J. S
      徐悱是徐勉之子。《梁書·徐勉傳附子悱傳》載:“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徐悱和其妻劉令嫻是文學史上著名的一對詩人夫妻,二人的贈答詩載于《玉臺新詠》。
    % H- \0 M( d0 b2 T: t  梁簡文帝蕭綱是梁武帝蕭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蕭統之弟。《南史·簡文帝紀》載:“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于輕靡,時號‘宮體'。”
    1 ^$ e! w2 M/ f1 u% w5 V  當時彭城劉氏一門人才輩出,是歷史上著名的文學世家,還同時出現了三位女詩人。其中,以劉孝綽、劉令嫻(徐悱之妻)的名聲最大。劉孝綽是當時最著名的文人,作品很多,流傳很廣。蕭統親自選拔劉孝綽一人來編纂自己的文集并作序,可見他對劉孝綽的看重。《梁書·劉孝綽傳》載:“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蕓、吳郡陸倕、瑯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孝綽辭藻為后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于世。”“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侄,當時有七十人,并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瑯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并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里晉書”。”《南史·劉勔傳附繪子孝綽傳》也有同樣的記載。8 u- P$ p6 z. b* a* s4 i
      不僅文人詩歌十分繁榮,南朝時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于三國東吳,迄于陳,留存總數近五百首,按地域分為“吳聲歌曲”和“西曲”兩大類。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樓和貴族宴會上由歌女們演唱的風情小調,內容與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的漢樂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寫男女之情,絕大多數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對男子的愛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統治區域的社會風俗狀況。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為主,其余的四言及雜言詩篇幅也很短小,其語言明快動聽,善于運用雙關隱語,或樸素自然,或淺俗鮮麗,具有鮮明的民歌情調,表現了較高的文學素養和修辭技巧。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民間的詩歌教育十分發達。9 t$ P3 t6 Z6 m6 K
      南朝文人詩歌創作受民歌影響很大,雅俗結合漸漸成為從鮑照到齊梁間的文人詩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專門描繪女子美麗體態容貌的歌曲與宮體詩的興起有直接關系。南朝民歌中占主導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對五言絕句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后繼續影響著文人的創作。大詩人李白的很多短詩以清新自然見長,就與學習南朝民歌有直接關系,如他的傳世名篇《靜夜思》與《子夜四時歌》中“秋風入窗里”一篇十分近似,傳承關系十分明顯。直到清代為止,歷代文人模擬南朝民歌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此可見,南朝民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十分深遠。
    ; M6 E+ a3 D0 B( T  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繼魏晉之后又一個迅速發展時期,南朝詩歌的繁榮,雖得力于上層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但與詩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關的。南朝時期的政權性質與兩漢政權并無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學地位雖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
    9 O2 _1 G: f* S' O2 e7 K7 f  南朝時期學校教育有所復興,國子生多為士族高官子弟,稱之“國胄”或“世胄”,可以經明經策試入仕,而太學則往往僅存博士而無生員。雖然南北方戰爭和內部政治斗爭不斷,但上層統治者仍然十分重視教育。南朝宋文帝時,在官學中首設文學館,主要進行專門的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活動,詩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項內容。“九品中正制”的繼續實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權和優先仕宦的特權,因而,社會上層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詩歌創作和詩人群體也就主要產生于宮廷和士族內部。由于上層統治者的提倡和對文士的重視,雖然庶族子弟縱使品學兼優也地位低下,但是,他們接近上層社會的唯一途徑仍然是讀書做官,因而私學進一步發達。學習詩文寫作成為當時的社會時尚。謝靈運的山水詩文辭幽美,冠絕一世,人們爭相傳誦。《宋書·謝靈運傳》載:“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出身寒微的鮑照就以因向臨川王劉義慶獻詩而知名當世。吳均的五言詩質樸豪邁,被當時文壇稱為“吳均體”,成為學詩的榜樣。
    - k3 `5 L& S: }+ ^# ]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重視文學教育,詩歌等文學教材受到學子的重視和歡迎。雖然《詩經》仍然是學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但與經書相比,由于詩賦文章押韻好讀,所以常作為學童閱讀初級教材。由于社會需要,學校教育重視寫作訓練,尤其重視駢文與詩歌的寫作教學,要求學生要學會用典使事,寫作詩文要講究雙聲、疊韻、四聲和修辭。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如何遜八歲就能寫詩,后成為梁代著名詩人。0 J5 I+ m$ O* N+ i( V3 A
      得益于詩歌的興盛,南朝也出現了一群女詩人。《詩品》卷下中列入了兩位女詩人:宋朝的鮑令暉、齊朝的韓蘭英。其他較著名的還有齊朝的蘇小小和梁朝的劉令嫻、沈滿愿。( I" E3 L; b% N/ E" m6 j8 a* ?; _7 {
      《詩品》卷下中,鐘嶸說:“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愿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于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鮑令暉、韓蘭英能被鐘嶸列入《詩品》,可見二人在當時的影響甚大。鮑令暉曾有《香茗賦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僅存詩六題七首:《示行人》、《題書后寄行人》和擬古樂府詩四題五首,詩歌成就歷來多受稱贊。韓蘭英的詩文,則全部佚失。. p/ u8 c7 p' p# ]7 ]" F1 E
      蘇小小是南齊時錢塘名妓,風骨清高,美艷如花,才情蓋世,生年十九早逝,僅有一首《錢唐蘇小歌》(又名《西陵歌》)傳世,《玉臺新詠》中收錄了這首詩,即“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其人其詩千百年來為世人傳誦。歷代詩人歌詠蘇小小的詩非常多,唐代詩人李賀、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都為她寫過詩。1 p- m0 [- Q. D1 L$ O, c+ q
      劉令嫻是劉孝綽之第三妹,徐悱之妻,生卒年不詳,世稱劉三娘。其二姊均有才學,而她的詩文尤清秀突出。其兄劉孝綽曾罷官不出,題詩于門:“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她為之續句:“落花掃仍合,聚蘭摘復生。”《梁書·劉孝綽傳》載:“其三妹適瑯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并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凄愴。勉本欲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閣筆。”《南史·劉勔傳附繪子孝綽傳》有同樣記載。其祭夫文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舍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侍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姜橘。素俎空干,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于今日。從軍暫別,正思樓中,薄游失返,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這篇祭文采用四言詩的形式,凄惋感人,是文學史上的名篇。其詩歌現存10余首,《玉臺新詠》錄其詩8首。她的詩多寫閨怨之情,如《春閨怨》、《聽百舌詩》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回贈丈夫徐悱的《答外詩》二首,如“落日更新妝,開簾對春樹。鳴鸝葉中舞,戲蝶花間鶩。調琴本要歡,心愁不成趣”。詩中通過寫景來襯托相思之情,情意纏綿,真切生動。" e1 b: G7 U  P7 D3 e' w* n5 T
      沈滿愿是沈約之孫女。生卒年不祥,約梁武帝大同中前后在世。沈滿愿有乃祖之風,善作詩,曾有詩集五卷傳世。《彩毫怨》、《登樓曲》、《昭君嘆二首》等是她的名作。! A) W# I2 i' L7 Y/ x
      另外,南朝梁宮女王金珠也以善詩知名。這些女詩人均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從她們的成就來看,都接受過相應的詩歌教育。她們都是南朝詩歌沃土上成長出來的一朵朵奇葩。
    " L% F5 V( o( V1 R  南朝詩歌創作和詩歌教育的興盛推動了文學作品集的編纂。當時出現了兩部重要的文學作品總集《文選》和《玉臺新詠》,不僅促進了文學教育的進一步普及,而且對我國古代詩賦創作和文學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4 G+ t+ l1 k  h  南朝梁太子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是秦漢以來收編詩文最豐富的文學總集,也是我國最早的詩文總集。《昭明文選》成書之后,被認為是古代文學教材的典范,也是詩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書30卷,唐李善作注時分為60卷,其中有賦19卷,詩歌12卷,騷2卷。《文選》共收入周代至齊梁時期130多個知名作者和少數佚名作者的詩文作品共752篇,其選文分三類:詩歌、辭賦、雜文,各種文體的代表作基本具備,其中詩歌434篇。這部書反映了編者獨到的文學見解,也反映了當時的文學時尚。他將儒家的經書、諸子書,以及歷史著作均排除,從而使《文選》的文學色彩更濃。這部書在唐代就受到高度重視,成為文人學子必讀之書,有所謂“文選學”之名。杜甫寫給兒子的《宗武生日》一詩中叮囑他“熟精《文選》理”。后世更有“文選爛,秀才半”一說,足見此書的影響和價值。  o- y6 @, s( K5 f+ |# B9 l
      《玉臺新詠》是徐陵奉梁簡文帝蕭綱之命編成的我國古代繼《詩經》、《楚辭》之后的又一部詩歌總集。《玉臺新詠》共十卷,有五言詩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詩1卷,收錄南朝梁以前的詩篇769首;除第9卷中的《越人歌》相傳作于春秋戰國之間外,其余都是漢魏以來至南朝梁時的關于女性和男女愛情的詩歌,其中大量收集了齊梁時代的宮體詩,是第一部全部以婦女為描寫對象的詩歌總集。這本書中保存了古代許多歌詠婦女的優秀詩篇,如《上山采蘼蕪》、《陌上桑》(即《日出東南隅行》)、《羽林郎》、《孔雀東南飛》等。班婕妤、鮑令暉、劉令嫻等女詩人的作品也賴此書得以保存和流傳。徐陵頗重視收錄南朝時逐漸興起的五言四句的樂府短歌,對于五言絕句這一詩體在唐代的興起和發展有一定推動作用。由于這本書在流傳過程中曾遭后世文人多加竄改,所收詩歌總數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統思想的影響下,這部詩集曾屢遭詆毀,但仍然對我國古典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7 F0 ~+ b3 b0 k9 a  南朝時期,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勸學篇》作為蒙學教材。由于統治者實行“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一些出身低微的作家得不到統治者的重視,而“學而優則仕”又是古代文人的主要出路,因此,一批學者逐漸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學童身上。他們編寫了大量的蒙學教材,除馬仁壽的《開蒙要訓》和周興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外,其它大都佚失。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周興嗣的《千字文》。5 o; T' Y4 L% [' M0 L* T1 l
      《開蒙要訓》的內容主要介紹自然事物、社會名物、寢處衣飾、身體疾病、器物工具、飲食烹調、農業耕作、樹木鳥獸等。形式上采用四言韻語,便于兒童的學習和記誦。如“乾坤復載,日月光明。四時來往,八節相迎。”春花開艷,夏葉舒展。□□秋落,松竹冬青。“筆硯紙墨,記錄文章,童□習學,易解難忘。”全書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廣泛,注重實用,語言質樸通俗,至五代時期仍在傳抄流行。. z; Q2 h, X' u( C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周興嗣。《梁書·周興嗣傳》載:“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后也。……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學京師,積十余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并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千字文》前的小序說:“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上以王羲之書千字,實興嗣次韻為文。奏之,稱善,加賜金帛。”他奉梁武帝命把常用漢字編成《千字文》一卷,全文采用韻文形式,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極短的篇幅內容納了極其豐富的內容,涉及天文歷象、歲時變化、名貴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養、建筑文化、歷史地理、士人農桑、生活起居等。如開篇寫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馀成歲,律呂調陽。云騰致雨,露結為霜。金生麗水,玉出昆岡。”從開頭這幾句,就可以看出其行文注重聲律對仗,講究用典文采,押韻和諧,抑揚頓挫,具有四言詩歌的形式特點,即使完全當作詩歌來讀也無妨。這本書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間仍有一定影響。$ h$ q- ~1 j* G6 k4 H( t
      南朝時期生肖文化逐漸盛行。活躍于梁陳兩朝的著名文人沈炯有一首有趣的十二生肖詩:“鼠跡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嘯坐空谷,兔月向窗開,龍陰遠青翠,蛇柳近徘徊。馬蘭方遠摘,羊負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雞砧引清懷。狗其懷屋外,豬蠡窗悠哉。”據說這是我國第一首生肖詩。這首詩在首字按排序嵌入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種動物的特點,可謂別開生面,文采娛人。這首詩對于生肖文化的傳播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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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北朝時期的詩歌教育
      439年,鮮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權在孝武帝拓跋燾時統一了北方,社會逐漸安定。孝文帝拓拔宏遷都洛陽后,尊崇孔子,提倡儒家禮法,推廣使用漢語,積極推行漢化政策,重用漢族知識分子,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當時首先受到重視的是直接有利于統治軼序的儒學,文學也開始出現轉機,但文學的地位遠不如在南方那樣重要。當時文壇上的領軍人物溫子昇、邢子才、魏收等,其詩歌作品主要是模擬南朝文學,成就不高。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現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四個王朝。581年,隋文帝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這一時期雖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漸走向民族大融合。當時進入中原的各個少數民族逐漸漢化,后來大都成為漢族的一部分,并以他們的文化極大地豐富了漢族的文化,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北朝后期,南方許多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如庾信、王褒等,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他們開始結合南北文風之長,創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學最高水平的詩賦作品,為后代文學開辟了新的道路。9 \! ^5 R7 z. @+ E1 ?+ L* Z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他自幼隨父親庾肩吾出入于蕭綱王府,后來成為蕭綱的東宮學士。作為宮體文學的代表作家,與徐陵并稱為“徐庾體”。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為西魏所滅而滯留北方。西魏和北周皇室一向傾慕南方文學,庾信又有盛名,因而頗受器重,被尊為文壇宗師,受皇帝禮遇。庾信前期作品多為宮體性質,輕艷流蕩,富于辭采之美。羈留北朝后,其詩賦抒發了自己深切懷念故國鄉土,因身仕敵國而感傷、因不得自由而怨憤的情感,風格也轉為蒼勁悲涼。所以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他的《春賦》、《哀江南賦》是當時名作,《春賦》中詩賦結合的傾向也為后人所繼承,如唐代王勃、駱賓王和劉希夷等都有類似的作品,顯然受其影響。庾信是南北朝文學的集大成者。他以聰穎的資質在南朝文學的全盛時代積累了很高的文學素養,來到北方后又接受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其沉痛的生活經歷豐富了文學創作的內容,形成了獨特的文學風格。他的駢文駢賦與鮑照并舉,代表了南北朝駢文駢賦的最高成就;他的詩歌則初步融合了南北詩風,對唐詩的繁榮有重大影響。5 U/ t- P0 N2 x1 U& Y
      王褒(約513—576)字子淵,瑯琊人,出身名族,因舊交之情受梁元帝重任。梁元帝出降西魏,諸臣均被帶到北方。王褒以門第與文才,受到西魏、北周重視,與庾信同為北方文壇領袖。他曾以七言《燕歌行》著稱于當時,五言詩《關山月》也是邊塞詩的名作。《渡河北》則是王褒詩中最著名的一篇:“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這首詩表現了對南方故土的思念和人生失路的悲哀,風格蕭瑟蒼涼。他的詩歌對后世也有較大影響。
    $ _& w5 Q' B0 F( ?) {: X  北朝文學雖然總體上不能與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數量遠遠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價值。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權實行漢化政策、重視教育的結果。/ x% R# U' P+ N* f1 E+ Q9 p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歷代統治者推行漢化政策,提倡儒家禮法,推廣使用漢語,重用漢族知識分子,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時,邢邵以文名傾動京師。由魏入齊后,官至中書監、國子祭酒,地位很高。詩人魏收由魏入齊后,頗受重用,官至尚書右仆射,監修國史。北朝歷代君王和上層貴族一向傾慕南方文學,對流落北朝的南方文士十分尊崇。如庾信滯留西魏時,很受皇室器重,官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遷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侯爵,被尊為文壇宗師,受皇帝禮遇,與諸王結交。王褒出仕西魏、北周,以門第與文才受到重視,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與庾信同為北方文壇的宗匠。當時北周與陳朝通好,允許南方流寓人士歸還故國,因庾信與王褒久享盛名,北周君主堅決不準許兩人南歸。北朝政權對文士的尊崇可見一斑。/ z) Z4 b0 W& {6 q9 a
      北朝政權在逐漸漢化的過程中,接受了兩漢魏晉以來的教育制度,設立太學以及四門學、郡國學、律學,生員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當。然政權興廢不定,學校也時設時罷。北魏道武帝設立學校,稱國子太學,后又別立太學。國子學曾一度改稱中書學,郡學也稱太學。孝文帝、宣武帝時,又增設了四門小學,形成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三學并立之制。北朝政權在都城和各地設立官學,尊崇孔子,學習儒家經典,推廣儒家學說,《詩經》是官學的主要教材之一。《魏書·薛辯傳附子謹傳》載:太武帝拓拔燾時的河東太守薛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于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漢末魏晉以來儒學地位下降的趨勢卻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如著名詩人邢邵曾任中書監、國子祭酒,直接負責中央官學的教育。# B5 w7 E3 G. n* x5 F
      北魏孝文帝后的歷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較深厚的儒學修養,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詩作賦;受到兩晉老莊風行的影響,他們往往還學習《老子》、《莊子》等古代典籍。《魏書·高祖孝文帝紀》載: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詔冊,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陰平國遣使朝貢。丙寅,幸靈泉池,與群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于京師。”“(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孝文帝不僅精通“《五經》之義”,“善談《莊》、《老》”,而且“詩賦銘頌,任興而作”,能與群臣一起賦詩,其文化修養可謂深厚矣。《魏書·鄭羲列傳附子道昭傳》還記載了孝文帝與諸大臣賦詩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群言。……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于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愿從圣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門辟,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7 K/ x2 @' r3 d$ ?3 O8 y
      北魏前廢帝元恭也能作詩。《魏書·前廢帝紀》載:前廢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這首五言詩表達了他被逼迫退位時無可奈何的心情。
    1 c+ D- x- r/ l8 n  東魏孝靜帝能文能武,頗好文學,連他的妃子也能吟詩。《魏書·孝靜帝紀》:“帝好文學,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逾墻,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郡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尉宗《后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欷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發期。'”  g8 p* \+ {  h7 h) c& l4 }) r2 v
      北魏王公和宗室子弟也往往愛好文學,能夠賦詩作文。如元暉業、元熙、元延明、元勰、元愉等宗室王子,均能作詩。《魏書》中記載了他們的事跡:- G: V2 a9 ?2 w( n+ u; e) h1 Q
      《魏書·濟陰王小新成傳附弼子暉業傳》:“(暉業)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縱橫。'”
    ) Y; U$ {# x( p: N+ a  《魏書·南安王楨傳附英子熙傳》:“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于世……熙臨刑為五言詩,示其僚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后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于河梁,賦詩告別。
    + m: k- _) ~' O6 X. I, ]  《魏書·安豐王猛傳附子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余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并以才學令望有名于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所著詩賦贊頌銘誄三百余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 ?( ^6 W8 l7 O
      《魏書·彭城王勰傳》:“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時高祖進傘,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云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 _" R7 P' r3 V5 D& b" u( `  《魏書·京兆王愉傳》:“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 P6 S" {) q+ E2 x+ H' {) v
      北魏時期的文人學士不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能賦詩者更多。如梁祐、董紹、馮元興、鹿悆、常景、祖瑩等在《魏書》中均有傳。  M9 X4 h* t6 E0 M& o* C
      《魏書·裴叔業傳附梁祐傳》載:“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
    $ i! `4 i# Q" E  i5 Y  《魏書·董紹傳》載:“董紹,字興遠,新蔡鲖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
    4 T* l- _9 }3 x, G+ N; l  《魏書·馮元興傳》載:“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僚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 n6 ?; f5 A1 R$ @8 D4 }  《魏書·鹿悆傳》載:“(鹿悆)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 ~: {% r6 ?4 L& N6 o
      《魏書·常景傳》載:“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云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托意以贊之。其贊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游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云。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群。才世茍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贊揚子云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余休。含光絕后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游。'”/ p5 Z2 ^# `. B/ Q
      祖瑩是當時著名詩人,以才思敏捷著稱。《北史·祖瑩傳》載:“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圣小兒'。”《魏書·祖瑩傳》的記載與此相同。從祖瑩的經歷來看,神童之名的背后是接受教育和刻苦學習。祖瑩的弟弟祖孝隱、兒子祖珽、孫子祖君信均以文學知名當時。
    ; I5 b+ S+ [4 y  北朝時期,私學在民間仍相當發達。據《魏書》記載,張偉、常爽、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徐遵明等,都是當時名聞天下的私學先生,其弟子往往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孔子開創的儒家“詩教”傳統綿延不絕。
    6 n3 B; ]! Y  b5 C$ n4 Q  《魏書·儒林傳·張偉傳》載:“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泛納,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1 X( I: U0 O* U
      《魏書·儒林傳·常爽傳》載:“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余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仆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余年,時人號為‘儒林先生'。”
    , q* }: X. v- e, W  《魏書·儒林傳·劉獻之傳》載:“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觀眾籍。……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己了,不復須解。……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于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后,《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于獻之。”+ B+ f+ q& }- y+ ]5 O# F
      《魏書·儒林傳·劉蘭傳》載:“劉蘭,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于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后……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自后經義審博,皆由于蘭。……瀛州刺史裴植征蘭講書于州城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后數千,成業者眾。”; ]: t+ z0 Z  Y0 n
      《魏書·儒林傳·徐遵明傳》載:“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于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是后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后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于外二十余年,海內莫不宗仰。”/ u2 j# V4 \0 X0 I. X  Q
      《魏書》中還記載了當時一些著名文士幼年接受私學教育的情況。溫子升是當時文壇上的領軍人物之一,與邢子才、魏收號稱“北地三才”。《魏書·文苑傳·溫子升傳》載:“溫子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后也。……子升初受學于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4 l! t2 ~3 T/ v9 Y  X$ X
      裴駿、裴安祖的經歷更能說明私學詩歌教育的成效。《魏書·裴駿傳附從弟安祖傳》載:裴駿家世以儒學為業,“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獨食。”《詩經》的影響可謂大矣!
    ) W& i% S- M; U1 g& d, A/ @  《魏書·祖瑩傳》載:“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這說明祖瑩在十二歲之前接受的是私學教育,僅八歲就已經學會誦讀《詩經》,可見私學教育的成效。由北朝入隋的詩人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歲時父母雙亡成為孤兒。但他專精好學,13歲時,讀《春秋左氏傳》,感于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一篇,詞藻華美,時人稱為奇才。由此可見當時詩歌教育的狀況。
    . z$ m5 U, R, J" J6 p/ F  《魏書》還簡略記載了兩位奇女子的事跡。其一是房景先的母親崔氏。《魏書·列女傳·房愛親妻崔氏傳》載:“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先,崔氏親授經義,學行修明,并為當世名士。”《魏書·房法壽傳附族子景先傳》:“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房母能“親授經義”、“自授《毛詩》、《曲禮》”,可見其文學修養之高。在她的教育下,房景伯、房景先都成為當時的著名文士。3 e" R" @! N2 e" Q$ D3 `
      其二是崔巨倫的姐姐崔氏,她還是一位女詩人。《魏書·崔辯列傳附逸子巨倫傳》載:“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乃為子翼納之,時人嘆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可惜其作品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長河里。. d3 F- z2 g( z5 Y
      北周世宗宇文毓能作詩。《周書·明帝紀》載:“丁未,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舉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采眾書,自羲、農以來,訖于魏末,敘為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k7 M8 q# p8 t0 y5 v- h9 ?
      北周猛將高琳也能作詩。《北史·高琳傳》載:“周孝閔帝踐祚,進爵犍為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氏。師還,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看來這位勇冠三軍的猛將也有較深厚的文學修養。# d4 h) t/ h8 }7 i
      《北齊·楊愔傳》載:“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后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余言。”
    2 x( _8 u; D' x8 m9 [8 g  北齊后主高緯雖荒淫無道,無治國之能,卻非常愛好文學。《北史·文苑傳·序》載:“后主雖溺于群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于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
    ' c* P$ N" x+ x; F: C9 M  北齊后主高緯的妃子馮小憐是一個才色俱佳的女子。北齊亡后馮小憐遭遇坎坷,在臨死前曾作《感琵琶弦》一詩,頗為感人。《北史·后妃傳下·齊后主馮淑妃傳》載:“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并馬,愿得生死一處。……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弦。'”從這首詩來看,她很有一點作詩的天分。她是女婢出身,受過嚴格的歌舞訓練,應當有較高的詩歌修養。% _9 G: y: d$ o# }. X6 s0 s" A; _6 w
      北朝時期,《急就章》仍是蒙學教材。《魏書·崔浩傳》載,“浩又上《五寅元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北齊·李渾傳附弟繪傳》載:“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愿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以為非常兒也。”《北齊·儒林傳·李鉉傳》載:“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
    2 j+ I3 e* _5 M' n1 x8 p0 V  北魏時期,《毛詩》等儒家典籍也傳播到西域地區。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甘肅人麹嘉據高昌為王,史稱“麹氏高昌”,一直主動向北魏納貢稱臣,北魏封高昌王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麹氏高昌積極推行中原地區的各項制度,使西域地區進一步接受了漢族先進文化的影響。《北史·西域傳·高昌傳》載:“(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明帝遺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于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畫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兵器有弓、刀、箭、楯、甲、槊。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昏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3 P. I; ~' z+ \3 L0 c7 F
      顏之推(531—約590年)是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家和教育家,是北朝時期家庭教育的集大成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家傳有《周官》、《左氏》之學,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梁元帝肖繹時,官至散騎侍郎。梁亡后,投奔北齊,官至黃門侍郎。北齊滅亡后,他歸附北周。隋文帝統一全國,詔為學士。他的《顏氏家訓》是他對自己一生有關立身、處世、為學經驗的總結,是我國古代家庭教育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人譽為家教規范,影響很大。《顏氏家訓·勉學第八》:“自古明王圣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篇于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啟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從中可以看出,顏之推主張士大夫子弟自數歲起就要接受教育,學習《詩經》、《論語》等儒家典籍;并以自己為例說明學習貴在持之以恒。《顏氏家訓·書證第十七》中大量引用《詩經》等典籍中的文句,可見他對《詩經》的掌握是多么牢固。
    ) B, t6 K" J; M. D- {  c  北朝時期的民間詩歌教育也相當發達。《敕勒歌》和《木蘭詩》(《木蘭辭》)流傳很廣,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愛。北朝民歌流傳下來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少數民族民歌的翻譯和流傳本身,就是進行詩歌教育的很好證明。3 T  C6 d: o2 G
      北朝的民歌與南朝民歌風格迥異,藝術成就毫不遜色。現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錄在《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中,少數幾篇收在《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中。這些歌曲中以氐、羌、鮮卑等少數民族的歌謠為多,少數出于漢族。由于北方的地理環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的制約,質樸粗獷、豪邁雄壯是北朝民歌最顯著的特色。其內容或歌詠北地風光和游牧生活,或贊頌尚武精神和英雄氣概,或反映戰亂從征和徭役苦難,或表達對愛情與婚姻的熱烈追求。與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的感情表現直率粗獷,語言風格質樸剛健,詩歌形式也以五言四句居多,其余多為整齊的四言或七言,雜言體較少。需要注意的是,北朝民歌中少數民族的歌謠是經過翻譯而來的,如《敕勒歌》,據《樂府廣題》說“其歌本鮮卑語,易為齊言。”而《折楊柳歌》有“我本虜家兒,不解漢兒歌”二句,可見其原非漢語。  V2 S6 y8 Q% y; h
      北朝民歌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是當時北方的一個少數民族,也稱鐵勒,或稱高車。這首民歌描繪了北方大草原廣闊無垠、雄渾蒼茫的景象,展示了草原民族水草茂盛、牛羊肥壯的幸福生活,表現了敕勒族人開闊的胸襟和豪邁的情懷。其風格雄壯豪放,是描寫草原風光的千古絕唱。據《樂府廣題》載,東魏高歡攻西魏玉璧兵敗疾發,士氣沮喪,高歡令敕勒族大將斛律金在軍前高唱此歌,以安定軍心,可見這首歌的藝術感染力是多么強大。
    9 R& N: l) D5 H1 b  《木蘭詩》一向被認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歷來流傳很廣,至今仍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詩中塑造了女英雄木蘭的美好形象,自古及今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詩歌的語言淺近輕快,音調和諧,有濃郁的民歌風味,穿插在全篇中的口語化的對話,造成了活躍的氣氛。“萬里赴戎機”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錘煉的痕跡很重,說明這首詩可能經過文人加工潤色。
    冒牌 發表于 2009-7-24 21:58:25
    第三章 詩歌教育的黃金時代——隋唐兩宋遼夏金
      隋朝建立后,迅速統一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空前繁榮。由于隋煬帝荒淫無道,隋朝只存在30余年就很快滅亡。唐朝建立后,疆域廣闊,國勢強盛,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達到了空前鼎盛時期。唐朝滅亡后,中國歷史又進入一個政權并立的分裂時期,從五代一直持續到南宋滅亡。
    % ^( W, Z5 b7 I' c& _: C; K' A  這一時期,儒學普遍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隋唐時期建立并完善了科舉制度,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持續了1300余年,對古代文化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形成了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對學校教育影響巨大,尤其對詩歌教育和詩歌創作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五代承接唐代遺風,雖戰亂不休,但學校教育和詩歌教育依然比較繁榮。兩宋時期的文化教育更加興旺,文人受到的優待在歷史上空前絕后,學校教育和詩歌教育更加普及。唐代和宋代的詩人群體非常龐大,詩歌創作成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唐詩宋詞,雙峰并立,成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這個時期,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劉禹錫、李賀、韓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隱、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楊萬里等大詩人,成為后世學習的榜樣。因此,這一時期不僅是詩歌極度繁榮的黃金時代,也完全可以稱之為詩歌教育的黃金時代。
    & H2 D& _$ z$ w- F  受隋唐兩宋影響,遼、夏、金三個少數民族政權也十分推崇儒學,漢化程度很高。其詩歌教育也十分普遍,出現了較多的詩人。特別是遼國和金國,還分別涌現了較大規模的詩人群體,其中出現了幾位成就不凡的女詩人,其詩歌教育成效十分顯著。" Y0 H6 t) ^' U% e. l! J( m
    第一節 隋代的詩歌教育
      581年,北周勛臣楊堅奪取政權,建立隋朝。589年,隋軍渡江南下,一舉滅陳,結束了長達360余年的分裂狀態,再次統一全國。隋文帝提倡節儉,勵精圖治,實行各種鞏固統一的措施,二十余年間,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呈現空前繁榮景象。隋煬帝為滿足荒淫享樂的欲望和開拓邊疆的雄心,在全國統一的基礎尚未牢固的情況下濫用民力,暴虐無道,激起各地農民大起義,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歷史上僅是曇花一現,618年,隋朝滅亡。
    4 G5 D! G- ]- p) R  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官員大多從世家豪門子弟中選拔,許多才華優秀但出身低微的讀書人很難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級官員,形成了士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種狀況嚴重扼制了優秀人才的成長和任用。為了改變這種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實行新的用人制度,設立秀才、明經兩科,采用分科考試的辦法選拔官員。房玄齡、孔穎達就是通過科舉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圖把選用官吏的權力完全收歸朝廷,廢除士族制度,結果引起士族的強烈不滿。隋煬帝正式設置進士科,按考試成績選拔優秀人才。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由此開始。科舉制度的實行,為有才學的讀書人進入各級政府機構任職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因此,極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學藝術的發展。! a7 _" ]* X/ K2 }0 c) h
      隋王朝對教育是極其重視的。隋文帝設立了國子寺,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內設祭酒一人,總管中央官學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學實行分科教學,《毛詩》是五個專業之一。隋煬帝時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607年,改國子寺為國子監。8 z( B- f# N& y4 S
      隋朝由于立國短暫,在文學方面建樹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詩人——楊素、盧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頗有特色的詩作,貫穿了一種深沉悲涼的情思。楊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備,位高權重,不可一世。他的詩今存多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贈薛播州詩》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種人生的感慨,風格雄健蒼涼。盧思道、薛道衡的詩則體現了南北詩風融合的傾向。如盧思道的《采蓮曲》宮體氣息甚濃,而他的《從軍行》以七言歌行體寫邊塞風光,展示了恢宏遼闊的境界,更為人稱頌,堪稱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詩多以富麗精巧見長,如他的名篇《昔昔鹽》寫傳統的閨怨題材,以抒情委婉細致著稱,“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獨居的凄涼冷落襯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為人稱道;而他的詠懷詩《渡北河》則慷慨有力,風格大變;他的小詩《人日思歸》詞淺情深,傳誦千古。孫萬壽有《遠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詩,長達四十二韻,不事浮華,而情意真切,盛傳一時。
    6 I+ V& E3 P: H3 g+ I$ g  隋煬帝楊廣頗好文學,他為晉王時,便喜愛招引文人學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圍聚集著一群宮廷文人,文風綺麗,多為文造情、無病呻吟之作。楊廣的某些詩篇還有可觀之處,如他的一首小詩:“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銷魂。”意象安排巧妙,畫面富有情味。但楊廣又非常自負,疾賢妒能,當時文壇領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記載有兩則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
    % h4 h" l& ?2 t3 V* p; T# L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 A5 V( E; G) S3 l  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3 w$ X/ x% t* F6 {5 w- O+ x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統治者對文學的倡導有助于詩歌的興盛,但他在文學上的自負自大和妒忌殺人,又給詩歌的發展帶來重大的傷害。
    # G( k8 S% Q- H, t: F6 E6 ?  由于上層統治者的喜好和提倡,當時社會普遍愛好詩歌,一些詩人的名作曾傳誦一時。如薛道衡詩名極著,《隋書》本傳記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猶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記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歸》的故事:
    3 \" b! D- b$ L4 ~0 C) U; L. ~% ^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后,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 i; w7 c: P; b  不僅如此,當時還流傳著因擅長作詩而免罪的故事。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就記述了這樣一則與楊素有關的故事:“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于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俊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后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7 C0 w4 u8 C2 y1 f( o: R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詩歌教育還是比較發達的。傳統的《詩經》教育不僅在官學正在得到極大的恢復,在私學里也受到學者的重視。吟誦仍是詩歌教育的主要方法。這時出現了用楚聲讀《楚辭》的現象。《隋書·經籍志》談到《楚辭》時說:“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并載釋道騫《楚辭音》一卷。這就是說,當時誦讀《楚辭》這種韻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調,而且遞相傳授。以擅長這種讀法著名的釋道騫,還寫成專著《楚辭音》。
    1 ~/ d* `9 h+ y2 _. b  隋末學者王通,學問淵博,號“文中子”,終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講學,聞名天下。他力主漢儒的詩教說,認為詩當“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說·天地篇》),對南北朝以來的著名詩人如謝靈運、鮑照、庾信、徐陵等幾乎全部一筆抹煞。他的主張對儒家詩教傳統的恢復產生了較大影響。; t% Q/ O! g8 n3 ]
    第二節 唐代的詩歌教育
      618年,李淵建立唐朝,定都長安。唐朝先后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疆域廣大,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座高峰。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還是科技、文化、商業、建筑,唐朝均處于世界前列。唐都長安成為當時國際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陽、揚州、成都都是聞名的商業都市。由于國內南北文化的匯合和國際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統治者的重視,唐代書法、繪畫、音樂、舞蹈全面繁榮,雕版印刷技術逐漸成熟,文化藝術出現了燦爛輝煌的局面。安史之亂后,唐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宦官專權、軍閥割據和黃巢大起義導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溫建立后梁,唐亡。2 Y7 m7 P; r4 d$ q8 P& j% e* P4 ~# c
      政治上的高度統一,經濟上的迅速發展,國力的極度強盛,各種文化的交融匯合,統治階層的多元化,思想控制的相對寬松,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再加上最高統治者的提倡,有力地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繁榮發展,而詩歌作為唐代文學的主流更是大放異彩。唐代政治氣氛寬松大度,在李家統治的二百九十年內,文人中沒有發生因文字觸犯忌諱而被判罪的現象,即便是諷刺了皇帝也沒有被殺頭的。李白被流放夜郎也只是受到永王李璘的牽連,不久就遇赦放還。作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王朝,唐代始終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單一的思想統治,而是儒、釋、道并興。而道教和佛教在統治集團和整個社會中也受到極大的重視。由于最高統治者的偏愛,道教或佛教有時候甚至被排列于儒學之上。儒、釋、道三種思想并存,對詩歌創作影響極大,這三種思想往往錯綜復雜地交織在詩人的思想意識上和他的詩歌創作上。唐玄宗既有歌頌孔子的《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也有贊揚老子的《過老子廟》,又有詠佛家的《為趙法師別造精院過院賦詩》等詩篇。王維早年懷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有掃除邊患、為國建功的儒家思想,如“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而晚年卻是“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嘆白發》)的佛家思想。晚唐著名詩僧貫休的詩篇中也強烈地表現出憂民憂國和希望“致君活國濟生人”(《杜侯行》)的儒家思想,是外僧內儒的典型。唐代詩人在思想上的兼容并收,使詩歌內容更為豐富多彩。, _2 N" J7 j3 t6 H- v1 @' v3 b
      唐代是一個極其重視文化教育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等歷代皇帝都有極高的文化藝術修養。唐朝歷代皇帝大都喜好詩歌并重視以詩取士,對唐詩的繁榮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高祖李淵有較高文化修養,《全唐詩外編》卷一錄其《為秦王制詩》一首。唐太宗經常與群臣飲宴賦詩,如《宴中山》、《于太原召侍臣賜宴守歲》等,還給群臣賜詩餞詩,如《賜魏征》、《賦秋月懸清光賜房玄齡》、《賜房玄齡》、《餞中書侍郎來濟》。據《文苑英華》、《全唐詩》所載,唐太宗與群臣的唱和詩至少在百篇以上。唐高宗好作詩,提倡群臣賦詩。他的一首詩《謁大慈恩寺》,奉和應制的詩共36首。儀鳳三年(678)七月丁巳,高宗宴近臣諸親于九成宮之咸亨殿上,賦七言《咸亨殿宴近臣諸親柏梁體》詩,“皇太子、霍王、相王、侍臣并和”。(《全唐詩》卷二)武則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詩人,所作詩文很多。《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輪集》十卷,可惜現在僅存詩46篇,收錄在《全唐詩》中。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詩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其石刻至今猶存。她的原唱中有“萬仞高巖藏日色,千尋幽澗浴云衣”,可謂一時佳句。她曾自制商調曲《如意娘》,最能表現其浪漫性格。唐玄宗李隆基非常愛好詩歌,每與群臣飲宴必賦詩,而群臣則奉和應制。史青因五步詩《應詔賦得除夜》而得到唐玄宗的賞識,并授為“左監門衛將軍”。唐玄宗還常常讓喜延后進的賢相張說查訪穎悟超群、富有詩才的兒童,如奇童李泌、神童劉晏等,經張說的推薦,都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唐德宗李適擅長詩歌,提倡君臣唱和;非常重視以詩取士,對科舉極為關切。據《唐詩紀事》載:“帝善為文,尤長于篇什。每與學士言詩于浴堂殿,夜分不寐。貞元中,昭義節度李抱真薦貝州宋庭芬之女若昭,召入禁中試文,帝咨美。帝每與侍臣賡和,若昭姊若華等五人皆預,呼學士。”“帝晚年工詩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詩,詩調清俊。他曾想置“詩博士”,因大臣阻諫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與學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鎮,常賦詩餞行。他的《瀑布聯句》“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顯示出豪邁的氣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詩對白居易的詩歌作了高度評價,表明他對詩人的重視。最高統治者的提倡是唐詩繁榮的重要原因。( r7 Z$ a# k: W8 r( e( u- A
      除了得益于最高統治者的提倡重視外,唐詩的繁榮與教育的普及繁榮密切相關。唐太宗極為重視文教事業,先后令顏師古校定《五經定本》、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作為教材頒行天下。《詩經》被定為科舉取士的“九經”之一。唐文宗下令將《詩經》等十二部經書刻成石經,于開成二年(837年)竣工,總計650252個字,立于長安國子學內,供學生抄錄誦讀,被稱為“開成石經”。《舊唐書》卷十七載:唐文宗開成二年“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后漢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開成石經”對于儒家典籍的保存和傳播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唐朝的中央官學繼續實行分科教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的學習內容分《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五個專業。唐代在州、縣等行政區域設立學校。《新唐書·選舉志下》:“唐取人之路蓋多矣,方其盛時……諸館及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人。”可見唐代教育之盛。自唐立國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興儒學的呼聲時起時伏,從未停止。儒學的地位較之魏晉南北朝有所提高,卻并沒有獲得統治性的地位。一般地說,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認的正統思想,儒家經典是士人必讀的書籍。
    $ q; E+ p2 Q# l  v  唐代繼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舉制度,學校教育體系也進一步完備。唐代科舉以進士、明經兩科最重要,在進士科和明經科的科舉考試中,包括《詩經》在內的儒家經典“九經”是必考內容。在最受社會重視的進士科考試中,詩賦也是主要內容。唐朝的中央官學有國子監領導下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和廣文館等“六學一館”。此外,還有隸屬于門下省的弘文館和隸屬于尚書省的崇玄學。其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分別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學生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國子學有生員三百人,太學有五百人,四門學有一千三百人,入學年齡為十四歲至十九歲。高宗龍朔二年(662),又在東都洛陽設立了一個國子監,與長安國子監合稱“兩監”。國子監長官為國子祭酒,下設司業為副,及丞、主簿、錄事。諸學有博士、助教、典學、直講等學官,掌教學。唐代前期,進士及第者大多由兩監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當時進士如不由兩監出身則深以為恥。安史之亂后,由于政治混亂及財政困難,學校教育由盛入衰,生員不及舊時三分之一,太學、四門學的入學資格只好降低,生徒在應科舉者中的比例亦大為減少。
    2 Z6 d$ R" ?+ j- d/ D$ K, b  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舉制度的關鍵人物。唐太宗進一步擴大科舉考試范圍,常設考試科目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等十多種,考試的體制更加健全。貞觀年間,每年參加進士科考試的舉子達上千人,錄取很嚴,錄取率僅百分之一二,進士的第一名稱為狀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說:“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寫詩道:“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武則天也大力提倡科舉,曾將應試舉子集中在洛陽宮殿里親自出題,主持面試,開創了殿試之先河;她還設立了武舉科目。在武則天當政時期,科舉應試者多達上萬人。唐玄宗時,將詩賦定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他曾經在長安和洛陽八次親自主持科舉面試。開元年間,科舉出身的宰相占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說:“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進士及第享有很高的榮譽,時稱“登龍門”。新科進士不僅要在長安的曲江參加國宴,還要在大雁塔下題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謠》就反映了當時的盛況:“水國寒消春日長,燕鶯催促花枝忙。風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后》則寫盡了舉子一朝及第后的喜悅心情:“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激發了士人讀書的積極性,促進了文學的發展。尤其是進士科重視詩賦考試,極大地促進了詩歌的繁榮。5 k! P6 K. H% U
      詩歌創作的高度繁榮使唐代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唐代詩歌的作者群非常廣泛,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都熱情地從事詩歌創作,這是過去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現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將、舉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漁人樵夫、村婦小兒、僧道乞丐、宮女娼妓,大多會詩能吟。孟郊《教坊歌兒》寫道:“十歲小小兒,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中國真正成為“詩的國度”。初唐以后,宮廷文學就逐漸失去了在詩壇上的主導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對詩歌創作產生重大影響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并不顯赫,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的著名詩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顯達,但他在詩歌領域的地位與其政治地位沒有直接關系。總體上看,詩歌創作在唐代社會中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詩人數以千計,作品數以萬計,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詩人來自于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許多詩人來自社會中下層,他們對社會各方面情況有更深刻的了解和體驗,自身的經歷也往往更為曲折豐富,因而,唐詩廣泛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從詩歌的題材與內容來說,詠史懷古、飲酒賦詩、壯麗河山、農家田園、邊塞戰爭、塞外風光、友誼愛情、琴棋書畫、音樂舞蹈、參禪禮佛等,都在唐詩中得到具體而生動的反映。唐詩中各種傳統詩體兼備,無論古體詩,還是近體詩,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詩——五律、七律、五絕、七絕、排律進一步成熟并定型,成為后人學習的楷模。# `$ T2 F. s8 i
      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詩歌教育的黃金時期,詩歌的廣泛普及正是詩歌教育興盛的結果。唐高宗以后,進士科考試逐漸偏重于以詩賦取士;唐玄宗將詩賦定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促進了唐詩的進一步繁榮,也促進了唐代詩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學百花齊放,詩歌成就最為顯著,名家輩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異彩紛呈,百花爭妍,萬紫千紅,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成為中國詩歌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詞是產生于唐代的又一種新的詩歌形式,但它和傳統的詩歌有顯著區別。詞最初孕育于唐代繁華城市中的歌樓妓館,是歌妓們按照新興的燕樂演唱的小曲,為了適應樂曲的需要,漸漸形成句子長短不齊而有定制的文學形式。由于當時詞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細致見長,而很少表現嚴肅重大的社會內容。晚唐出現了溫庭筠、韋莊這樣大量作詞的文人。唐代的詩歌教育就植根于這一時期燦爛的詩歌文化之中。
    : E2 {7 x$ G: K2 X8 N  o" I  “初唐四杰”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都是英姿逸發的少年天才,文學史習慣稱之為“王楊盧駱”。駱賓王生年七歲即能詩,被稱為神童。楊炯年十歲即應童子舉,翌年待制弘文館。王勃十六歲時,被稱為神童而薦于朝廷,拜為朝散郎。四杰以詩文兼長齊名海內,沖破了唐初宮廷詩風的束縛,揭開了唐詩變革的序幕。四杰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是唐詩中數一數二的名句。楊炯的名作《從軍行》以“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表達了投筆從戎的豪情。盧照鄰以《長安古意》著稱,“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是流傳至今的名句。駱賓王以《討武氏檄》名聞天下,《帝京篇》和《在獄詠蟬》是他的名作。% U* ]. K9 x' [  x' b, H. R
      陳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屬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邁,二十四歲舉進士。他順應時代需要,高唱漢魏風骨,清晰透辟地提出了文學革新的主張。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諷刺現實、感慨時事,或感慨身世、抒發理想,都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充滿著積極進取精神。《登幽州臺歌》以無限的時空為背景,樹立了一個孤傲的自我。陳子昂從理論和創作兩個方面為唐詩注入蓬勃的生命力,開啟了盛唐詩人,贏得千秋萬代的仰慕。* X) W9 J: y2 D
      孟浩然(689—740),襄陽(今屬湖北)人。在盛唐詩人中,孟浩然是年輩較早的一個,其人品和詩風深得時人的贊賞和傾慕,如李白有《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孟浩然是唐代第一個傾大力寫作山水田園詩的詩人。他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宿建德江》、《過故人莊》和五絕《春曉》等,都是流傳后世的著名詩篇。, w  m! S) \& z/ p/ R: y$ {
      王維(700—761)字摩詰,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漲時期的一個多才多藝的詩人。他精通音樂,書法上擅長草、隸各體,繪畫才能尤為特出。他曾自負地說:“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許他為南宗畫派之祖。他的文學創作就建立在這樣全面的藝術修養之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維九歲就能寫詩。十七歲時寫出名篇《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王維于各種詩體無所不長,堪稱全才。他的五律如《山居秋暝》、《觀獵》、《使至塞上》,五絕如《輞川集》二十首、《鳥鳴澗》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七絕《送元二使安西》為當時的梨園樂工廣為傳唱,名曲《陽關三疊》的歌詞就是這首詩。王維寫相思別情的小詩如《相思》(紅豆生南國)、《雜詩》其二(君自故鄉來)傳達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情思,千百年來傳誦不絕。王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山水田園詩。蘇軾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的創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藝術,對后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5 o5 B1 `! @" G: X7 [  }5 s  王之渙(688—742)字季淩,絳州(今山西新絳)人。今存詩僅六首,均是絕句精品,如《登鸛雀樓》、《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是千古不朽的名篇。
    5 j. \4 {+ v+ ~( [7 X- T. w  王昌齡(690?—756?)字少伯,京兆萬年(今屬西安市)人。他家境貧寒,開元十五年進士及第。他是盛唐時享有盛譽的一位詩人,和當時著名詩人幾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參、常建等都存有贈他的詩篇。他的詩以邊塞、閨情宮怨和送別三類題材為主,如《出塞》,《從軍行七首》其一、其四、其五,《長信秋詞》、《閨怨》、《芙蓉樓送辛漸》等均是流芳千古的名篇。王昌齡最擅長七絕,與李白同為七絕成就最高的詩人,他名氣很大,有“詩家天子王江寧”的美譽。如《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這首詩被明代詩人王世貞譽為唐人絕句壓卷之作(王世貞《藝苑卮言》)。明人胡應麟《詩藪》云:“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王昌齡的七絕不僅在唐詩發展中有重要地位,而且成為后人的范本。4 Q: y9 Z6 N  Y; ^! m3 Q6 U
      高適(704—765)字達夫,渤海蓨縣(今河北景縣)人。整個唐代,大詩人中政治才干最出色、官職也做得最大的就數高適。《舊唐書》說:“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他的詩以古體見長,尤以七古為勝。他的七言歌行氣勢渾雄,意象鮮明,淋漓酣暢,一瀉千里,《燕歌行》是其名作。《別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黃云白日曛)也是歷代傳誦的名篇。
    # e  [  a* l% x7 i( W+ K  岑參(715—769)是江陵(今屬湖北)人,三十歲應舉及第,曾兩度出塞。他以寫邊塞詩著稱,是盛唐邊塞詩的殿軍。《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詩歌想象力豐富,善于以綺麗豪放的筆調描寫異域奇特風光,洋溢著積極樂觀的精神,在盛唐邊塞詩中獨具一格。
    ) L9 t/ w) q% H- t' {1 V( Q  李白(701—762)字太白,年輕時仗劍任俠,曾遍游大江南北,北登泰山,南至杭州等地,與諸多名人相交,詩名遠播,震動朝野。天寶元年秋,唐玄宗下詔征李白入京,以隆重的禮遇,命李白供奉翰林。因遭宮廷權貴忌恨讒毀,天寶三載春,李白被放還鄉。他離開長安后,結識杜甫、高適等詩人,四處浪游,寫下了許多優秀的詩篇。安史之亂爆發后,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因受李璘牽連被流放夜郎,不久就遇赦放還。762年,李白病死于當涂。李白的詩歌題材豐富,各體兼備,尤工七絕和七言歌行,是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一生不以功名顯,卻以布衣之身而藐視權貴,肆無忌憚地嘲笑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等級秩序,批判腐敗的政治現象,以大膽反抗的姿態,發展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義精神。他是唐代寫樂府詩最多的詩人,偏愛七言歌行,如《將進酒》、《行路難》、《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等都是他的名篇。他的《靜夜思》大概是中國古典詩歌中流傳最廣的一首游子思鄉詩。他的《送孟浩然之廣陵》、《早發白帝城》、《望廬山瀑布》、《贈汪倫》、《登金陵鳳凰臺》等都是流芳萬代的詩篇。李白的詩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來詩歌革新的歷史使命,以飄逸豪放的風格、蓬勃浪漫的氣質成為盛唐氣象的杰出代表。作為唐詩的高峰之一,他的詩歌成為后人學習的崇高榜樣。
    ( j1 O4 P; ^9 o2 k" G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出生于河南鞏縣。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官僚世家中,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他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就因詩文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家庭給予了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修養,追求仕途是他的人生軌道。他年輕時曾漫游吳越、齊趙等地,二十四歲時赴洛陽考試未及第。三十三歲時與李白相識。三十五歲后,為了做官奔走于權貴門下。安史之亂爆發后,入蜀避亂謀食,被嚴武表薦任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稱“杜工部”)。因蜀中大亂出川東行,五十九歲客死旅舟。杜甫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極大地開拓了詩歌的領域。杜甫一生的理想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因而,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對政治理想的執著始終是其詩歌的主題。他的詩篇廣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生活,被稱為“詩史”。他的詩各體兼備,形式多種多樣,律詩創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詩歌語言千錘百煉,“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的名篇眾多,如“三吏”“三別”、《兵車行》、《麗人行》、《秋興八首》、《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望岳》、《春望》、《登高》、《春夜喜雨》、《登岳陽樓》、《旅夜抒懷》、《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是由盛唐轉入中唐的代表,他從忠君愛國的立場出發,痛斥禍亂,關心人民,因而隨著封建秩序的日益強化被尊為“詩圣”,成為后代眾多詩人學習的楷模,是我國古代影響最大的詩人。他善于總結前人經驗并善于創新,以沉郁頓挫為特征的詩歌藝術風格多種多樣,開啟了后世眾多詩家詩派,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位承前啟后的集大成者。清代葉燮《原詩》中說:“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秾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于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杰,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為之開先。”杜甫在世時,他的詩歌并不為時人所重視,半個世紀后始見重于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元稹在《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稱贊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北宋王洙編《杜工部集》,后王琪又重新編定。宋代著名詩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都對杜甫推崇備至,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詩歌的特點。兩宋以后,詩話筆記中評論解釋杜詩的著作非常豐富,如葉少蘊《石林詩話》、司馬溫公《續詩話》、陳師道《后山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等。后人注釋杜集的著作約在百種以上,如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注》(又名《杜少陵集詳注》)、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等。
    ( i; B1 ?; b9 P- v+ C* A2 l9 {. \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郡望昌黎,自稱昌黎韓愈,所以后人又稱他為韓昌黎。貞元八年(792)中進士,曾人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國子監博士、國子監祭酒、吏部侍郎等。他是文學史上杰出的散文作家,是中唐也是整個唐代開宗立派的大詩人。他是中唐時的文壇詩壇領袖,廣交文友,提攜獎掖,以他本人為主將形成一個文學集團,掀起了一個很有影響的新詩潮。他的詩歌氣勢逼人,語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穎,甚至不避生澀拗口突兀怪誕;常常把散文、駢賦的句法引進詩歌,詩句可長可短、跌宕跳躍、變化多端。《山石》、《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是他的名篇。韓愈是唐代、也是中國古代一個有獨特風格的大詩人,他以文為詩,尚險好奇,瑰麗奇崛的風格對宋代詩人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都有很大影響。
    " I( V$ w& f/ g% m  李賀(790—816)字長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陽),系皇家遠宗,因避父名諱不能參加進士考試,仕途不順,二十七歲怏怏而死。他是一個早熟的天才,很早便揚名詩壇,十八歲時以一首《雁門太守行》使大詩人韓愈刮目相看。他的詩篇想象奇異荒誕、語言新穎幽僻、意象色彩斑斕,《南園》、《李憑箜篌引》、《天上謠》、《夢天》等均是其傳世名作。+ j* B2 |7 F' U* B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十五歲以明經擢第,元和元年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第一名。十六歲時寫出《代曲江老人百韻》,早年因詩傳唱宮中而被宮中人稱為“元才子”。(《舊唐書》本傳)元稹以詩受知于唐穆宗,被破格遷升至宰相。他是新樂府運動最先的倡導者,與白居易并稱“元白”。《行宮》和《上陽白發人》是他的名作。元稹最為人稱道的是悼亡詩,對后世詩人影響很大。如《遣悲懷》和《離思》,情深思遠、哀婉動人。他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長篇歌行和長篇排律被稱為“元和體”(宋元以后稱之為“長慶體”),在當時盛行一時。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說:“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后數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及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這種詩歌形式對明清時期的詩人有較大影響,清初吳梅村的《圓圓曲》和朱彝尊的《風懷》詩就是竭力學習長慶體的。: V6 w4 f0 N1 Y( a% m4 g5 F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陜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個神童,據說生下來才七八個月就能識“之”和“無”字,五六歲即識聲韻,十六歲以一首《賦得古原草送別》贏得詩壇美名。德宗貞元十六年中進士,開始了仕宦生涯,曾因越職上書言事而被貶為江州司馬。此后歷地方刺史、河南尹、太子少傅。其詩歌今存近3000首,為唐代創作數量最多的詩人。白居易強調詩歌的政治與社會功能,他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與元稹一起把新樂府的創作推向高潮,《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是他“諷喻詩”的代表,《賣炭翁》《杜陵叟》《買花》《輕肥》《新豐折臂翁》是其中的名篇。這些詩歌文字樸素淺顯,對比鮮明,描述尖銳的貧富對立現象和下層百姓的悲慘狀況,批評的鋒芒橫掃整個社會。他的“閑適詩”如《大林寺桃花》、《錢塘湖春行》、《問劉十九》等,語言平易流暢,自然明麗,悠遠平和,都是世人傳誦的名作。“感傷詩”中的《長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詩歌的最高藝術成就。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詩中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可見這兩首詩流傳之廣、影響之大。白居易也寫了不少小詞,如《憶江南》、《花非花》等,也是流傳至今的名作。; x" `: o: [3 Z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人(今屬河南),貞元九年(793)進士,積極參與永貞革新。早年曾向著名詩僧皎然和靈澈學詩,對其后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劉禹錫心胸開闊,性格倔強,《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再游玄都觀》二詩就是證明。他的詠史詩語言精練,意象鮮明,內涵豐富,十分為人稱道,如《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石頭城》、《蜀先主廟》等歷來被人廣泛傳誦。長慶、大和年間,他和白居易同為詩壇領袖。白居易極口稱贊劉禹錫的詩,稱之為詩豪。他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秋詞二首》、《望洞庭》都是詩歌史上的名篇。他學習民間歌謠進行詩歌創作,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等,都樸素自然、清新可愛,為唐詩開辟了一塊新的園地。《舊唐書·劉禹錫傳》說:“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詞也。”劉禹錫創作的《竹枝詞》很快便傳遍到長安、洛陽,成為流行的新歌詞。同時代的詩人白居易、顧況、李涉均有數量不等的仿作。1 t* _" {, P( t9 K& l( l8 J, ^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人。與劉禹錫同年中進士,又一起參加永貞革新,失敗后先貶永州,后貶柳州。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作家,留下來的詩歌僅一百多首,但歷來評價很高,在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詩歌簡潔溫麗,含蓄幽遠,語言自然樸實,意境空曠孤寂。《江雪》、《漁翁》、《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等都是流傳后世的名篇。
    7 L% c4 `5 P/ F# S6 N( `2 u- z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進士。他出身于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其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兼著名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杜牧胸懷大志,常以韜略自負,曾注過《孫子》十三篇。他最擅長七絕,意象高朗明麗,語言俊逸流暢,境界特別寬廣,寓有深沉的歷史感。如《赤壁》、《題烏江亭》、《過華清宮》、《泊秦淮》、《清明》、《江南春絕句》、《山行》等都是流傳至今的名篇。+ v) l+ U4 ]% y& s% _
      李商隱(813—858)字義山,號玉谿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唐文宗開成二年(837)進士。他少年得志,卻長期沉淪下僚。在詩歌史上他與杜牧齊名,并稱小李杜;又與溫庭筠并稱“溫李”。他善于學習前人并追求創新,最突出的貢獻是進一步擴大了七律的表現力。他的詩善于用典,屬對精工,纏綿婉轉,含蓄曲折,意象華美,意境朦朧。七律《錦瑟》、《無題》,七絕《夜雨寄北》、《賈生》,五言詩《樂游原》都是流傳千古的名篇。
    , e2 ]/ `' ^* P, v  溫庭筠(?—866),字飛卿,太原(今屬山西)人,是一個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詩人。他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詞的創作。他的詩善于捕捉意象,語言清新簡潔,畫面情景交融,《商山早行》是他的名作。溫庭筠是第一個大量寫詞的文人,現存六十余首詞。他的詞題材狹窄,偏重風月艷情,語言華麗,色澤明艷,描繪細膩,如《菩薩蠻》十五首等。《更漏子》、《夢江南》是他的名作。他的詞對后世文人詞的語言、題材、風格產生了重大影響。
    ) r: g* E7 g: M3 R7 Y  \, b  韋莊(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人,乾寧元年(894)進士。后為西川節度使王建掌書記,前蜀建國后位至宰相。他是晚唐著名詩人,又是杰出的詞人,詩風與其詞風頗相近,自然流暢,淺近明麗,意境淡遠,如《臺城》、《憶昔》、《古別離》是他的名篇。長篇歌行《秦婦吟》是唐代篇幅最長的敘事詩,曾傳誦一時。他的詞如《思帝鄉》、《菩薩蠻》等色彩清淡、結構疏朗、意脈流暢,在花間詞人中別樹一格,為文人詞另開了一個境界。他的詞在文學史上與溫庭筠齊名,合稱“溫韋”,《花間集》第一卷即收溫、韋兩家詞,對北宋初的歐陽修、晏殊父子都有影響。9 d) X9 b$ [; f( K4 u
      唐代社會各個階層都涌現了大量詩人,寫詩誦詩已經成為流行的習俗風尚。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詩人與各種題材、各類風格的詩歌層出不窮,多姿多彩。在女子中產生了上官婉兒、李季蘭、薛濤、魚玄機等才思超群、不讓須眉的詩人,以詩留名的女詩人在一百二十人以上。僅《全唐詩》中就保存了幾百首女詩人的作品,這說明唐代是中國古代產生女詩人最多的朝代。上官婉兒是上官儀的孫女,繼承家學,文學修養很高,詩文都是第一流。宋家五姊妹宋若華、宋若昭、宋若倫、宋若憲、宋若荀均善詩文,受到唐德宗李適的賞識,悉留宮中,呼為女學士。唐代女詩人中作品現存最多的只有李冶、薛濤、魚玄機三人。李冶和魚玄機都是女道士,薛濤是成都妓女。她們的社會交際非常廣泛,常與當時著名文人唱酬。薛濤的詩相傳有五百首,南宋時還流傳著她的《錦江集》五卷,可惜現在僅存八十九首了。唐代的名妓往往有很高的詩歌修養,她們曾經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篇。晚唐大中年間,越中歌妓盛小叢在浙東觀察使李訥為監察御史崔元范送行的酒宴上勸酒時,唱的就是她自創的曲子《突厥三臺》:“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這是一首極豪放的邊塞詞,是女詩人中罕見的作品。晚唐江淮名妓徐月英的《送人》即使列入唐人絕句的佳作之林也毫不愧色。
    & H5 n- Q# h, ?$ ^  就釋道詩人而言,其數量之多殊為驚人。唐代僧侶與道士的詩歌共計4000余首。在唐代還產生了不少僧道詩集,如《五僧詩集》、《十哲僧詩》、《三十四僧詩》、《洞天集》、《神仙隱逸詩》等(見《唐音癸簽》卷三十)。唐代詩人中的僧侶就有一百多人,僧人詩約3400余首。著名詩僧有寒山、皎然、靈澈、拾得、貫休、齊己等,其中寒山的詩303首,貫休詩712首,齊己的詩821首。唐代詩人中的道士也很多,如司馬承禎、吳筠、范堯佐、杜光庭、呂巖等,他們創作的詩約450多首,其中呂巖的詩就有246首,吳筠的詩119首。
    7 `1 V5 Q  `, Z+ a  唐末農民起義領袖黃巢能文能武,曾屢舉進士不第。《全唐詩》第七百三十三卷存其詩3首。如《題菊花》:“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不第后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兩首詩都充滿著英雄之氣,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歷來傳誦很廣。
    : X3 Q3 q' j; U: O/ B  以詩取士的考試制度對促進唐詩的繁榮產生了很大作用。《全唐詩》、《文苑英華》、《唐詩紀事》所記錄的御試、省試、州試、府試之類的詩,總計約490余首,而舉子平時的習作及行卷之詩的數量則遠遠超過省試詩。如果再加上反映及第或落第的詩與新科進士的雁塔題詩,與科舉考試有關的詩歌數量將更加可觀。應試詩大多內容一般,形式呆板。這些詩一般均為五言排律六韻,或寫景狀物,或詠史懷古,或歌功頌德,如敬括的《省試七月流火》、崔曙的《奉試明堂火珠》、錢起的《湘靈鼓瑟》等。有少數詩沖破了這種格式,如祖詠的《試終南山望余雪》、薛能的五絕《省試夜》,黃滔的七律《御試二首》等。崔曙的《奉試明堂火珠》一詩當時曾被評為為文場第一,其中“夜來雙月滿,曙后一星孤”是盛傳一時警句。錢起的《湘靈鼓瑟》中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是千古流傳的名句。祖詠的《試終南山望余雪》是一首很好的五言絕句。《唐詩紀事》載:“有司試終南山望余雪詩,詠賦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云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于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這首詩是省試中獨標一格的詩,歷來受人稱贊。
    ( w# |. {' j+ L" ~  唐代詩歌的繁榮與詩歌教育的繁榮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都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唐代詩人創作的詩歌數以萬計,為唐代學子讀詩學詩提供了豐富的教材。在唐代,明經的地位遠不如進士,讀經常常被讀詩代替。《舊唐書·楊綰傳》記載,楊綰在給唐肅宗的奏疏中說:“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從這里可以看出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對當時學子讀書內容的影響,當時一些著名詩人的詩集已經成為士子學習的教材。由于科舉考試的需要,詩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詩歌也成為家學和私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經學教育,促進了唐人個性和精神的解放。
    $ E, S: {$ s" O3 R  《毛詩》是唐代“九經”之一,仍然是官學和私學進行詩歌教育的主要內容。孔穎達的《毛詩正義》是官方確定的教材。孔穎達(574年—648年)字沖遠,我國隋末唐初著名的經學家和教育家。唐太宗時入國子監任國子博士、國子司業及國子祭酒等職。為結束諸家對儒家經典注疏不一的局面,唐太宗令孔穎達等經學家撰疏《五經》義訓,于貞觀十六年(642年)完成,奉詔定名《五經正義》。后又經校定增損,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欽定為全國統一教材。《五經正義》包括《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和《春秋左傳正義》五書,共180卷,其中《毛詩正義》40卷。孔穎達的注疏博采諸家學說,《周易》用王弼注,《尚書》用孔安國傳,《毛詩》用毛傳鄭箋,《禮記》用鄭玄注,《春秋左傳》用杜預注,實際上是對漢魏南北朝以來眾說紛紜的解經進行鑒別裁定,進行了一次全面性的總結。《五經正義》以唐初流行語言解釋先秦兩漢的文字,對意義的解釋較前人更為周密,為儒生學習五經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7 e1 A/ ?7 G6 u9 u) S% D8 t
      《昭明文選》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視,要學習詩賦文章,就必須閱讀《昭明文選》。《昭明文選》中選錄詩歌434篇,是詩歌教育的優秀教材。杜甫寫給兒子的《宗武生日》一詩中叮囑他“熟精《文選》理”。《文選》原只有三十卷,唐顯慶年間李善為之作注,并擴充為60卷。現在流行的就是李善注本。李善是當時有名的學者,他注《文選》,謹嚴翔實、旁征博引,保存了大量資料,為學習歷代名家名篇有極大幫助。
    + j1 K+ j6 }4 \6 M! C" N6 E, p  唐代非常重視蒙學教育。當時的蒙學教材有許多種,如沿用前代的《急就篇》、《開蒙要例》、《千字文》;唐代編寫的《兔園冊》、《蒙求》、《雜抄》、《太公家教》。其中《太公家教》與《蒙求》影響最大。這些讀本大多采用韻語形式,是詩歌教育的初級教材。) ^4 X; w0 X9 s7 F- W. S. A
      《兔園冊》又稱《兔園冊府》或《兔園策》,已亡佚。據王應麟《困學紀聞》載,此書系唐代蔣王李惲命僚佐杜嗣先仿效應試科目的策問編成;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卻認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 皆偶儷之語, 五代時行于民間村塾,以授學童”。該書收集古今典故,以對偶駢體文句分類編纂,是唐代和五代時期盛行的蒙學讀本。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兔園策》乃徐、庾文體,非鄙樸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新五代史·雜傳·劉岳傳》載:“《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此書開后世《幼學求源》等蒙學讀本之先河。
    7 c& J" B6 @/ V) W+ J  《太公家教》是現存最早的訓誡類知識讀本之一,出于敦煌遺籍。它既吸取古書上的詞句,也吸取流行諺語,其內容大多是講述忠君孝親、隱惡揚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為人處世之道,側重于對學童進行倫理道德教育,主要采用四言韻語形式,少數屬于雜言。其文字通俗易懂,夾雜著不少俗語,使兒童易讀易記。如:“一日為師,終日為父。一日為君,終日為主”、“羅網之鳥,恨不高飛;吞鉤之魚,恨不忍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女慕貞潔,男效才良;行善獲福,行惡得殃。行來不遠,所見不長;學問不廣,智慧不長”等。這本書是從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童蒙課本,在社會上廣泛流行,家喻戶曉,后漸失傳。此書還流傳到北方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境內,供北方各民族的學童諷誦。
    3 @4 B, f0 c  _  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為通行的童蒙課本之一。《蒙求》大概是屬對用事讀本,選材寬廣,整齊押韻,把592個典故編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詩,訓誡說教意味比較淡薄。正文凡596句,2384字,涉及范圍很廣,包括我國古代天文、地理、歷史、神話、醫藥、占卜、民族、戰爭、動物、植物等諸多方面。全書所講大多是歷史人物故事,由四字句組成,采用主謂結構,兩句一組,互為對偶,隔句押韻,如開頭八句:“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呂望非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其中許多成為后來《三字經》、《龍文鞭影》等蒙學讀本的取材來源。在古代語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與《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輝映的具有開創性的著作。后世注釋《蒙求》者很多,大批蒙書都采用《蒙求》的編法和名稱,可見它的影響之大。
    : ^# r6 y4 K& _& H  中唐時期,蒙館老師也往往指定某位詩人的作品作為教材。《舊唐書·楊綰傳》中載楊綰在給唐肅宗的奏疏中說:“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唐詩紀事》卷三八載:“元微之《長慶集序》云:‘予嘗于平水市見村校諸童競習詩,招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余之為微之也。”可見,白居易、元稹的詩就被蒙館塾師選定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剛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詩里稱頌他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歌《琵琶篇》。”從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詩作流傳非常廣泛。
    & }' ]- K: ^6 N  唐代中后期還出現了供學童諷誦的詩歌選本如《文場秀句》等。《文場秀句》本是中唐詩人王起為莊恪太子輯錄的詩歌選集。《舊五代史·馮道傳》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的記述,可見這本書曾被作為科舉應試的詩歌范本,供學子諷誦模仿。; P) b/ m$ X, ?
      唐末出現的蒙學詩歌讀本是胡曾撰寫的《詠史詩》。在文學史上,詠史詩最初本不是為蒙童寫的,也不大有人用作啟蒙教材。唐代一些詩人詠史的組詩數量頗多,如胡曾的《詠史詩》150首,汪遵的《詠史詩》60首、徐寅的《詠史詩》6首,周曇80首,孫元晏《詠史詩》75首。其中,胡曾的《詠史詩》含150首七言詠史絕句, 概述從春秋戰國到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故事,語言通俗,明快上口,容易背誦,因而在五代和宋代廣泛流傳。如《五湖》:“東上高山望五湖,雪濤煙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后, 更有功臣繼踵無?”《漢宮》:“明妃遠嫁泣西風,玉筋雙垂出漢宮。何事將軍封萬戶, 卻令紅粉為和戎!”用短詩來傳授歷史文化知識在當時是十分新穎的做法,對后世蒙書編寫多有啟迪。
    ( m; z) C1 g# \2 f  蒙學階段教兒童讀詩學詩,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一條寶貴經驗和優良傳統。兒童識字后,就要正式讀書了。在這個時候,培養他們的讀書興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開始就讓他們學習一些比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傷他們的學習興趣。而在此時采用讀詩的方法就容易激發他們讀書的興趣。愛大聲諷誦是兒童的一個特點,而詩歌恰恰是最適宜誦讀的。由于詩歌音調和諧,注重押韻,本來就富有音樂性,誦讀時能產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學童在誦讀詩歌的過程中,盡管不一定能透徹理解詩歌的思想感情和藝術特色,卻也足以啟發他們想象,開拓他們的胸襟,培養他們良好的語感,促進他們求知的愿望。而這正是進一步學習的基礎。% w& T1 w7 p# I% L" ~% x1 ?& j% A
      唐代的科舉考試中,進士要考時務策和詩賦。而詩、策、賦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對偶;賦要限韻;詩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韻,中間8句對仗,全詩要講平仄。這種嚴格的格律要求,要求應試的學子必須事先接受各種寫作技巧的訓練,特別是押韻、平仄、對仗、用典等方面的訓練。科舉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寫這類詩文。由于科舉考試的需要,學習詩歌寫作是當時詩歌教育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在學習寫詩過程中首先要進行聲律、對仗、集事等單項訓練。屬對在唐代很受重視,學習屬對同時具有學習語音、詞匯、語法、修辭和邏輯的作用,對作詩有很大的幫助。《唐詩紀事》卷五四記述了詩人之間的屬對:
    9 @6 G5 r  b, e2 I" p! p7 n9 O, D  李義山謂溫(庭筠)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日:“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為對。
    8 h5 o* A) C* F6 Q; h/ X  唐代學習詩歌寫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詩、命題作詩和多人聯句等方式。自由作詩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題作詩是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會和官場聚會中也常常要作命題詩。這種命題作詩帶有評比性質,對詩歌寫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響。聯句是詩歌寫作中的一種特殊方式。在朋友聚會時往往用聯句形式來紀事、詠物、送行、贈人、寄人、懷人等,題材相當廣泛。聯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為最多。聯句是多人合作寫詩,也有比試才情的意思,對于學習詩歌有很大激勵作用。
    , p7 q# h& G1 S  為了適應科舉的需要,唐代學者編寫了許多為寫作提供材料和范例的參考書籍。這些書籍的內容主要是兩方面:一是為寫作提供材料;二是為寫作提供范例。如徐堅等人編纂的《初學記》是唐玄宗時的官修類書,全書共30卷,分23部,313個子目。每子目先“敘事”、次“事對”,最后是詩文。“事對”下有注釋,介紹典故的原文和出處。
    ; ?) S. O) k8 @  唐代許多詩人在十歲前后就能寫出令人驚嘆的詩篇,如駱賓王七歲時寫成《詠鵝》詩,至今仍是對幼兒進行詩歌啟蒙的首選篇目之一。王勃六歲作詩英邁超人,被譽為神童。女詩人李冶六歲時作《薔薇詩》,令其父驚嘆。薛濤八歲時作《吟梧桐詩》詩。王維十七歲時就寫出成名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白居易十六歲作《賦得古原草送別》名震長安。《全唐詩》卷799載,南海一七歲女子被“武后召見,令賦送兄詩,應聲而就”《送兄》一詩:“別路云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不可否認,這些詩人有很高的文學天賦,但如果沒有較早接受詩歌教育,怕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n6 J8 t2 L% e  L# }! \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出現了一個家庭教育方面的奇跡。隰城丞薛元曖的妻子林氏博通五經,能詩善文,名噪一時。《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九錄其詩一首《送男左貶詩(一作送男彥輔左貶)》。她年輕守寡后,親自教育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云及侄據、摠、播,其子侄七人先后考中進士。《舊唐書·薛播傳》載:“初,播伯父元曖終于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為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后,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云及播兄據、摠并早孤幼,悉為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并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新唐書·薛播傳》亦載:“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衣冠光韙。”唐代進士科非常難考,錄取率不足3%;而林氏所訓導的子侄七人全被錄取,的確了不起。在唐代科舉史上,即使由男子所訓導的家族諸子侄也極少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位林氏實在了不起,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這樣的女教育家在唐代并非僅此一例。元稹之母鄭夫人、李紳之母盧氏也都是這樣。
    5 f; A. u" t5 h3 T% b  《舊唐書·元稹傳》載:“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新唐書·元稹傳》載:“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8 m# u: z+ A# H$ {$ F
      《舊唐書·李紳傳》載:“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新唐書·李紳傳》載:“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為人短小精悍,于詩最有名,時號‘短李'”。3 |4 C6 b7 M+ L' e; d* H4 M3 j
      元稹、李紳二人均早慧且成為唐代著名詩人,她們的母親功不可沒。在唐代,這樣的奇女子還有許多,可惜的是她們的事跡史書多不傳。! C4 w- p+ z4 G" E
      唐代民歌也極為繁榮,尤其江南地區民歌依然盛行。《全唐詩》匯集的民歌共二十卷(第10—29卷),唐代民間詩歌教育之盛可見一斑。民歌的繁榮也給唐詩帶來很大影響,如皎然、靈澈等人生活在民歌興盛的吳地,他們曾汲取民歌率直自然、活潑樸素的特色來寫詩。劉禹錫多次被貶官到南方,他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民謠進行詩歌創作,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等就是他完全仿照民歌創作的詩篇。
    * F5 \3 J* X& J( W  s: R: _& C  詩歌在唐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極其廣泛,連當時寺院宣講佛經的“講經文”也多采用韻文形式。講經文在講說時大量采用賦體的形式鋪陳描寫虛幻世界,在詠唱時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詩體,使講經過程富有藝術感染力,而為僧俗民眾喜聞樂見。還有一種篇幅較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講經之前所唱誦的敘述經文大意的七言韻文,其性質與后來話本的“入話”、彈詞的“開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敘事詩。“講經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勸善的作用,在這一方面與傳統道德是一致的。
    0 _: a# ~- S& u  唐代“變文”是民間流行的一種與“講經文”類似的韻文體曲藝作品,其文辭韻散相雜;唱詞有七言體,有六言體,還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內容或演唱佛經故事,或演唱歷史故事,或演唱民間傳說,或演唱當時重大事件。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降魔變文》、《伍子胥變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張義潮變文》和《張淮深變文》等。而歷史故事多帶有傳說色彩,民間傳說常涉及歷史人物,二者往往相互滲透。這些作品往往宣揚忠孝觀念,贊美英雄人物,懲惡揚善,表達了人民群眾的良好愿望,在當時受到普遍歡迎。目連救母的變文在唐代流傳甚廣,相傳張祜曾戲稱白居易《長恨歌》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二句是“目連變”(《本事詩》)。從“變文”的影響和作用來看,它也是民間詩歌教育的一種有效的形式。; }6 V$ Y7 d% d; b
      “講經文”和“變文”具有的韻散相間、有說有唱的形制,對后來的說唱文學、戲曲文學和各類小說的影響極為深遠。后世話本小說中常常夾雜許多詩詞的現象、古典長篇小說往往夾雜許多詩詞歌賦的特點,都與“講經文”、“押座文”和“變文”的影響密切相關。追本溯源,可以發現,詩歌對其它文學形式的影響是多么深遠!  k4 Y1 u2 I" |! [( n
      唐代的詩歌教育還波及周邊鄰國。唐詩在日本廣泛流傳,白居易的詩尤其受到日本人喜愛。唐都長安是當時的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羅等國家紛紛派遣留學生來長安學習,一些留學生也成為寫詩能手。如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侶,漢名晁衡,與李白結下深厚友誼,李白曾因聽到他渡海回國而遇難的傳聞而深情寫下《哭晁卿衡》一詩。新羅留學生崔致遠12歲入唐求學,18歲考中進士,曾寫下大量詩文,其文集《桂苑筆耕》流傳至今。中日詩人歌吟兩國友好的詩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詩人歌詠兩國友誼的詩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文化以儒學為核心,經留學生的學習和傳播,儒學在日本的影響也相當大。如日本在大學寮設明經科,以孔穎達《五經正義》為教授課本。4 J- L$ W/ C7 o* `! W
      宋元明清時期的詩人,絕大多數都曾受到過唐詩的影響。如北宋初的“西昆派”專學李商隱;北宋后期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派”則把杜甫奉為祖師。南宋后期詩人爭學晚唐五言律詩,而北方的金元詩人都學中晚唐七言律詩。明代中葉興起的復古運動甚至以“詩必盛唐”相號召,前后七子都標榜盛唐詩法,以此為學詩的最高境界。可見唐詩的影響是多么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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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五代時期的詩歌教育
      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后梁以后,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短暫的分裂時期。除梁、唐、晉、漢、周外,當時還先后出現了北漢、南唐、吳越、南漢、前蜀、后蜀等十個小國,總稱五代十國。這種分裂狀態,實際是唐代末年藩鎮割據混戰的延續。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逐步消滅割據政權,大體上結束了分裂局面。
    " `6 K# x8 \- I# [  從政治、經濟、文化的角度來看,五代十國時期是唐朝的繼續。在文學上,最突出的文學形式仍然是詩歌,而文人詞已很興盛,倚聲填詞蔚為風氣。而西蜀(前蜀、后蜀)與南唐二地,軍事力量雖弱小,卻是當時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因而成為詞人薈萃的兩大基地。# R" N  C# ]1 N
      西蜀詞人的詞,大多數匯集在趙崇祚于廣政三年(940年)所編的《花間集》中。這部詞集收錄了晚唐溫庭筠、皇甫松以及韋莊、薛昭蘊、牛嶠、毛文錫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與蜀有關的詞人的五百首詞。西蜀詞人的創作基本沿續了溫庭筠的詞風,題材大抵以男女艷情、離愁別恨為中心,語言則善于藻飾,精心雕琢,艷麗精美,其描寫男女情愛的大膽露骨程度則遠超溫庭筠,因此受到后世具有正統觀念的學者的嚴厲批評。總體上說,《花間集》是一部帶有濃郁宮體氣息的詞集,這些詞人常被稱統稱為“花間詞人”。“花間詞人”上承南朝宮體詩人,下啟宋代婉約派詞人,明清時期綺靡頹廢的艷情文學深受其影響。+ X; O5 k, b+ |4 u/ y
      南唐詞人中以馮延巳、李璟和李煜最為出色,而李煜的成就最高,對后世的影響最大。$ i) a3 E% m; t8 S
      馮延巳(903—960)字正中,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南唐中主時任宰相。他的詞介乎五代花間詞風與北宋詞風之間,一些作品雖還帶有秾艷色彩,但詞風已轉向了清新流暢、深婉含蓄。他的詞以寫戀情為主,也有離恨傷感,但語言清新流暢,通過自然意象與心理變化來抒情,如《更漏子》、《歸自謠》、《謁金門》等。北宋重要詞人晏殊、張先、歐陽修都受到他的影響。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評價他“雖不失五代風格”,但已“開北宋一代風氣”。《全唐詩》卷八九八錄其詞78首,卷七百三十八另存其詩1首。
    " U( _- a2 g8 n* m: V, l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國君,他治國無能,但文學修養很高,能詩善詞,周圍曾聚集了韓熙載、徐鉉、馮延巳等著名文士。據說他十歲就寫出詠竹的佳句“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他傳世的詩詞很少,《全唐詩》卷八錄其詩2首,卷八八九錄其詞3首。《攤破浣溪沙》(菡萏香銷翠葉殘)是他的名作。馬令《南唐書·黨與傳》記載,馮延巳有一次與南唐中主李璟閑談,李璟引了他《謁金門》詞中一句說:“‘風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馮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這是詞史上的一則著名佳話,可見他文學修養之高。其子李煜、李從善、李從謙均有詩傳世。# ~, X) j9 @: F9 Q0 o' T; a
      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李璟的兒子。他多才多藝,洞曉音律,工書善畫,詩文俱佳,尤擅于作詞,是五代時期成就最高的詞人。與其父相似,也無治國才干,文學修養很高,喜招引文人學士。三十九歲時,南唐為北宋所滅,李煜開始了俘虜生活,后被宋太宗毒死。他前期的詞的多寫宮廷生活、歌舞宴飲和男女戀情,如《清平樂》(別來春半);后期的詞寫思鄉之情、亡國之恨和人生感慨,如《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浪淘沙》(“簾外雨潺潺”)、《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等。《全唐詩》卷八八九錄其詞34首。他的詞多采用白描手法,精心選擇意象,注重抒發情感,語言自然流暢,藝術感染力很強,為文人詞另開了一個新境界。他善作五、七言律詩絕句,《全唐詩》卷八錄其詩18首。其皇后周娥皇精通書史,善解音律,既會譜曲,又能填詞,惜其詞不傳。
    % K  e8 _# ]9 x- T# B  q% I5 ?  五代時期雖然處于分裂狀態,特別是北方朝代頻繁更替,對于文化教育的發展極其不利,但統治者承襲唐代遺風,普遍崇尚文化,重視文士。五代政權沿襲唐代的教育制度,重視國子學,儒家典籍依然是官學和私學的主要教材;繼續實行科舉取士,寫詩作賦依然很重要,因而這一時期的文化教育仍有一些發展。《五代會要》載:(后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為抄寫,仔細看讀,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并請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七十七載:“(后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一載:“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這次雕印儒經工作,從后唐長興三年(932年)開始,到后周廣順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歷經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個朝代,用了二十一年時間。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官府主持進行大規模雕版印刷儒家經典,開創了經書印刷之先河,對后世影響很大。
    0 [  l7 N; }" y+ n2 ]. ?, F  五代時期出現了一位作詩上萬首的詩人王仁裕(880—956),其詩數量之多前所未有。其詩當時流傳頗廣,人們競相傳誦。蒙學經典《幼學瓊林》中說:“王仁裕多詩,時人號為詩窖”。他能文善詩,通曉音律,涉獵領域,既廣且豐,著述頗多,數量驚人。可惜這些著作特別是詩集幾乎佚失殆盡,《全唐詩》卷七百三十六僅存其詩不足16首(五律2首、七律13首、殘句2句)。《舊五代史·周書·王仁裕傳》載:“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資性絕高。有詩萬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他善于發現人才、獎掖后進,門生、弟子數以百計。他曾在《示諸門生》里寫道:“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后漢乾裕年間,他掌貢闈時中進士者多達33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溥、李惲、許仲宣、李昉等,后來都成了一代文杰。《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他很重視詩歌教育,現存詩篇中寫給門生的就有3首。他在《與諸門生春日會飲繁臺賦》里寫道:“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他在作詩上為弟子做出了表率。/ e. g. ]+ V6 K$ \2 M. T
      五代時與王仁裕同以詩文知名、以善于選拔人才著稱的詩人是和凝(898—955)。《舊五代史·周書·和凝傳》載:“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十九登進士第。……唐天成中,……尋詔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為得人。……又好延納后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為文章,長于短歌艷曲,尤好聲譽。”他少年時好為曲子詞,流傳和影響頗廣,契丹稱之為“曲子相公”。他善于選拔人才,門生弟子眾多,聲譽卓著。《全唐詩》卷七百三十五錄其詩109首,卷八百九十三錄其詞24首。
    # P, D4 `+ m2 y  馮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滄州)人,生于唐末,歷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事四姓十君,六次任宰相,自號長樂老。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官方雕印刊行儒家經籍的倡議者和主持人,于后唐長興三年奏請朝廷刊印九經,在他的組織下,歷時二十一年才得以完成。他少時刻苦讀書,長即以文學和仁孝知名。《舊五代史·馮道傳》載:“其先為農為儒,不恒其業。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新五代史·馮道傳》載:“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谷貴餓農,谷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道少能矯行以取稱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他吟誦聶夷中的《田家詩》諷諫后唐明宗,正是“詩教”的典型例子。馮道很重視詩歌教育,也很善于進行詩歌教育,他的《天道》、《偶作》、《贈竇十》等詩的內容就是寫立身處世和教育子女之道,《贈竇十》一詩流傳頗廣。《全唐詩》卷七百三十七錄其詩五首。1 K; W* g* Q$ ]
      由于江南地區相對比較安定,經濟相當繁榮,文化教育比較發達。儒家經典仍然是學習的主要內容。《開蒙要訓》、《千字文》《太公家教》和《蒙求》依然是蒙學階段的主要讀本。由于最高統治者的愛好與提倡,南唐、前蜀、后蜀、吳越等國的詩歌教育仍然十分發達,涌現了一大批詩人。《全唐詩》中收錄了五代十國時期眾多詩人的大量作品。
    3 o* d$ {5 o/ ~- W  南唐三代君主李昪、李璟和李煜都是當時著名詩人,均喜招延文學之士,因此南唐文學興盛一時。因唐代貞元中,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李涉曾于廬山白鹿洞隱居讀書,故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在其遺址建立了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記載,南唐先主李昪年輕時“獨好學,接禮儒者”。據說李昪九歲時就作《詠燈》詩:“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全唐詩》卷八錄入這首詩。他立國后重視文化,愛好文學。其子李璟、其孫李煜在南唐宮廷濃厚的文學氛圍中成長起來,成為我國詞史上的著名詞人。
    / y+ f+ K, \: j! s+ q  在南唐宮廷周圍聚集了眾多詩人。徐鉉,十歲能屬文,早歲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全唐詩》卷七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六錄其詩298首。韓熙載,《全唐詩》卷七百三十八錄其詩5首。宋齊丘,《全唐詩》卷七百三十八錄其詩3首。李中《全唐詩》卷七百四十七至七百五十錄其詩310首。張泌,《全唐詩》卷七百四十二錄其詩19首,卷八百九十八錄其詞27首。伍喬,南唐時舉進士第一,《全唐詩》卷七百四十四錄其詩21首。成彥雄,《全唐詩》卷七百五十九錄其詩27首。
    8 r+ {  }7 O' }/ o" G) A( K  前蜀經濟繁榮,崇尚文化。王建雖然出身草莽,但很尊重士人,也能作詩,《全唐詩》卷八錄其詩1首。著名文人韋莊、馮涓、許寂、周庠、張格都受到他的重用,著名詩僧貫休、道士杜光庭晚年都依附于他。王建妃子徐氏二女皆有國色,均能作詩,《全唐詩》卷九錄其詩16首。后主王衍,頗知學問,能作艷詞。《全唐詩》卷八錄其詩5首,卷八百八十九錄其詞2首。前蜀宮廷周圍聚集了大批文人學士。牛嶠曾有歌詩三卷,《全唐詩》卷六百六十七錄其詩6首,卷八九二錄其詞26首。牛嶠之侄牛希濟以詞著名,《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三錄其詞12首,卷七百六十錄其詩1首。顧夐善作艷詞,意象清新生動,《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四錄其詞55首。薛昭蘊擅長作詩填詞,才華出眾,好唱《浣溪沙》詞;《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四錄其詞19首,其中《浣溪沙》8首。
    * T/ B% h' B3 U* u  值得注意的是,前蜀出現了兩位波斯裔詩人——李珣、李舜弦。李珣是著名醫藥學家,又是著名詩人,有詩集《瓊瑤集》,《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六收錄其詞54首,卷七百六十錄其詩3首。其《南鄉子》詞17首,歌詠南國風物人情,明快清新。李珣之妹李舜弦頗有文才,被王衍納為昭儀。李舜弦工于詩,其詩多受文人贊賞,《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七錄其詩3首。
    , X! R8 ]/ ?- r% I  前蜀還出現了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女才子黃崇嘏(883—925)。她是臨邛(今四川邛崍)人,父親曾在蜀中任州郡長官,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詩善文,棋琴書畫,無一不精。12歲時父母相繼亡故。成年后,她才藝出眾,特立獨行,常女扮男裝,游歷川東川西。她的詩引起著名文人周庠嘆賞,因為當時她扮作男子,就舉薦她代理司戶參軍。上任一年,卓有治績。周庠見她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就主動提出把心愛的女兒嫁給她。黃崇嘏作《辭蜀相妻女詩》表明身份。后歸家守貧,全璧而終。《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九錄其詩2首。金元雜劇《春桃記》、明代徐渭雜劇《女狀元辭凰得鳳》均以黃崇嘏之事為藍本。明代楊慎的筆記《楊升庵外傳》亦記此事。黃梅戲《女駙馬》也以她為原型。清人吳任臣所著的《十國春秋》中記載了黃崇嘏的生平事跡。
    1 P" ~* L; f  E. n4 @7 r# U7 }  后蜀文化相當發達。《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一載:“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毋昭裔是五代后蜀著名文人、藏書家,河中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他出身貧寒,嗜好讀書,曾借書來讀,遂博學有才名。孟知祥鎮守四川時,他為掌書記,后擢御史中丞。后主孟昶繼位,任后蜀宰相16年,以太子太師致仕。他酷好古文,精于經術,極嗜圖籍,致力于藏書。早年向人借《文選》、《初學書》等書,人面有難色,他曾立志刻印書籍,惠及天下學子。后蜀廣政年間(938—965),他奏請刻板印行九經。他命張德釗書寫九經,刻石立于成都學宮;又出私財營建學宮,立印舍刻印九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寫《文選》、《初學書》、《白氏六帖》等書,刻板印行。后又命人印行《史記》、《漢書》、《后漢書》等史書。他還著有《爾雅音略》。北宋平蜀后,其子毋守素將藏書與刻板獻于北宋朝廷,印行于世。
    - ^: J, k1 ^" N  Y  嗣主孟昶有詩詞傳世,《全唐詩》卷八錄其詩1首,卷八百八十九錄其詞1首。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女詩人。花蕊夫人費氏(一說徐氏)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幼即能文,尤長于宮詞,以才女著稱一時。因受蜀主孟昶寵愛,被賜號花蕊夫人。其宮詞用語以濃艷為主,偶有清新之作。其《述亡國詩》歷來為人稱道,令無數須眉汗顏:“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謝甲,更無一人是男兒。”世傳《花蕊夫人宮詞》150余首,其中可靠者90余首。《全唐詩》卷第七百九十八其名下有詩158首。/ ?! o* Y% }0 P/ w# G: v
      由于統治者對文化的重視和對文學的愛好,后蜀宮廷周圍也集聚了許多詩人。楊玢,卷七百六十錄其詩3首。徐光溥,卷七百六十一錄其詩2首。劉義度,卷七百六十一錄其詩1首。毛文錫作詞較多,《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三錄其詞32首。歐陽炯能詩善詞,曾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全唐詩》卷七百六十一錄其詩6首,卷八百九十六錄其詞48首。韓昭,卷七百六十錄其詩2首。鹿虔扆,卷八百九十四錄其詞6首。魏承班,《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五錄其詞21首。尹鶚,《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五錄其詞17首。毛熙震,《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五錄其詞29首。閻選,《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七錄其詞10首。! w5 x/ e0 O" `" b( V4 g8 F  B/ {
      后蜀趙崇祚于廣政三年(940年)編成《花間集》十卷,著名詩人歐陽炯為之作序命名。書中收錄了晚唐五代時期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夐、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位詞人的五百首詞。《花間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文人詞總集,集中體現了詞律的規范化,確立了詞這種新的詩歌形式的文學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詞的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它是研究我國古代詩詞發展史的重要原始資料,是我國文學藝術寶庫中的一份珍貴遺產。
    - b& L" k8 r1 e* i6 g  吳越國文化也興盛一時。吳越王錢镠雖起于草莽,興于行伍,但立國后頗好吟詠。《全唐詩》卷八錄其詩2首,《全唐詩外編》錄其詩16首。《新五代史·吳越世家》載,錢镠的兒子錢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錢镠的孫子錢倧、錢俶皆能吟詠。錢俶自編其詩為《正本集》,《全唐詩》卷八錄其詩1首。5 z5 L8 E4 G& Z* a4 C; J
      五代十國中的其它政權也出現了一些詩人。如后唐莊宗李存勖自幼喜歡音樂歌舞,洞曉音律,文才頗高,能作詞,《全唐詩》卷八百八十九錄其詞4首。荊南詩人孫光憲,素以文學自負,有集五十余卷,《全唐詩》卷七百六十二錄其詩八首,卷八九七錄其詞79首。6 ^2 H; F: [, @6 S; g( B# p. C, c8 n
    第四節 北宋時期的詩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憑借手中的兵權發動陳橋兵變,定都開封,建立了宋王朝,史稱北宋。此后20年間,北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漢等割據政權,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混亂局面。北宋王朝汲取了唐朝后期擅政、藩鎮割據的教訓,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不斷削弱地方權力,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成為一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的王朝。自太祖“杯酒釋兵權”以后,歷代皇帝都對軍事將領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軍,把軍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北宋對內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對外一味妥協退讓,在軍事上無所作為,屢屢屈服于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宋代是對外關系最軟弱的時期,所謂“唐烏龜、宋鼻涕”一說,可見宋之軟弱。1127年,金軍攻破東京開封,北宋滅亡。0 {2 Q) h7 P9 u5 I# ]
      宋代的科學技術相當發達,絲織業、制瓷業、造船業均領先世界,沈括的《夢溪筆談》記錄了當時科學技術方面的突出成就。北宋城市規模之巨大,商業之繁榮均超過前代,紙幣“交子”的使用就是明證。當時海外貿易尤其發達,廣州、泉州是聞名世界的大商港。北宋都城開封已經是人口超百萬的大型城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市。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地表現了開封當時的繁華景象和豐富多彩的民俗風情。北宋時期繁榮的經濟、發達的科技,為文化的進一步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市民階層的壯大和文化消費的增長也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發展,詞的興盛與城市經濟、特別是娛樂業的繁榮有極大關系。宋仁宗慶歷年間,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促使印刷業迅速發展起來,對科技文化的傳播產生了巨大作用。北宋印刷業空前發展,公私刻書業的興盛使書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閣和州縣學校藏書豐富,就是私人的藏書也動輒上萬卷。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等以私人藏書為對象的目錄學專著的首次出現就是一個明證。
    $ _+ b' x' z9 S3 `% j  北宋王朝十分重視文治教化。趙匡胤和趙匡義以下歷代皇帝都好讀書,重用文士。城市規模的擴大、經濟的繁榮為教育發展提供了契機,農業技術的改革極大的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為宋代的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三位宰相相繼興學又極大地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北宋繼承唐代教育制度,在府、州、縣、路等行政區域內設立學校。北宋初僅設國子監,學生名額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倡導“慶歷興學”,在東京興辦太學,采用胡瑗的湖學法制訂“太學令”;在各州縣設立學校,應科舉者需先受300日的州縣學校教育;考試先考策論,次考詩賦,不考貼經、墨義。宋神宗趙頊時,王安石倡導“熙寧元豐興學”,進一步擴建太學,學生名額增加到兩千四百人,并重訂太學條制,推行三舍法;整頓地方官學,統一學校和科舉內容;科考取士本于學校,取消詩賦、帖經考試。宋徽宗趙佶時,蔡京倡導“崇寧興學”,興建辟雍作為外學,太學(包括辟雍)共有學生三千八百人,同時,停罷科舉,在各州縣普遍設立學校,由學校選拔人才,學校教育達到極盛時期。《宋史·選舉志一》說:“自仁宗命郡縣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除了從國子學到縣學的各級官辦學校外,私立學校也日益興盛。官學、私學與書院構建了宋代的辦學格局。宋代書院尤盛,一般皆選山林名勝之地為院址,蒐集圖書,延聘學者,聚徒研習儒家經典,講授孔孟學說。聲名最著者為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睢陽書院等“四大書院”。南唐的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北宋改稱白鹿洞書院,就是著名的藏書與講學之地。四大書院的規模和學術水準都堪與官辦學校媲美。宋代學者普遍重視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總體學術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為中國文化教育高度發展的時期。
    9 q. z& X& F& f* j9 [  在繼承唐代科舉制度的基礎上,宋代科考的內容和側重點不斷變化,時而重經文,時而重詩賦,時而重策論,但詩賦始終受到文人的重視。宋代科舉實行彌封制度,進士及第都要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考選,每科所取的人數常超過唐代十倍,科舉成為國家籠絡知識階層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權力對平民階層廣泛開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于科舉一路,“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社會門閥勢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會具有前代所沒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趙恒的《勸學詩》(又名《勵學篇》)為讀書人描繪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因而當時士人皆以讀書為第一要務。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都出身于寒微家庭。宋王朝優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優,其它朝代都難以相比。宋代對待文人的政治環境相當寬松。據說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說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盡,不必過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頗為優渥舒適,如呂蒙正天天吃雞舌湯,宋祁夜夜擁妓豪飲,文人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性越來越大。
    % u. e- b: ~+ V2 ?+ J  宋代是一個君權高度強化的專制社會,宋王朝通過科舉加強了對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學為標榜,同時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趨向在這時開始形成。從維護高度專制的政權出發,大多數士大夫以儒學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學的優勢地位,也對儒學加以適當改造,希望以倫理道德的內化來解決社會矛盾,儒家倫理觀念被不斷強化。宋代科舉考試的內容自真宗以后由詩賦、策論轉變為集中于儒學,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諸子書籍不合儒學的都不許采用。自仁宗以后,進一步在各州縣建立學校講授儒學,作為培養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對讀書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的語文教育,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教學實踐,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詩經》被確定為“十三經”之一,詩歌教育的內容、形式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個思想統治開始嚴厲的時代。熙寧年間,蘇軾就因“烏臺詩案”被捕受審而險些喪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為己任,文人大都只能在忠君報國的前提下確定自我角色,注重道德情操,重理智而輕感情,個性內斂,“修身齊家”成為文人的自覺追求。這種思想傾向對宋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主導性的影響,文學被當作政治與教化的工具,受政治及倫理觀念的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宋代文學就是在儒家思想約束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宋代文學、尤其是被視為正宗的詩文中常常充滿政治說教和道德理念。3 t; L  S$ k5 L0 ~+ ^' h
      北宋文學又有了新的發展。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頹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的熱烈響應,他們更加緊密地把道統與文統結合起來,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為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實用的文體。城市和商業的繁榮,促進了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和市民文化的興盛。戲曲、說話等通俗文藝在宋代也有迅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話本和諸宮調、雜劇、南戲等戲劇樣式為代表的通俗敘事文學,從而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長于抒情而短于敘事、重視正統文學而輕視通俗文學的局面,并為后來元明清小說、戲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詩歌方面,注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傾向于通俗化,這種趨勢最終形成了與唐詩大異其趣的宋詩。詞是市井文化的產物,它的產生和發展,與都市經濟的繁榮和市民文化的興起關系密切。北宋詞的境界進一步得到擴展,從題材到形制,從作家到作品,詞的創作達到巔峰狀態,成為與唐詩并稱的奇葩。! l* u/ n7 i7 R" T1 x- Z6 i
      北宋帝王崇儒好學,多具有較深厚的文化修養,愛好文學,多能詩詞,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趙匡胤在未發跡時就曾吟詠過一些表現宏大志向的詩篇。宋太宗時,姚鉉以一首《賞花釣魚侍宴應制》贏得太宗的激賞,為時人羨慕。宋真宗趙恒的《勸學詩》很有名氣。由于道統文學觀的興起和理學的逐漸形成,詩歌也被視為傳道的工具而較少表現純粹的個人生活情感,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視的、也最能反映他們的思想性格的文學體裁,仍然是詩歌。傅璇琮領銜主編的《全宋詩》收錄兩宋9000余位詩人的作品二十余萬首。唐代詩人對宋代詩人影響很大,最突出的是杜甫、白居易、韓愈、李商隱等人。北宋著名詩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都對杜甫推崇備至,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的特點。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的詩歌都不同程度受到韓愈詩風的影響。北宋詩人在詩歌的語言技巧方面尤有顯著的創新與發展,他們比唐人更多地運用日常口語及散文句法,使得詩歌的意象自然親切、意脈流動順暢,意境平常沖淡;又將生僻語詞、典故及特異句式引入詩中,使得作詩成為詩人比賽學問和機智的工具,詩歌變得更精致、更含蓄。  u+ ?) h* w2 P0 P) [8 p4 Q) K3 G3 i
      詞至兩宋達到頂峰,在意境、形式、技巧等方面都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唐圭璋編纂的宋詞總集《全宋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收錄兩宋詞人1400余家,詞21000余首。在傳統上,詞最初是唐代歌妓在酒宴上演唱的歌曲,與樂歌有密切聯系,以抒情委婉細致見長,抒情性與音樂性要比詩歌講究。晚唐五代的花間詞有濃郁的宮體氣息,題材大抵是男女艷情、離愁別恨,語言精心雕琢,艷麗精美。受其影響,宋詞的正宗依然是吟風弄月、兒女情長。詩莊詞媚,詩大詞小,重詩輕詞,是北宋文人的基本觀念。北宋初期,詞繼續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統治者的喜愛。據說宋太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續湘山野錄》)。不過詞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間一觴一詠之際的娛樂性創作。北宋慶歷以后,詞的創作在內容、技巧、體制各方面都出現了飛躍發展,涌現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詞人,其中晏殊、晏幾道、張先、歐陽修、柳永尤為出色,而蘇軾的成就尤其卓越。宋仁宗“頗好”柳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陳師道《后山詩話》)。雖然詞在宋代許多文人眼中依然不如詩那樣崇高莊嚴,但它已經贏得了與詩并駕齊驅的文學地位。北宋詞人,從柳永、二晏、周邦彥、姜夔到吳文英等,恪守詞的傳統,使詞的形制更豐富、語言更精煉、意境更深婉、風格更細膩,音律更精美,保持了詞家本色。蘇軾則異軍突起,以其雄大才氣開創了詞的新境界。他打破了詞的題材限制,把“詩言志”的傳統引入詞中,而且把散文句式用在詞里,使詞的內容更豐富,形式技巧更多樣,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文人詞的面目。# f9 D5 X' j7 F2 P! c
      著名的開國君主趙匡胤卓著的建樹在于政治和軍事方面,詩文并非其所長。但他流傳下來的兩首詩《詠初日》、《詠月》卻歷來為后人所矚目。《詠初日》是一首絕句,有據陳巖肖《庚溪詩話》記載:“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詠月》一詩僅存殘句“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關于這首詩,還有一段佳話。據陳師道《后山詩話》記載:“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圣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我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遂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這兩首詩都是趙匡胤未發跡時所作,氣勢磅礴,出語驚人,顯示了他年輕時的宏偉抱負和遠大志向。
    2 A' W# m; B) ~0 [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北宋中葉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兩歲時其父病故,貧無依靠,隨母改嫁,倍受歧視。雖家境貧寒,但他胸懷遠大,刻苦自律,每日畫粥斷齏,篤學不輟。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進士,鎮守延州時威震西夏,后官至參知政事,主持“慶歷新政”。范仲淹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他的詩歌堅持風雅傳統,有多議論的散文化傾向,以《四民歌》為代表。散文《岳陽樓記》是歷來傳誦的名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千古名句。其詞僅存五首,但突破了唐末五代詞的綺靡風氣,開拓了宋詞的表現領域,開辟了宋詞嶄新的審美境界,開啟了宋詞貼近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創作方向。《蘇幕遮》、《漁家傲》是他的名作。《漁家傲》一詞意境闊大,沉郁蒼涼,成為后來豪放詞的濫觴。他的詩文對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影響深遠。
    , V  f0 Y$ B, a$ B. }" W; n) v  晏殊(991—1055)字同叔,臨川(今屬江西)人,七歲就能寫作詩文,十四歲以神童應召入試,賜同進士出身,后官至宰相。他善于選拔人才,當時知名文士如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俱出其門。他詩、文、詞兼擅,在北宋文壇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宋史·晏殊傳》載其“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其詩文大都散佚。他在詞的創作上有較大成就。由于一生顯貴,其詞作主要反映富貴閑適的生活,以及在這種生活環境中產生的感觸和閑愁,筆調閑婉,理致深蘊,音律諧適,詞語雅麗。他的詞題材狹窄,基本上沒有超出晚唐以來文人詞的范圍。今存《珠玉詞》130多首,其中傷春感時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特色,如《浣溪沙》二首。“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是他詞中的名句。在封建士人中,其人生境遇算得上志滿意得,因而他的詞感情柔弱,常常滲透著自我滿足的心態和雍容閑雅的氣質,表現出一種富貴氣象。他的詞語言技巧很高,風格清麗疏淡,細膩精致,進一步把宋詞推向文人化、典雅化。/ y9 h) l  f4 o* ?
      張先(990—1078)字子野,烏程(今浙江吳興)人,天圣八年進士。他與晏殊交情很深,詞作的題材也與晏殊相似。他生性浪漫,寫男女之情更多些。他的詞清新明麗,語言流暢精巧。由于他善于寫“影”,如《青門引》中“隔墻送過秋千影”、《木蘭花》中“無數楊花過無影”、《天仙子》中“云破月來花弄影”等,被譽為“張三影”。在宋代詞人中,張先較早較多地寫作長調和慢詞,為宋詞的發展開啟了一條新路。) E# i; X. u% c0 I/ R' j
      柳永(約987—約1053),原名三變,字耆卿,別號柳七,是北宋專力寫詞第一人。出身官宦之家,為人放蕩不羈,留連于秦樓楚館。早年屢試不第,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始登進士第。柳永精通音律,借鑒民間的俗曲,大量創制慢詞,在詞的體制、內容、風格諸方面均有所突破。其詞打破了長期以來文人詞以小令為主的傳統,自制長調慢詞,開一代風氣,奠定了宋詞昌盛的基礎。他對詞的題材有較大拓展,部分作品生動地展現了北宋中期都市的繁華富庶和民情風俗,其羈旅行役和男女戀情之詞比較典型地體現了落魄士子和市民階層的思想情趣。如《望海潮》(東南形勝)、《雨霖鈴》(寒蟬凄切)、《鳳棲梧》(佇倚危樓)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詞以鋪敘見長,語言通俗而不失雅趣,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歡迎。陳師道《后山詩話》中說“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宋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記述西夏歸朝官說“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而《高麗史·樂志》里也多記載柳詞。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稱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據羅大經《鶴林玉露》載,《望海潮》一詞流播金國,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頓起渡江南侵的念頭。這都可見他的詞在當時流傳之廣與影響之大。其雅詞對蘇軾、周邦彥影響較大,而俗詞則遠接以敦煌詞為核心的民間詞傳統,下開金元俗曲之先聲。
    # a6 ]9 `% X5 I9 H* w! D) g* G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廬陵吉水(今屬江西)人,出身于低級官吏家庭。四歲失怙,在其母鄭氏訓育下成才。《宋史·歐陽修傳》載:“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天圣八年(1030年)舉進士。文學上,他與梅堯臣、蘇舜欽等人聲氣相通,提倡文學變革。政治上,他積極參與“慶歷新政”,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他是北宋文學領袖,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集團在詩文創作上確立了宋代文學的基本風格。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大力舉薦人才,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文學家(如王安石、三蘇、曾鞏等)都曾得到他的提攜。他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在詩歌和散文的創作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著名詩篇有《戲答元珍》、《別滁》等,散文名作有《醉翁亭記》、《秋聲賦》等。他在詞的創作上也有所革新,注重用詞抒發自我人生感受,這種創作方式對蘇軾有直接的影響。在宋代詞史上,歐陽修是主動向民歌學習的第一人。他的詞仍以吟詠男女戀情為多,承襲晚唐以來明麗柔婉的風格,以典雅細膩為主要特色,語言風格多樣,或精美,或樸素,或俚俗,與他的詩文顯然不同。《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踏莎行》(候館梅殘)是他詞作中的名篇。+ t1 }' A: _7 F! {; T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歷二年(1042年)進士。神宗熙寧年間主持變法,幾起幾落。在詩歌領域,他廣泛學習唐代詩人,尤其非常推崇杜甫,曾編輯《老杜詩后集》和《唐百家詩選》。杜甫在宋代逐漸受到高度重視,是以他為起點的。他的詩歌十分講究語言錘煉,并善于不留痕跡地化用前人的詩句和意象,形成了以語言精煉圓熟、意境清麗含蓄為主的風格,如《泊船瓜洲》、《書湖陰先生壁》等。他對后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影響很大,他們以才學為詩的偏向,也與王安石大有關系。王安石的詞僅存29首,頗具開創性,《桂枝香·金陵懷古》是歷來傳誦的名篇。5 y, u1 ^+ U, C8 e' t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宋嘉佑二年(1057年)進士,曾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等職。他一生坎坷,屢遭貶抑,曾因“烏臺詩案”被人構陷入獄。蘇軾為人正直,胸懷曠達,多才多藝,才華橫溢,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他的詩、詞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其文汪洋恣肆,自由揮灑,明白暢達,結構謹嚴,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石鐘山記》、《放鶴亭記》、《赤壁賦》、《后赤壁賦》是歷來傳誦的名篇。其詩廣泛汲取前人之長,又能多方面開拓創新;題材廣闊,幾乎無所不包;各體兼備,尤擅七言古體和律絕;內容富有哲理,耐人尋味;語言清新自然,風格多變;其新穎獨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聯想令人贊嘆。《游金山寺》、《和子由澠池懷舊》、《惠崇春江晚景》、《題西林壁》、《飲湖上初晴后雨》等都是他的名作。其詞開豪放一派,題材廣泛,氣勢雄渾,慷慨豪邁,高逸曠達,擺脫了綺艷柔靡的風尚。《江城子·密州出獵》、《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是流芳千古的名作。他開拓了詞的題材、意境、風格與表現手法,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新的文壇領袖,也同樣注意發現和提攜文學新人。北宋后期文壇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蘇軾門下。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均出其門下,被稱為“蘇門四學士”。陳師道、韓駒等也深受其影響。這些蘇門人物成為北宋后期文學領域的主要力量。
    0 O+ Q$ v: r7 A  B  |% I) }- {  在蘇門人物中,黃庭堅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年間中進士,曾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因出于蘇軾門下,多次受到排擠。他的父親黃庶是學習杜甫詩風的詩人,舅父李常是藏書家兼詩人,他的兩位岳父也都是詩人,這種生活環境造就了他很高的文化素養與藝術素養。他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又是北宋詩壇上一位開宗立派、影響深遠的詩人,與蘇軾并稱“蘇黃”。他宣揚“溫柔敦厚”的詩學觀念,一直苦心研詩,對杜甫尤為推崇。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詩法”,使得許多詩人欣然相從。他主張“無一字無來處”(《答洪駒父書》),善用典故古語而追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他的詩在語言上刻意求新求異,多用奇字拗句,形成生新瘦硬的風格,給宋詩帶來了一種新的變化。《寄黃幾復》《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之一(投荒萬死鬢毛斑)、《題王居士所藏王友畫桃杏花二首》之一(凌云一笑見桃花)等是他的名作。黃庭堅的詞也寫得頗出色,現存詞一百八十余首,《清平樂》(春歸何處)是其名作。當時有很多詩人追隨黃庭堅或受到他的影響,如陳師道、韓駒、洪朋、謝逸等,一時在詩壇上造成相當大的聲勢,被稱為“江西詩派”。! o8 a) H% ~4 \- r$ y2 k
      在蘇門文士中,秦觀是最為出色的詞人。秦觀(1049—1100)字太虛,后改字少游,高郵(今屬江蘇)人。元豐八年(1086年)進士,因與蘇軾的關系被一貶再貶。他工詩善詞,詩風與詞風相近。詞多寫男女情愛,也頗有感傷身世之作,風格委婉含蓄,清麗雅淡。他性格柔弱,情感細致,“愁”是他的詞中最常見的主題,如《千秋歲》(水邊沙外)、《踏莎行》(霧失樓臺)等,意境凄婉悲苦。其描寫男女戀情的詞往往真摯動人,如《鵲橋仙》(纖云弄巧)、《滿庭芳》(山抹微云)等。少數詞作如《望海潮·廣陵懷古》也有豪放之氣。他特別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詩句,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滿庭芳》)出自隋煬帝的詩句;“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千秋歲》)化用了杜甫的詩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鵲橋仙》)是表達愛情的名句。凄迷的景色、宛轉的語調和感傷的情緒,構成了秦觀的詞的藝術特征,因此他向來被看作婉約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詞長于抒情,音律諧美,情韻兼勝,其中的感傷情調很容易引起一些懷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鳴,對后來從周邦彥、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納蘭容若等詞人都有顯著的影響。
    , u+ i7 e5 m7 L# _) H  賀鑄(1052—1125)字方回,自號慶湖遺老,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出身于外戚之家,個性倔強,不阿附權貴,喜論天下大事。因長身聳目,面色鐵青,人稱賀鬼頭。他能詩善文,尤長于詞。他的詞緊緊追隨蘇軾,內容、風格豐富多樣,兼有豪放、婉約二派之長,長于錘煉語言并善于化用前人成句,用韻嚴格,富有節奏感和音樂美。其描繪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曠,語言濃麗哀婉。其愛國憂時之作悲壯激昂,境界奔放闊大。其詞以《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鷓鴣天·半死桐》、《芳心苦》(楊柳回塘)、《六州歌頭》(少年俠氣)等最著名。《青玉案》是他的壓卷之作,因“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一節,賀鑄在當時就獲得“賀梅子”的雅號。著名詩人黃庭堅曾親手抄錄這首詞放在案頭,把玩吟詠,同時還寫了一首小詩寄給賀鑄,對這首詞給予很高評價:“解道當年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鑄7歲學詩,詩作總數多達數千首,數量之巨遠過于詞,其詩名為詞名所掩。/ u% `1 I5 U- @7 W! I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詞人是周邦彥。周邦彥(1056—1121),字美成,號清真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時博涉百家之書,為人落拓不羈。二十四歲時入太學讀書,因獻《汴都賦》升太學正。后仕途屢遭貶斥,曾任提舉大晟府。他博學多才,精通音律,曾整理各種曲調,創制許多新調,進一步豐富了詞的格律和形式,對詞樂的發展貢獻很大。其詩文俱佳,尤精作詞,是北宋末期的詞壇領袖。他的詞題材狹窄,內容多為風月戀情、懷古羈旅、別愁離恨、詠物抒懷之類。他講究章法布局,極端重視詞與音樂的配合,使詞律進一步規范化、精密化。其詞格律謹嚴,音律諧美,追求典麗,為后世格律派詞人所宗。代表作有《蘭陵王·柳》、《瑞龍吟》(章臺路)、《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和《六丑·薔薇謝后作》等。周邦彥雖然在詞的題材和內容方面沒有新的開拓,但他在詞的藝術形式、語言技巧方面是又一個集大成者,對后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宋時期的詞人姜夔、吳文英、周密、張炎等都十分推重周邦彥。直到清代的“常州詞派”還奉他為學詞的典范。
    ! Z/ d$ G/ O9 H, b6 D( p5 Z  北宋末年,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首列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以下還有韓駒、潘大臨等二十多人,“江西詩派”從此確立。江西詩派是在黃庭堅的直接影響下形成的,這一詩人群體具有前所未有的較為嚴格的宗派色彩,他們都以學杜相號召,不僅在詩學觀點和寫作風格上大體一致,而且多數成員確實相互聯系切磋,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詩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語言技巧方面“以故為新”,講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講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由于他們沒有很好地繼承杜甫憂國憂民的精神,而僅僅片面強調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藝術技巧,因此就愈來愈走向形式主義的道路。“江西詩派”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風靡一時,楊萬里、陸游、姜夔等著名詩人都曾在藝術上受其影響。其余波一直持續到晚清的“宋詩派”。; g4 H! \1 A9 s" D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女詩人,至少表明當時中上層社會的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北宋詩人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稱:“近世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他稱贊王安石的妻子吳氏、妹妹(張奎妻)、女兒(吳安持妻)、侄女(劉天保妻)能文工詩,佳句頗多,“皆脫灑可喜”。司馬光曾說:“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詩歌,執俗樂,殊非所宜也。”也證明了這一點。可惜的是,當時這些女詩人的作品大多不傳世。北宋出現了著名女詩人魏夫人、朱淑真等。7 @! ]5 d- |4 G4 ^
      魏夫人,即曾布妻魏氏,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名字及生卒年均不詳,生平亦無可考。其文學創作在宋代頗負盛名,朱熹甚至將她與李清照并稱。她的詞多寫離情別緒,如《菩薩蠻》之一:“東風已綠瀛洲草,畫樓簾卷清霜曉。清絕比湖梅,花開未滿枝。長天音信斷,又見南歸雁。何處是離愁,長安明月樓。”其筆下的離愁別恨表現得頗為深沉真切。其存世作品只有詩《虞美人草行》1首,詞10余首。其弟魏泰,著有《臨漢隱居詩話》等。
    3 I5 }; R; I) u: |: c0 A9 o  朱淑真號幽棲居士。其籍貫身世,歷來說法不一。她生活于北宋末期,南宋初年尚在世。她出生于仕宦家庭,幼時穎慧,博通經史,能文善畫,精曉音律,尤工詩詞,素有才女之稱。相傳因遇人不淑,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終。其作品為其父母焚毀,后人將其流傳于世的詩詞輯成《斷腸集》2卷、《斷腸詞》1卷,因輾轉相傳,版本很多。其詩詞多抒寫個人愛情生活,早期筆調明快,文詞清婉,情致纏綿;后期則憂愁郁悶,頗多幽怨之音,流于感傷,藝術成就頗高。如《菩薩蠻·木樨》:“也無梅柳新標格,也無桃李妖嬈色。一味惱人香,群花爭敢當。情知天上種,飄落深巖洞。不管月宮寒,將枝比并看。”3 P3 e9 e5 J+ p/ b: }8 y+ h% Z' ]
      女詞人聶勝瓊有一首詞《鷓鴣天·寄李之問》:“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幾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這首詞寫離別相思之情,頗為感人。8 [# r4 q0 C' P* a/ y* a9 A. _! |
      1126年,金兵大舉南侵,河南陽武(今河南省原陽縣)縣令蔣興祖以身殉國,其女被金人擄走。蔣氏在雄州驛館墻壁上題了一首詞《減字木蘭花·題雄州驛》:“朝云橫渡,轆轆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月照孤村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進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女詞人心懷凄惻,悲怨情深,充滿感傷身世、眷戀故鄉的情感。* G4 ~; E& a# z3 I: |+ S4 j
      北宋繼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設童子科,作為考試科目之一,又稱“童子舉”。《宋史·選舉志一》載:“宋之科目……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童子科年齡限在15歲以下,科考的主要內容即是背誦經書。要獲得神童稱號,應試者必須至少將《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等“七經”約28萬字的儒家經典熟讀成誦,其中《毛詩》39000余字。《宋史·選舉志二》載:“凡童十五歲以下,能通經作詩賦,州升諸朝,而天子親試之。其命官、免舉無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后皆為賢宰相、名侍從。”
    6 C6 Y* W( U1 _2 L  楊億(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詩人,從小就受到較好的教育。《宋史·楊億傳》載:“(楊億)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為賀。……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俄丁外艱,服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務學,晝夜不息”。“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時期,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為首的館閣詩人效仿李商隱的詩風,大量寫作雕琢用典、鋪陳詞藻、屬對精工、深婉綺麗的詩篇,彼此唱和應酬。楊億把這些詩作編為《西昆酬唱集》后,這種被稱為“西昆體”的詩風進一步在社會中盛行,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自《西昆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 ]- P5 m: R* `3 C, Y; p' Q
      宋綬(991—1041)是北宋文學家、書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楊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楊氏也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宋史·宋綬傳》載:“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他曾輯錄《歲時雜詠》共二十卷,收漢魏至隋唐詩1500余首。
    $ V, S) L- W  D) B; Q( U  w! d( y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載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壇上占據著統治地位。經過先后三次興學后,官學、私學、書院等三類學校的學科門類增多,課程內容也更加豐富實用。由于統治者對文化的重視和對文人的優待,大批知識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學而優則仕”外,教授私學成為他們的謀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學更加興盛和普及,而私學往往集中于蒙學階段。與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學教育更加發達,當時的小學、鄉學、村學、義學、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學有較完備的蒙學教材體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詩》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詩》是北宋時期出現的兩種對后世影響極其深遠的蒙學讀本。蒙學詩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詩》。《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備了詩歌的特點,可以看作是詩歌類教材。
    5 e. ]# x* I0 `  e  北宋初年問世的《百家姓》是我國流行時間較長、流傳范圍很廣的一種蒙學識字教材,它將約500個常用姓氏編成四字一句的韻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詩,基本上包括了當時的常用漢字。雖然其內容缺乏文理,但編排合理,句式整齊,隔句押韻,讀來順口,易學好記。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諸衛,蔣沈韓楊;朱秦尤許,何呂施張;孔曹嚴華,金魏陶姜;戚謝鄒喻,柏水竇章;云蘇潘葛,奚范彭郎……”據南宋學者王明清考證,《百家姓》的作者是錢塘(杭州)的一個儒生,前幾個姓氏的排列大有講究,如趙是指趙宋,既然是國君的姓,理應為首;其次是錢姓,錢是五代十國中吳越國王的姓氏;孫為當時吳越國王錢俶的正妃之姓;李為南唐國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書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三字經》相配合,成為我國古代蒙學中的固定教材,影響深遠,至今仍在流傳。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流傳不遠。, W. a1 i4 U- h+ D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時期名揚江淮地區的著名詩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歲喪父母,隨其叔祖居廣陵(今江蘇揚州),刻苦讀書。十七歲就自立門戶,在天長、高郵等地以做私塾先生為生,素有治國安民之志,年僅二十八歲便在貧病交加之中辭世。王令是一位頗有才華的青年詩人,在短暫的十余年里就寫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詩,由其外孫吳說編為《廣陵集》。他的詩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敘述了自己的志向與人生態度及四處奔波的苦難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難,深刻揭露了黑暗政治和民生疾苦,《夢蝗》一詩是其代表作。他的詩受韓愈、孟郊、盧仝、李賀的影響較深,構思新奇,氣勢磅礴,意境高遠。《暑旱苦熱》一詩尤其突出:“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干,昆侖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間!”他的詩歌曾受到王安石的極力稱贊。8 _7 z, u( @; l/ K) K3 o+ D' z" ^
      《十七史蒙求》共十六卷,仿照唐朝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韻語,上下兩句對偶,生動地介紹了許多歷史典故,富有教育意義。如:“宋璟第一,李廣無雙。燕許手筆,李杜文章。”“石苞當相,衛青封侯。誤點作蠅,落筆畫牛。一諾季布,片言仲申。衍口雌黃,裒皮陽秋。荀家八龍,賈氏三虎。戰勝朝廷,折沖樽俎。漢臥發兵,郝餐擊虜。致瓜蘇瓊,掛黃興祖。裴楷如玉,衛玠若珠。明牛漏蹄,庾馬的顱。”* D& d' e8 B6 e) b5 j. P+ H) q
      《神童詩》相傳是北宋學者汪洙所作。汪洙,字德溫,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出身于縣吏家庭,自幼聰明好學,九歲便善賦詩,有神童之稱。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中進士,授明州助教。他曾筑室西山,每月召集諸儒講學,以教授族閭子弟,鄉稱崇儒館。據說,他九歲時曾在一所廢棄的學宮旁放鵝,見殿宇破敗,心有所感,就寫了一首詩:“顏回夜夜觀星相,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因而縣令召見他,他當即又作一首詩:“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被縣令稱為神童,受到獎賞。《神童詩》是一部影響廣泛的啟蒙讀物。據學者考證,通行的《神童詩》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對它進行了許多增補。《神童詩》最初共34首,均為五言絕句,其中勸學詩14首,表現科舉及第得意心情的詩5首,歌詠時令節氣的詩15首。后人又增補了一些描寫花草和自然現象的詩篇。通行的《神童詩》有48首詩,全部選用五言絕句,篇幅短小,簡潔含蓄,淺白清新,詩味濃郁,格律嚴謹,音韻和諧,對仗工整,瑯瑯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記誦。其中很多詩句已廣為流傳,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則相天下,窮則善其身。”再如流傳久遠的《四喜》詩:“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神童詩》是優秀的少兒詩歌讀物,也是教導少年兒童學作詩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時代局限,這些詩多以高官厚祿引導學童一心讀書,曾遭人非議,但在宋元明清時期影響很大。
    , i3 q/ ?/ n+ e- r  宋初承唐代科舉制度,也以詩賦取士,《昭明文選》仍然是士人的必讀書,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載:“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歷后,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M+ H( B$ e6 s: k8 f4 n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傷仲永》,記述了當時一個神童方仲永的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于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7 t) \9 Y* ^* V9 q- g4 |# A* P. F8 R
      王安石在文中說方仲永五歲就能“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這倒有可能是真實的;但說他“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詩,就太夸張了,恐怕是神話里才能發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說“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實,根據常識來判斷,方仲永幼時肯定接受過一些詩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徑,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沒有說,大概是當地人神化了五歲童就能作詩這件事,以訛傳訛,以致真相被湮沒了。不過,兒童五歲就能作詩,的確不簡單!王安石在文中強調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這是非常有道理的。5 q$ |2 U( K( A8 {* \- g$ w
      城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繁榮既刺激了文學作品的生產,又使文學作品得以迅速傳播。如曾鞏的《蘇明允哀詞》稱三蘇的文章盛傳于世,“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詞在宋代達到頂峰就與此相關。城市中的歌樓酒館是文學傳播的重要途徑,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詞新曲為榮,甚至不惜代價、千方百計獲得新詞,這種需求極大地促進了文人詞的創作,而她們的傳唱又使新的詞作不脛而走,在社會上迅速傳播。柳永的詞在當時就贏得了普遍歡迎。僧惠洪《冷齋夜話》稱黃庭堅“詩詞一出,人爭傳之”。由于傳統詩歌體裁成為正統思想觀念的載體,詞的興盛也就成為宋代民間詩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詞這種新的詩歌形式在宋代雖難登“大雅之堂”,卻獲得了極大繁榮,受到人們的普遍喜愛。“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就說明了柳永的詞受到大眾歡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6 N0 s/ _! U( p9 b: T4 `( I
      宋代的文學家頗重視研究、總結詩詞創作規律,編著了許多“詩話”、“詞話”。他們從個人經驗出發,提出了一些獨特的見解。這些著作既歸納詩詞的一些寫作規律,也對作家作品進行分析點評,這就為文人學習作詩填詞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如歐陽修《六一詩話》、司馬光《續詩話》、劉攽《中山詩話》、王直方《歸叟詩話》、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釋惠洪《冷齋夜話》、陳師道《后山詩話》、蔡絳《西清詩話》、范溫《潛溪詩眼》、吳開《優古堂詩話》、吳可《藏海詩話》、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呂本中《紫微詩話》等。
    1 Q4 ?6 a2 k# E2 z, _  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歷史上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文藝論著,開創了詩歌理論著作的新體裁,大體上奠定了北宋詩話既有漫筆瑣記、逸聞趣事,也有詩歌考證、點評闡發這樣的體例。原書只稱《詩話》,因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后人名之為《六一詩話》、《六一居士詩話》、《歐公詩話》、《歐陽永叔詩話》、《歐陽文忠公詩話》等。全書共二十八條,各則條目之間的排列并沒有邏輯聯系,以漫談隨筆形式評論詩歌,記錄軼聞趣事和瞬間感想所得。其篇幅雖小,內容頗豐,有對詩歌規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對佳句的點評賞析,也有掌故軼事介紹和謬說更正等。書中提出的“詩窮而后工”、“意新語工”等論點,體現出歐陽修追求沖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學思想。歐陽修曾為北宋詩壇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對文學創作有深切體會,因而其詩話多有“點睛”之妙。其中對人物典故的敘述則是珍貴的文學史料;對詩人的品評大多準確中肯,足資后人借鑒。因此,這本書在后世廣為流傳。
    , N) v7 ~. u  u5 w) r1 ~, Y8 w  在北宋時期,胡瑗、程顥、程頤等人的教育思想影響深遠。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陜西安定,世稱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經術,先后在蘇州、湖州執教二十余年,創立了“蘇湖教法”,宋仁宗時詔令在全國推行。“蘇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學法,設立“經義”和“治事”兩科,改變了隋唐以來重辭賦的學風。“經義”科以探索六經義理為主,著重學習研究經學的基本理論;“治事”科以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文、歷算等實用知識為主,強調學以致用。“蘇湖教法”實行分科教學,導致了學風的轉變,對宋明理學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對后世的教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蘇湖教法”的推行,也對宋代詩歌教育突出政治教化功能產生了極大影響。! I; d" e  l, h" H6 o# O1 k
      程顥、程頤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程顥(1032-1085)字伯淳,洛陽人,后人稱明道先生;程頤(1033-1107)字正叔,程顥之胞弟,后人稱伊川先生。二人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二程不僅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是語文教育史上卓然而立的巨人。他們潛心于學術,先后在開封、嵩陽、洛陽等地講學,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他們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圣人,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內容。其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人曾在他們的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 I, ]' n: o- S
      二程對詩歌教育非常重視,并有獨到見解。程顥說:“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師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作詩較多,如《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偶成》:“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程頤將詩看作“閑言語”,認為作詩“甚妨事”,但他自己并非不作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載:“或問詩可學否,(程頤)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會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弄水蜻蜓欵欵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逺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為長生久視之術,正濟一身,因有是句。'”看來,理學家反對的是無助于傳道的詩,而他們的詩則往往充滿道學氣息。0 d& o& n. S0 G$ F  C; t
      歌謠歷來是民眾表達心聲的主要手段。北宋時期的民間歌謠只有極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筆記小說里。僅存的這些歌謠中,仍然能夠反映社會底層的呼聲,表達人民的愛憎。如“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就是群眾對抗敵英雄的一曲贊歌。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就表達了人民對權奸王黼公然受賄、賣官鬻爵的諷刺。如“打破筒(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就反映了百姓對奸臣的憎惡。如“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就揭露了北宋末期統治者廣開言路的實質。這些民謠表達了人民懲惡揚善的愿望,是民間詩歌教育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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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南宋時期的詩歌教育
      1127年,金軍南侵,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徽宗、欽宗被俘,北宋滅亡。5月,康王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稱南宋。南宋與西夏和金朝并存。之后,南宋朝廷在金兵的壓迫下繼續南遷,最后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與北宋相比,南宋偏安一隅,更加懦弱,是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王朝。南宋立國之初,也曾由宗澤、岳飛、韓世忠等眾多將領抗金北伐,多次擊敗金軍。但宋高宗任秦檜為相后,削奪抗金將領的兵權,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父子,一味推行求和政策,向金國納貢稱臣,于東南半壁茍且偷安,窮奢極欲。此后,妥協投降成為南宋統治者的一貫政策。南宋理宗之后,奸佞當道,政治腐敗,國勢日衰。1234年,蒙古大軍滅金,其后繼續南下攻宋。元軍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臨安,俘五歲的南宋恭帝趙顯。南宋殘余勢力陸秀夫、文天祥等人繼續堅持抗元斗爭。1279年3月,崖山海戰失敗后,陸秀夫背負剛滿八歲的小皇帝趙昺跳海自盡,南宋徹底滅亡。
    / J0 ?) t, Y1 C! e2 G  南宋全面繼承北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教育制度。高宗南渡以后,繼續沿襲科舉取士制度,并于建炎二年(1128年)恢復詩賦和經義兩科進士,一直延續至宋末。如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年),中榜330名進士。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中榜989名進士;寶佑四年(1256年),中榜601名進士。在外患內憂不斷的情形下,南宋官學仍然維持了較大的發展。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在臨安府重建太學,至南宋末,太學生多達一千七百多人。尊孔崇儒依然是南宋文教政策的核心。程朱理學在北宋末南宋初屢經禁止后,至南宋中期影響越來越大,宋理宗極其推崇程朱理學,是理學官學化進程中一位重要的君主。' r$ i5 c2 J& r
      南宋時期的書院教育尤其發達。北宋中期以后,隨著三次大規模的興學,州縣官學日益普及,書院漸趨衰微。南宋時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學者講學活動的廣泛開展,書院又開始復興。鼎盛時期的書院數量有二三百家,遍布南宋統治的大部分地區,而書院內部的設施功能更加完善,教育教學的規章制度更加完備。其中,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并稱為“南宋四大書院”,四大書院的主持人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都是當時著名學者兼教育家。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主持修復了白鹿洞書院,親自為白鹿洞書院制定學規《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條》),體現了以儒家經典為基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思想,成為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間書院辦學的范本。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職湖南,大規模重建岳麓書院,邀請知名學者來此講學,一時名聲大振,成為當時的文化學術中心;學生人數最多時達千余人,辦學規模遠遠超過北宋時期。2 G* L; `* d$ y; [6 m9 A8 t
      南宋自立國起就始終面臨外敵不斷入侵的局面。“靖康之難”、金兵南侵、蒙軍攻宋給南宋文人士大夫以極大的刺激,其中許多人目睹了慘烈的戰爭,親歷了艱辛的流亡,親身體驗了百姓的苦難,他們的思想情感都產生了很大變化。平民百姓的流離失所與帝王將相的荒淫享樂,民眾要求抗擊侵略、收復失地的強烈呼聲與南宋朝廷的孱弱怯懦、屈膝投降,無不使他們感到悲憤。因此,慷慨悲歌、蒼涼悲壯成為他們筆下的主旋律,許多文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悲愴激憤的情調。在這一時期,涌現出許多成就突出的詩(詞)人,如李清照、陸游、辛棄疾、楊萬里、范成大、姜夔、吳文英等。其中,陸游和辛棄疾分別代表了南宋詩與詞的最高成就,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南宋滅亡之際,涌現出以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詩人群體,他們的詩篇歷來是激勵愛國主義精神的教材。
    % O) {3 M$ P8 ?: T  李清照(1084—1155?)號易安居士,濟南人。她出生于一個愛好文藝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學者兼散文家,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其母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學才能。李清照受到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幼時過目不忘,出語驚人,博覽群書,少女時代即以詩詞名噪一時,受到名家稱贊。她多才多藝,以詞著名,兼工詩文書畫,并著有《漱玉詞》和《詞論》,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很高聲譽。李清照主張“詞別是一家”,注重詞體協音律、重鋪敘、有情致的特點。她的詞以南渡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南渡之前,她生活幸福,婚姻美滿,因而前期的詞主要描寫傷春怨別和閨閣生活,流露出她對愛情生活的向往和對大自然的喜愛,表現了女詞人多情善感的個性。如《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一剪梅》(花自飄零水自流)等。南渡之后,因國破家亡、顛沛流離,她后期的詞表達了她對故國往事的深情眷戀,充滿了濃重感傷情調。如《聲聲慢》(尋尋覓覓)、《永遇樂》(落日熔金)、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等。李清照的詞主要繼承婉約派的詞風,有時還兼有豪放派之長,獨具一家風貌,被后人稱為“易安體”,對后世的影響極大。她的詩現存十余首和一些逸句,往往出語豪邁,不讓須眉。最著名的是《夏日絕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逸句如“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等。
    7 Y- |; S. }+ z9 l; G8 b% l# C" ~1 i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有受到良好教育,十二歲就能詩善文。陸游自少年時即深受愛國思想的熏陶,在政治上主張堅決抗金,收復失地,因而一直受到投降派的壓制。直至晚年退居家鄉,收復中原的信念始終不渝。他一生創作詩歌很多,今存9300余首,是兩宋時期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詩人。著有《劍南詩稿》、《渭南文集》、《老學庵筆記》等。他的詩題材廣泛,內容極為豐富,或抒發政治抱負,或反映人民疾苦,或抒寫日常生活,或批判統治集團的投降政策,風格雄渾豪放,曉暢平易,表現出憂國憂民的情懷和渴望恢復國家統一的強烈愿望,充滿著愛國主義激情。他曾深受江西詩派的影響,廣泛學習前人之長,尤其尊崇屈原和杜甫。他的詩在體裁上無體不備,各體俱工,更擅長近體詩。《關山月》、《書憤》、《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游山西村》、《臨安春雨初霽》、《示兒》等均為后世所傳誦。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之一,在當時和后世都贏得了廣泛的尊重。陸游專力于詩,但也擅長填詞,較多地受到蘇軾的影響。在現存的100余首詞中,有部分作品同樣抒寫了激越的愛國情思,如《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釵頭鳳》是抒寫愛情的名篇,《卜算子·詠梅》是詠物言志的名作。3 q0 A6 E& v& A# ~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今江蘇吳縣)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其父范雩終官秘書郎,其母蔡氏夫人出身名門。他幼承庭訓,十分聰穎,十二歲時已遍讀經史,十四歲已能詩善文。其后父母早亡,家境貧寒,仍好學不輟,于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中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在南宋詩人中最為顯達。范成大是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一,曾深受江西派的影響,又廣泛學習中晚唐詩人的風格與技巧,博采眾長,自成一家。其詩題材相當廣泛,風格平易淺顯、清新嫵媚。尤其是他的近體詩,委婉清麗,意味深長,很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國時所作七十二首絕句和晚年退職閑居時所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絕句。他的使金紀行詩記述了途中的所見所感,表達了一位正直政治家的憂患意識與悲憤情感,如《州橋》、《清遠店》、《會同館》等。他的田園詩比較完整地反映了鄉村的生活面貌,既有農村秀麗風光和農家勞動生活的場景,也有農民遭受的沉重剝削和困苦生活。其《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七言絕句,是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者,風格清新明快,優美流暢,富有韻味,在南宋末期產生極大影響。他的詞作較多,或情意纏綿,風格婉約,如五首《秦樓月》;或豪放闊大,飄逸瀟灑,如《水調歌頭》(細數十年事)。范成大的作品有《石湖居士詩集》、《石湖詞》等,他的詩歌自南宋末年起,對后世詩人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 c: ?% k9 \5 j+ \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出生于儒士之家,自幼讀書非常勤奮,廣師博學,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進士及第。一生主張抗金,正直敢言,清正廉潔;因奸相專權辭官居家,憂憤而死。他與陸游、范成大、尤袤齊名,并稱“中興四大詩人”(或“南宋四大家”)。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經歷了從模仿到自成一家的過程。他在《荊溪集自序》里說:“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于唐人。……戊戌作詩,忽若有悟,于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后欣如也。”他推陳出新,師法自然,形成了獨特的“誠齋體”,在當時有很大影響,促進了當時詩壇風氣的轉變。其詩篇多是吟詠江山風物的寫景抒情之作,也有一些直接抒寫愛國感情的作品,如《初入淮河四絕句》、《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等。他善于學習民歌的優點,大量吸取生動清新的口語謠諺入詩,語言通俗明暢,詩風平易自然,構思新巧,幽默風趣,清新活潑,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如《嘲蜂》、《嘲蜻蜓》、《嘲淮風》、《竹枝詞》等。楊萬里一生作詩很多,相傳有詩二萬余首,其《誠齋集》存詩4200余首。他的一些抒情寫景的七絕描寫生動,情趣盎然,千百年深受人們喜愛。如《小池》、《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閑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等,至今仍廣為流傳。他也善作詞,其詞風格與詩相近,清新生動,活潑自然。兩首《昭君怨》是其最著名的詞作。另著有《誠齋詩話》。! ]* K5 ?& D4 w+ s
      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并成長于金人統治區域的一個漢族官員家庭,父親早逝,由祖父辛贊撫養成人。少時拜金國著名詩人蔡松年、劉瞻為師,與金國著名書法家、詩人黨懷英同學。他從小親眼目睹漢人在異族野蠻統治下所遭受的屈辱與痛苦,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恢復中原的志向。二十一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他一生堅決主張抗金,屢次遭到主和派的打擊,曾長期落職閑居。他是一個具有實干才能的政治家,一位文武雙全的英雄豪杰,又是一位勇于創新的詞人。辛詞繼承了蘇軾豪放詞風,進一步開拓了詞的境界,擴大了詞的題材,又創造性地融匯了詩歌、散文、辭賦等各種文學形式的優點,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形成了辛詞的獨特風格,進一步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其詞主要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揭露和批判南宋統治者的屈辱投降行徑;也有一些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他還善于吸收民間口語入詞,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詩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別出新意。他的詞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雄奇闊大,激情飛揚,慷慨悲壯,筆力雄健。如《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青玉案·元夕》、《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采桑子·書博山道中壁》、《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等都是流傳后世的名篇。在文學史上,辛棄疾與蘇軾并稱為“蘇辛”。其《稼軒長短句》存詞620余首,數量之富雄冠兩宋。辛棄疾的詞在當時和后世都產生很大影響,他的名篇歷來受到人們喜愛,成為培育愛國主義精神的教材。辛棄疾以詞名家,其詩文亦有令人稱道者。其詩作較多,同樣反映了他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變化,如《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等。其詩因詩集亡佚而多不被重視,今人輯有《辛稼軒詩文鈔存》。
    ' `9 L5 q+ [3 j3 {& m* ]$ n" `  姜夔(1155?—1221?)字堯章,別號白石道人,饒州鄱陽(今屬江西)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隨父宦游,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多次參加科舉考試而未登第,一生以布衣身份做著豪門清客,與當時著名詩人范成大、楊萬里、尤袤、蕭德藻等人都有交往。他多才多藝,精于書畫,能詩善文,精通音律。其詞尤嫻于音律,能自度曲,格律嚴密,其作品以清空峭拔、空靈含蓄著稱,《揚州慢》(淮左名都)、《暗香》(舊時月色)等是他的名篇,有詞集《白石道人歌曲》。他的詞藝術成就很高,尤其善于描繪清幽的意境來寄托他落寞的心情,對后世許多仕途失意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對后世詞人影響巨大,被清初浙西詞派奉為圭臬。姜夔也善作詩,為楊萬里、范成大等人推重。他初學黃庭堅,后轉學晚唐詩人陸龜蒙。其晚年自編詩集三卷,已佚。今存《白石道人詩集》、《白石詩說》等。他的詩歌善于錘煉字句,力求精巧工致,情調恬淡而有韻味。尤其是《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姑蘇懷古》、《湖上寓居雜詠》等絕句,意蘊清妙秀遠,有晚唐絕句風味。由于他的詩歌在藝術上缺乏獨創性,影響遠不如其詞大。所著《白石詩說》,其中多有精辟見解。
    $ \7 n$ O: X( O3 {  南宋寧宗、理宗年間,杭州書商兼詩人陳起結交了許多文人雅士,他們相互應酬唱和,形成了一個不固定的詩人群體。經過搜集、選擇,陳起出資刻印了一些詩人的詩集,命名為《江湖集》,以后又陸續刻印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續集》、《中興江湖集》等。  這些詩集的刊刻流傳,擴大了這群詩人的影響,形成了一個組織松散、詩風相近的詩歌流派,后人便稱之為“江湖派”。廣義的“江湖詩人”人數眾多,包括姜夔、劉克莊、戴復古、趙汝遂、高翥、方岳、葉紹翁等,還有“永嘉四靈”徐照、徐璣、趙師秀、翁卷等人。他們多是流落江湖的中下層文人,反對江西派詩風,比較重視詩歌的抒情性,提倡清麗新巧、精致空靈的詩風,其詩歌也多表現凄情落寞的心境和淡泊高逸的情懷。一些詩人的名篇意境優美、語句流暢,大受人們喜愛而流芳千古。如趙師秀的《約客》、翁卷的《鄉村四月》、葉紹翁的《游園不值》等,這些詩篇至今仍廣為流傳。7 [' n* H' N/ Y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自號文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生于鄉間儒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以先賢歐陽修等為榜樣,立志做忠臣烈士;18歲時獲廬陵鄉校考試第一,二十歲參加科舉考試,經王應麟推薦,被宋理宗親自擢為進士第一名,歷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南宋滅亡后堅持抗元斗爭,因兵敗被俘,堅貞不屈,從容就義。他所作詩文較多,有《文山全集》。文天祥前期詩歌多贈和之作,深受江西詩派影響,常常搬弄典故辭藻,比較平庸。在抗元戰火中歷經滄桑之后,其詩風大變。他后期詩歌主要學習杜甫,有《集杜詩》二百首。他以詩為史和以詩明志,風格直露急切,蒼勁悲憤,表達了他對民族危亡的深沉憂患和忠貞愛國精神,這些詩篇結集為《指南錄》、《指南后錄》和《吟嘯集》等。他的事跡和詩篇都是后人學習的光輝榜樣,《揚子江》、《過零丁洋》、《金陵驛》、《正氣歌》等是中國詩史上閃耀著愛國主義光芒的優秀詩篇,傳誦至今,流芳千古。" `# H- n; L  {' h/ J
      南宋時期,吟詩填詞之風盛行。流風所及,就連一些征戰沙場的戰將如韓世忠、岳飛也有作品傳世。《全宋詞》卷148錄韓世忠的詞3首:《臨江仙》(冬看山林蕭疏凈)、《南鄉子》(人有幾何般)、《滿江紅》(萬里長江)。《全宋詞》卷177錄岳飛的詞3首:《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滿江紅·寫懷》(怒發沖冠)、《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遙望中原)。這些出身行伍的將領能寫出境界非凡的詞篇,正說明了當時詩歌教育的普及程度與顯著成效。
    & f) v0 b" M* h3 ~" K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兩宋之際出現了杰出的女詩人李清照,至少說明當時中上層社會的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南宋時期出現了較多的女詩人,既有名門淑女,也有青樓才女。《全宋詞》里輯錄了女詩人的許多光彩篇章,雖然有一些人連姓名也被遺忘,但她們以卓絕的才華在詩歌史上留下了翩翩倩影。如唐婉、吳淑姬、嚴蕊、樂婉、張玉娘、章麗貞等。! Y0 Z* V& b- p. Q  ^1 c4 u
      孫道絢號沖虛居士,生卒不詳,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她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年,自幼聰穎絕人,飽讀書史,過目不忘;三十歲喪夫,守節教子,守志而終。她一生作詩詞較多,晚年因遭火災,文稿被焚毀;其子黃銖僅搜集到人們口耳相傳的詞作六首。如《醉思仙·寓居妙湛悼亡作此》:“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鑒,鬢如云,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蕣華潛改衰容。 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軒一夢,回首春空。彩鳳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嘆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這首悼亡詞最為人所稱。其子黃銖是學者兼詩人,著有《谷城集》五卷和《楚辭協韻》等。
    , ?% ^: [9 m8 [. x  唐婉,字蕙仙,生卒不詳。她是陸游母舅唐誠的女兒,自幼文靜靈秀,才華橫溢。唐婉嫁給表兄陸游后,兩人的親密感情卻引起了陸母的不滿,陸游被迫妻另娶。唐婉而后嫁給皇族后裔士人趙士程。1155年,陸游在沈園偶遇唐琬,在墻上題了一首《釵頭鳳》(紅酥手)詞。唐婉感慨萬千,于是和了一闕《釵頭鳳》:“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干,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欄。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裝歡。瞞,瞞,瞞!”此后不久,唐婉便抑郁而終。
    - P; b8 a. P+ M0 G# p  吳淑姬本名已失,湖州人,生卒不詳。出生于寒儒之家,其父為秀才。她聰明貌美,能詩善詞,被一富家子弟強占,反被誣以奸淫而遭定罪判刑。府衙僚吏觀審后置酒席,命她脫枷侍飲,以冬末春初之景為題作詞自詠,即席作《長相思令》:“煙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疏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太守因此將她釋放。后為人買為妾,名曰淑姬。著有《陽春白雪詞》五卷,《全宋詞》錄其詞4首。5 Q) a+ B6 s: V9 I4 V$ Y
      嚴蕊原姓周,字幼芳,生卒不詳。她出身書香門第,自小學習禮樂詩書,父母雙亡后淪為臺州營妓,藝名嚴蕊。她善操琴、弈棋、歌舞、絲竹、書畫,學識通曉古今,詩詞語意清新,色藝冠絕一時,義氣聞名四方。臺州知府唐仲友曾命其賦紅白桃花,嚴蕊脫口而成《如夢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豪士謝元卿夙聞其名,在酒宴上命其賦詞,要求以己姓“謝”字為韻。剛開始行酒,嚴蕊已寫出一首《鵲橋仙》:“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唐仲友為嚴蕊才華遭遇所感,為其落籍。后浙東常平使朱熹挾嫌報復,誣唐、嚴二人有傷風化,令人抓捕嚴蕊,鞭笞拷打逼其就范。嚴蕊寧死也不愿污人清白。此事朝野議論,驚動宋孝宗。岳霖任提點刑獄,命其作詞自陳,嚴蕊當即口占一首《卜算子》表明心志:“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霖判令從良,被趙宋宗室納為妾。她的詞作多佚,僅存3首。洪邁《夷堅志》庚卷第十、周密《齊東野語》二十卷都記錄了嚴蕊的事跡。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爭閑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即講述嚴蕊的故事。
    & m! G5 ^" U5 H6 l3 n  杭州歌妓樂婉與施酒監相愛,兩人被迫分別時,樂婉作《卜算子》詞贈答:“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千萬萬行,更使人、愁斷腸。要見無因見,拚了終難拚。若是前生未有緣,待重結、來生愿。”這首詞表達了一位柔弱女子對愛情的渴望與無奈,十分感人。9 |1 }) B2 G/ {6 D0 y! G2 i
      張玉娘(1250—1276)字若瓊,自號一貞居士,松陽(今浙江松陽縣)人。她出身于仕宦之家,自幼聰慧,文才出眾,尤其擅長詩詞,時人將她比作班昭。因未婚夫沈佺早亡,她守情五年抱恨而亡。著有《蘭雪集》兩卷,有詩117首,詞16首。其詩體裁豐富,風格多樣,有律絕、樂府、雜體、歌行等,尤其長于古風。既有清麗凄婉、感人至深的愛情悲唱,如《山之高》、《拜新月》等;又有慷慨激昂、壯懷激烈的愛國高歌,如《塞上曲》、《從軍行》等。其詞數量較少,主要抒寫相思離別之情,如《浣溪沙·秋夜》、《玉蝴蝶·離情》等。《蘭雪集》曾被稱為李清照《漱玉集》后第一詞集,時有“南張北李”之稱。
    ) `  D. C) ^% a3 X" s  元軍南侵時,岳州人徐君寶被元軍殺害,其妻被擄,她以死抗爭,投水前題詞于壁,留下了一首凄絕千古的《滿庭芳》:“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鑒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后,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這首詞表達了女詞人對國破家亡、自身被擄的無限悲慨和寧死不屈、堅貞不渝的高尚節操。她另有一詞《霜天曉角·蛾眉亭》傳世。
    ! _3 g( P. O6 @, y# Q. {  宋度宗時昭儀王清惠在南宋滅亡時被俘,北上途中于驛中題詞于壁,即《滿江紅》:“大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里,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顰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云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客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嫦娥,于我肯從容,同圓缺。”這首詞抒寫了國破家亡、今非昔比的哀愁與感傷,當時在中原廣為傳誦,頗有影響。
    * a5 C; V3 R6 I6 B& h  E  南宋宮人章麗貞在戰亂中寫下了一首《長相思》:“吳山秋,越山秋,吳岳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風颼颼,雨颼颼,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從其身份和詞中所用典故來看,她應當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較高的文學修養。
    ) a9 H4 x& j! s  南宋蒙學教育十分發達,有鄉校、村校、義學、家塾等,遍布鄉村城鎮。陸游的《秋日郊居》之三就描述了村學的情形:“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詩下作者自注曰:“農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這時的蒙學教育主要是進行初步的道德行為訓練,學習基本文化知識,以識字、寫字、背書為主,每日功課一般是背書、授新書、作對、寫字、讀詩等,主要教材有《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十七史蒙求》、《訓蒙詩》、《小學詩禮》、《三字經》、《名物蒙求》、《千家詩》等。南宋時期,蘇軾的詩文也成為學子學習的重要內容。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載:“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當時一些學者已經充分認識到采用韻語編寫蒙學教材的積極作用。如宋孝宗淳熙年間進士項安世在其所著《項氏家說》卷七中說:“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禮記》之《曲禮》,管子之《弟子職》,史游之《急就篇》,其文體皆可見。”“古人垂訓,多用韻語,亦欲其易記也,又文字整齊,聽者易曉,如《大禹之馴》及《洪范》等書可見。”“古之卜筮,專用韻語,至今猶然。”許多大學者都親自編寫詩歌類蒙學讀本,如朱熹的《訓蒙詩》、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應麟的《三字經》等。
    6 G: ]0 ^! b! P7 o4 C, H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自幼穎悟好學,十八歲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他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大教育家。他編注的《四書》、《五經》成為南宋之后科舉考試的必讀書;他提出的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等讀書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影響。朱熹并不排斥文學,曾校注《詩經》、《楚辭》,有很高的文學修養,能詩善詞,作品很多,是宋代道學家中文學成就最高的詩人。他和著名詩人辛棄疾、楊萬里、陸游等人往來密切,相互唱和,尤其與陸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的詩作現存1300余首,其內容主要是借助詩歌闡明義理,將義理通俗化,詩風平和純正,100首《訓蒙詩》就是典型的代表。《春日》、《觀書有感》、《水口行舟》等將道學理趣與自然意象密切結合,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他著有《晦庵詞》一卷,其詞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艷或典故堆砌之病,但理性色彩往往較濃,如《菩薩蠻》(暮江寒碧縈長路)、《水調歌頭》(富貴有余樂)、《南鄉子》(落日照樓船)、《念奴嬌》(臨風一笑)等。9 G9 u0 @# L8 z
      朱熹繼承儒家詩教傳統,把詩歌作為傳授理學思想的工具,非常重視詩歌教育。他的《詩集傳》是詮釋《詩經》的里程碑式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讀書人必讀的權威性讀本。他在《近思錄》卷十一《教學》和《小學》外編《嘉言》中專門摘錄了程顥關于詩歌教育的觀點:“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小學》外編《嘉言》第五)他還親自寫作100首七言詩結集為蒙學教材《訓蒙詩》,其內容完全著眼于向兒童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對于語言文字藝術基本不加考慮。如《天》:“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為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有昏。漸漸剔開昏與蔽,一時通透理窮源。”《中庸》:“過兼不及總非中,離卻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將容易看,只斯為道用無窮。”由于缺乏藝術感染力,這部《訓蒙詩》流傳不廣,影響有限。
    0 H0 ?6 B2 D0 z* C; R  朱熹的弟子陳淳仿照《訓蒙詩》編著了《小學詩禮》,將《禮記》中的《曲禮》、《內則》、《少儀》的主要內容編寫為43首五言詩,分為事親、事長、男女、雜儀四部分,向兒童傳授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如“父立則視足,父坐則視膝。應對言視面,立視前三尺。”“父母或有過,柔聲以諫之。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男女不雜坐,嫂叔不通問。內言不出閫。外言不入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入境必問禁,入國必問俗,入門必問諱,與人不問欲。”“臨喪則不笑,臨祭則不惰。當食則不嘆,讓食則不唾。”陳淳還用三言韻語寫成《啟蒙初誦》一書,目的也是讓兒童接受儒家倫理教育,如“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萬物備。仁義實,禮智端,圣與我,同心然。”從內容上看,這可能是《三字經》的先河。他還編著了《訓童雅言》等。這些蒙學讀本曾在東南地區流行。
      |6 i! a) N! r, \! b  真德秀編錄的《文章正宗》正續集共四十卷,其正集體例包括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類,收入詩歌320余篇。這部書流傳較廣,對于詩歌教育有一定促進作用。+ D) u! W4 t$ V( l! B
      南宋劉克莊編輯的《千家詩》全名是《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全書共22卷,收錄360余人的作品,其中絕大部分為唐、宋詩人所作,少數為南北朝和五代詩人的作品。錄詩1270多首,全是律詩和絕句,分別按照時令、節令、晝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蟲、人品等十四個方面進行編排。這部《千家詩》選錄廣泛,不拘一格,不論作者的名氣大小、地位高低,注重選錄簡潔短小、通俗易懂、膾炙人口的詩篇。從入選的作者來看,既有帝王將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無名氏(如《題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釋處默)。署名謝枋得編選的七言《千家詩》是在此基礎上編錄的。! D5 a1 m7 i. `! \# o
      作為蒙學教材通行的七言《千家詩》分為上下兩集,上集收七言絕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詩48首,共142首。所選詩歌大部分淺近易懂,內容上于兒童成長有益或者至少無害,其中包括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杜牧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程顥的《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朱熹的《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等。這本書在選編時充分照顧到了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表明當時一些學者已經開始認識到兒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七言《千家詩》在宋末廣為流傳。一是所選詩篇大多是名家名篇,以此開展詩歌教學,能使學生更好地學習語言,掌握詩歌藝術。二是所選詩篇大多淺近易懂,讀起來上口,學起來容易,而且便于背誦,極適宜兒童學習。如程顥的《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知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這首理學家程頤的七言絕句,自詠閑居之樂趣,把他追求自然舒暢的精神境界寫得平淡自然而親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些都是倍受群眾喜愛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選詩中有許多警策名句,對學童有思想教育意義。四是所選詩篇內容豐富,基本按季節歲時為序,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學習它可使學生獲得更多的知識,進一步了解社會生活。《千家詩》對于詩歌教育的特殊意義在于它是針對兒童身心特點而專門編選的教材。盡管有人對這部詩集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無疑是古代最風行的且流傳時間最長的詩歌基礎教育讀本。后人把《千家詩》作為初級教材,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合起來簡稱為“三百千千”,作為蒙學的基本教材。. d( b0 a; U; r8 h! y2 }- Z" N
      方逢辰編撰的《名物蒙求》繼承了孔子關于“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主張,主要介紹各種名物知識,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鳥獸、器物、耕作、親屬、家庭、倫理等方面的名稱和常識,采用四言韻語形式,全書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輕清為天,重濁為地。麗乎天者,日月星辰。潤以雨露,鼓以風霆。云維何興,以水之升。雨維何降,以云之蒸。物無知者,為草為木。”這本書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歡迎的一本啟蒙教材。& M& h4 h9 i5 s( B! w! |2 T
      南宋末期又有了新的蒙學課本《三字經》。關于《三字經》的作者,一般認為是大學者王應麟。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南宋著名學者,十八歲中進士,以博學多才名振朝野。宋亡后不仕,隱居鄉里著書立說。著有《困學紀聞》、《玉海》、《深寧集》等。其《三字經》繼承了歷史上編寫蒙學教材的傳統,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優點,是一部集識字、自然常識、歷史知識、讀書方法和倫理教育于一身的綜合性蒙學教材,是古代童蒙讀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它繼承了孟子以來儒家傳統的教育思想,開篇即從性善論出發論述教與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中包含著大量合理的內容和有益的經驗,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義。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三字經》里的句子往往言淺意深,采用詩歌的形式,每三字一句,整齊排列,講究押韻,讀起來瑯瑯上口,非常易于兒童誦讀記憶。因此,自誕生后,《三字經》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為古代社會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蒙學教材。清代道光年間,學者賀興思增補了關于元、明、清三代的歷史記述共二十四句。通行的《三字經》共416句、1248個漢字。七百多年來,《三字經》不但是蒙學基本教材,而且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家喻戶曉,老幼皆知,對中國社會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989年10月,《三字經》英譯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發行。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三字經》確定為兒童道德叢書之一。
    - s! b: ~9 o: L6 W  在宋代的蒙學中,屬對是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基本的語言文字訓練。學習作詩是蒙學的一項基本內容。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教學童寫詩,重點是教“填詩”,首先是背會三十類韻,接著是用匡紙表韻頭,以便填詩時查閱。而模仿則是實踐訓練的一種好辦法。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這些都說明宋代蒙學的寫詩教學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 v3 o! X. Q+ M; i$ X* J  上承北宋遺風,南宋時期的詩話著作很多,如周紫芝《竹坡詩話》、葉少蘊《石林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許顗《彥周詩話》、吳聿《觀林詩話》、陳巖肖《庚溪詩話》、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楊萬里《誠齋詩話》、尤袤《全唐詩話》、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嚴羽《滄浪詩話》、劉克莊《后村詩話》等。詞話著作有張侃《拙軒詞話》、周密《浩然齋詞話》、沈義父《樂府指迷》等。這些著作從不同角度總結了詩詞創作規律,為南宋詩人寫作詩詞提供了理論指導。張炎的《詞源》總結了格律派詞創作的藝術規律,是一部重要的詞學理論著作,對后世詞人的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 Y9 B( N$ T* N) _  嚴羽字丹丘,一字儀卿,自號滄浪逋客,邵武(今屬福建)人。生卒年不詳,一生未仕。其《滄浪集》收入古、近體詩146首。他作詩主要學習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等,但成就并不高。他在文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寫出了一部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滄浪詩話》,這是宋代最負盛名、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全書分為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個方面,提出了“詩道亦在妙悟”、“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的主張,概述了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線索和輪廓與歷代詩人的風格和流派,歸納了詩歌的基本寫作方法和寫作藝術特點,主要評析了宋代之前歷代詩人及其作品,并對一些詩篇的作者、異文等進行了考辨;附錄的《答吳景仙書》是一篇為自己的詩歌理論所作的答辯。在理學方興時期,嚴羽論詩完全不涉及詩歌與儒道的關系及其政治教化功能,而重視詩歌的藝術性和“吟詠情性”的作用,與理學家的文學觀形成鮮明對立,體現了他極大的勇氣和超凡的膽識。這本著作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關于詩歌創作的理論,尖銳批評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做法,重視詩歌的形象思維特征和藝術特點,對兩宋之后古代詩歌的發展有極大影響。元代和明代詩人推崇盛唐詩歌的主張,清代王士禎“神韻說”與袁枚“性靈說”的觀點,與嚴羽的詩歌理論大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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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遼、夏、金的詩歌教育
      遼、夏、金雖然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但他們受漢文化的影響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穩定的統治后甚至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在遼、夏、金統治時期,文人寫作詩詞歌賦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尤其是漢族文士,他們的文學素養并不比兩宋文人差許多。遼、夏、金三國都出現了相當多的詩人,雖然在歷史上成為名家的不多,但金末詩人元好問是足以與兩宋諸名家比肩而立的。由于遼、夏、金的文人受儒學的制約畢竟不像宋朝那么嚴重,他們的文學創作也較少受到限制,其文學作品突出地表現出率真任情的特色。金代的市民文學也很發達,有些方面甚至占據著領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就代表了當時說唱文學的高峰。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詩歌教育也是極為普遍的,成效也是極其顯著的。
    : \' X, D4 m+ i9 N2 R. p  遼是我國北方的契丹族于唐末五代之際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1225年亡于金,恰與五代和北宋相始終。907年,耶律阿保機通過部落聯盟選舉的方式繼任可汗,成為契丹族領袖。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國號契丹。947年,耶律德光改國號為遼。立國以后,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采納漢族知識分子的建議,仿效中原漢族王朝,實行君主世襲制,改革契丹族的一些舊制度,極大地推進了遼代文明。遼太祖重視發展契丹文化,命通曉漢文的耶律突呂不、耶律魯不古創制了契丹文字;遼太祖弟迭剌又依回鶻文創制了契丹小字,遼太祖下令頒行天下。在遼朝統治期間,契丹文字和漢字同時使用,遼國皇帝和契丹文人多精通兩種文字。遼太祖在都城上京修建孔廟,并親自拜謁孔廟,尊崇儒學。他大力推行漢族文化,大量任用漢族知識分子,如韓知古、韓延徽、趙思溫等,推進了契丹發展的步伐。文字的創立和對漢族文化的引進,對契丹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遼國的強盛遠遠超過了中原諸國,“契丹”開始成為中亞以及其他一些亞洲民族,甚至部分歐洲民族對中國的稱呼。
    . O, |& U8 @! O, P6 v2 U1 e  遼代建國以后積極推行發展文化教育的措施。一方面積極興辦學校教育;另一方面,學習隋唐,實行開科取士。遼代學校的興建始于遼太祖時,其后各代君主都相繼擴建或增設,學校的設置由京城向各地發展,最終形成了遍及全國的規模。遼國的中央教育機構包括國子監和五京學。遼太祖建國初在都城上京設立國子監,作為京城教育的管理機構;上京還設有太學,招收生員傳道授業。遼太宗時又建南京太學。遼道宗時相繼興建中京、東京、西京太學,后又詔建中京國子監,并親臨祭祀孔廟。遼國初期,地方官學還未普遍設置,以后隨著儒學傳播逐漸建立起來。遼道宗時下詔設學養士,擴大學校規模,將儒學五經傳疏頒賜給地方官學,在重要的府、州、縣普遍設立了學校,并委派博士、助教作為專任職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體系。這套教育體系是仿照北宋學校模式而建立的。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各類學校以外,遼朝廷還專門為宗室子弟設置諸王文學館,保證了皇室成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如耶律倍、耶律隆先、圣宗耶律隆緒、興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蕭柳、蕭觀音、蕭瑟瑟等,或為皇親國戚,或為帝王后妃,都具有極高的文化修養,其文學藝術成就在契丹文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個遼代也是出類拔萃。遼國歷代皇帝都尊崇孔子,推崇儒學,因此,遼代的學校教育把以五經為代表的儒學典籍作為主要研習內容。& T6 y; b/ T) U" [# U
      遼代自遼太宗會同初年開始在漢人聚居區實行科舉選士,其科舉專為選取漢官漢士之用,只有漢人、渤海人可以應試,嚴禁契丹人參加科舉考試。遼國契丹人中雖不乏文學之士,但他們卻多不是進士出身。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年)十一月,遼國從后晉得到燕云十六州。為了安撫和統治新附地區,遼國急需選用漢官,始舉行科舉考試,以漢人平素所習儒業進行選拔。遼代舉行科舉考試的時間前后不同。初無定期,只是籠絡和選拔漢族士人的權宜之法。遼圣宗統和六年(988年)蕭太后攝政時,沿襲隋唐科舉制,開始在全統治區域內開科取士,逐漸將科試制度化,此后大抵每年舉行一次。考試科目以詞賦為主,分鄉試、府試、省試(禮部試),亦嘗用殿試之制。遼興宗重熙元年(1032年),借鑒宋朝科舉制度,三年一試基本成為定制。在推行科舉制的最初二十年中,每科不過選取數人;后來逐次增加,多至百余人。如遼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取進士七十二人。終遼之世,科舉考試科目重詞賦,輕經律。遼圣宗時以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此后則分為詩賦和經義兩科。遼道宗時對契丹人參加科舉考試的限制已逐漸放寬,西遼帝國的開創者耶律大石即于遼天祚帝天慶五年(1115)考中進士。對漢人應舉的限制,則承襲了中原歷代之制,禁止醫卜、屠販、奴隸、商賈之家和背棄父母、犯罪逃亡者應試。遼代重詞賦的科舉制度極大地促進了詩歌教育的發展。5 C- I; s( Q$ o' \
      遼代皇室深受中原文化影響,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當年曾以能說漢語自詡,他的兒子東丹王耶律倍和太宗耶律德光兄弟二人,都能熟練地運用漢、契丹兩種文字寫作詩文;而耶律倍的兒子耶律隆先和耶律琮則均是博學能詩的文學家。遼圣宗耶律隆緒、遼興宗耶律宗真、遼道宗耶律洪基均文武雙全,愛好詩歌并能作詩,都有詩歌傳世。8 x( A  A/ z% _! ]) W  U) V& Q
      東丹王耶律倍是遼太祖的長子,曾被立為太子,因弟耶律德光襲帝位而遭疑嫉,逃奔后唐。他精通漢文,能詩善畫,多才多藝,是遼代第一位著名詩人,他的《海上詩》是現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寫的漢文詩,也是見于記載的遼代最早的五言詩。《遼史·義宗倍傳》載:“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日:‘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倍)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爇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6 @( a) C6 ]$ d: y  遼圣宗耶律隆緒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十歲時就能作詩。他即位后不僅時常作詩,而且自擬題目親試進士,親自品評進士賦詩水平并量才任用。他的詩詞多達五百余首,可惜大多亡失,僅《傳國璽》一詩流傳至今。《遼史·圣宗紀》載:“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長子,母曰睿智皇后蕭氏。帝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遼圣宗太平五年)十一月庚子……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開泰年間,遼圣宗在遼中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得到傳國玉璽時作了《傳國璽》詩:“一時制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皆慎守,世業當永昌。”: a' j8 ~2 x, O; y  b  ]: H4 X" z
      遼興宗耶律宗真有深厚的藝術修養,曾經多次親自作詩賞賜大臣,并以賦詩選取進士。《遼史·興宗紀》載:“興宗神圣孝章皇帝,諱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圣宗長子,……幼而聰明,長而魁偉,龍顏日角,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重熙五年夏四月)甲子,幸后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冬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重熙六年六月壬申朔)上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宰相蕭撒八等皆屬和,夜中乃罷。己卯,祀天地。癸未,賜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袞命,上親為制誥詞,并賜詩以寵之。……(秋七月)壬寅,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賜詩及寶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重熙二十四年二月,有宋朝使者來賀節,他召宋使釣魚賦詩,為了讓遼代著名詩僧司空大師郎思孝賦詩在宋使前炫耀,他便先寫一首詩。詩曰:“為避綺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師如此過形外,弟子爭能識淺深。”這首詩是耶律宗真流傳下來的唯一一首詩。
    + S7 m0 I5 a* o% i( k  遼道宗耶律洪基好詩并善作詩,曾多次與群臣以詩唱和,有詩集《清寧集》。《遼史·道宗紀》載:“(清寧二年春二月)乙巳,以興宗在時生辰,宴群臣,命各賦詩。……(三月)己卯,御制《放鷹賦》賜群臣,諭任臣之意。……(三年)八月辛亥,帝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集》進皇太后。……(六年)夏五月戊子朔,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御制詩賦,仍命白為序。……(咸雍元年)冬十月丁亥朔,幸醫巫閭山。己亥,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群臣,令各賦詩。”遼道宗有一首絕句《題李儼黃菊賦》:“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余香,冷落西風吹不去。”這首詩是遼代詩歌中的上乘之作,歷來頗受人稱道。
    5 A' M5 e2 K: X) l) i  據《遼史》記載,遼代上層貴族中有許多人精通契丹、漢文字,有良好的儒學修養,能作詩文,如耶律隆先、蕭柳、耶律良等人詩作頗多,分別有詩集傳世。
      d# n5 |# ?+ `6 O! Z# S  《遼史·平王隆先傳》載:“平王為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
    4 N/ n- a7 ]1 q( {9 N  《遼史·蕭柳傳》載:“(蕭柳)多知,能文,膂力絕人。……耶律觀音奴集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
    $ q$ [" v% K, @& A$ n  《遼史·耶律庶成傳》載:“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于詩尤工。……有詩文行于世。”3 f" |1 c* b- j( O% {4 M9 p
      《遼史·耶律庶成附庶箴子蒲魯傳》載:“蒲魯,字乃展。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第。……應詔賦詩,立成以進。……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眾稱其典雅。”
    # X. j0 r- b' Z4 G3 {  《遼史·耶律韓留傳》載:“(耶律韓留)有明識,篤行義,舉止嚴重,工為詩。……詔進《述懷詩》,上嘉嘆。”
    " X; I  `0 Q* n9 V8 r0 z# {/ f2 Y  《遼史·蕭迂魯傳附弟蕭鐸盧斡傳》載:“鐸盧斡,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干。……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 I  p6 b  I" o9 N  《遼史·耶律良傳》載:“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后。生于乾州,讀書醫巫閭山。……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奏請編御制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為《慶會集》,親制其序。”
    : n* C. C, Z  T/ h8 [: q  《遼史·耶律儼傳》載:“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耶律儼原姓李,被遼道宗賜以皇族姓耶律,《題李儼黃菊賦》就是寫給他的。
    . I# J" O; e. {  《遼史·文學傳》中記述了幾位著名文人的事跡,如蕭韓家奴、王鼎、耶律孟簡等,他們都以善詩聞名于世,其中蕭韓家奴有詩文集《六義集》12卷傳世。
    8 |( t0 ]- c) F/ c  蕭韓家奴(975—1046)精通契丹、漢文字,是受漢文化濡染頗深的契丹上層知識分子。他是一個蕃漢、經史兼通的大儒,善詩文,明治道,以文才出眾被興宗命為詩友,有詩文集《六義集》12卷行世,惜今已不傳。《遼史·文學傳上·蕭韓家奴傳》載:“蕭韓家奴,字休堅,……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鑒經史,通遼、漢文字。……帝與語,才之,命為詩友。……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酬酢,君臣相得無比。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 A1 p, ?0 R* k5 T
      王鼎是遼道宗清寧五年進士,是遼代著名文士,以詩知名于當時。《遼史·文學傳下·王鼎傳》載:“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會守臣召鼎為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即召還,復其職。”他著有《焚椒錄》,記述遼道宗皇后蕭觀音被誣一事始末。$ s; I: b, m# c" K  h. `' X, D# Y
      耶律孟簡是遼代著名詩人之一,還是一位重視教育的契丹上層貴族知識分子。他還是遼代的一位神童,六歲即能賦詩。《遼史·文學傳下·耶律孟簡傳》載:“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 t* {4 H# v* [0 `
      從遼代現存的詩詞作品來看,遼代詩歌創作成就最高、特色最突出的詩人當數蕭觀音、蕭瑟瑟等女詩人,她們的詩詞作品都是遼代詩歌的精華。
    & j* }* y" r4 a1 L. h# O! @0 s9 O9 s  遼國最著名的女詩人是蕭觀音,她的文學成代表了遼代文學的最高水平。蕭觀音(1040-1075)是遼道宗皇后,出身遼國名門貴族。她的姑姑蕭耨斤是遼圣宗耶律隆緒的皇后,父親蕭惠是圣宗朝國舅、北院樞密使,加封魏王。在這優裕家境中,蕭觀音接受了中原文化教育,她善于模仿蘇軾、歐陽修等文化名人,以填詞賦詩而聞名。現存詩4首,詞10首。《遼史·后妃傳·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傳》載:“通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王鼎《焚椒錄》中說蕭觀音“幼能誦詩,旁及經子。”一次,遼道宗到秋山狩獵,飲酒高會,命皇后賦詩,蕭觀音應聲賦漢詩一首:“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叫猛虎不投降。”這首《伏虎林應制》筆力雄健,語言曉暢,氣勢雄渾,豪氣干云,令遼帝遼臣無不嘆服。因遼道宗沉迷于田獵宴飲,蕭觀音常常規勸導致遼道宗的厭棄疏遠。蕭觀音常常獨守深宮,孤寂難眠,滿腹苦水化作柔腸寸斷的《回心院》詞十首。她的詞以婉約見長,辭藻華麗,寓意凄宛,怨而不怒,含蓄悠遠,被譽為遼代文學的壓卷之作。她曾作《懷古》詩:“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云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因詩中有“趙惟一”三字,被誣與伶官趙惟一有染被道宗賜死,一顆閃耀在遼代天空的文學巨星隕落了。蕭觀音向蘇軾、歐陽修等文化巨子學習,以填詞賦詩而聞名于世,表明她曾受過極有成效的詩歌教育。
    - h. {/ H) w7 q/ e7 }  蕭瑟瑟是遼代又一位名垂青史的著名女詩人,是遼天祚帝耶律延禧之妃。她是一位才女,正直有遠見,善于以詩諷諫,可惜遇人不淑,死于非命。《遼史·后妃傳·天祚德妃蕭氏傳》載:“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善歌詩。女真亂作,日見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合罰不明。親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她的詩頗有政治見解,現存的《諷諭歌》、《詠史》都是諷諭朝政的。兩詩均用騷體寫成,情感激切,直抒胸臆,風格奔放,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q" o% V8 F# @" A
      《遼史·列女傳》中還記述了邢簡妻陳氏和耶律氏常哥這兩位女詩人的事跡。
    ! w4 \$ J: h7 M, `  邢簡妻陳氏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遼史·列女傳·邢簡妻陳氏傳》載:“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于簡。孝舅姑,閨門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后二子抱樸、抱質皆以賢,位宰相。統和十二年卒。”
    % O$ ^  E/ c) [$ _2 t+ P; k, W  耶律氏常哥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見識不凡的奇女子。她自潔不嫁,雖出身豪門卻常布衣疏食。《遼史·列女傳·耶律氏常哥傳》載:“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茍作。讀《通歷》,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
    . k, k* K* M5 B  從現存作品來看,遼代詩歌多數是以漢字寫成的,這應當歸功于遼朝對漢文化的推廣。遼代一些詩人還用契丹語創作詩歌,可惜大多已失傳。這與遼代實行嚴厲的書禁制度有密切關系,其法律規定,凡把遼國書籍帶到外國的要處以重刑。這種制度嚴重阻隔了遼國與五代和北宋的文化交流,使得契丹文字難以廣泛流傳,很難為其它地區的人所認識,以致契丹文字的解讀成為中國文字史上著名的難題之一。再加上金滅遼時戰火的蹂躪,存世的遼代典籍極少。在用契丹語寫的詩歌中,現存篇幅最長的詩篇是《醉義歌》。元初的耶律楚材把這首詩譯為漢文,譯文為七言歌行體,長達120句,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耶律楚材《醉義歌序》把這首詩稱為遼詩的“絕唱”,認為“可與蘇、黃并軀爭先耳。”(《湛然居士集》卷八)這首詩署為“寺公大師”作,據此推測作者當是一位僧人。《醉義歌》從重陽節飲酒寫起,縱情放歌,多方面抒寫對人生的感慨,雜揉儒、佛、道思想以求解脫,表達了對隱逸生活的喜愛。這首詩中運用了許多漢文化典故,說明契丹詩人即便用母語作詩,也深受漢文化影響,顯示了遼代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趨勢,也進一步體現了遼代詩歌教育的實績。這首《醉義歌》如果沒有耶律楚材翻譯,恐怕至今都無人能識。契丹族應當還有數量可觀的民歌,可惜能傳世者極少。2 }  y' ^; o4 m7 o: R2 l, a
      遼代漢族文人的詩歌創作如與同時期的北宋詩人相比,其成就并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趙延壽的《失題》一詩:“黃沙風卷半空拋,云重陰山雪滿郊。探水人回稱帳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饑還啄,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這首詩描繪北國生活,風格質樸粗豪,很能體現北地文學的本色,與宋詩迥然不同。再如李良嗣的《絕句》:“朔風吹雪下雞山(一作燕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這首詩意境蒼勁雄渾,具有鮮明的北國情調。地域環境的影響和北方游牧民族粗獷強悍的氣質,決定遼代詩歌的基本風貌,這恰恰說明了遼代詩歌教育的特色和成就。
    7 ], R: |4 y5 k3 T9 ^/ j" M  南宋學者洪邁在其巨著《夷堅志》中記載:“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每為予言以為笑。如‘鳥宿池中(邊)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里和尚門子打,水底里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洪邁《夷堅志》丙集卷十八《契丹誦詩》)從洪邁的記述中,可以一斑而窺全豹,約略感知遼代詩歌教育的概況。. }9 }$ v6 U3 B7 z7 p" |( u
      夏是我國西北方的黨項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1038年,李元昊在其祖李繼遷、父李德明努力的基礎上正式稱帝,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西夏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項制度,廣泛吸引漢族生產經驗和技術,為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加速了其封建化的進程。西夏是在宋、遼兩大王朝之間誕生的,強盛時期曾經先與北宋、遼,后與南宋、金三足鼎立。1227年,西夏被蒙古大軍所滅。由于蒙古軍隊的毀滅性屠殺,西夏故地變成廢墟,其歷史斷絕,其文化堙沒。/ M/ g( |. J9 }. Q1 \+ \
      西夏的歷代君主都非常重視吸收漢文化。在西夏統治者的倡導下,黨項族也是接受漢文化較多的一個民族。西夏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文化。據《宋史·夏國傳》記載:西夏景宗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制物始”。少時即“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鑒訣》。”1035年,“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他重用的主要謀臣張元、吳昊等都是關中漢族文士。毅宗李諒祚實行改革,使西夏進一步漢化。1061年,“請去蕃禮,從漢儀”,“表求太宗御制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1101年,崇宗李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仁宗李仁孝更加尊崇儒學,并尊奉孔子為文宣帝,進一步確立了科舉制。“(紹興)十三年(1143年),夏改元人慶。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漢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他將國學子弟增加到三千人。“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為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為訓導。”神宗李遵頊博覽群書,于1203年參加科舉考中西夏狀元。1211年,他發動宮廷政變,廢襄宗李安全自立,成為我國歷史上唯一一位通過科舉擢為狀元的皇帝。
    3 s) q$ c- o3 y6 R8 m3 p. V  由于西夏文獻曾遭到毀滅性破壞,西夏文學作品傳世極少,而詩歌就更是少之又少。根據史籍的有限記載和國內外“西夏學”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大致可以確認,西夏與同時期的其它王朝一樣,也是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也曾產生了較多的詩歌作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文武兼備,智勇雙全,《宋史·夏國傳》記載他少時即“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鑒訣》。”《野戰歌》、《太乙金鑒訣》本身是兵書,既然稱為“歌”“訣”,其形式上必定是詩歌。西夏崇宗李乾順不僅能作詩,還與大臣互相唱和。《宋史·夏國傳》載:1139年,“靈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1041年,宋夏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宋史·夏國傳》載:“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于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民謠《十不如》的內容雖難以知曉,但當是詩歌應無異議。近年在西夏陵園李仁孝陵的碑亭遺址中,發現刻有《靈芝頌》部分內容的殘碑,其中有“俟時效祉,擇地騰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的詩句,每句四言,并有韻律,據此判斷,《靈芝頌》當是一首四言詩。其語句文雅秀美,內容則歌功頌德,表現出西夏宮廷詩的特點。" C4 ?1 ]7 K7 O' s
      李元昊時的重臣張元在投靠西夏前就寫有詠《雪》詩、詠《鷹》詩。袁枚《隨園詩話》卷十四第四十五條說:“凡詩帶桀驁之氣,其人必非良士。張元詠《雪》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詠《鷹》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處飛。韓范為經略,嫌其投詩自媒,棄而不用,張乃投元昊,為中國患。”當宋、夏好水川之戰宋軍全軍覆滅時,張元作為西夏的主要謀臣興奮不已,當即在兩軍交界的一座寺廟的墻壁上題詩曰:“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夏竦和韓琦是當時宋軍的主帥。這首即興詩,風趣自然、樸實無華,反映了張元在西夏勝利后的得意心情。. P: ^, [2 D: j
      西夏有一首詩《頌師典》:“蕃漢彌人同一母,語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國,蕃人國中用蕃文。東方低地漢人國,漢人國中用漢文。各有語言各珍愛,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國野利賢夫子,文星照耀東和西。選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誨成人杰。太空之下讀已書,禮儀道德自樹立。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頭。大陸事務自主宰,行政官員共協力。未曾聽任中原管,漢人被我來降服。皇族續續不間斷,彌藥儒言代代傳。諸司次第官員中,要數彌藥人最多。請君由此三思忖,誰能道盡夫子功?”雖然《頌師典》頌揚的是西夏文字的創制者之一野利仁榮,但明確認同“漢人”、“蕃人”與“彌人”(黨項羌自稱“彌人”、“彌藥”)同出一源,頗有民族平等大團結的意味,完全可以當作民族融合的史詩來讀。3 r0 \0 V. o; C+ i# V
      在敦煌文獻和黑水城文獻中發現了較多的西夏文獻,可惜這些文獻大多保存于俄羅斯、英國、法國的博物館內。現存西夏詩歌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羅斯藏存的黑水城文獻中的西夏文詩歌集的寫本和刻本,其中保存了數十首詩歌,基本反映了西夏詩歌的面貌和特點。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有一部佚題的詩集,其中一些較短的詩目前已獲解讀,如《大詩》、《月月樂詩》、《夏圣根贊歌》、《新修太學歌》等。
    : k; @! g. t/ X; C- R  《新集金碎掌置文》是一首長達千字的西夏文五言詩,據卷首記載,它的編者是“宣徽正息齊文智”。“宣徽正”是西夏政府里的高級官職,“息齊”是西夏黨項族的族姓之一,“息齊文智”應當是高度漢化的黨項族學者。這首詩收錄了生活中常用的西夏文字,字數恰好一千,編者把這一千個不重復的字巧妙地編成了長達200句、100聯的五言詩,其編排方法和敘事列名的大致順序與漢文《千字文》相仿,可能是受了《千字文》等童蒙讀物的影響。它的序言中明確表明編寫的目的是“欲遵循先祖禮俗,以教后人成功”,“五字合句,四二成章。睿智彌月可得,而愚鈍不過經年。”因此,《新集金碎掌置文》應當是西夏的一部采用了詩歌形式的童蒙識字讀本。我國學者聶鴻音、史金波曾將這首詩全文翻譯。如第1聯至第12聯敘述的是自然現象、時節變化等:“天地世界初,日月爾時現。明暗左右轉,熱冷上下合。諸物能成苗,季節依次列。春開寅卯辰,夏茂巳午未。秋實申酉戌,冬藏亥子丑。今朝拂曉東,卓午影正南。晚夕暮昏西,睡臥夜晚北。明日先未過,后日后到來。年日一律有,歲者兩俱同。變化時十二,月沒再滿盈。夜晝為年日,臘正舊新逢。幼老壽增減,以此定限量。”(聶鴻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寧夏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2期)
    0 U6 t$ Q) R/ M5 ?" u  J  西夏諺語集《新集錦合辭》是一部充滿生活氣息、富有哲理性內容的詩歌集,所收作品有360余條,以諺語為主,還有民謠、謎語、歇后語等。西夏學者梁德養于1176年基本完成《新集錦合辭》的選編工作。其后,另一學者王仁持又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1187年刻版印行。在《新集錦合辭》中,各種各樣的諺語以淳樸的民族風格展示了西夏社會民俗風情與黨項族的倫理道德觀念,如:“戶戶紫衣不繅絲,人人為官莫斂財”、“苦蕖雖小根腳苦,豺狼雖小本性毒”、“寧射蒼鷹不射兔,寧捕猛虎不捕狐”、“設筵供神宰羔羊,追殲逃敵騎雄畜”、“不孝父母增災禍,不敬師長減智慧”、“同伴有病莫相棄,同伴有求莫相拒”、“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臨時抱佛腳”、“修牢畜圈防狼鉆,挖好深井畜不渴”、“該學不學學飲酒,應教不教教賭博”、“肝雖墜,未曾倒,箭已盡,不會降”、“腸流出,纏于腰,肚已穿,以草塞”。這些諺語表明西夏諺語是以偶句形式出現的,文字簡練,內涵豐富,修辭靈巧,形象生動,既有認識價值,又有文學色彩,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民族文化和社會心理風貌。
    4 A" V( O! v2 S6 `8 J$ E) ^  詩體類書《圣立義海》中也保存了一些西夏諺語,如:“聰明人珍視婦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婦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懷有智慧才富。”由此可見西夏人有重視諺語創作的傳統。正如《新集錦合辭》中所說:“巧說諺語可解悶,巧干營生不覺困”、“祖輩辯才道不盡,彌人諺語說不完”,進一步說明西夏民間對諺語創作的濃厚興趣。西夏諺語的內容廣泛,它們既是民族風貌的反映,而它們的流行又對民族性格的形成發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t; n- Y. |7 @
      葉夢得《避暑錄話》記述說:“柳永為舉子時,多游狹斜,善為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詞,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從他的記述中可知,柳永的詞也曾流行于西夏。由此看來,宋夏之間的文化交流是相當繁盛的,宋代詞人的作品同樣也受到西夏人的喜愛。能歌詠傳唱柳永的詞,表明西夏人應當具有一定的詩歌藝術修養。2 g9 n% L( C" t, A
      西夏在遼國滅亡后稱藩于金國,夏與金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如金國著名文學家趙秉文、王庭筠的詩文流播西夏,很受西夏人歡迎。《金史·趙秉文傳》載:“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
    ! m6 i0 o/ J) r. Z" T! [) C  北宋仁宗朝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諸臣奏議》卷135)中說:“其后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于中國。”這段話充分說明了中原文化對遼國和西夏的深遠影響。! R" Q8 H) Q& r3 S# w9 q( }
      金是我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女真族歷史悠久,世世代代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龍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其先世可上朔到舜、禹和商周時期的“肅慎”,隋唐時稱靺鞨。五代時期黑水靺鞨逐漸興旺起來,改稱女真。遼立國后,女真成為遼的附屬。1115年,女真族領袖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定都會寧(今黑龍江省阿城)。此后,金國勢力迅速壯大,1125年滅遼,1127年滅北宋,統一了包括黃河流域在內的廣大北方地區,并與南宋長期對峙。1234年,蒙古軍隊滅金。金國全盛時期曾占據了大半個中國,成為當時中國境內最強大的政權,包括南宋在內,周邊國家都向金國稱臣納貢。因此,金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朝代,對中華民族文明史的發展曾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 K$ J' [" O( D8 Q6 r
      金在立國后十余年間就占領了中國淮河以北的半壁河山,很快完成了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金是接受漢文化影響最深的少數民族政權,在文化上比遼代有顯著的進步。女真人南下后較快接受了漢族文化,甚至通用漢族語言。金朝建立以前,女真人是沒有文字的。天輔三年(1119年),金太祖命完顏希尹和葉魯創制女真文字,完顏希尹等人仿漢字和契丹字創制了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又頒行了筆畫簡省的女真小字。女真大小字成為金朝官方文字,與契丹字和漢字在金朝境內通用。金朝用女真字撰寫國書、諭令和文告,并設學校傳授女真字。金政權建立之后,為鞏固政治統治,推動經濟發展,對教育非常重視,上京一直是金朝教育和考試的中心。女真統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設諸方面廣泛地吸收漢文化,金國雖然保留女真族的某些文化傳統,但基本上是繼承遼和宋的漢族文化。金熙宗完顏亶在上京建孔廟,以女真字翻譯儒家經書,學校以《論語》和《孝經》為必讀課本。海陵天德三年,完顏亮仿中原王朝制度,設立國子監作為金朝國立高等學府,后成為教育管理機構,負責管理國子學和太學。此后,儒學逐漸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
    ' ^+ p7 M5 [& p  金代繼承了遼、宋的教育和選舉制度,《金史·選舉志一》載:/ L( Y: L5 j6 Q7 ^- U( b; H2 Q
      “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罷策試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真進士科,初但試策,后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童中選者,曰舉人。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學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處,共千人。……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 C) r- g( g$ q' w
      “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后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為學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之。十三年,以策、詩取士,始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學,以新進士為教授。國子學策論生百人,小學生百人。府州學二十二……凡取國子學生、府學生之制,皆與詞賦、經義生同。”
    ! S- H1 w/ s6 o& `  “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為第,而不復黜落。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策論各一道。其設也,始于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闕,以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為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三年,并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內多擇良家子為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者百人,薦于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后復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鄉試府試,止赴會試御試。且詔京師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擬以新進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學者。俟行之久學者眾,則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之制。”. S& _. ?) ]4 ^0 o
      “凡會試之數,大定二十五年,詞賦進士不得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時以復加四舉終場者,數太濫,遂命取不得過六百人。”
      v$ Y% L1 R4 B1 ^  “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為中選。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初,天會八年時,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上命教養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詔辟貢舉,始備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間,廢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謂宰臣曰:‘經童豈遽無人,其議復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加以恩詔。'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
    % O% e  A" O3 Z  從上引《金史·選舉志一》的記載來看,金代是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金海陵王完顏亮天德三年,“并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十三年,以策、詩取士。”金章宗完顏璟明昌元年,因劉住兒年十一歲即能詩賦,“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正是立足于發達的詩歌教育,金代的詩歌創作成就在當時的少數民族政權中首屈一指,獨占鰲頭。9 v6 g8 g$ ^, m1 X9 W6 P8 v
      金熙宗完顏亶和海陵王完顏亮統治時期,女真上層貴族逐漸接受了漢族文化,在漢族文士的影響下,開始出現文學創作活動。金世宗完顏雍、金章宗完顏璟統治時期,金代詩詞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女真詩人均是皇帝或皇室成員,他們對于當時社會的文化風氣和詩歌創作,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金熙宗完顏亶、海陵王完顏亮、宣孝太子完顏允恭、金章宗完顏璟、密國公完顏璹等人。) I$ u7 J% a/ z) D
      金熙宗完顏亶自幼隨遼國進士韓昉學習漢文經史,又常到皇家圖書館稽古殿研讀中原典籍,漢文化程度很深。《大金國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載:“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后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他常常同韓昉等人賦詩唱和,必然會有相當數量的詩作。由于后來完顏亶被殺并降封,他的詩詞盡數亡失,一篇也沒有保留下來。9 w. v% z- {( o  s- v
      完顏亮(1122—1161年)是金朝第四代君主,本名迪古乃,是金太祖庶長子完顏宗干第二子。他素有大志,雄心勃勃,在政治上借鑒漢文化經驗,進一步推行改革措施,加速了女真漢化和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變革的步伐。1150年1月,他發動宮廷政變,弒殺熙宗,自立為帝,因荒淫無道在歷史上聲名不佳。完顏亮自少年時就仰慕漢文化,拜漢儒張用直為師。他自幼聰敏好學,愛好讀書,能詩善文,喜歡交結儒士。在漢族文人學士的熏陶下,完顏亮有良好的文學修養,是女真貴族文學的杰出代表。完顏亮在詩詞創作上熔南北文化于一爐,對金代文學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和影響。南宋岳珂在《桯史》說:“金主未立,封歧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詞,語出則崛強,矯矯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他對金代科舉制度進行改革,廢除了金太宗以來的南北選制和熙宗時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的辦法,專以詞賦取士,可見他對詩詞的偏好。$ d& M2 [& ]7 n
      完顏亮留下的詩作很少,多為短章佚句,風格豪放雄毅,氣象卓異不凡。金人劉祁在《歸潛志》卷一中記載:“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有大志。”完顏亮做藩王時曾寫過一首《書壁述懷》的七言絕句:“蛟龍潛匿隱蒼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搖撼霹靂震山河。”作者自比為不可一世的“蛟龍”,其雄心可見一斑。完顏亮有兩首詠物詩形神畢肖,極具個性。一詠竹,題為《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詩云:“孤驛蕭蕭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東風。我心正與君心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另一首是詠桂,題為《見幾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詩云:“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別樣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等君王著赭黃。”
    # E; [& h' P! y7 `4 \  據《鶴林玉露》載,柳永《望海潮》一詞流播金國,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不由得起了渡江南侵的念頭。完顏亮于正隆六年(1161年)發動侵宋戰爭。此前,完顏亮派畫師隨使臣施宜生出使南宋。“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己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大金國志》卷十四《海陵紀》)完顏亮躊躇滿志,大有并吞天下的氣勢,揮毫題詩于畫壁之上(《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這首詩又名《題臨安湖山畫壁》:“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a# v9 q- c. S0 Q
      完顏亮也是女真族中成就比較突出的詞人。從其現存的《鵲橋仙》、《昭君怨》、《喜遷鶯》、《念奴嬌》等幾首詞來看,依然保持著質樸粗獷、豪放雄毅的風格。如《念奴嬌》:“天丁震怒,掀翻銀海,散亂珠箔。六出奇花飛滾滾,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癲狂,素麟猖獗,掣斷真珠索。飛龍酣戰,鱗甲滿天飄落。誰念萬里關山,征夫僵立,縞帶占旗腳。色映戈矛,光搖劍戢,殺氣橫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與談兵略。須拼一醉,看取碧空寥落。” ) l" h4 ?  @8 K4 I
      宣孝太子完顏允恭和其子金章宗完顏璟深受漢文化影響,都有深厚的文藝修養。完顏允恭(1146—1185)本名胡士瓦,是金世宗完顏雍的次子,于大定二年(1162年)被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大統便于大定二十五年因病謝世,追謚廟號顯宗。他熟悉漢文化典籍,愛好文學,能詩善畫。《金史·世紀補·顯宗允恭紀》載:“(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指允恭)及諸王侍側。世宗論及兄弟妻子之際,世宗曰:‘婦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哉!'帝對曰:‘《思齊》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愿相盛而修之。'因引《棠橡》華萼相承、脊令急難之義,為文見意,以戒兄弟焉。”他能隨機拈出《詩經》中的詩句來答對,可見他對《詩經》十分諳熟。他的詩作留存極少,但顯示了較成熟的詩歌藝術。如《賜石右相琚生日之壽》詩:“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羅歸里社,冠蓋畫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余福被元元。”這首詩是祝賀世宗朝名相石琚生日而作的,以唐代賢相姚崇、宋璟比擬石琚,格律工穩,用典雅致,高度評價了石琚的人品、學問和政績,顯示出作者較高的漢文化修養與詩歌技巧。另有一首七言絕句《風箏》:“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無尋處,聲在亂云空碧中。”此詩詠風箏,圓熟典雅,頗有神韻,是詠物詩中的上品,顯示出作者在詩歌藝術上有相當的造詣。, E, S& ~1 N8 P; t8 \5 G  |" e" \
      值得注意的是完顏允恭的妻子徒單氏也具有較深厚的漢文化修養。《金史·后妃傳下·顯宗孝懿皇后傳》載:“后(徒單氏)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于禮。”由此看來徒單氏的詩歌修養也頗高,可惜沒有詩文流傳下來。2 ^: K  _0 v. }+ [
      金章宗完顏璟與其父一樣,也是一位頗具特色的女真詩人。完顏璟(1168—1208),字麻達葛,是宣孝太子的嫡子、金世宗的嫡孫,于大定二十七年立為皇太孫,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即皇帝位。完顏璟繼承乃父之風,大力提倡漢文化,尤為重視詩賦,一時名士輩出。金章宗嗜愛文學,工于詩詞,其詩典雅工麗,氣韻高朗卓異,其所存詩歌多為絕句短章。如《宮中絕句》:“五云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卷,東風無處不飛花。”詩中描繪宮廷樓閣,用語富艷工麗,頗有帝王氣象。金章宗還有一首絕句《仰山》:“金色界中兜率地,碧蓮花里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疏林萬壑風。”這首詩描繪了仰山風光,雖突出了其間的佛教氣氛,然氣勢宏大雄健。又有詠牡丹絕句《云龍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洛陽谷雨紅千葉,嶺外朱明花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公造物本無私。”這首詩描繪了牡丹盛開的大好春光,從中生發了天公無私、造化四方的境界,立意超然不凡。
    + V) K5 J' ?. K; c  完顏永成也是宗室貴族中具有深厚漢文化修養的一位詩人。《金史·世宗諸子傳·永成》載:“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沈王,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上(金章宗)以永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滕”之語,當世榮之。”  z3 G: N1 M2 [
      完顏璹是金代最杰出的女真詩人,代表了金代女真族作家的最高成就,元好問譽之為“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中州集》卷五)。完顏璹是金世宗之孫,越王永功之子,封為密國公,號為樗軒居士。他對漢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深湛的造詣,嗜愛文學藝術,長于詩詞書法,平生所作詩詞甚多,晚年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可惜多已散佚。《中州集》存其詩41首。《金史·世宗諸子傳·永功傳附子璹》載:“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為詩,工真草書。……璹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后,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云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平生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稿》。”8 r3 @, {+ l7 e$ r6 O& T' u! {  Y
      完顏璹雖是皇室成員,位列公侯,但一生行跡卻如一介寒儒。他生活于金代后期,因金廷南渡后防忌同宗,他雖精熟《資治通鑒》,對于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之道頗為熟悉,也不得參預朝政。他一生自甘淡泊,極少結交權貴,與他密切交游的多為當時著名文士,如趙秉文、元好問等人。他深受佛道思想熏染,佛老隨緣自適、萬物一齊的處世哲學同儒家自甘清苦、追求道義的理想人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有機統一,在文學創作上就表現為一種隨緣忘機、淡泊自如的意緒,因而,他的詩文中多表達對富貴功名的鄙棄和對生活的超脫。他的詩歌用語清淡雅致,境界清遠蘊藉,色調散淡疏朗,意境蕭逸清新,風格平淡自然。如《秋郊雨中》:“嬴驂破蓋雨淋浪,一抹煙林覆野塘。不著沙禽閑點綴,只橫秋浦更凄涼。”這種淡泊自如的的意緒還表現為對清雅生活方式的自我陶醉,如《宴息》:“宴息春光晚,閑眠晝景虛。冥心居大道,達理契真如。樂對忘形友,欣逢未見書。世間幽隱者,何必盡樵漁。”如《內族子銳歸來堂》:“一旦能知夢里真,平生看破主中賓。歸來堂上忘形友,名利場上稅駕人。東郭風煙宜惠賬,南山猿鶴識綸巾。清樽雅趣閑棋味,盞盞沖和局局新。”如《北郊晚步》:“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涼。遠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歸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諳閑散樂,園圃意猶長。”完顏璹的詩歌風格在金代女真詩人中別具一格,靜謐閑散中透出一派禪機,更近于王孟一派。隨著金朝國勢的衰落和詩人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他的詩中充滿了抱負難伸乃至嗟老嘆貧的感慨,如“孟津休道濁于涇,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他的《聞閑閑再起為翰林》、《過胥相墓》等詩,含蓄蘊藉,流行頗廣。
    . i3 ^6 ~9 [# c+ [& Y# h  完顏璹是金代成就最突出的女真詞人,其詞現存9首,存于《中州樂府》和《中州集》。他的詞多抒寫隨緣忘機、蕭散淡泊的意緒。如《春草碧》:“幾番風雨西城陌,不見海棠紅、梨花白。底事勝賞匆匆,正自天付酒腸窄。更笑老東君,人間客。賴有玉管新翻,羅襟醉墨。望中倚欄人,如曾識。舊夢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陳跡。落盡后庭花,春草碧。”詞人借傷春入筆,追憶故都往昔繁榮,感嘆國家盛世不再,抒發詞人對“故苑春光”的無限懷念,意境清幽,意韻綿長。再如《朝中措》:“襄陽古道灞陵橋,詩興與秋高。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雄豪。霜清玉塞,云飛隴首,風落江皋。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周遭。”詞人憂念國事,但迫于政治環境的險惡,不能直接表白,故詞中用典頗多,意深筆曲,耐人尋味。他有兩首《漁父》詞表現作者安貧樂道的自我陶醉,也頗為人稱道。其一:“楊柳風前白板扉。荷花雨里綠蓑衣。紅稻美,錦鱗肥。漁笛閑拈月下吹。”其二:“釣得魚來臥看書。船頭穩置酒葫蘆。煙際柳,雨中蒲。乞與人間作畫圖。”
    " f+ N" q0 ]& j! K6 k. s6 y& R+ {  與遼、夏相比,金代可謂詩人輩出,作品繁多。僅《中州集》就收入金代250余位文學家的詩詞2116首。《金史·文藝傳上·序》載:“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圣,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代著名詩人有宇文虛中、蔡珪、吳激、蔡松年、趙可、劉迎、王寂、王庭筠、黨懷英、周昂、趙元、趙秉文、李純甫、楊云翼、完顏璹、辛愿、李俊民、王若虛、元好問、段克己等。元好問是金代最杰出的詩人。
    6 G2 v5 D$ K; R. d5 p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縣)人。他是金朝成就最高的文學家,是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其祖出自北魏拓跋氏,為唐代詩人元結后裔。他出身于一個世代書香的官宦人家,其生父元德明喜愛杜詩,推崇蘇黃,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平時以詩酒自娛,有《東巖集》三卷傳世。他出生后七個月即過繼給其二叔元格。他很早就顯露出文學才華,7歲即因作詩而獲得“神童”的美譽。1202—1208年隨當時名儒郝天挺學習經傳詩文,師生時常唱和,詩文技藝大增。金宣宗興定五年(1221年)進士及第,座主為當時著名詩人趙秉文。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中博學宏詞科,在朝中或地方為官。金亡不仕,潛心編纂著述,致力于保存金代文化。他以詩存史,致力收集整理金國已故君臣的詩詞作品,編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全書收錄金代的251位詩人的2062首詩(《中州樂府》收錄金代36位詞人的114首詞),而且為每人編寫小傳,或簡敘生平事跡,或點評詩文作品,保存了大量的文學史料。& Z6 g' t4 r8 Y$ G
      元好問多才多藝,工詩善文,廣泛涉足于詩、詞、文、散曲和筆記小說等文學領域,尤以詩、詞、曲的成就最突出,而且詩詞數量居金代之首,是金末元初之際聲望最著的文壇領袖。《金史·文藝傳下·元好問傳》載:“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為文有繩尺,備眾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郁。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后,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禨》一卷、《詩文自警》十卷。”他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詩1380余首、詞380余首、散曲9首、散文250余篇、小說《續夷堅志》4卷202篇等。
    & k8 J/ Y/ |- ~) |% Q  元好問全面地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是金代成就高的詩人。他的詩富于現實主義精神,生動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際的歷史畫卷,題材多樣,內容豐富,風格沉郁悲涼,多傷時感事之作,善于以雄勁的筆力抒寫深哀巨痛,情感悲涼而骨力蒼勁。其中反映當時人民飽受天災人禍之苦的作品,真實具體,富有感染力,如《雁門道中書所見》、《過晉陽故城書事》、《岐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等。《岐陽三首》之二寫道:“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這首詩著眼于蒙古入侵的現實、抒發了詩人內心的沉痛感慨。《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之四寫道:“萬里荊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荊榛。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發,滄海橫流要此身。”詩人面對戰禍蔓延、山河破碎的慘象,表達了以身許國的強烈愿望。元好問擅長各種詩體,他的七律深受杜甫影響,意境沉郁,成就突出;他的七古往往氣勢磅礴,意象壯麗,意味悠長。如《涌金亭示同游諸君》、《游黃山》等詩就體現了這一特色。元好問的寫景詩也很有特色,意境清新,耐人玩味,或如“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潁亭留別》)一樣恬靜悠閑,或如“兩峰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雙峰競秀圖〉為參政楊侍郎賦》)那樣壯闊酣暢,體現了詩人駕馭詩歌的高超功力。; Z7 C9 X3 ^0 x5 p  L
      元好問有是金代最優秀的詞人。其詞以蘇、辛為典范,兼有婉約、豪放等諸種風格,博采眾長,自成一家。其中又尤以兩首《摸魚兒》最富藝術魅力:
    , p+ ~# z$ o9 v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云,千山暮景,只影為誰去?橫滄路,當年寂寞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為留待路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 _. R+ c3 u/ w- m  “問蓮根、有絲多少,蓮心知為誰苦?雙花脈脈嬌相向,只是舊家兒女!天已許,甚不教、白頭生死鴛鴦浦?夕陽無語。算謝客煙中,湘妃江上,未是斷腸處。  《香奩》夢,好在靈芝瑞露。人間俯仰今古。海枯石爛情緣在,幽恨不埋黃土。相思樹,流年度,無端又被西風誤。蘭舟少住。怕載酒重來,紅衣半落,狼藉臥秋雨。”- m2 t1 k0 h: k
      這兩首詞任情率真,哀婉動人。其中“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和“海枯石爛情緣在,幽恨不埋黃土”等都是千古不朽的佳句。
    5 u! E, Z& C5 A3 x: a+ P  元好問被譽為散曲的鼻祖,其散曲今存9首,其中小令《[雙調]小圣樂·驟雨打新荷》是一代名曲,被認為是散曲的開山之作:" k+ x' R% X7 ~; q6 f9 A0 z
      “綠葉陰濃,遍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簇紅羅。乳燕雛鶯弄語,有高柳鳴蟑相和。驟雨過,珍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玩賞,對芳尊淺酌低歌。且酩酊,任他兩輪日月,來往如梭。”% m* `  t; I! L# D
      這首曲表達了他留戀人生、安貧樂道的情懷。他的散曲創作直接推動了元代散曲的興盛。6 s2 C; \! }( G- ~! @9 a
      元好問又是一位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絕句三十首》、《與張仲杰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后記》等,精辟評論了古代詩人詩派的得失。他仿杜甫《戲為六絕句》體例寫作《論詩絕句三十首》,相當全面地評論了自漢魏到兩宋一千多年間的重要詩人及詩派,推崇雄健豪邁的風格,反對綺靡纖麗的詩風,對后世詩歌評論和詩歌創作影響很大。他的論詩絕句自身也是優美的詩歌作品,是歷代詩論作品中最具有藝術性的作品之一。例如:
    $ X. f/ J& A2 y4 ?" }, ]& Z! W  曹劉侍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1 W9 P# h8 a3 D5 c# z8 |) ?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2 a6 E- J% i3 ~2 A' F* f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Y1 F! X# d% G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色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 z3 j7 L1 }  ?& D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涂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 k8 Y6 e# {0 ^6 Y0 u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 X5 U( E6 O5 w* c8 ]' L8 o1 S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5 _; q' p' \' V6 \" A3 S5 S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 A& ~. h- p$ T; c  元好問十分喜歡培育英才,提攜后進。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之初,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54位中原秀士,如王若虛、張德輝、高鳴、李治、劉祁、商挺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而經他教育指授出來的文人有郝經、王惲、許楫、孟琪、徐琰、閻復、白樸、王思廉、郝繼先等多人。他的學生郝經、王惲是元初著名文士。特別是白樸自幼得到元好問的精心培育與親身教導,成為元曲鼎盛時期的著名作家,是“元曲四大家”之一。. ]. q) e6 @8 @
      元好問次女元嚴是一位聞名當時的女才子,美貌絕倫,文思敏捷,嫁為盧氏進士楊思敬妻。夫歿后因性情恬淡而做了女冠,號浯溪真隱,于盧氏山中修道。時任平章的張當揆十分愛慕,央人向元好問求婚,元好問推托說要元嚴親口答應。張當揆急不可耐找上門去,親自向意中人求婚。適逢元嚴正在修補天花板,見客來已知其意,當即借題發揮賦詩一首:“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詩中透露出明顯的拒婚之意,張當揆只好悻悻而返。蔣正子《山房隨筆》載:“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蔣正子的記述中將元嚴誤為元好問之妹,不知何故。
    9 D% |- p; F" P: u6 V( _  《金史》中還記載了許多詩人的事跡,從中可以發現金代詩歌教育的一些線索,如:
    $ K8 o7 c2 O* E9 T  《金史·左企弓傳》載:“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
    ! i" i8 y9 R6 ^1 i  《金史·左泌傳附侄光慶傳》載:“(左企弓之孫)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為詩,善篆隸,尤工大字。”0 A+ U" A3 l5 U" J7 P
      《金史·虞仲文傳》載:“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
    / Q# d$ |  [$ N! a& ?/ n  《金史·趙秉文傳》載:“秉文之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郁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0 t$ C/ ^2 d; f5 |; |: o0 p
      《金史·文藝傳上·蔡松年傳》載:“(蔡松年)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
    4 N% h. L: ~3 o, I, R  《金史·文藝傳上·吳激傳》載:“激,米芾之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 H+ U  Q4 j  R+ }7 j8 U* v, d
      《金史·文藝傳上·趙可傳》載:“趙可‘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峰散人集》'。”
    8 _  R4 t1 t" x, j. Z5 e( K( w  《金史·文藝傳上·胡礪傳》載:“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為‘元化格'。”- |8 J/ Q- k0 V% A0 o
      《金史·文藝傳下·周昂傳》載:“周昂,字德卿,真定人。……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周昂作詩以杜甫、韓愈為榜樣,著有《常山集》,已佚。其詩存100首,內容有詠懷、吊古、傷別、寫景、邊塞、憫農、論詩、題畫等內容,其中以邊塞詩最有特色,如《莫州道中》等。周昂對于文學創作有許多見解,他的外甥——金代文學批評家王若虛接受了他的文學主張,并在《滹南詩話》中保存了他的文學觀點。
    4 ?8 y0 @2 o1 b0 N, n3 A  E  《金史·文藝傳下·王庭筠傳》載:“王庭筠,字子端,遼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泰和元年,復為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余首,上甚嘉之。……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于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 E: }) y. Z6 Z& L  《金史·文藝傳下·劉昂傳》載:“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 Q" @* [& C/ H) p+ z9 g5 t. p! q
      《金史·文藝傳下·李經傳》載:“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李純甫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9 E% @4 R# O8 c/ v0 m
      《金史·文藝傳下·劉從益傳》載:“從益博學強記,精于經學。為文章長于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
    / ~- d! T4 [; Y4 r  l  《金史·文藝傳下·王若虛傳》載:“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所著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于世。”王若虛是金代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少時以其舅周昂為師,博學強記,精于經史文學,獨步一時。他在詩歌創作上推崇白居易、蘇軾,反對模擬雕琢等形式主義風氣,對黃庭堅及江西詩派深表不滿。作詩則以白居易、蘇軾為法,崇尚自然,創作實踐和理論保持一致。他的詩學主張對明清時期的詩歌創作與文學批評有一定影響。其《滹南詩話》3卷、雜文及詩5卷都收于《滹南遺老集》中。7 ?1 S+ k+ i4 v
      《金史·文藝傳下·李汾傳》載:“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為人尚氣,跌宕不羈。……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0 D1 u' G7 x4 D
      由上述記載可知,虞仲文可說是當時的神童,“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但神奇卻來自“日記千言,刻苦學問。”而王庭筠雖然“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有天才般的表現,但“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卻恰好說明了他學習作詩的過程和結果。
    7 L1 i; y& ^0 A  a  在金政權建立以前,作為游牧民族,女真民族以游牧圍獵為生而又能歌善舞。女真人善騎射,信奉薩滿教,無論貴族平民,無論男女老幼,都善于舞蹈歌唱,而薩滿教樂舞在史書上也多有記載。女真人以起舞歌謳來侑觴,青年男女以歌聲尋配偶,其漁獵生活也通過歌舞的形式表現出來。據此推測,女真族世代相傳的民歌當不在少數,然而多已不傳。熟悉“岳家軍”戰史的人都知道的一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就出自女真人的民歌。
    5 ~" N3 V+ f2 m+ s% H( k% M; }. a  金代的音樂和舞蹈在立國后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其樂曲和歌舞被吸收到戲曲之中,促進了古代音樂、歌舞、散曲和雜劇的發展。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是金代最著名的說唱文學作品,其中的唱詞大量借用了唐宋詩詞的詩句意境,充分體現了詩歌對曲詞的影響。如寫張生鶯鶯分別情景的《大石調·玉翼蟬》:“早是恁凄凄涼涼受煩惱,那堪值暮秋時節。雨兒怎歇,向晚風如凜洌,那聞得衰柳蟬鳴凄切。未知今日別后,何時重見也,……縱有半載恩情、千種風情何處說!”很顯然,作者借用了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的情感和意境。再如表達鶯鶯在張生赴試后的思念愁緒的“非關病酒,不是傷春”(《道宮·尾》),應當是源于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中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看來這位董解元有著比較深厚的詩歌修養,正如他在作品開頭部分的自我介紹:“秦樓謝館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不曾胡來,俏倬是生涯。”“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難拘束。一回家想么詩魔多,愛選多情曲。比前賢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里卻著數。一個個旖旎,風流濟楚,不比其余。”“詩魔多”一語,顯示了作者對詩歌的熱愛。
    冒牌 發表于 2009-7-24 22:00:20
    第四章 詩歌教育的黑鐵時代——元朝明朝清王朝
      元、明、清三代,是古代中國疆域最廣大的時期,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基本版圖;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在達到頂點后開始衰落。由于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頂點,程朱理學被確立為官方正統思想,其文化專制主義也發展到頂峰,文化和教育日益成為政治的附庸,成為鞏固專制統治的手段和工具。元代文人地位急劇下降,淪落到“九儒十丐”的地步。明清時期,文人地位雖然得到恢復,但慘烈的“文字獄”又迫使文人從思想到行為逐漸成為專制統治馴服的奴才。正統的詩歌教育也成為傳播程朱理學、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 |# Q$ w3 S* }3 \6 t9 V1 x
      由于思想和思維日益受到程朱理學和專制主義的鉗制,形式主義詩風彌漫詩歌領域,這一時期的詩人普遍失去了創新的勇氣和本領,往往以模擬古人為能事,從古人的詩篇里去尋找作詩的一絲動機和靈感。而詩歌教育也越來越重視倫理道德的灌輸和詩歌形式上的技法。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時期雖然詩人眾多,卻再也沒有出現堪與“李杜”、“蘇辛”比肩的人物。因此,可稱之為詩歌教育的黑鐵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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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元代的詩歌教育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元代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第一次將西藏置于中央政府管轄之下,是中國歷史上統治地域最廣闊的朝代。大統一結束了五代以來三百余年間各民族紛爭戰亂的局面,出現了各族人民之間空前的融合,進一步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自命為中原正統帝制的繼承者,建元“中統”;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建國號為大元;次年,遷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滅亡南宋,實現了全國統一。由于元朝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壓迫的基本國策,在經濟上采取掠奪“漢人”、“南人”的措施,元代統治者始終未能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隨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日益激化,終于導致了元末農民大起義,葬送了元王朝的統治。" s; L) v+ M) i% `( o+ c; I
      元朝統治者對各民族文化思想實行開放包容政策,來自西域的各種宗教文化傳播很廣。而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影響更加深遠,吐蕃薩斯迦人八思巴被忽必烈封為國師,受命創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定為國字頒行。在成吉思汗立國期間,道教全真派長春真人邱處機很受寵信,自此,道教對元代統治者影響深遠。從元代開國初年起,在耶律楚材、楊惟中、姚樞、竇默、許衡等儒學名士的影響下,元朝歷代統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漸接受了儒學文化,尊孔崇儒成為基本國策。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從表面上看,正統儒學仍有發展,程朱理學的影響力不斷擴張。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復科舉制度,將儒家學說中的程朱理學定為考試的主要內容,程朱理學成為元朝的官方思想。但實際上,元朝只是利用儒學來籠絡廣大的漢族知識分子,緩和社會矛盾,促進民族和解,進一步擴大其統治基礎,其歷代統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教。由于元代仕出多途,科舉在選拔官員方面的作用遠不如宋代重要。元代直到元仁宗時才恢復科舉,但也是時開時停。整個元朝總共只舉行過15次考試,全部錄取的人數只有1061人。和其他仕途相比,科舉所占比重微不足道。文人即使是進士出身,也是官職卑微。因此,儒學在元代并沒有取得絕對獨尊地位,其統治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削弱。6 G# v1 `, W: Z  p! i7 c- V8 b
      蒙古統治者雖然很早就任用了一些漢族文人為官員,如王鶚、趙璧、姚樞、竇默、許衡等,但由于其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和元初長時期廢除科舉,使元代大批漢族士人失去了仕宦前途和優越的社會地位。《元史·選舉志一》記載:“(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以為:‘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當時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謝枋得《疊山集》卷二)的說法,可見文人地位之低。汪元量的《自笑》一詩就說明了當時儒士的窘境:“釋氏掀天官府,道家隨世功名。俗子執鞭亦貴,書生無用分明。”他們雖然擺脫了對統治階級的依附,卻不得不作為社會的普通成員而存在,只能運用自己的學識謀生。大量儒生幾乎成了卑賤而無用的廢人,有一些人成為工匠、商賈、吏胥,而淪落為奴仆、乞丐的也不計其數。即使是步入仕途的文人,由于職位卑微不被重用,其中一些人也存在著與上層統治者離異的心理。因此,從整體上看,與前代相比,元代士人同一般民眾尤其是市民階層的聯系更加密切,他們的獨立意識進一步增強,他們的人生觀念、審美情趣都發生了明顯不同的變化,而他們的文學創作也更多地適應了民眾生活的需求,表現出世俗生活的眾生相及其美學情趣。, h1 W8 {2 r8 ~" V
      從成吉思汗起,元朝統治者就十分重視商業和手工業,與中國傳統“重農抑商”的治國方針迥乎不同。終元之世,商人異常活躍,中外之間的貿易往來異常頻繁。元朝統治者對工匠的重視和保護極大地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商業的發展促使許多重要城市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元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北方的大同、汴梁、濟南、太原和南方的揚州、鎮江、建康、杭州等城市經濟都十分活躍。《馬可·波羅行紀》中對元代繁華的都市有細致的描繪。商業的繁榮、城市的興盛,促進了市民階層的進一步形成和壯大,對元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 N+ o+ o3 t: I9 ?; q& |  元朝以軍事立國,依靠武力征服了東西方廣大地域。蒙古大軍在鐵蹄所到之處,一方面是摧毀當地已有文明,一方面也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都在元代傳入歐洲,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傳入中國。大量西域人移居中原地區,他們的宗教文化和科學技術也隨之傳播各地。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后,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越來越多地接受了漢族文化,也給漢族固有的文化傳統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產生了豐碩的文化成果。雜劇、散曲、小說成為主要的文學形式,形成了以“元曲”(雜劇和散曲)為主要標志的元代文學。出身西域少數民族中的一些人在學習漢文化的過程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貫云石、薩都剌、迺賢等人成為當時著名的文學家。* _0 Q$ p- S! \) x" h6 @
      元代儒學統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的擴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漲、文人地位的急劇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樣化,使得元代文學呈現出與前代不同的新風貌。在宋金以來的雜劇、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由于許多杰出作家的參與和創作,元雜劇率先異軍突起,標志著中國古典戲劇已經成熟。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鄭光祖是元代最著名的劇作家。據不完全統計,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劇作家有一百余人,劇目七百多種。現存的元雜劇的數量,僅臧懋循《元曲選》和隋樹森《元曲選外編》所收錄的作品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種。《竇娥冤》、《西廂記》是最著名的雜劇作品。元雜劇的核心部分是唱詞,每一折用同一宮調的一套曲子組成,并一韻到底;而雜劇的“韻白”則直接采用詩詞或順口溜式的韻文。如《西廂記》中“長亭送別”一折中鶯鶯的唱詞就化用范仲淹《蘇幕遮》中的詞句:“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端正好》)”由此可見,元雜劇的曲詞創作受到古典詩詞的廣泛影響。& \7 y* `7 V7 K, J8 I. N/ U7 X2 {
      伴隨著元雜劇的興盛,散曲這一新的詩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這種新詩體承繼了傳統詩詞的因素,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從形式上看,它和雜劇中的唱詞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語言風格,是“元曲”的一部分。與詩詞相比,為了適應即興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語言以俗為美,別具特點。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時,散曲可根據作者需要隨意增加襯字,從一字到十數字不等。散曲的語言(特別是襯字)主要是口語、俗語,因而散曲的語言更自由輕靈,更適宜于表達即興的、活潑的情感。因此,“尖歌倩意”(燕南芝庵《唱論》)成為散曲的主要藝術特征,打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對詩歌的束縛,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內容具有嶄新的面貌。從內容上看,散曲則遠遠超出了傳統詩詞表現范圍,更多地表現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如杜仁杰的《般涉調·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睢景臣的《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等作品,顛覆了詩歌的傳統題材和思想觀念。元代散曲中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多,正是元曲與勾欄密切相關的結果。由于禮教觀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愛情題材的描寫和表現上十分大膽和直白。如名伶珠簾秀在《正宮·醉西施·無題》中發出了“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呼喊,令人有石破天驚之感。散曲作者以漢族士大夫為主,他們也更經常地運用散曲來表達自身的生活感受。由于文人地位急轉而下,元代散曲中始終彌漫著一種空幻感和凄涼感,如“王圖霸業成何用”(馬致遠《撥不斷·無題》),“蓋世功名總是空”(白樸《雙調·喬木查·對景》),成為這一部分作品的基調。另一種常見的表述則是對屈原式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對陶潛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如白樸在《寄生草·勸飲》中寫道:“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這類作品表現了落魄文人對政治的遠離和人生的無奈。據不完全統計,元代散曲作家有200余人,存世作品(小令和套數)4200余篇。' \+ m7 v( s! W  w; J; Y- T
      元代散曲作家以文人為主體,漢族士大夫又是其中的中堅力量,如關漢卿、王和卿、白樸、馬致遠、張養浩、喬吉、張可久等。他們都接受了傳統的儒學教育,有深厚的文化藝術修養。他們的創作,使得最初誕生于民間的散曲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并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現存散曲作品多數描寫男女風情或歌唱隱逸生活,表現了元代文人對封建禮教和功名利祿的鄙視;少數作品揭露了蒙古貴族的殘暴統治,反映了人民疾苦。與詩詞相比,散曲取得了雅俗共賞的效果,既滿足了以市民階層為主體的下層百姓的娛樂需求,又為文人增加了新的表情達意的藝術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詩歌教育的效果。( I6 s  ^" x8 W& u2 g% d
      關漢卿號己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大戲劇家。他自稱“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現存雜劇18部,散曲套數14篇,小令57首。他的散曲表達了鄙視傳統倫理的思想和熱愛人生、熱愛生活的激情。他的代表作是著名套數《南呂·一枝花·不伏老》,他在曲中抒寫了自身的人生情懷,表現了落魄文人的放誕生活。他的散曲描繪男女戀情的作品最多,尤其以刻畫女子細膩微妙的心理活動見長。如《雙調·沉醉東風》:“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時間月缺花飛,手執著餞行杯,眼擱著別離淚。剛道得聲‘保重將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萬里。”此曲真率直白,質樸流麗,刻畫入微,體現了其自然本色的風格。如《雙調·大德歌·夏》:“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綠楊堪系馬。困坐南窗下,數對清風想念他。蛾眉淡了教誰畫?瘦巖巖羞帶石榴花。”曲中生動刻畫了女子對情人的思念。他的作品中熱情贊美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愛情,如《仙呂·一半兒·題情》:“碧紗窗外靜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 B% O. @$ L& h7 U  王和卿,生卒年不詳,大名(今屬河北)人,與關漢卿同時且非常友善。現存小令21首,套數1篇。他的散曲選材粗俗,多表現世俗文化庸俗的一面。其名作是《仙呂·醉中天·詠大蝴蝶》:“彈破莊周夢,兩翅架東風,三百座名園一采個空。難道風流種,嚇殺尋芳的蜜蜂。輕輕的飛動,把賣花人扇過橋東。”此曲用語夸張,構思奇特,極具滑稽詼諧之趣。另一名作《雙調·撥不斷·大魚》用極力夸大的語言描繪了“神鰲”形象:“勝神鰲,夯風濤,脊梁上輕負著蓬萊島。萬里夕陽錦背高,翻身猶恨東洋小,太公怎釣?”
    % ^# ^) F  ]3 S* F  K5 x  白樸(1226—1306?)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樸,字太素,號蘭谷。他自幼曾得到金末著名文學家元好問的精心撫育與親身教導。他之所以能成為“元曲四大家”之一,就得益于元好問的教育。白樸幼經金亡喪亂,而后終生不仕,過著優游閑居生活,用雜劇詞曲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氣,有《天籟集》傳世。其散曲作品今存小令37首,套數4篇。在這些作品中,嘆世歸隱的主題占了很大比例,如《雙調·沉醉東風·漁父》:“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勁交,卻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煞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曲中表達了作者對現實功名的否定和對遁世退隱生活的向往。如小令《陽春曲·題情》:“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郎夜看書,相偎相抱取歡娛。止不過迭應舉,及第待何如?”這首散曲表明了對功名的鄙薄態度和文人的無奈情緒,反映了元代文人的人生態度。此外,白樸的散曲中還有不少描寫男女戀情或寫景詠物的作品,或質樸本色,或清麗淡雅,成就較高。白樸作詞較多,其詞風繼承蘇辛,以豪放高曠為主,同時又追求音律的諧婉完整。如他的《水調歌頭》(蒼煙擁喬木)慷慨豪邁,充滿了歷史興亡之感。
    ' l$ ^- b9 I$ S' l+ d; O  馬致遠(約1250—約1321)以字行于世,名不詳,晚年效陶淵明之志,自號“東籬”。他是元代創作散曲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曲在藝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譽為“曲狀元”,今存小令115首、套數22篇。馬致遠早年熱衷功名,但仕途卻并不得意。長期沉抑下僚使他飽受屈辱,對元代社會的黑暗有清醒的認識。因而,在他的散曲中,傳統文人的積極進取精神與超脫曠達的人生態度相互交織,表現得最為鮮明突出,其思想意蘊和藝術風格最易引起知識分子內心的共鳴。他的散曲帶有更多的傳統文人氣息,其作品內容以感嘆歷史興亡、歌頌隱逸生活、吟詠山水田園風光為主,既保持了散曲的藝術風格,又表現了詩詞的意境,語言自然清麗,雅俗相兼。套數《雙調·夜行船·秋思》是他的代表作,如其中的《喬木查》:“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再如《離亭宴煞》:“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爭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在曲中,作者將歷史的感嘆與人生的悲哀融為一體。他的小令別具情致,膾炙人口,如《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僅28字就勾勒出一幅晚秋夕照景象和蒼涼蕭瑟的意境,充分表達了天涯游子的孤獨與彷徨,情景交融,雋永含蘊。周德清在《中原音韻》中贊其為“秋思之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稱贊它“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 y3 g2 x6 {' ?+ j( \
      張養浩(1270—1329)字希孟,號云莊,歷城(今屬山東)人。曾任監察御史、禮部尚書等職,以直言敢諫著稱。曾因上疏言事得罪,辭官隱居多年。晚年以陜西行臺中丞前往關中救災,卒于任上。他著有散曲集《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現存小令161首,套數2篇。他的散曲多寫寄情林泉之樂,也不乏關懷民生之作。他在陜西賑饑時所作的一組《山坡羊》曲,將詩歌中常見的詠史題材用散曲的形式寫出,充滿深沉的歷史感慨。如《中呂·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此曲鞭辟入里,精警異常,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封建王朝興亡后面的歷史真相,歷來為人稱道。他吟詠隱逸生活的作品也有許多佳作,如《雙調·雁兒落帶得勝令·退隱》:“云來山更佳,云去山如畫。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見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戲野花。云霞,我愛山無價,看時,行踏,云山也愛咱。”曲中表達了作者與云山為友、與鹿猿為伍的退隱生活的樂趣。. t  _: \3 d# E4 h; s" \$ S
      喬吉(?—1345)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他是元代后期的雜劇作家和享有盛名的散曲家,有雜劇《兩世姻緣》等11種,今存3種。其散曲有《夢符散曲》,今存小令209首,套數11篇,數量之多僅次于張可久。他在散曲創作上與張可久齊名,明代李開先在《喬夢符小令》的序中稱“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杜”。他一生窮愁潦倒,寄情詩酒,其散曲多嘯傲山水和青樓調笑之作,風格以清麗婉約見長,形式整飭,節奏明快,講究鍛字煉句,雅俗并用,雅麗含蓄中蘊涵天然質樸的韻味,但帶有更多的江湖游士氣息。如《正宮·綠么遍·自述》:“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圣,處處詩禪,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他自稱“煙霞狀元”、“江湖醉仙”,因而這首小令成為其人生經歷和處事態度的自我寫照。如《雙調·折桂令·自述》:“華陽巾鶴氅蹴躚,鐵笛吹云,竹杖撐天。伴柳怪花妖,麟祥鳳瑞,酒圣詩禪。不應舉江湖狀元,不思凡風月神仙。斷簡殘篇,翰墨云煙,沓滿山川。”他在曲中自比“江湖狀元”、“風月神仙”,表現了作者風流倜儻、狂放不羈的性格,是自述心志的杰作。如《中呂·滿庭芳·漁父詞》:“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幾年罷卻青云興,直泛滄溟。臥御榻彎的腿痛,坐羊皮慣得身輕。風初定,絲綸慢整,牽動一潭星。”曲中表現了隱逸者避世而又寂寞的內心矛盾,體現了雅俗兼至的藝術特色。喬吉的散曲在明清時期深受封建文人賞識,影響很大。
      V/ g( u; q1 s1 q5 H( c* j  張可久(約1270—1348后),字小山,曾任小吏,仕途不得意。平生好游,足跡遍江南。著有《今樂府》、《蘇堤漁唱》、《吳鹽》、《新樂府》四種,元人胡存善曾輯《小山樂府》,明代徐渭又輯《小山樂府》。其散曲今存小令855首,套數9篇,是元代專攻散曲且作品最多的作家,與喬吉并稱元代散曲兩大家,有“曲中李杜”之譽。其散曲取材廣泛,諸如寫景抒懷、男女戀情、嘆世歸隱、酬唱贈答等文人生活的各方面幾乎都有涉及。如《中呂·賣花聲·懷古》:“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傷心秦漢,生民涂炭,讀書人一聲長嘆。”作者借史事以述懷,表達了封建文人對民生苦難的關心和自身生不逢時的無奈感慨。如《正宮·醉太平·嘆世》:“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環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滾。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造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葫蘆提倒穩。”作者在曲中對道德淪喪、賢愚顛倒的人情世態作了辛辣的諷刺。最能代表其形式整飭、格調清麗、華而不艷風格的是大量的寫景作品。如《黃鐘·人月圓·春晚次韻》:“萋萋芳草春云亂,愁在夕陽中。短亭別酒,平湖畫舫,垂柳驕驄。一聲啼鳥,一番夜雨,一陣東風。桃花吹盡,佳人何在,門掩殘紅。”這首曲以寫景見長,化用唐詩典故,典雅工麗,纏綿委婉。如《中呂·紅繡鞋·天臺瀑布寺》:“絕頂峰攢雪劍,懸崖水掛冰簾。倚樹哀猿弄云尖。血華啼杜宇,陰洞吼飛廉。比人心山未險。”作者借寫景表達了對險惡人世的諷刺和批判。由于他的散曲突出顯示了散曲雅化的趨勢,他成為元代后期散曲風格轉變的一個關鍵人物,其作品在明清時期頗受封建文人欣賞,對明清時期的散曲創作影響很大。他亦能詩,其詩存于《元詩選》。& x( o2 ]& P6 W8 X+ j* o, f
      傳統詩歌在元代并沒有失去其正宗地位,雖不同程度地受到來自通俗文學的沖擊和影響,它仍然是廣大文人表達思想情感和審美趣味的主要文學形式,仍然具有其它文學形式不能取代的地位。從元世宗起,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在正統思想意識上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對元代正統文人的文學思想和詩歌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與元曲作家不同,元代詩人主要是具有正統思想的士大夫,有些詩人本身就是理學家或理學中人,如郝經、劉因、許衡、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等。因此,傳統的“詩教”和“雅正”的文學觀念在元代詩歌中繼續得到繼承和發揚。從元代初年開始,崇尚唐詩的風氣不斷高揚,元代詩人幾乎一致地主張詩歌要回到唐代乃至漢魏六朝,對于宋詩多采取摒棄態度。他們力圖糾正宋詩長期以來重理智而輕感情的傾向,恢復唐詩所代表的重視抒情的傳統。元代詩歌繼承了優秀的詩歌傳統,廣泛反映了動蕩復雜的社會狀況和不同時期文士階層的精神面貌。元代詩人這種鄙棄宋詩而專學唐詩的主張對詩歌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對明代詩歌產生了很大影響。元代后期詩歌出現了一些新氣象,世俗社會的生活情調、繁華都市的各種景象、市民階層的享樂觀念也進入了詩歌領域,正統文學也不得不打上商業社會的烙印;而楊維楨“鐵崖體”的出現,則把個性化詩歌創作發揮到驚世駭俗的境地,顯示了詩歌新的發展趨向。
    7 u* L# e; K% G, _. ^  元代詩人和作品的數量相當可觀,清代顧嗣立編選的元代詩歌總集《元詩選》選錄了元代詩人340家,選詩19500多首,為保存元詩最豐富的總集。其后席世臣、顧果庭續編的《元詩選·癸集》收錄詩人2300余家,選詩5000余首。二者合計共收錄2600多名詩人,24600余首詩。元代影響較大的詩人主要有耶律楚材、戴表元、劉因、趙孟頫、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王冕、楊維楨等,他們或出自世族豪門,或長于寒門農家,但都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于散曲的興盛,元代詞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為散曲所替代,但詞人和詞作仍有較大數量。唐圭璋選編的《全金元詞》收錄元代詞人200余家,詞作3700余首。耶律楚材、白樸、劉因、趙孟頫、虞集、張翥、貫云石、薩都刺等都是元代著名詞人,寫出了一些好作品。如虞集的《風入松·寄柯敬仲》,薩都剌的《滿江紅·金陵懷古》、《百字令(念奴嬌)·登石頭城》等。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廣泛交流和融合,一些少數民族的貴族子弟也逐漸接受系統的儒學教育,漢化程度很深,因此,元代還出現了許多少數民族詩人。特別是元代后期產生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少數民族詩人,如維吾爾族詩人貫云石、回族詩人薩都剌等,他們的漢文詩歌都取得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少數民族詩人群體的出現,是元代文學的顯著特色,也是元代詩歌的一大亮點,從一個方面顯示了元代詩歌教育的實績。
    + b: p( v( V3 \  d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晉卿,號湛然居士,是元代著名政治家,又是元初最突出的詩人,今存詩720余首。他是遼代東丹王耶律倍的八世孫,出生于金代末期一個高度漢化的契丹貴族家庭。其父耶律履是金代著名學者,時任尚書右丞,于年屆六十得子,欣喜異常,感慨不已:“吾六十得其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所用。”便根據《左傳》“楚雖有材,晉實用之”的典故,為兒子命名:名楚材,字晉卿。他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學教育,精通漢族文化。《元史·耶律楚材傳》載:“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他曾隨從成吉思汗和窩闊臺遠征四方,寫下了大量詩歌,其《湛然居士集》收錄了660余首詩。他的詩應酬之作頗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錘煉。他曾隨蒙古大軍西征萬里,熟悉邊疆的風土人情、山川景物,在詩中生動真實地描繪了奇瑰壯麗的西域風光。其西域詩有50余首,其中《西域河中十詠》尤為人稱道,如:“寂寞河中府,連甍及萬家。蒲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飽啖雞舌肉,分餐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礙過流沙。”“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馬乳,杷欖燦牛酥。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西行萬余里,誰謂乃良圖。”這些詩篇是后人研究西域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耶律楚材尤其擅寫律詩,詩文集中尤多七律。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時節過邊城,遠客臨風幾許情。野鳥間關難解語,山花爛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腸亂,瑪瑙杯寒醉眼明。遙想故園今好在,梨花深院鷓鴣聲。”如《陰山》:“八月陰山雪滿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絕壁噴晴月,擎海層巒吸翠霞。松檜叢中疏畎畝,藤羅深處有人家。橫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如《和移刺繼先韻》:“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瀚海路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發寧辭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遲情幾許,倚樓空望白云飛。”他的律詩韻律流暢沉穩,風骨雄健豪放,境界開闊,情調蒼涼。耶律楚材也能填詞,如《鷓鴣天·題七真洞》:“花界傾頹事已遷,浩歌遙望意茫然。江山王氣空千劫,桃李春風又一年。橫翠嶂,架寒煙。野花平碧怨啼鵑。不知何限人間夢,并觸沈思到酒邊?”詞中化用黃庭堅的詩句表達了對世事變遷的感慨。耶律楚材作為契丹后人,十分重視保存遼代文化。現存遼代篇幅最長的契丹語詩篇《醉義歌》就是由耶律楚材譯為漢文七言歌行體長詩并保存于《湛然居士文集》中。即使拋開其政治上的貢獻,僅就其文化上的貢獻而言,耶律楚材也是一個足以彪炳史冊的巨人。4 O2 R6 w9 _' R' D( v) S( l9 H9 q! M. m4 W
      戴表元(1244—1310),字帥初,號剡源先生,奉化人。有《剡源文集》三十卷,其中詩四卷。他七歲開始學詩習文,年輕時曾拜南宋末年著名學者王應麟等為師受業。宋末元初,曾歷任州府儒學教授。《元史·儒學傳二·戴表元傳》載:“(表元)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篸而辭骫蔟,蔟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臺舒岳祥并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在元初詩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學習唐詩、力矯宋詩弊端的主要人物。他曾流落顛沛于東南地區,其詩如《夜寒行》、《剡民饑》、《采藤行》等記錄了當時的民生疾苦。他的五、七言近體詩格調清新,形象鮮明,雅韻秀麗。如《西興馬上》:“去時風雨客匆匆,歸路霜晴水樹紅。一抹淡山天上下,馬蹄新出浪花中。”寫得新鮮有味。如《感舊歌者》:“牡丹紅豆艷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詩里流露出作者的故國之思。
    4 F; A& U% `$ A/ t: G- m  劉因(1249—1293)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他出身儒學世家,天資過人,三歲識字,過目能誦,六歲能詩,七歲能文。初仕于元,后辟官還家。著有《靜修集》、《丁亥集》。他是元代北方著名的理學家。在元代前期的理學家中,劉因的文學成就最為突出。《元史·劉因傳》載:“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他在詩歌創作上推崇韓愈,傾慕元好問。他的七古氣勢磅礴,雄奇峭麗,頗有韓愈詩風的余韻,如《西山》中的詩句:“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腳踏蒼鱗,一著神鞭上箕尾。”他的七律受元好問影響較深,如《渡白溝》:“薊門霜落水天愁,匹馬寒渡白溝。燕趙山河分上鎮,遼金風物異中州。黃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風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劍獨誰投。”這首詩意境高遠,沉郁雄渾,深得元好問詩歌的風致。劉因詩歌作品雖然受到理學觀念的影響,但他的一些名作則沒有頭巾氣。如《白溝》:“寶符藏山自可攻,兒孫誰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豐沛空歌海內風。趙普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詩人高昂自信,揭示了宋朝喪失北方的教訓。他的五古詩多學陶淵明,有《學陶詩》一卷。五言小詩多清新活潑,頗有陶詩的風格。如《村居雜詩》:“鄰翁走相報,隔窗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劉因的詞作較多,有《樵庵詞》,今存詞35首。風格接近蘇、辛,于樸素中洋溢豪放之氣。如《玉漏遲·泛舟東溪》:“故園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斷紅塵千丈。不學東山高臥,也不似鹿門長往。君試望,遠山顰處,白云無恙。自唱。一曲漁歌,覺無復當年,缺壺悲壯。老境羲皇,換盡平生豪爽。天設四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賞。花又放,滿意一蒿春浪。”他的文學作品開創了元代理學家創作詩文的先河。
    9 n. b( H( V9 G+ i0 |) p; c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晚號松雪道人,著有《松雪齋文集》。趙孟頫系宋太祖趙匡胤之子秦王趙德芳的后裔,因四世祖時南宋朝廷賜第湖州(今浙江吳興縣),遂為湖州人。他博學多才,詩詞、書法、繪畫、音樂均有很高造詣,特別是書畫藝術最為突出,他是元代最負盛名的杰出書法家,又是元代前期影響最大的詩人。他幼年聰慧過人,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操筆立成。其詩文風流儒雅,清奇俊逸,才氣英邁。他的詩以五言古體和七律最為著名。他的五古有漢魏六朝詩的風味,如《詠懷六首》、《古風十首》。他在近體詩創作上推尊唐人,其七律一般以清麗委婉、儒雅風流見長。如《岳鄂王墓》:“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這首詩是憑吊岳飛的詩篇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如《錢塘懷古》:“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煙花非舊游。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山悠悠只自流。自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故國之思流動纏綿于聲韻之中。趙孟頫不僅長于詩文,也工于散曲,但數量不多。其中,以他欲納妾戲贈其妻管夫人的一篇流傳最廣:“我為學士,爾作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云、暮云。我便我娶幾個吳姬越女,也無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另如《仙呂·后庭花》:“清溪一葉舟,芙蓉兩岸秋。采菱誰家女,歌聲起暮鷗。亂云愁,滿頭風雨,戴荷葉歸去休。”與其詩歌風格相似,儒雅清麗,更顯靈動活潑。《元史·趙孟頫傳》載:“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孟頫所著,有《尚書注》,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致。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都知道趙孟頫是一個大書法家、大畫家,卻忽略了他也是一個頗有影響的大詩人。  W! b+ B! X- A/ T& h3 L# o
      趙孟頫的夫人管道昇是歷史上著名的女才子。管道昇(1262—1319)字仲姬,湖州吳興(今浙江吳興)人,元代著名的書法家、畫家、文學家,世稱“管夫人”。她是戰國時期大政治家管仲的后裔,自幼學習詩詞書畫,天資聰慧,博學多才。嫁趙孟頫后,夫妻比翼齊飛。她高超的書畫藝術成就掩蓋了她在詩詞創作上的成就。她的詩詞善于因物寓志,借事抒情,清麗婉約,音韻流暢。她的《漁父詞》四首在文學史上頗有名,如其四:“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表達了她淡泊名利、歸隱田園的愿望。她的《畫梅》、《題竹》、《題畫竹》、《寄子昂君墨竹》等詩也流傳很廣。她最有名的作品是《我儂詞》——這是她看到趙孟頫欲納妾而戲贈的曲子后回應的一首曲詞:“你儂我儂,忒煞多情;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寥寥七十余字,夫妻情深躍然紙上。趙孟頫看到夫人的曲詞寫得情深意重,遂打消了納妾的念頭,夫妻相偕白首,成就了一段詩壇佳話,這首曲詞也因此極有名氣。
    / i4 x& G, j, v# t% ^% J  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四人號稱“元詩四大家”。他們都是當時的館閣文臣,其詩歌典型地代表了當時流行的文學風尚,備受時人贊譽。四人的詩歌創作都宗法唐詩,在內容上大致相同,但風格各有不同。其中最優秀的詩人是虞集。5 w( Z3 B* Y7 y( y: _7 b/ M6 V) `' s
      虞集(1272—1348)字伯生,號道園,又因書齋名“邵庵”,世稱邵庵先生。著有《道園學古錄》,內收詩詞、文章。他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虞家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書香門第,賢才輩出。虞集自幼受家學熏陶,通曉宋儒理學。其父虞汲是宋末進士,也是儒學名士,與元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吳澄友善;其母楊氏亦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父親是南宋末期的儒學名師楊文仲)。虞集三歲起就開始隨母親楊氏讀書,后隨吳澄學習儒學。《元史·虞集傳》載:“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游,授受具有源委。”虞集入仕后逐漸成為元大都最負盛名的文人,歷數朝皆受優寵,其詩以典雅精切著稱,詩中不乏歌功頌德之作,應酬、題畫之作更多,表達嘆老退隱情感的作品數量也較多。他擅長律詩,五律、七律都寫得格律嚴謹,恰切典雅,意境渾融,風格深沉。如七律《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云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這首詩是元詩中少見的名篇,沉郁蒼勁,感人至深。他的詞今存31首,大都抒寫個人閑愁情思,多無特色,偶有清新雅麗之篇。如《風入松·寄柯敬仲》:“畫堂紅袖倚清酣,華發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里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拖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為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末尾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化用陸游詩意,短短六字就勾勒出一幅韻味雋永的江南春色圖,是歷來傳誦的名句。他的散曲僅存《折桂令》一首,頗為人稱頌。虞集的詩歌在當時和后世都頗有聲名,影響很大。
    4 Z, J( B/ {4 e0 V' C2 M+ ?  楊載(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屬福建)人,后遷居杭州。《元史·儒學傳二·楊載傳》載:“(載)少孤,博涉群書,為文有跌宕氣。……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于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冼宋季之陋。”楊載著有《詩法家數》,提倡寫詩學漢魏、盛唐:“須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沈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詩之士,以講明之。若今人之治經,日就月將,而自然有得,則取之左右逢其源。茍為不然,我見其能詩者鮮矣。”楊載的作品今存《楊仲弘詩》八卷。他的七言歌行勁健雄放,律詩諧婉雅致,絕句蘊藉含蓄。其詩瀟灑清空,聲律圓潤,風格似唐詩。如“放浪天地間,無今亦無昔”(《遣興偶作》),“卻到江南春水漲,拍天波浪泛輕鷗”(《送人二首》)。楊載作詩,在煉字造句上頗下功夫。這同他在《詩法家數》中重視煉句琢對、起承轉合是一致的。如“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宗陽宮望月分韻得聲字》)一聯,尤為人嘆服。# K$ z  D7 [; Q" I$ R" d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今屬江西)人。有《范德機詩》7卷,輯詩550余首。《元史·范梈傳》載:“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于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茍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他最長于歌行,詩風豪放超邁又流暢自如。他的五律專學杜甫,頗有杜詩沉郁凝煉之風,如《京下思歸》:“黃落薊門秋,飄飄在遠游。不眠聞戍鼓,多病憶歸舟。甘雨從昏過,繁星達曙流。鄉逢徐孺子,萬口薄南州。”他的一些絕句頗有情致,如《潯陽》一詩:“露下天高灘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臥聽潯陽譙鼓聲。”其思鄉情切,頗為感人,近似唐人風調。他在《贈答楊顯民四方采詩》中寫道;“今人論學古人詩,事皆天者非人為。文章由來貴爾雅,但顧有法何妨奇。”他強調作詩不能一味模仿古人,死守陳法,很有道理。
    1 J9 c8 H" a3 e+ m' A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碩,富州(今江西豐城)人,有詩集《秋宜集》。少時家境貧寒,隨其父讀書,十分刻苦。《元史·揭傒斯傳》載:“(傒斯)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他的詩歌中反映民生疾苦之作比較多,樸實真切。其律詩和歌行以清婉流麗見長,如《夏五月武昌舟中觸目》:“兩髯背立鳴雙櫓,短蓑開合滄江雨。青山如龍入云去,白發何人并沙語。船頭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鳴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鄉,但見雙雙白鷗過。”他五言古詩含蓄高雅,質樸無華,別有寄托。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饑向江南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此詩暗諷蒙古統治者既掠奪南人財富而又歧視南人的行徑,是元代詩歌中罕見的諷刺之作。. U5 |" n% f  t. D3 ~
      王冕(1287—1359)字元章,號竹齋生、煮石山農、放牛翁、會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諸暨人,有《竹齋詩集》傳世。他出身農家,自幼好學,白天放牛,每晚借佛殿長明燈夜讀,終成通儒。宋濂《王冕傳》記述了王冕求學的經歷:“(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此后,王冕被會稽儒師韓性收為弟子,博通儒經。王冕淡泊名利,畢生未仕,晚年隱居于九里山。他多才多藝,又是元代著名畫家,一生愛好梅花,種梅、詠梅又工畫梅。其書法、篆刻自成風格,也是一代名家。他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對元末的社會現實有真切的感受,他的詩多反映百姓疾苦,譴責豪門權貴,如《江南民》、《冀州道中》等,這類詩風格與杜甫相近。在當時,他以題畫詩聞名四方。他曾在一幅《墨梅圖》(現藏上海博物館)上題詩五首。最著名的是他的《墨梅圖》(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和題詩《墨梅》:“吾家洗硯池頭樹,朵朵花開淡墨痕。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詩人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態度和高尚情操。這類題畫詩或古體,或律體,豪邁孤傲,風格近似李白。如他的《白梅》詩:“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詩人表明了自己獨善其身、鄙薄流俗的品格。王冕的詩在明清時期受到許多文人的重視,評價很高,影響頗大。, ]4 c: B9 o- s! D5 x
      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號鐵崖,一號鐵笛道人,紹興會稽(今屬浙江)人。楊維楨個性狂狷,是元末最具藝術個性的詩人。他強烈主張藝術創作個性化,追求超乎尋常的構思和奇特不凡的意象,力圖打破元代缺乏生氣的詩風,創造了元代詩壇上獨一無二的“鐵崖體”。他的詩論和創作都明顯地表現出排斥律詩而提倡古樂府的傾向,他潛心寫作古樂府并十分自許,他的學生以此宣揚他為“一代詩宗”。楊維楨所著詩文很多,有《東維子集》、《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鐵崖文集》等。他的樂府詩最能體現“鐵崖體”的特色,如《鴻門會》、《五湖游》等。這些詩多半是詠史或擬古之作,融匯了漢魏樂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賀等人的長處,以氣勢雄健的奇思幻想使人耳目一新。他的竹枝詞、宮詞和香奩詩也很著名,如《西湖竹枝歌九首》、《香奩八詠》等。“鐵崖體”以雄奇飛動、充滿生氣的特征與元代中期平穩雅正的詩風背道而馳,在當時特別引人注目,但這種風格受李白、李賀的影響很深,獨創性并不高。楊維楨有時一味求奇,不免有詭異晦澀的特點,也與李賀詩風一脈相承。楊維楨是元末詩壇領袖之一,在東南地區影響很大,追隨者很多。他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對明代詩歌有比較深遠的影響。0 |8 `3 r# ^9 e0 l0 C4 W1 k3 v  R
      元代中后期還出現了許多擅長詩、詞、曲的少數民族作家,如維吾爾族人貫云石、回族人薩都剌、蒙古族人泰不華、突厥人迺賢、色目人余闕、回族人丁鶴年等人,還出現了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父子。他們的漢文詩歌在藝術上都相當成熟,取得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貫云石和薩都剌。3 V% G! ^4 r( n2 }, V5 y# B
      貫云石(1286—1324)是元代少數民族中涌現出的文學家、戲曲音樂家、詩人和書法家。原名小云石海涯,號酸齋,別號蘆花道人,維吾爾族人。其祖父為元朝名將阿里海涯,其外祖父是精通漢學的維吾爾族名儒廉希閔。廉希閔是元初三朝名臣布魯海牙之子。《元史·布魯海牙傳》載:“初布魯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為姓,天其以廉為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氏。后或奏廉氏仕進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布魯海牙功多,子孫亦朕所知,非汝當預。'……子希閔、希憲、希恕、希尹、希顏、希愿、希魯、希貢、希中、希括,孫五十三人,登顯仁者代有之。”廉希閔的弟弟廉希憲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親信大臣,自幼熟讀經書,深通儒家之道,被忽必烈譽為“廉孟子”。《元史·廉希憲傳》載:“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貫云石自幼就常隨母親廉氏住在廉家別墅“廉園”里修文習武,園內有兩萬多卷藏書,因此,他從小就受到了漢文化的深厚熏陶。
    , S" E* O. q% k! l( O4 X  貫云石初襲父職為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27歲任翰林侍讀學士,是歷史上第一個維吾爾族翰林學士。他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藝超群,后棄武學文,酷愛漢族文化,學習勤奮,多才多藝,在詩文、散曲方面有很深造詣。他專心致力于學問,潛心研究我國古代典籍,著有《孝經直解》一書。1308年,他北上大都(今北京),從師于著名古文家姚燧。他十分傾慕大詩人李白的豪情逸志,淡泊功名利祿,更醉心于當一名江南隱士,于是稱疾辭官,浪跡于江浙一帶,與漢族士大夫交游,寫作了大量散曲,著稱于當時。今存小令79首,套數8篇。《元史·小云石海涯傳》載:“小云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貫為氏,復以酸齋自號。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偶過梁山泊,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為文日邃,詩亦沖淡。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攸攸若欲遺世而獨立云。”從其經歷和詩歌作品來看,他已經是一個高度漢化的文人。$ ^# o3 s! ^9 @' v4 S
      貫云石特殊的身世背景與生活經歷,使他的散曲風格豪放灑脫,風格獨特,既有北方豪士的爽朗英風,又兼江南文人的清新飄逸之氣。如《雙調·清江引》:“棄微名去來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飲何妨礙?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曲子表現了他拋棄名利后自由自在的快樂心情。如《雙調·殿前歡》:“楚懷王,忠臣跳入淚羅江,《離騷》讀罷空惆悵,日月同光。傷心來笑一場。笑你個三閭強,為甚不身心放。滄浪污你?你污滄浪?”作者在對屈原的景仰和歷史的反思中,以冷峭荒誕的反詰、奇詭灑脫的諷笑表達了對丑惡現實的蔑視并予以徹底否定。如《中呂·紅繡鞋·無題》:“挨著靠著云窗同坐,偎著抱著月枕雙歌,聽著數著愁著怕著早四更過。四更過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閏一更兒妨甚么!”這首曲把兩情繾綣表達得異常生動熱烈。如《雙調·蟾宮曲·無題》:“凌波晚步晴煙,太華云高,天外無天。翠羽搖風,寒珠泣露,總解留連。明月冷亭亭玉蓮,蕩輕香散滿湖船。人已如仙,花正堪憐,酒滿金樽,詩滿鸞箋。”此曲歌詠杭州西湖,在整飭的格律中仍流動著豪放飄逸之氣。如《南呂·金字經·無題》則顯得更柔美感傷:“蛾眉能自惜,別離淚似傾,休唱《陽關》第四聲。情,夜深愁寐醒,人孤另,蕭蕭月二更。”
    ( b' M1 z( g1 w5 }; M  貫云石也擅長寫詩填詞。他的詩清新自然,感情真摯,豪放灑脫,尤以歌行和古樂府為人稱道,有《采石歌》、《君山行》、《觀日行》等優秀詩篇,今存詩38首。他的詩或謳歌大好河山,或憑吊歷史人物,或抒寫思鄉之情,或表達摒棄榮華、追求淡泊的愿望。他任翰林侍讀學士時寫了一首七律《神州寄友》:“滄海茫茫敘遠音,何人不發故鄉吟。十年故舊三生夢,萬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燈下劍,春風時鼓壁間琴,邇來自愧頭尤黑,贏得人呼小翰林。”在濃重的思鄉情中依然充滿英豪奇縱之氣,頗有點盛唐氣象。他早期的代表作《桃花巖》充滿了奇思遐想:“美人一別三千年,思美人兮在我前。桃花染雨入白兆,信知塵世逃神仙。空山亭亭伴朝暮,老樹悲啼發紅霧。為誰化作神仙區,十丈風煙隔淮浦。暖翠流香春自活,手捻殘霞皆細末。幾回云外落清嘯,美人天上騎丹鶴。神游八極棲此山,流水杳然心自閑。解劍狂歌一壺外,知有洞府無人間。酒酣仰天呼太白,眼空四海無纖物。明月滿山招斷魂,春風何處求顏色。”這首歌行體詩頗有李白的風格。
    # ]( \; ^: b, |' g+ f) r9 t/ k& A  c3 P  1314年秋,貫云石南游途中經過梁山泊。貫云石喜愛那里一個漁翁用蘆花絮成的被子,漁翁要他用詩來交換。貫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采得蘆花不涴塵,綠莎聊復藉為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妒,欸乃聲中別有春。”這首《蘆花被詩》曾廣為流傳,他以詩換取蘆花被一事也被傳為文壇佳話,他則又自命別號“蘆花道人”。他途經當涂時寫下《采石歌》:“采石山頭日頹色,采石山下江流雪。行客不過水無跡,難以斷魂招太白。我亦不留白玉堂,京華酒淺湘云長。新亭風雨夜來夢,千載相思各斷腸。”詩人表達了他對李白的無限仰慕。
    ) K0 z5 b  G; @, |. X( F  貫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當年是忽必烈的南征大將,曾立下赫赫戰功,他對此很是自豪。他南游登上岳陽樓時寫下了著名詩篇《岳陽樓》:“西風吹我登斯樓,劍光影動乾坤浮。青山對客有余瘦,游子思君無限愁。昨夜漁歌動湖末,一分天地十分秋。”岳陽樓是其祖父阿里海涯當年建功的戰場,他在颯颯西風中重登此樓不禁心潮起伏,無限追念。他化用杜甫詩句,通過有和無的對比、一與十的對舉,表達了豪邁壯闊的胸襟與情思。他的詩歌往往于儒雅中時時溢出豪放與灑脫。如《蒲劍》詩:“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風斫碎一川波。長橋有影蛟龍懼,流水無聲日夜磨。兩岸帶煙生殺氣,五更彈雨和漁歌。秋來只恐西風惡,銷盡鋒棱恨轉多。”菖蒲本是一種有細長型葉子的植物,作者看到的菖蒲卻化作寒氣襲人的三尺青鋒,眼前景變成殺氣騰騰的戰場;而“銷盡鋒棱恨轉多”一句抒寫了作者胸中的抑郁不平之氣。
    " c9 F! d/ {( G) O7 g6 \% t0 Y; B  貫云石儒、佛、道兼修,早已參透生死。他隱姓埋名,易服藏跡,定居在錢塘(今杭州)正陽門外,靠賣回藥為生,與友人或參禪論道,或吟詩弄曲。明代文學家李開先的《詞謔》記載了貫云石的一則軼事:“一日,郡中數衣冠士游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為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個個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眾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1324年,他剛三十九歲便病逝于杭州,臨終前口占一首《辭世詩》:“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詩中沒有絲毫悲涼之氣,他置生死于度外的超脫與自信、達觀與幽默卻長留人間。2 G2 i& ~7 J/ N2 P" _
      貫云石的詞今存2首,其一是《水龍吟·詠揚州明月樓》:“晚來碧海風沈,滿樓明月留人信。璚花香外,玉笙初響,修眉如妒。十二闌干,等閑隔斷,人間風雨。望畫橋檐影,紫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西山南浦。問云物,為誰掀舞?關河如此,不須騎鶴,盡堪來去。月落潮平,小衾夢轉,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涴繭,寫平山賦。”這首詞描繪了明月樓巍峨秀美的景象,表達了詞人超然物外的所思所感,頗為后世文人所稱道。2 A2 k' A# A' r) ^
      由于家學影響,貫云石的孫女也能寫詩填詞。《元史·小云石海涯傳》載:“孫女一人,有學識,能詞章”。可惜,史書上未留下這位女詩人的名字和作品。
    : I) M, l; Z) A9 c6 I  薩都剌(1300?—1355?)字天錫,號直齋,元代回族(蒙古族?)詩人。他出生于代州(今山西代縣),因代州古稱雁門,遂為雁門人,其詩集名為《雁門集》,存詩700余首,詞15首。薩都剌以寫宮詞、樂府詩著名,如《芙蓉曲》,這些作品受晚唐李商隱、溫庭筠詩風的影響頗深。薩都剌一生遍歷南北各地,他的記游寫景詩較多,詩風雄厚、沉郁、清麗兼備,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風沙似雪,家家行帳下氈簾。”薩都剌也善于寫詞,《滿江紅·金陵懷古》和《百字令(念奴嬌)·登石頭城》兩首詞被廣為傳誦。如《滿江紅·金陵懷古》:“六代繁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跡。但荒煙衰草,亂鴉斜日。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蛩泣。到如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詞人面對古今興替、人事變遷,不禁懷古傷今,感慨萬端。如《百字令(念奴嬌)·登石頭城》:“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指點六朝形勝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月旌旗,連云檣櫓,白骨紛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離宮,東風輦路,芳草年年發。落日無人松徑里,鬼火高低明滅。歌舞尊前,繁華鏡里,暗換青青發。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作者登高覽景,吊古傷今,情調蒼涼,筆力凝重,人生無限感慨寄寓其中。這兩首詞流傳很廣,至今仍傳誦不絕。
    " ]8 x( N, |  I! V( H, |4 ^  泰不華(1304—1352年),一作達普化,字兼善,元文宗賜名泰不華,蒙古族。世居東北白野山,其父塔不臺因任職臺州錄事判官遂居臨海。因父早亡而家道中落,被當時名儒周仁榮收養。延祐八年(1321年)參加江浙鄉試獲第一名,次年京試高中狀元,年僅18歲。泰不華有詩集《顧北集》,今存詩25首。其詩多酬答唱和,如七律《贈堅上人重往江西謁虞閣老》。《元史·泰不華傳》“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臺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轉秘書監著作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除詩歌創作外,其書法作品也冠絕一時,被歷代鑒賞家視作珍品。/ ~- E3 @' n0 t  j
      迺賢(1309—?)字易之,號河朔外史,突厥合魯(葛邏祿)部人。其家族內遷后先定居南陽(今屬河南),后又遷居四明(今浙江寧波)。迺賢出身世家,其兄塔海仲良考中進士后名重一時,迺賢則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間,與名士詩文唱酬。他曾游歷大江南北,并旅居大都五年,期間廣結名流,每有感觸便作詩述懷。他以親歷親聞寫下《新鄉媼》、《潁上老翁歌》等長詩,真實反映了百姓的悲慘遭遇。其《金臺集》存詩222首。因長于詩詞,迺賢曾并譽為“江南三絕”之一。) ]0 l: k7 U, o+ {% K2 @& \1 {
      阿里西瑛,生卒年不詳。字西瑛,省稱里西瑛。他是元代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之子,因其身材魁偉,故有“長西瑛”之稱。以散曲聞名,自稱居室為“懶云窩”,并作一首《殿前歡》自娛,當時著名散曲家貫云石、喬吉等紛紛以詠“懶云窩”相唱和。“懶云窩”后為松江名勝之一。阿里西瑛的散曲,現僅存五首小令,多表現郁郁不得志的苦悶心情。' R9 U) |+ I+ r7 N% X* C6 O1 L9 q% O
      丁鶴年(1335-1424),字永庚,號友鶴山人。其先世為西域回族巨商,并在朝中任職。元末,因其父職馬祿丁為官武昌,遂為武昌人。他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聰穎,勤奮好學,曾由其姐月娥口授經史。《明史·列女列傳一·月娥列傳》載:“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丁女也。少聰慧,聽諸兄誦說經史,輒通大義。……娥弟丁鶴年,幼通經史,皆娥口授也。”此后,丁鶴年入南湖書院繼續學習儒家經典,曾師事名儒周懷孝,17歲即精通《詩》、《書》、《禮》而有盛名。他博學廣聞,精通詩律,其詩取材廣泛,以關心民生疾苦為主要內容,有《丁鶴年集》傳世,收錄346首詩。元亡后,他始終忠于元朝,以“遺民”終老一生。他多才多藝,除文學外,還通曉中醫學和數學,對繪畫、書法及古代詩論也頗有研究。丁鶴年是薩都剌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詩人,其詩曾廣泛流傳,是元末明初較有影響的詩人。
    / J+ X/ J9 t- L& n% @  在眾多正統文人的維護下,元代傳統詩歌雖然沒有失去其正宗地位,但與散曲相比,藝術成就與影響卻遜色許多。其一是由于元代初期科舉制度長期沒有得到恢復,而恢復之后卻又在考試內容中廢棄了詩賦,因而吟詩填詞僅僅成為文人抒寫個人情感的工具之一。其二是民族歧視政策的實行和元初廢除科舉,更使得傳統文人失去用武之地,文人地位也急劇下降,悠哉游哉的吟風弄月也被饑寒交迫的養家糊口所代替。其三是隨著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市民文化的興起,雜劇和散曲逐漸成為雅俗共賞的文學形式,而創作雜劇和散曲也就成為部分落魄文人賴以謀生的工具,更使傳統文人和詩詞創作雪上加霜。與兩宋相比,元代詞人不多,詞作更少,詞的創作幾乎被散曲所取代,就是一個證明。由于元代傳統詩歌和新興元曲的差異,有些學者在研究元代文學時十分強調所謂“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區別,若單從藝術形式的角度而言,這當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這兩者之間并不完全是截然對立的。元代的“雅文學”與“俗文學”都與社會變化和市民文化密切相關,從元曲來看,“俗文學”的興盛與發展離不開文人士大夫的參與;從元詩來看,“雅文學”的發展也深受時代風氣和市民觀念的影響。散曲逐漸“雅化”就顯示了二者逐步合流的傾向,趙孟頫、貫云石等人既善于作詩填詞,也擅長寫作散曲,也證明了這一點。與詩詞創作大有聯系的雜劇、散曲的盛行,特別是散曲這種新的詩歌形式的出現和興盛,打破了在古代詩歌里長期居統治地位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束縛,進一步促進了詩歌的普及。馬致遠的《秋思》就是千古傳誦的名篇。% ~5 l' e* E% W) j% h6 }
      元代傳統詩歌地位的下降,與程朱理學成為元代官方的意識形態并主導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有相當大的關系。元世祖時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定為國子學必學教材,元仁宗時將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等欽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和標準答案,把詩賦考試完全排除在外。因而,元代的詩歌教育受到嚴重削弱。由于《詩經》作為儒學經典,仍然是學子學習的教材和科舉考試的內容,儒家正統的“詩教”也因此得到延續。這一點,對元代的詩歌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詩歌成為道德教育的傳聲筒。但另一方面,元代少數民族詩人群體的出現,卻正是得益于元代的教育。由于對漢人的普遍鄙視和不信任,元代蒙古統治者為了培養本民族的子弟和被自己信任的人才,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統治力量,專門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國子學。這個措施,極大地促進了少數民族崇尚儒學的風氣。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涌現出眾多的少數民族詩人。
    ' [2 S, x# I1 A1 m  A  由于受程朱理學影響,元代科舉非常重視經文、策論,并將“四書”作為考試和學習的主要內容。《元史·選舉志一》載:“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褒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除元太宗時采納耶律楚材的建議,曾以詩賦選士外,其后的科舉考試很不重視詩賦。《元史·選舉志一》載:“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命斷事官術忽?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當世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制已立。”“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絳,《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硃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并用硃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硃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硃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從上述記載來看,元朝統治者重視的僅僅是儒學的治國之術,對于詩賦文學并不重視。元朝歷代皇帝似乎無人能作詩填詞。
    " h- x& z6 L% V8 O4 j$ l% a  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與宋代基本類似,在京師設立國子學和國子監,在地方建立各級學校。《元史·選舉志一》載:“元太宗六年癸巳,以馮志常為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正、錄、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日,抽簽,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這段文字,基本說明了元代儒學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為了加強統治基礎,還專門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國子學。《元史·選舉志一》載:“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諸路蒙古字學。”“(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復置回回國子監,設監官,以其文字便于關防取會數目,令依舊制,篤意領教。”由此可以看出,鞏固統治的現實需要迫使元代統治者不得不重視教育,并且根據實際需要來確定教育內容和教育對象。
    1 |$ {# ?- D; u% |# Q9 \5 q+ H  元代統治者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在地方行政區域路、府、州、縣建立了各級學校,還專門在江南各路、府、州、縣的學校內皆設立“小學”,在部分地區設立書院,分別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學官。還規定五十家為一社,每社設一所學校,稱社學。學官有教授、學正、山長、學錄、教諭等職,負責教育生員。《元史·選舉志一》載:“太宗始定中原,即議建學,設科取士。世祖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校官,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興府行宮,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中原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并受禮部付身。各省所屬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教授之上,各省設提舉二員,正提舉從五品,副提舉從七品,提舉凡學校之事。”元代將書院的“山長”由原先的民間推選改為政府任命,強化了對教育的控制。
    9 c+ y6 I* S& A0 `5 O' k6 v9 A  元代的學校教育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規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禮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又名《讀書日程》)。程端禮(1271—1345)字敬叔、敬禮,號畏齋,慶元(今浙江鄞縣)人。他15歲時能記誦《六經》,治朱子之學。歷任建平、建德縣教諭,臺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眾。著有《讀書日程》、《春秋本義》、《畏齋集》等。《讀書日程》其實是程端禮按照科舉考試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學計劃,他將“四書五經”作為學童八歲之后、十五歲之前的主要學習教材。程端禮規定了學習“五經”的具體方法,如:“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辯,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余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注疏,并依讀四書例,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余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后讀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為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他特別強調了抄讀和誦讀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注釋為核心博覽各家注疏。他還主張:“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他為了強化經學教育,就削減了詩歌教育。這個《讀書日程》本來是程端禮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學程序和計劃,當時曾被元代國子監頒行各地各級學校,由此可見當時官辦學校中詩歌教育的不利處境。《讀書日程》對元、明、清三代的私學、官學、書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鑒意義。9 f/ R0 Z3 g" I; h' k
      受宋代影響,在元代的蒙學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詩》、《訓蒙詩》、《小學詩禮》、《三字經》、《名物蒙求》、《千家詩》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詩》、《千家詩》仍然是主要的詩歌讀本。屬對、讀詩仍是最基本的學習內容,而這兩者正是作詩填詞的基礎。由于理學成為官學,“四書五經”不僅成為官學的主要教材,也滲透入蒙學教育中,儒家的“詩教”傳統得以進一步繼承和發展。
    3 {/ e2 C/ \- d, P# f4 Q" p  元代民間歌謠流傳下來的并不多,目前發現的僅有二十余首。從這些數量有限的歌謠中,依然可以發現元代民間詩歌教育的一些情況。由于元代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這些歌謠往往是百姓憤怒的呼號,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戰斗性,同時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動教材。一部分歌謠深刻揭露了元代社會的黑暗。如“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九“攔罵上書”條)這首歌謠通過強烈的對比揭露了元代貪官污吏橫行帶給百姓的苦難。如“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葉子奇《草木子》卷四)這首歌謠直接揭穿了統治階級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謠云:‘葦生成旗,民皆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在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下,百姓走投無路,不得不起來造反。一些歌謠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決心。如《樹旗謠》:“山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黃溥《閑中今古錄》)《元史·五行志》載:“至元五年八月,京師童謠云:‘白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陶宗儀記錄的《松江民謠》則進一步熱情贊揚了起義軍:“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無一人,紅軍府上坐。”(《南村輟耕錄》卷九“松江官號”條)歌謠中洋溢著民眾的歡笑。由此可見,民間歌謠既是民眾自我教育的生動形式,也是民眾進行斗爭的有力武器。4 X1 \; }% t8 d& ?# P) X
      元代末年出現了一部唐詩選集《唐音》。元代詩人普遍推崇唐詩,這部選集應當是元代詩風的一種體現。它的出現,為元末詩人學習唐詩提供了范本。《唐音》共十四卷,由元末楊士宏積十年之力于至正四年(1345年)編成,著名詩人虞集為之作序。全書包括《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遺響》七卷。其《始音》只收錄王、楊、盧、駱四家;《正音》則分初盛唐為一類,中唐為一類,晚唐為一類;《遺響》則收錄其余諸家詩人,附錄僧人詩、女子詩。其書前凡例說明,因李白、杜甫、韓愈三家多有全集傳世,故均未入選。這部選集在唐詩編選體例上具有開創性,將唐詩分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把六韻以上的律詩定名為排律,都是楊士弘的開創性貢獻。這部選集對唐詩的編選和傳播有較大的影響,明代高棅編《唐詩品匯》即大受此書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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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明代的詩歌教育
      在元朝末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朱元璋一枝獨秀,于1368年稱帝,建立了明朝,逐步實現了全國統一。明朝初期,統治者注意吸取歷史教訓,采取休養生息政策,農業、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逐步恢復和進一步發展。明代文化教育事業超過了之前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編纂了巨型類書《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為我國文化史上一件盛事。到明代中葉,社會經濟出現了相當繁榮的局面。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非常迅速,資本主義萌芽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已經出現。明代科學技術在16世紀依然保持世界領先地位。明代后期政治極度腐敗,皇帝昏庸,奸臣當道,太監專權,貪官污吏橫行,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終于激起了明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1644年,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崇禎自縊,明朝滅亡。; z% W2 P# F; z9 g* J
      明代初年,朱元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進行了諸多改革,建立了集軍政大權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政權,實行嚴酷的獨裁統治。同時,在文化思想上進行嚴格控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大興文字獄,對文人采取了籠絡和高壓的手段,進行奴化教育,進一步加強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專制統治。朱元璋在開創帝業的過程中曾大力吸納儒士,招攬人才;但立國后對文人卻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壓政策,以嚴刑峻法制裁拒絕合作的文人,規定“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該抄殺”。明初著名詩人高啟就因辭官被朱元璋認為他不肯合作而斬殺。燕王朱棣奪位稱帝后,有過之而無不及,殘殺方孝孺“十族”873人,入獄及充軍流放者數千人。在專制淫威之下,當時文人為免于慘禍,只能謹小慎微充當專制主義的奴才。明代前期以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為基本內容的“臺閣體”詩歌的出現,就是這種高壓政策的結果。
    1 [6 m1 `* C) K7 R  明初統治者在立國的過程中充分認識到教育和人才對于國家的重要作用,確定了“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文教方針。開國之初就大力發展學校教育,在都城建立了最高學府“國子學”(后改稱“國子監”),并發布興學令,要求全國各地普遍設立學校。《明史·選舉志一》載:“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上下之間,波頹風靡,學校雖設,名存實亡。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于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明代從京師到郡縣直至鄉村,建立了遍布全國的學校教育體系,教育普及程度為唐、宋所不及,學校教育規模更遠超元代。《明史·選舉志一》載:“郡縣之學,與太學相維,創立自唐始。宋置諸路州學官,元頗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余員,弟子無算,教養之法備矣。”為了維護專制統治,加強思想控制,明代在學校教育中極力推崇程朱理學,采取種種措施排斥有礙于專制統治的思想學說,把《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欽定為學校的教科書,“四書五經”成為學校教學的主要教材。即使是朱熹所推崇的《孟子》一書,也因其中有不符合專制主義要求的言論而被大加刪節,孟子的地位也被貶低。明中葉以后,科舉腐敗,官學衰落,一些從事學術研究的士大夫就紛紛創建書院,雖曾被禁毀,但還是日益昌盛。
    7 M5 }9 N' b' B3 Z  明朝的統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鉗制士人外,更加重視科舉制度,用科舉考試來誘導或迫使知識分子就范。明朝在對前代科考制度有所增損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極為完備的制度,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和學風等產生了極大影響。從明朝初年起,就規定“四書五經”是各級學校的必學內容,實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專從“四書五經”中命題,久而久之,學校的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都與科舉產生了直接聯系,學校逐漸變成了科舉應試的預備場,學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科舉考試。到明憲宗成化年間,八股文已經程式化,“八股取士”的制度進一步完善并定型。因此,科舉制度也越來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因此,詩歌教育與科舉的距離被進一步拉大,詩歌更多地成為文人吟風弄月或抒寫情志的手段,但傳統“詩教”的作用仍得到人們重視,《詩經》始終是儒生學習的主要內容之一。明代東林黨人高世泰題無錫東林書院麗澤堂的楹聯“身教莫如禮,言教莫如詩”就說明了這一點。2 O9 z" z: o: M/ L6 O0 M8 G+ g2 z
      明朝中期以后,隨著工商業的進一步繁榮,蘇州、杭州等地成為繁華的商業都市,市民階層進一步壯大,影響力逐步擴大。明代中葉,印刷行業特別發達,為文化和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嘉靖和萬歷兩朝是明代刻書印刷的極盛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出現,市民勢力的成長,迫使明朝統治者對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漸放松。商業經濟對傳統道德的沖擊,更進一步促進人的個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張揚和重視。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繼承并發展了陸象山的心學,完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王守仁反對理學束縛人性的教條,對動搖長期以來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有一定作用,對當時和以后的思想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對文學的復興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以王艮為代表的王學左派,發展了王守仁哲學中反道學的積極因素,富有叛逆精神。這與當時文學家反對程朱理學、抨擊宋代文化的主張是一致的。王學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啟蒙思想家李贄猛烈地攻擊封建禮教,大膽地攻擊儒學,進一步肯定了文學的價值。李贄的“童心說”對“公安派”詩歌有極大影響。( O5 k4 ^3 ~' W) j$ \
      由于工商業的繁榮和市民勢力的壯大,滿足市民階層娛樂需要的通俗文學極為興盛。從整體上看,在明代文學中,傳統詩文的地位進一步衰落。明代詩壇雖然人數眾多,流派紛呈,風格各異,作品豐富,但優秀的詩人并不多,優秀的詩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編選的明代詩歌總集《明詩綜》有100卷,錄存明代詩人3400余人的作品。劉基、高啟是明初的著名詩人,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四位詩人號稱“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詩歌方面最有影響的卻是以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為能事的“臺閣體”和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著名政治家于謙的詩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掀起了一場文學“復古”運動,給明初以來的道統文學觀和虛偽空洞的“臺閣體”以沉重的打擊,在當時有很大影響。但是,他們盲目尊古,一味擬古,又對文學發展產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繼續在文學上鼓吹復古主張,對于維護文學的獨立地位、強調文學的藝術特征起了極大的作用,但他們更強調效法古人,在擬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對于文學的創新和發展又造成了嚴重的束縛。徐渭的詩歌獨樹一幟,開晚明詩歌風氣之先聲,顯示了文學創新的實績。明代后期詩歌中影響最大的是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對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詩歌創作影響深遠。明末詩人陳子龍、夏完淳等在血與火的戰斗中寫下了慷慨激昂、光輝燦爛的愛國主義詩篇,成為明代詩歌光彩的尾聲。. n$ l7 F: b+ d! ^; d0 T+ P
      從總體上看,詞至明代已經衰微。明代詞人雖然較多,但優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編選的明詞總集《明詞綜》12卷,選錄明代詞人380家。明初詞壇,劉基、楊基、高啟等人由元入明,作詞各具特色,尚存兩宋遺風。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工商業的興盛和財富的積聚,享樂之風盛行,加上發達的印刷業為文學作品的傳播提供了便利,《花間集》、《草堂詩余》等詞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艷尚情、追求婉媚的審美心理而獨盛一時,成為文士填詞的范本。整個詞壇被綺麗婉約、香艷淫靡的風氣所籠罩,詞風日下,日趨凋敝。楊慎、王世貞、湯顯祖等人作詞雖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陳子龍、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現,為明末詞壇抹上一層亮色,為清代詞的復興開風氣之先。
    5 u8 y0 D$ F* q- M# C  與正統的詩文相比,戲曲和小說的形式更自由活潑,更易于反映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其語言的通俗淺近更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而印刷業的空前發達又為通俗文學的廣泛流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此,明代的戲曲和小說在已往的基礎上取得了更輝煌的成就。著名文學家徐渭的《四聲猿》代表了明代雜劇創作的最高成就。偉大的戲劇家湯顯祖深受王學左派的影響,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國戲曲史上最優秀的浪漫主義劇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外,《西游記》、《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說創作的成就。明代散曲總體上處于盛而不衰的狀態,散曲作家作品眾多,數量都超過元代,但成就遠不如元代。僅任納《散曲概論》統計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與曲調清新自然、語言淺俗活潑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脫離民間本色而文人化的趨向。從地域分布和風格特征來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為南北兩派,北派大多豪爽雄邁、質樸粗率,南派則清麗俊逸、細膩婉約。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作家是宗室貴族朱有燉,他的曲作以音律諧美著稱,至明末清初尚在流傳。弘治、正德年間,散曲創作逐漸興起,康海、王九思、王磐、陳鐸等都是當時的名家。王磐的《朝天子·詠喇叭》是為人稱頌的名作。明代后期,散曲創作進一步繁榮,楊慎、金鑾、馮惟敏、梁辰魚、施紹莘等都是當時有顯著影響的作家。明代散曲作家大多數善詩能文,詩文追摹漢魏盛唐,力求高華典雅,散曲則在沿襲元人嘯傲煙霞、嘲弄風月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更多地抒寫怡然自得的閑適情緒,或表現聲色自娛的生活情趣,格調日趨卑下。
    - d" C( t' q9 S3 C. c  明代民歌十分繁榮,尤其是明代中葉以后,民間曲調廣為流傳。民間小曲如《鎖南枝》、《傍妝臺》、《山坡羊》、《掛枝兒》、《打棗竿》、《劈破玉》等尤其流行。而發達的印刷業更有利于民歌的流傳和保存,成化年間金臺魯氏刊行的《新編四季五更駐云飛》、《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云飛》、《新編太平時賽賽駐云飛》、《新編寡婦烈女詩曲》是現存明代最早的民歌集。晚明時期,著名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編選的民歌專集《童癡一弄·掛枝兒》和《童癡二弄·山歌》很有特色,顯示了明代民歌的主要成就。現存明代民歌總數有1000余首,多數作品以男女情愛為主題,具有濃郁的民間生活氣息。如“不寫情詞不寫詩,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顛倒看,橫也絲來豎也絲,這般心事有誰知?”(《山歌》卷十)而直接反映封建壓迫剝削、歌頌農民起義的歌謠保存下來很少。如李開先《一笑散》中有這樣一首民歌:“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鵪鶉膆里尋豌豆,鷺鷥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運用比喻和夸張,深刻揭露了統治者貪婪的本質和狠毒的手段。在明末農民起義中,民間歌謠又成為民眾戰斗的號角,既宣傳了起義軍的政治主張,又鼓舞著廣大人民的斗爭。如《明季北略》中的民謠:“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叫大小都歡悅。”《明史·李自成列傳》載:“(李)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眾。”
    9 T: X; \$ y3 A) I  明代民歌的盛行對當時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著名文人李夢陽、何景明、李贄、袁宏道、馮夢龍等都十分推崇民歌,并將民歌作為反對假道學、抒寫真性情的手段。李夢陽在文學方面最為推崇民間歌謠,力主“真詩乃在民間”(《詩集自序》)。他的詩歌創作受到民歌的較大影響。他曾改寫《童謠二首》,其《長歌行》等詩篇采用了民謠格調。據李開先的《詞謔》記載,曾有人向李夢陽請教如何作詩,李夢陽卻讓他以市井流行小調《瑣南枝》為榜樣。楊慎廣泛學習民歌的長處以豐富自己詩作,曾編纂了民謠專集《古今風謠》,收錄上古至明代嘉靖時期的民謠280余首;他的一些詩歌作品具有濃烈的民歌情調,如《送余學官歸羅江》全用綿州民歌,后綴四句送行語,構思新穎,別致清新。袁宏道也積極向民歌學習,他的《江南子》等詩篇具有鮮明的民歌風味。
    5 }, R" E2 K! ^; R+ H7 }2 @! ?" I  在明代文化教育十分發達的背景下,雖然詩人輩出,作品眾多,但由于明代詩歌始終在復古與反復古的反復中前行,而一味尊古擬古的形式主義詩風又長期占據詩壇,因此,優秀的詩人和詩篇卻相對較少。只有少數杰出的詩人,如高啟、于謙、楊慎、徐渭等繼承“詩言志”的傳統,獨抒心志,善于創新,在詩歌創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 B# k. }0 G/ v* ^) O7 S3 I. f/ Y  高啟(1336—1374)字季迪,號青丘子,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洪武七年被殺,年僅三十九歲。高啟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他的詩歌眾體兼長,風格多樣。其樂府詩如《養蠶詞》、《田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階級剝削和人民疾苦,質樸真切,富有鄉土氣息。他的歌行和律詩最能表現他個性特色和藝術才華。如《青丘子歌》表現了他早年張揚疏狂的性格和高昂自傲的精神;《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描繪雄偉壯麗的江山,抒發了國家重新統一帶來的喜悅:“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他的律詩如《清明呈館中諸公》、《岳王墓》等內容主要是登臨、懷古、贈答之類,接近盛唐詩人的風格,藝術成就較高。高啟被譽為明代詩人之冠,對明代詩歌創作有很大影響。他的詩數量較多,僅自編《缶鳴集》就存詩937首。高啟能詞能文,其詞編為《扣舷集》;文章編為《鳧藻集》,均刊行于世。
    3 z& i7 o. J1 c$ A  于謙(1398—1457)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為官清正,不畏強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軍進逼北京;于謙堅決主戰,擁立景帝。英宗還朝復位后,于謙被誣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處死。于謙首先是一個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詩人,寫詩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寫情懷的方式。惟其如此,卻恰恰繼承了“詩言志”的傳統,發揚了《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精神。他的詩歌集中表現了他獻身國家的志向、憂國憂民的情懷。如他青年時代寫的詠物詩《石灰吟》:“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在巡按各地途中寫下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達了他對苦難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樸素,不饋贈權要,不拉攏私交,曾作《入京》一詩以見志:“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此詩遠近傳誦,成為一時佳話。在抗擊蒙古軍隊入侵的戰爭中,他寫下了一系列洋溢著愛國主義的詩篇,如《出塞》一詩表達了他“意氣平吞瓦剌家”的壯志。他還用民歌形式為戍邊將士寫了一首《從軍五更轉》,激勵他們保衛國家。于謙最為人傳誦的是他抒寫心志、保持高尚節操的詩篇,如《石灰吟》、《詠煤炭》、《北風吹》等。他的詩無論古體還是近體,無論五言還是七言,語言淺顯平易,明白流暢,在藝術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剛勁清新,自然天成,獨樹一幟,與當時盛行的呆板凝滯、華貴典雅的“臺閣體”形成鮮明對照,成為明代前期詩壇成就最突出的詩人。于謙的人品和詩品俱稱一流,五百多年來,他始終是文人士子學習的榜樣。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詩篇曾入選中小學語文課本,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y& m- c8 s6 |/ W0 Q! C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今屬四川)人。他出生于書香門第,祖、父均舉進士,其父楊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輔。楊慎幼年就隨母學習唐代絕句,少年時就以能詩善文著稱,曾受到文壇領袖李東陽的贊賞。《明史·楊慎列傳》載:“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正德六年(1511),楊慎舉進士第一。明世宗時充經筵講官,以直言直諫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議大禮”被謫戍云南30余年,終于戍地。楊慎博學多才,廣泛涉獵經史、詩文、書畫、訓詁、文學、音韻、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詩29卷。他精熟詩詞、文賦、散曲、雜劇、彈詞,詞有《升庵長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樂府》4卷,彈詞有《二十一史彈詞》12卷等,另有《升庵詩話》14卷、《詞品》6卷等。《明史·楊慎列傳》載:“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余種,并行于世。”楊慎詩存約2300首,內容極為廣泛。或描繪山河之美,或抒寫離愁別情,或關心民生疾苦,或歌頌歷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鄉懷歸之詩所占比重很大。他廣泛學習魏晉唐代詩歌,兼采民歌之長,形成了氣勢雄偉、清新細膩、濃麗含蓄的詩歌風格。他的詞和散曲,寫得清新綺麗、華美流暢。他的長篇彈唱敘史之作《二十一史彈詞》(又名《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文詞暢達流利,廣為傳誦,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說秦漢》的開場詞《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首詞因被移用于明清時期刊行的《三國演義》之首而廣為人知。% X' K1 g; Q6 e& \+ c
      楊慎的夫人黃峨是文學史上著名的女才子。黃峨(1498—1569)字秀眉,遂寧人,工部尚書黃珂之女。她自幼隨母學習詩文,聰明好學,博覽群書,通經史,工詩文,少時就以詩詞、散曲名滿京城。她的詩詞、散曲以楊慎謫戍云南為界,前期作品風格清新活潑,語言曉暢明麗,感情真摯動人,如《閨中即事》、《庭榴》等;后期因夫妻長期分離,詩曲大多感事傷懷,凄涼哀怨。如散曲《黃鶯兒》:“積雨釀春寒,看繁花樹殘。泥途江眼登臨倦,云山幾盤流幾彎,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羅江怨》:“空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這些作品主要表達個人情感,情意真切,極其感人。1529年,黃峨寫下了一首懷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飛曾不度(一作“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全詩哀婉真切,風韻自然,是廣為傳誦的名篇。黃峨一生所寫的詩曲很多,但她不愿子侄輩看到自己的文字,隨寫隨毀,因而留傳下來的并不多。明隆慶以后所刊行的《楊狀元妻詩集》、《楊夫人樂府詞余》、《楊夫人曲》、《黃夫人樂府》、《榴閣偶存》等,保持了她幸存的部分作品,成為我國女性文學的珍貴遺產。黃峨是繼李清照、朱淑真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女詩人,她的詩曲在明清時期受到著名文學家的普遍贊譽。3 u1 g; V1 `2 v3 C
      徐渭(1521—1593),字文長,號青藤,又號天池,漸江山陰(今紹興縣)人。他多才多藝,獨樹一幟,在書畫、詩文、戲曲等領域都有很深造詣,對明、清兩代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少負才名,卻八次應試均未中舉。因個性孤傲倔強,一生經歷充滿坎坷。惡劣的社會環境和不幸的個人命運曾導致他精神崩潰,竟然先后九次自殺,后又在狂病發作時殺死繼妻而下獄七年,為好友營救出獄。其后他四處游歷,著書立說,寫詩作畫。晚年窮困交加,潦倒而死。徐渭在詩歌、散文、戲曲等方面是晚明文學的先驅。《明史·文苑列傳四·徐渭列傳》載:“渭天才超軼,詩文絕出倫輩。善草書,工寫花草竹石。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徐渭在詩歌創作上推崇韓愈、李賀,對元末詩人楊維楨評價很高并受其影響。他的詩歌既善取前人之長,又富于個人創新,風格險怪幽絕,氣勢奔放。如《龕山凱歌》其四:“短劍隨槍暮合圍,寒風吹血著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他曾入胡宗憲幕府參與抗倭軍務,這首七絕即寫一場抗倭戰斗勝利后軍隊凱旋歸來的景象。他的許多抒發個人情懷的詩往往宣泄抑郁不平之氣,表現了對社會壓抑的反抗,如《少年》一詩。他的《題墨葡萄詩》可謂其人生的寫照:“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他的詩歌對明末“公安派”有很大影響,他曾被袁宏道尊為明代第一詩人。徐渭的雜劇《四聲猿》和他的詩歌、書畫一樣,充分表現了他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他作品中的浪漫主義精神對戲劇家湯顯祖有顯著影響。1 F9 _' [4 x2 n" f# [  u8 \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輔,號虛江,泉州人,祖籍安徽鳳陽,明代著名軍事家、兵器發明家和武術家,抗倭名將和民族英雄,與戚繼光齊名,并稱“俞龍戚虎”。俞大猷出身于下級軍官家庭,少時家境貧困,勤奮讀書,15歲進文秀才,以才子聞名鄉閭;后拜求名師,學文習武,多才多藝,精通兵法,擅長劍(棍)術和騎射,跨馬飛矢,百發百中,其劍術被譽為天下第一;32歲參加全國武舉會試,榮獲第5名武進士;一生坎坷,身經百戰,戰功顯赫。他精通六經,博學宏文,著有《兵法發微》、《劍經》等軍事著作,與詩文雜著匯編為《正氣堂集》十六卷。他在戎馬倥傯期間,還寫下大量詩篇,他在詩中寫道:“欲寫心中無限事,不論工拙不論多”。其詩風格質樸豪壯,多明志和贈別之作,內容以愛國詠武為多,如《飲馬長城窟》、《試劍石》、《舟師》等。他在《詠牡丹詩》中表明了自己雖屢遭冤屈、但報國忠心不改的堅定立場:“閑花眼底千千種,此種人間擅最奇。國色天香人詠盡,丹心獨抱更誰知?”俞大猷晚年曾為廈門南普陀寺題寫了四首七絕,其一曰:“借問浮云云不語,為誰東去為誰西。人生蹤跡云相似,無補生民苦自迷。”其一腔憂國憂民之情依然濃烈。他的《舟師》據說是我國古代最早描寫海戰的詩篇:“倚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云霧須臾凈,天外旌旗上下沖。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虬龍宮。夕陽影里歸蓬近。背水陣奇戰士功!”這首詩描繪了一場抗倭戰斗的景象,語言鏗鏘,氣勢雄壯,情景交融,聲色并茂,表達了詩人在勝利后的喜悅心情和歸功將士的豁達襟懷。俞大猷也善于作詞,如他的一首《滿江紅》:“蛇舞龍飛,寒光劍,試鋒何缺?演兵法,萬千橫縱,武威雄烈。動地驚天烽火起,橫刀躍馬狼煙滅。望旌旗,百戰志沖霄,蹄無歇。追窮寇,騰熱血。同戚虎,掀魔穴。整河山,閩浙粵蘇倭絕。赤縣長寧疆海靖,英雄神勇人中杰。鎮九邊,浩氣筑長城,誰能越!”這首詞風格豪放,表達了他捍衛祖國邊疆、保衛人民安寧的愛國情懷。( T) m8 W; e4 @3 K6 r" u8 W
      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登州(山東蓬萊)人,祖籍河南衛輝,明代杰出軍事家,抗倭名將和民族英雄。他出身將門,自幼喜讀兵書,勤奮習武,立志保國衛民,曾考中武舉。他一生戰功卓著,而且在軍事理論上頗多建樹,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軍事著作,為后世兵家所推崇。他文武雙全,能詩能文,有很高的文學修養;能隨口引經據典與文士一起飲酒賦詩,往來酬對,與當時的文壇領袖王世貞有很深的交情。在繁忙的軍務之中,他還寫下了較多詩文,有詩文集《橫槊稿》、《止止堂集》,存詩250余首。他年輕時在閱讀兵書時曾揮筆寫下一首詩《韜鈐深處》:“小筑慚高枕,憂時舊有盟;呼樽來揖客,揮塵坐談兵。云護牙簽滿,星含寶劍橫;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這首詩表達了他安邦定國的志向,其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歷來傳誦的名句。他的另一首名篇是《馬上作》:“南北驅馳報主情,江花邊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橫戈馬上行。”表現了他長期從軍保衛國家的壯志豪情。在東南沿海抗倭時,為了鼓舞士氣,他特地創作了一首軍歌《凱歌》:“萬人一心兮太(泰)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沖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配上軍樂后,他親自教授士兵高唱,激勵將士團結一心,報國立功。他在鎮守薊州時寫下一首《登盤山絕頂》:“霜角一聲草木衰,云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曾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何妨白發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他在詩中慷慨高歌,抒發了抵御外侮的雄心壯志,歷來為人稱道。
    ' o* M, f) U: K! a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萬歷二十年(1592年)進士。他雖為官清正,但生性酷愛自然山水而不喜做官,一生多在游山玩水、詩酒之會中度過。《明史·文苑列傳四·袁宏道列傳》載:“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時稱‘三袁'。……宏道年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閑為詩歌古文,有聲里中。舉萬歷二十年進士。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于唐好白樂天,于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為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便之。”以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深受李贄和徐渭的影響,其詩歌理論的核心是“獨抒性靈”,強調性情之真,反對摹擬古人,主張詩歌創作應時而變,因人而異。袁宏道作詩往往沖口而出,淺易率真,寧可俚俗,不取陳套,如《靈隱路上》、《東阿道中晚望》等就體現了這種風格。袁宗道、袁中道的詩風與此相似。公安派的詩歌理論在當時掀起了一個聲勢較大的詩歌革新運動,對明末清初的詩人影響很大。
    # D- R2 h4 F: f: ?  陳子龍(1608—1647)字臥子,號軼符,晚年又號大樽,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禎十年(1637年)進士。曾與夏允彝等人結成“幾社”,與復社相呼應,為一時名士。清兵入關后,仕于南明弘光朝,因朝政腐敗而辭職回鄉。南京被攻破后,因從事抗清活動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陳忠裕公全集》30卷。《明史·陳子龍列傳》載:“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他注重經世致用之學,曾編《皇朝經世文編》500余卷;論詩則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要求有感而發,不可無病呻吟。前期詩作多仿漢魏盛唐,或綺麗華艷,或質樸深沉;后期詩作感事傷時,沉郁頓挫,慷慨悲涼,充滿民族氣節。他擅長七律,絕句也較出色。《小車行》、《秋日雜感》10首是其代表作。其詞學《花間集》,或描寫離情別恨,或表現故國之思,清麗宛轉,真摯動人。$ z& z. F# ?4 W6 H% T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復,字存古,號小隱,松江華亭人。其父夏允彝、其師陳子龍都是明末正氣凜然的名士。他自幼受父親影響,矢志忠義,崇尚名節。他幼時聰穎過人,五歲知五經,七歲能詩文,九歲撰《代乳集》,十二歲拜陳子龍為師,十四歲隨父夏允彝、師陳子龍起兵抗清。父兵敗自殺后,他誓志報國,繼續抗清斗爭,被捕后英勇就義,年僅十七歲。他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少年英雄,短暫的一生中,著有賦12篇,各體詩337首,詞41首,曲4首,文12篇。他在文學上受陳子龍影響,早期詩作內容單薄,有摹擬痕跡。參加抗清斗爭后,其詩篇多反映明亡之際的史實,于悲涼中發出激昂之氣。噴涌的愛國激情,堅強的民族氣節,熾熱的戰斗氣息,動人的浪漫色彩和華美的詞章用語,形成他詩歌的主要特色。如《別云間》:“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詩中充滿了為國捐軀、視死如歸的豪情。《細林野哭》為其代表作。他的詞有《玉樊堂詞》,風格與陳子龍相似,凄艷婉麗,哀婉感人。如《婆羅門引·春盡夜》、《江城子·病起春盡》等。夏完淳也以文知名,《大哀賦》、《獄中上母書》是傳誦千古的名篇。其作品集有《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夏節愍全集》等。
    9 U8 V* _. `1 M  明代詩壇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女性詩人,后期更是涌現出許多富有個性和才華的女詩人,在東南經濟發達地區尤多。其中既有名門淑女、貞節烈婦,也有青樓名妓、女冠尼姑。如孟淑卿、陳懿德、朱妙端、鄒賽貞、李玉英、楊文儷、羅素月、吳靜婉、桑貞白、徐媛、陸卿子、馬湘蘭、趙麗華、徐翩翩、趙彩姬、鄭如英、沈宜修、方維儀、方孟式、方維則、商景蘭、商景徽、周淑禧、黃媛貞、黃媛介、朱無瑕、薛素素、柳如是、李香君、王微、徐燦等。她們往往接受過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文思敏捷,多才多藝,既能詩詞,也善書畫。她們取得的文學藝術成就常令無數須眉折腰。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有一批明代女詩人的傳記。明末還出現了一些專收女性詩文的文學選集,如鐘惺編輯的《名媛詩歸》、鄭文昂輯錄的《名媛匯詩》等。這些選集的出現,為女性學習作詩提供了樣本,進一步推動了女性文學的高漲。可以這么說,正是眾多女詩人的出現,才真正體現了明代詩歌教育的成果。
    ; r5 g1 }+ m7 e6 [( y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明代中后期,在王學左派的打擊下,理學和禮教對人性束縛越來越弱,因而明代文人結社的風氣也對女性詩人產生影響,一些名門望族、文學世家往往形成女詩人群體。如吳江沈家和葉家、山陰祁家、桐城方家等,就分別涌出了許多才女。更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安徽桐城望族方家竟然還形成了一個“名媛詩社”,其成員主要是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姊妹與方維儀弟媳吳令儀及其胞姐吳令則姊妹共五人,在她們周圍尚有其親眷多人。這些女詩人中以方維儀成就最高,她們常常于方維儀的“清芬閣”吟詩作畫,互相唱和。方孟式(?—1639)字如耀,山東布政史張秉文妻。濟南被清軍攻破,其夫戰死后投水殉節。她敏而好學,九歲能文,志篤詩書,著有《紉蘭閣集》。方維儀(1585—1668)字仲賢,精研文史,工詩善畫。著有《楚江吟》、《歸來嘆》、《清芬閣集》等,還輯錄歷代女子作品編為《宮閨詩史》。她十七歲寡居歸家,在弟媳吳令儀因病去世后撫養其侄方以智。后方以智于明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是明季“四公子”之一,以詩文名動天下,還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科學家和書畫家。方以智的母親吳令儀和姨母吳令則也善吟詩作畫。方維則十六歲而寡,歸家孀居,常與堂姐方維儀一起作詩繪畫,著有《撫松閣集》。
    3 k% w! p! d9 [* f3 V+ Y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吳江人。出生于書香世家,為著名文學家沈璟之侄女,明末文學家葉紹袁之妻。她聰穎好學,才智過人,工畫山水,能詩善詞,著有詩集《鸝吹》,收錄800余首詩。其五女八男均有文采。長女葉紈紈、次女葉小紈、三女葉小鸞、五女葉小繁、三兒媳沈憲英均工詩詞,并著有詩集。尤以葉小紈、葉小鸞文名最盛。著名的詩論家葉燮是她的第六子。1636年,葉紹袁將愛妻和子女的作品編成《午夢堂集》,流芳后世。% R, h5 h+ M4 p# D
      商景蘭(1604—1676?)字媚生,浙江會稽人,明吏部尚書商周祚之長女,明末藏書家、文學家祁彪佳之妻。幼承家學,能書善畫工詩文,尤長詩詞。與夫伉儷相敬,有金童玉女之稱。1645年,清兵攻下南京,祁彪佳投水自盡。她深明大義,獨自教育子女,其二子、三女、二媳均有詩名。每逢暇日登臨,一家人間競相唱和,一時傳為勝事。商景蘭作詩很多,有《錦囊集》等。她最著名的一首是為以身殉國的丈夫寫的《悼亡》:“君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后名。存亡隨異路,貞白本相成。”其妹商景徽也善作詩,年至八十猶頌詩書不衰,著有《泳鵻堂詩草》。
    4 {6 f9 H# e1 ~6 e5 C5 n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楊,名愛,改姓柳,名隱,后改名是,字如是,號河東君,又號蘼蕪君,嘉興盛澤鎮人,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幼時家遭巨變,被人誘拐賣給名妓徐拂為婢,受其熏染,學習詩文書畫。十四歲又被賣入崇禎故相周道登家為妾,因美艷聰慧頗受主人寵愛,常抱膝上教以詩詞歌賦;不久即因被群妾詆毀再度被賣入青樓。她流落為妓后往來吳越間,常身著儒服男裝,以絕世才貌與諸多江南名士交往,如復社領袖張溥、幾社領袖陳子龍、東林黨領袖錢謙益等,與諸名儒縱談時勢,歌詩唱和。后與錢謙益結合,對其參與反清復明活動有很大影響。她正直聰慧,魄力奇偉,不僅精通史書典故,慧解文字,能詩善詞,工書擅畫,而且以過人的才氣、超凡的膽識和堅貞的民族氣節在明末名士名姝中享有盛譽。她一生著述甚多,尤擅長近體七言詩,詩文集有《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詩》、《紅豆村莊雜錄》、《河東詩文集》、《梅花集句》、《東山酬唱集》等,存詩159首,詞33首。另有書法、繪畫作品傳世。柳如是還曾選編《古今名媛詩詞選》(又名《歷代女子詩選詞選》)。現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為之作《柳如是別傳》。
    $ l/ a/ @! p* B  I& n% L& H( y; N  明代詩人往往以學習漢唐詩歌相標榜,因此,出現了較多的詩歌選本。高棅的《唐詩品匯》九十卷及拾遺十卷,共選入唐代詩人680余家,輯錄詩歌6700余首。受楊士弘《唐音》啟發,高棅把唐詩分為初、盛、中、晚四期,對后世影響極大。李攀龍推崇漢魏古詩、盛唐近體,他的《古今詩刪》三十四卷選錄了古逸至唐代詩及明代詩,而宋元詩不錄一首,充分體現了他的詩歌主張。唐汝詢生五歲而雙目失明,靠耳聽心記博通百家,當時被視為奇才。他的《唐詩解》五十卷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唐詩注解本,尤便于學習。鍾惺與譚元春共同編選了《古詩歸》十五卷(選古逸詩至隋詩)和《唐詩歸》三十六卷,選詩面較寬,各體皆備,不以名家所作為限,共選詩3300余首,體現了竟陵派“獨抒性靈”、反對模擬的文學主張,在當時影響很大,后頗受學者批評。《明史·文苑列傳四·袁宏道列傳附鐘惺列傳》載:“鐘、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為通人所譏。”胡震亨的《唐音統簽》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為紀,自《甲簽》至《壬簽》按時間先后輯錄唐代至五代的詩歌以及詞曲、諺語、酒令等,搜羅豐富,為后世研究唐詩者所重視,是清代編錄《全唐詩》的藍本之一。這些詩歌選本為明代詩人創作詩歌提供了范本。( s, E0 X! b2 S# ?! o  w1 T+ ~
      明代通俗文學的創作也深受詩歌影響,從一個側面顯示了詩歌教育的成效。當時的戲劇家、小說家也往往是詩人。中國古典戲劇中,曲詞常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曲詞可以脫離原劇而單獨欣賞。劇本本身更是可以脫離舞臺而存在。這是因為曲詞已經詩歌化,甚至本身就是優美的詩歌,戲劇作家可以通過這些帶有強烈個性情感特點的曲詞來表達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著名詩人徐渭也是明代成就最突出的雜劇作家。康海、王九思都是名列“前七子”的詩人,除詩文外,更以戲劇和散曲知名于世。康海有散曲集《沜東樂府》和雜劇名作《中山狼》等。王九思有散曲集《碧山樂府》和雜劇名作《杜甫游春》等。杰出的戲曲家湯顯祖也是一位著名詩人。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若士,又號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他早年創作以詩文為主,聞名四方。一生作詩約2000余首,有《紅泉逸草》、《問棘郵草》、《玉茗堂集》等。其詩偏向六朝,獨抒性情,風格華麗,詩文集《問棘郵草》曾受到徐渭的稱贊。他的名作《牡丹亭》其實是一部美麗的詩劇,曲詞精美典雅,抒情氣息濃郁。如《驚夢》中的《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云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因此,《牡丹亭》問世不久即家傳戶誦,為眾多文士稱賞,并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婁江女子俞二娘因讀《牡丹亭》時哀感身世而含恨而死;杭州女藝人商小玲在表演此劇時想到自身遭遇,悲慟難禁而猝死在舞臺上。《牡丹亭》全劇五十五出,每一出均以詩結尾;而且除第一出外,每一出結尾都是一首集句詩。如全劇收尾的一首:“杜陵寒食草青青(韋應物),羯鼓聲高眾樂停(李商隱)。更恨香魂不相遇(鄭瓊羅),春腸遙斷牡丹亭(白居易)。千愁萬恨過花時(僧無則),人去人來酒一卮(元稹)。唱盡新詞歡不見(劉禹錫),數聲啼鳥上花枝(韋莊)。這些集句詩所用的詩句大多出自唐代詩人的詩篇,說明湯顯祖對于唐詩十分熟悉,而且熟能生巧,可見其詩歌修養之深。由此可以看出詩歌與戲曲的關系是多么密切。
    . h+ d; n$ P& O  自盛唐之后,中國古代文人幾乎沒有不會作詩的。中國的古典小說中也往往攙雜著數量龐大的詩詞,而優秀的小說家也大多是詩人。《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就是一位詩人。吳承恩(1500?—1582?)號射陽山人,淮安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年少時就以詩文聞名四鄉,其詩文頗多,但大都亡佚,后人輯錄為《射陽先生存稿》四卷。他的詩《瑞龍歌》、《二郎搜山圖歌》等富有浪漫主義風格,借神話傳說寄寓著他掃蕩邪魔、安民保國的理想的。如他在長詩《二郎搜山圖歌》寫道:“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他的七律《泊楊柳青》一詩頗有名:“村旗夸酒蓮花白,津鼓開帆楊柳青。壯歲驚心頻客路,故鄉回首幾長亭。春深水漲嘉魚味,海近風多健鶴翎。誰向高樓橫玉笛,落梅愁絕醉中聽。”他在《西游記》第三十六回插入了一首描寫夜景的數字詩:“十里長亭無客走,九重天上現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縣盡關門。六宮五俯回官宰,四海三江罷釣綸。兩座樓頭鐘鼓響,一輪明月滿乾坤。”這首詩讀起來頗有情趣。《西游記》中運用的詩詞很多,應有相當數量是吳承恩的創作。與《西游記》相似,《金瓶梅》、《封神演義》和“三言二拍”等小說中也夾雜著大量的詩詞,可見詩歌藝術對小說的影響。: R( t/ i! q0 H/ ?8 J- G2 J
      明代眾多詩人的出現,與詩歌教育的發達大有關系。著名戲劇家、詩人屠隆就是與徐渭同時的詩人沈明臣的弟子。《明史·文苑列傳四·徐渭列傳附屠隆列傳》載:“屠隆者,字長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異才,嘗學詩于明臣,落筆數千言立就。……歸益縱情詩酒,好賓客,賣文為活。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并就。又與人對弈,口誦詩文,命人書之,書不逮誦也。子婦沈氏,修撰懋學女,與隆女瑤瑟并能詩。隆有所作,兩人輒和之。兩家兄弟合刻其詩,曰《留香草》。”屠隆的兒媳沈氏出身書香門第,是詩人沈懋學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兒屠瑤瑟能詩,而且能以詩與屠隆唱和,并有詩集傳世,無疑都是女詩人。$ p! M. t; V+ ?2 s" U& a  ~
      詩人、學者唐汝詢的出現可以說是明代后期詩歌教育方面的一個奇跡。唐汝詢字仲言,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詳,大約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年)前后在世。他幼年聰穎,五歲之前就已經識字,五歲時因病而雙目失明。之后,他的父親和哥哥將他抱在膝上教他誦讀《詩經》和唐詩,無不瑯瑯上口。他靠耳聽心記學習,博通經史百家。成年后曾著《唐詩解》、《唐詩十集》等,援引資料豐富完備,當時被視為奇跡。他還善于作詩,有《編蓬集》、《姑蔑集》、《可賦亭集》等。他的《唐詩解》五十卷,共選詩1500多首,入選詩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異人、大家閨秀、后宮佳人及無名氏計一百九十四人。選詩共分七體,有五言古詩十卷,七言古詩十卷,五言絕句四卷,七言絕句六卷,五言律詩八卷,七言律詩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詩均有原文、作者簡介、校匯、注釋及詳解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唐詩總匯,對唐詩的學習和研究有很大影響。, T: p! B0 w& W, `3 e, Y) c- U6 N
      明代中上層社會比較重視女子教育,尤其重視“詩教”和學習《詩經》。一些官宦家庭還專門為自家女子開設了私塾。由于理學的影響,對女子進行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向她們灌輸以“三從四德”為主的封建倫理道德,但是,這種教育卻壓抑不住人性的高漲,其結果往往背離了封建禮教的要求。湯顯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第三出《訓女》中南安太守杜寶多次說過:“看起自來淑女,無不知書。”“看來古今賢淑,多曉詩書。他日嫁一書生,不枉了談吐相稱。”“他日到人家,知書知禮,父母光輝。”杜太守就親自為愛女選擇了老儒陳最良為塾師。《牡丹亭》第七出《閨塾》反映了明代上層家庭家塾的基本情況。一開場陳最良就說:“我陳最良杜衙設帳,杜小姐家傳《毛詩》。”他在向杜小姐講解《詩經》時說:“論《六經》,《詩經》最葩,閨門內許多風雅:有指證,姜嫄產哇;不嫉妒,后妃賢達。更有那詠雞鳴,傷燕羽,泣江皋,思漢廣,洗凈鉛華。有風有化,宜室宜家。”雖然這樣教育杜麗娘,可杜麗娘依然春情萌發,為情而死,為情而生。不可否認,這種教育雖有種種缺陷,卻依然為中國古代文學培養出了諸多女才子。明代中后期一些書香門第相繼涌現出女詩人群體,就說明了明代對女子進行詩歌教育的盛況和成效。
    6 h( D( G- f# |1 F  J  明代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很重視,尤其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號呼嘯于泳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他在《教約》中還進一步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余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于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于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后還附錄了詩歌20余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 q1 r* L/ n  K2 a7 X1 H$ r1 ?$ v  明代沿襲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學制度,在各地鄉間建立社學,專門教育十五歲以下的兒童。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1534一1616)在《社學要略》中指出:“鄉間社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擴大教育范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他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采蘋》(重祀),《白駒》(悅賢)。至于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于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艷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后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 o3 j* }4 H4 d. C  明代蒙學階段與詩歌教育相關的教材十分豐富。除《詩經》外,用作蒙學詩歌讀本的主要有宋代謝枋得的《重定千家詩》(七言《千家詩》)。“三”、“百”、“千”成為蒙學最基本的教材。呂坤在《社學要略》說:“初人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此外,明代學者編撰了大量韻文(詩歌)類兒童讀物,如呂得勝的《小兒語》、呂坤的《續小兒語》和《好人歌》、李廷機的《鑒略妥注》(又名《五字鑒》)、程登吉的《幼學求源》(《幼學瓊林》)、司守謙的《訓蒙駢句》、蕭良有的《蒙養故事》(《龍文鞭影》)、吳沉和劉仲質的《皇明百家姓》等。) O2 x6 Q" {9 a$ P9 e0 L
      呂得勝、呂坤父子為了促使兒童誦習有教育意義的兒歌,先后編寫了《小兒語》和《續小兒語》,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雜言句式。如《小兒語》開頭部分:“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粗,一生不濟。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隔句押韻,句式整齊,易誦易記。呂坤還編寫了《好人歌》,共七十余句,內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韻。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儀。好人不縱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
    : b0 B4 o6 |9 m" y; d  {7 e. t  李廷機的《鑒略妥注》以五言詩的形式,按時間順序將上自遠古、下至元明的歷史進程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概述,全書僅萬余字,從《三皇紀》到《明紀》共三十一個部分,各部分內容多少不一。因行文言簡意賅,敘事條理分明,贏得了舊時讀書人的喜愛,并成為明清時期蒙館中與《三字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并列的蒙學讀物,又被稱之為《五字鑒》。如《三皇紀》:“乾坤初開張,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無行生萬物,六合運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無為而自化,歲起攝提綱。人皇九兄弟,壽命最延長。各萬八千歲,一人興一邦。分長九州地,發育無邊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為糧。構木為巢室,襲葉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鉆木始取火,衣食無所妨。結繩記其事,年代難考詳。”每句五字,基本上隔句押韻,很有歌行體的風格。0 A0 W3 Z$ k- t' t& m
      《幼學求源》原名《幼學須知》,又名《成語考》、《故事尋源》,簡稱《幼學》。一般認為,這本書最初的編著者是明末學者程登吉(字允升),也有人認為是明代景泰年間的進士邱濬。清朝嘉靖年間,學者鄒圣脈又作了一些增補并更名為《幼學瓊林》,也叫《幼學故事瓊林》,遍行天下。民國時期的學者費有容、葉浦蓀和蔡東藩等又進行了增補。全書共分四卷,按內容分類編排,分為三十三類,便于學習和記憶。其內容十分豐富,廣泛涉及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藝、鳥獸花木、神話傳說等各方面,幾乎囊括了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識與詞匯,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蒙學百科全書。其采用駢文形式,全文都用對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簡煉,對仗工整,讀起來瑯瑯上口,易學易懂易記。如《天文》:“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較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天地與人,謂之三才。日為眾陽之宗,月乃太陰之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氣;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風欲起而石燕飛,天將雨而商羊舞。旋風名為羊角,閃電號曰雷鞭。”因此,《幼學求源》雖然沒有完全采用詩歌形式,但對于學童增長見聞、學習對句和作詩依然幫助極大,因而是我國明清時期廣泛流傳的蒙學讀物,在鄉塾蒙學教育中影響深遠。清代把它與《增廣賢文》并列,人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書中許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傳誦不絕。+ T3 x! z/ n8 I! C) M7 g  e
      自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以后,吟詩作賦成為文人士子的必備能力,而作詩尤其講究聲律對仗,因此,學童入學后除須熟讀四書五經外,還須學習聲律對仗的技巧。唐代之后出現了許多教授學童學習聲律對句的啟蒙讀物。司守謙的《訓蒙駢句》也是為學童學習聲律對句而編寫的一部教材,內容豐富,倫理說教氣息較淡薄。全文采用平水韻平聲的三十個韻部,按韻部次序編排,每韻三節,每節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對駢句組成。如開頭第一節:“天轉北,日升東。東風淡淡,曉日濛濛。野橋霜正滑,江路雪初融。報國忠臣心秉赤,傷春美女臉消紅。孟柯成儒,早藉三遷慈母力;曾參得道,終由一貫圣人功。”詞句講究平仄,隔句押韻,對仗工整,想像力異常豐富。學童熟讀這本書,就能為作詩奠定很好的基礎。在這本書的影響下,清代學者又編寫了類似讀物《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 u1 p; r- M3 ^! N7 l2 Z
      《蒙養故事》(《龍文鞭影》)是明代萬歷年間學者蕭良有在唐代李翰《蒙求》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蒙學教材,學者夏廣文為之作注,后經明末清初時期的學者楊臣諍加以增訂,改名《龍文鞭影》。其內容主要來自史書中的人物典故,同時又從古代神話和筆記小說中廣泛收集故事,輯錄了歷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如孔子、莊子、司馬遷、諸葛亮、李白、杜甫、岳飛等人的軼聞趣事。全書包括孟母斷機、毛遂自薦、荊軻刺秦、鷸蚌相爭、董永賣身、紅葉題詩等兩千多個典故,使用平水韻平聲的全部三十個韻部,按韻編排,采用四言韻語,每句概括一個典故,兩兩相對,對仗工整,文字簡明,易讀易記。如開頭部分:“粗成四字,誨爾童蒙。經書暇日,子史須通。重華大孝,武穆精忠。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禱雨,漢祖歌風。秀巡河北,策據江東。太宗懷鷂,桓典乘驄。嘉賓賦雪,圣祖吟虹。鄴仙秋水,宣圣春風。”這部書問世后,成為明清時期頗受歡迎的童蒙讀物之一。清朝末年,學者李暉吉、徐蘭畦二人合撰了《龍文鞭影二集》,取材和體例與楊臣諍増訂者相同,篇幅也大體相當。清末和民國時期出版的《龍文鞭影》一般都是將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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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清代的詩歌教育
      滿族的前身是我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在兩宋時期曾經建立了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金朝(1115—1234)。明朝建立后,在東北地區設置了管理軍政事務的機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兒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基礎上建立了大金(史稱“后金”),定都赫圖阿拉(后改稱興京,今遼寧省新賓縣)。1635年,皇太極改女真為“滿洲”。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1644年,明朝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覆滅。清軍乘機入關,逐步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勢力,統一了全國。隨著強大封建帝國的建立,社會經濟恢復很快。康熙、乾隆在位時間均長達六十年,國力強盛,史稱“康乾盛世”。但是,由于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浪潮中,中國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開始衰退。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資本主義列強爭奪瓜分的對象。1911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 L# M6 \7 j4 L7 C; R  清朝統治者在政治上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將各種權力集于皇帝一身,形成了極端專制的封建統治。在思想上繼續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學,康熙親自主持編寫了《性理精義》,又重新刊印《性理大全》頒布全國,同時采用高壓政策對毀謗程朱理學者大開殺戒,嚴格限制、排斥各種不利于專制主義統治的學說,以鞏固其思想統治。在文化上強化了專制控制,對文人繼續施行高壓與籠絡的政策,不斷制造文字獄。其案件之多,株連之廣,懲治之酷,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如順治二年(1645年),江陰人黃毓祺因詩句“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被指為反清復明而滅門戮尸。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生了黃培詩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發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時知名文人方苞、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涉案人數達三百人之多。雍正六年(1728年),炮制了呂留良詩文案,牽連數百人,手段殘忍,震駭天下。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的詩集里有“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這樣的詩句而被殺。根據《清代文字獄檔》,自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就有文字獄53起。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共發生一百三十余案,如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卓長齡《憶鳴詩集》案、蔡顯《詠紫牡丹》詩案等,文化專制主義達到頂峰。清王朝也以各種手段籠絡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開“博學鴻詞科”以網羅名士;朝廷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圖書編纂工作,以示對學術的重視和對文人的優容。如康熙時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乾隆時編纂了規模空前的《四庫全書》。但是,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專制主義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四庫全書館”,網羅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規模篡改、銷毀了許多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文獻,查繳的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余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全書》所收書籍一樣多。在這個過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場浩劫。
    * L' c4 O8 U7 g9 h- g  清朝統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鉗制士人外,還繼續采用科舉來誘導知識分子就范。清朝沿襲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對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損,形成了一整套極為完備的制度,一直持續到1905年才廢除。各級學校都變成了科舉應試的預備場,其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都與科舉產生了直接聯系。科舉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進了形式化的泥淖,對當時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教學方法和學風等產生了極大影響。《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當童生魏好古請求周學道出題面試詩詞歌賦時,周學道說:“‘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么?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么?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里寫道:“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里記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嘆道:‘假若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閑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么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妝臺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里雖有幾本甚么《千家詩》、《解學土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雙紅們看;閑暇也教他制幾句詩,以為笑話。”從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學子的“正務”就是學習做八股文,而詩詞歌賦都被看作“雜覽”,儒家正統的“詩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被削弱了。3 I$ Y' s. c# p7 o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在專制主義重重壓迫之下,古典文學仍然綻放出一抹異彩,小說、詩詞、戲曲、散文等各個文學領域都取得了新的發展。《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優秀的文言小說和長篇章回小說對封建制度和統治階級的揭露批判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戲曲方面則出現了《桃花扇》、《長生殿》等優秀作品。散文方面出現了眾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但在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影響下,取得的創作成就有限。乾嘉時期,駢文尤盛,成為文學奇觀。詩詞領域作家眾多,流派紛呈,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又有少許創新。詩話、詞話等理論著作十分豐富,從不同方面總結了歷代詩詞創作的經驗和規律,對當時的詩人和詞人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清初的詩壇上,吳偉業、王士禎是最著名的詩人。清代中期,鄭燮、袁枚、趙翼反對模擬古人,直抒性情,多有創新,在詩歌創作上取得較大成就。優秀詩人龔自珍的出現,開近代詩歌之先聲。晚清時期,以黃遵憲為代表的具有變革意義的“新派詩”成為舊體詩到新體詩之間的一種過渡。在歷經元明兩朝的沉寂后,詞于清代重新復興。從清前期到中期,成就較高、影響較大的詞人有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張惠言、周濟等。清代后期的詞又進入了新的衰落期。
    . d& [5 t9 K, z- r  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今屬江蘇)人,明崇禎四年進士。明亡后迫于清廷壓力而出仕,不久辭歸。他出生于儒學世家,七歲開始讀家塾,十四歲能屬文,成為明末復社領袖張溥的弟子。他的詩歌專學唐人格調,辭藻華麗,尤其長于七言歌行。早期的詩如《子夜詞三首》等善于用清麗之筆抒寫青年男女的纏綿之情,儒雅風流。明亡后,其詩風蒼涼沉痛,晚年學庾信,尤見風骨。他寫下了許多以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的詩篇,尤以長篇七言歌行最能代表他的藝術風格與成就,最著名的是《圓圓曲》。其七言歌行融合了初唐四杰和白居易的特點,文詞清麗,音節和諧,注重抒情,委婉含蓄,堪稱是唐代以后七言歌行一大家。《清史稿·文苑傳一·吳偉業傳》里說他“詩文工麗,蔚為一時之冠”。他的詩歌對清代詩人影響很大,康熙帝曾親制御詩《題〈吳梅村集〉》:“梅村一卷足風流,往復搜尋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錦應慚麗,細比春蠶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對處,幾多詩興為君收。”他也善詞,詞作雖不多,但傳誦頗廣。另有戲曲作品傳世。
    4 I: S7 y7 T9 C( v& z  王士禎(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桓臺縣)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五歲入家塾,六歲讀《詩經》,幼時即以詩聞名于四鄉。他論詩以“神韻”為宗,主張詩歌應意境高妙、韻致天然、音節清亮并富有言外之味。他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就體現了這個特點,此詩一出,在大江南北廣為傳誦,應和者很多。他在《論詩絕句》說:“風懷澄淡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表明他的詩歌主要偏愛王孟韋柳一派,《江上》、《青山》、《真州絕句》等詩篇就是這一風格的體現。他曾選錄王維以下四十二人的詩為《唐賢三昧集》,進一步推廣他的詩歌理論。《清史稿·王士禎傳》載:“士禎姿稟既高,學問極博,與兄士祿、士祜并致力於詩,獨以神韻為宗。取司空圖所謂“味在酸咸外”、嚴羽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標示指趣,自號漁洋山人。主持風雅數十年。”作為詩壇一代領袖,他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對清代詩人影響很大。他的詩歌作品受到康熙皇帝的喜愛,曾親自抄錄編定《御覽集》。《清史稿·王士禎傳》載:“上(康熙)留意文學,嘗從容問大學士李霨:‘今世博學善詩文者孰最?'霨以士禎對。復問馮溥、陳廷敬、張英,皆如霨言。召士禎入對懋勤殿,賦詩稱旨。改翰林院侍講,遷侍讀,入直南書房。漢臣自部曹改詞臣,自士禎始。上徵其詩,錄上三百篇,曰御覽集。”“士禎以詩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可見王士禎在當時的影響之大。王士禎亦有詞名。2 f) p* t2 \* a8 D6 \7 }6 }- w
      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出身于以講究氣節著稱的文學世家,其父陳貞慧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少負才名,能詩善詞工駢文,尤以詞著稱,與當時名士吳偉業、冒襄、王士禎、朱彝尊等均有交往。在清初詞壇上,他與朱彝尊并稱,合刊過《朱陳村詞》。陳維崧的詞作數量很多,約有一千八百首,為古今詞人所罕見,現存《湖海樓詞》就有1600多首。其詞題材廣泛,風格豪邁奔放,兼有清真嫻雅之作,繼承了蘇、辛以詩為詞的傳統。著有《陳迦陵文集》、《湖海樓詩集》、《迦陵詞》(或稱《湖海樓詞》)等。  o% l2 _) T) U; F; B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今嘉興)人。他博學工詩,和王士禎同時馳名詩壇,當時有“南朱北王”之稱。他的詩有濃重的學究氣息,辭藻豐富,富麗典雅,缺乏激蕩奔放的氣概。他尤工于詞,是浙西詞派的開創者。他主張宗法南宋詞,講究字句聲律,尤以姜夔、張炎為宗。其詞現存500多首,他的詞聲律嚴整,精工雋永,藝術成就很高。著有《曝書亭詞》、詩文集《曝書亭集》。他曾選編明代詩歌總集《明詩綜》100卷,錄存明代詩人3400余家的作品,保留了許多明代詩歌資料;還編纂了《詞綜》36卷,收錄唐宋金元詞人六百多家的2250多首詞,為詞的研究和創作提供了重要資料。
    6 `& ?3 F# {# o% `, r/ c  納蘭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納蘭明珠長子。他是康熙十五年進士,官至一等侍衛。后因患急病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一歲。他自幼敏悟,善騎射,好讀書,經史百家無所不學,有深厚的儒學文化修養。他能詩善詞,尤好填詞,與當時眾多名士如陳維崧、朱彝尊等均有交往,是清初獨成一家的詞人。他與詞人顧貞觀尤為契厚。他的詞以小令見長,多感傷情調,間有雄渾之作;往往直抒胸臆,自然流麗,風格頗近李煜。著有《通志堂集》、《納蘭詞》。《清史稿·文苑傳一·性德傳》載:“性德善詩,尤長倚聲。遍涉南唐、北宋諸家,窮極要眇。所著飲水、側帽二集、清新秀雋,自然超逸。……好賓禮士大夫,與嚴繩孫、顧貞觀、陳維崧、姜宸英諸人游。貞觀友吳江吳兆騫坐科場獄戍寧古塔,賦金縷曲二篇寄焉,性德讀之嘆曰:‘山陽思舊,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貞觀因力請為兆騫謀,得釋還,士尤稱之。”《納蘭詞》存詞342首,在當時社會享有盛譽,問世后屢屢受到文人學士的高度評價,成為清代詞壇的杰出代表。其弟納蘭揆敘、其妹納蘭氏也都是當時文壇上的知名詩人。% U2 F0 D7 |" l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其先世三代都是讀書人。他自己則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被罷官后客居揚州,以賣畫為生,為“揚州八怪”之一,其詩、書、畫世稱“三絕”。他在詩歌創作上推重杜甫,反對當時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詩風。其詩歌多山水紀游及題畫之作,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兒行》、《逃荒行》等。尤以題畫詩著稱,語言自然,淺切明快,受人稱道。如《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些詩多表達他堅韌不拔的性格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問世后即廣為流傳。
    7 B, g& a) x1 \* O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主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進士。辭官后居于江寧小倉山下的隨園,詩酒優游,廣交文士,頗負名望。他繼承晚明公安派的“獨抒性靈”的理論,力主“性靈說”,反對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他的詩體式多樣,直抒性情,意境明晰,清新雋永,別具一種清新靈巧的風格。如《春日雜詩》:“清明連日雨瀟瀟,看送春痕上鵲巢。明月有情還約我,夜來相見杏花梢。”其詠史詩也頗有新意,如《馬嵬驛》:“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他的詩篇現存4000余首,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及筆記小說《子不語》。《清史稿·文苑傳二·袁枚傳》載:“(袁枚)盡其才以為文辭詩歌,名流造請無虛日……論詩主抒寫性靈,他人意所欲出,不達者悉為達之。士多效其體。著隨園集,凡三十余種。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可見其在清代中葉詩壇上的地位和影響。袁枚亦以文知名,《祭妹文》,哀婉真摯,流傳久遠。& O0 C: I( a% A8 P; @
      趙翼(1727—1814)字云崧,號甌北,江蘇陽湖(今常州)人。他出身于清寒之家。其父趙寬以授徒為業。趙翼六歲即隨其父在塾中讀書,特別喜好詩詞古文。《清史稿·文苑傳二·趙翼傳》載:“生三歲能識字,年十二,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后于乾隆二十六年中進士。晚歲辭官,專心著述,曾一度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趙翼論詩力主創新,反對模擬。如《論詩》絕句:“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詞客爭新角短長,迭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只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其詩今存4800多首,風格淺近流暢,好發議論,或嘲諷理學,或闡述哲理,見解新穎,個性分明。他文武雙全,有經國濟世之才,生前以詩文名世,身后則以史學見稱。文學著作有《甌北詩鈔》和《甌北詩話》等。* @& y! b7 p& S7 K; C* }" P
      龔自珍(1792—1841)一名鞏祚,字璱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進士。他是中國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學識宏富,以詩、詞、文著名。他出身于世代官宦學者家庭,其祖龔敬身、父龔麗正均有詩文集傳世。其母段馴是著名學者段玉裁之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八歲起學習經史,十二歲從外祖父段玉裁學《說文》。十三歲作《知覺辨》,十五歲詩集編年,十九歲倚聲填詞,二十一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他既天資聰穎,才華橫溢,有敏銳的觀察力;又受過系統的儒學教育和良好的文學熏陶,自覺地以詩文創作來經世匡時,干預時政,宣傳變革,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的詩服務于他的政治主張,多屬于政治抒情詩,絕少單純的自然景物描寫,總是著眼于現實社會抒發議論,運用意蘊豐富的意象反映現實,飽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想象豐富,比喻新穎,語言警辟,獨辟奇境,別開生面,在藝術上具有獨創性,打破了當時詩壇的沉寂局面。他從十五歲開始詩集編年,四十七歲時詩集共有27卷;他年輕時的詩作大多散佚,今存的600多首詩主要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他創造性地運用了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體式和風格豐富多彩,五七言古體詩較多,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律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其詩歌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或瑰麗,或樸實;或古奧,或平易。其近體詩往往不受格律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以七言絕句最突出。如《詠史》一詩:“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其《己亥雜詩》315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無所不包,成為詩人生平經歷和思想發展的真實寫照。如“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穈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漢武。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 ”龔自珍的詩以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開創了古典詩歌的一個新時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長于抒寫纏綿之情,于哀婉綺麗中多抑郁不平之氣,成就遜于詩。其文在當時比詩有名,如《捕蜮》、《書金伶》、《已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
    % v) n; p, B$ b1 |4 {7 y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今梅縣)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兩歲時就跟隨曾祖母誦讀《千家詩》,三歲進入私塾,九歲開始學習作詩。面對西方列強侵略,他少年時就產生了強烈的憂民報國思想。他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曾任駐日、英、美等國外交官,回國后積極參加維新變法,變法失敗后去職家居。回鄉后潛心新體詩創作,熱心家鄉教育事業,積極興辦新學堂。著有《人境廬詩草》、《日本雜事詩》等。2 ~( N2 Y+ @6 a( o, O' y
      作為一位早慧的詩人,他青年時期就已經意識到古典詩歌傳統不足以充分表現日益復雜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思潮,要求詩歌與時俱變,在題材、風格、語言諸方面打破一切拘忌,積極推進詩歌變革。他二十歲時就在《雜感》一詩里發出了詩歌革新的宣言:“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戊戌變法前夕,他又進一步提出了“新派詩”的主張。他的詩歌以五、七言古體長篇最具代表性,筆力雄健,氣勢奔放。他有意以詩為史,用詩歌真實生動地記錄了晚清絕大多數重大歷史事件,如《馮將軍歌》、《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度遼將軍歌》等均反映了中法、中日戰爭中的大事件,對國家的衰危表示了極大的憂慮和悲憤。他在《贈梁任父同年》第四首里表達了以身許國的壯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他曾經游歷西方各國,親身感受西方文化浪潮,部分作品反映了世界各地風土人情,傳播了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如《櫻花歌》、《紀事》、《番客篇》、《今別離》、《登巴黎鐵塔》等,記述了他在國外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感,為古典詩歌開拓了全新的題材,表現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勇于走向世界的精神。" C9 S3 [0 t) S+ A# Y
      黃遵憲回鄉興辦教育事業期間,十分重視運用詩歌教育青少年。如他的《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共二十四章,實際上是有組織的一篇長詩,每章末字連綴起來,成為“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強我國權”六句戰斗口號,極大的鼓舞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抗敵情緒。如《出軍歌》第五首:“怒攪海翻喜山撼,萬鬼同一膽。弱肉磨牙爭欲啖,四鄰虎眈眈。今日死生求出險,敢敢敢!”描繪了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行經,激勵中國勇士奮起抗爭。他借鑒客家山歌形式,寫下了許多兒童可誦可唱的歌謠,宣傳愛國精神,增強憂患意識,鼓勵團結向上,愉悅兒童身心。如《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幼稚園上學歌十章》、《月光光》等,大力鼓勵兒童勤奮好學,報效國家。比如《幼稚園上學歌》之一:“上學去,莫停留。明日聯袂同嬉游:姊騎羊,弟跨牛;此拍板,彼藏鉤。鄰兒昨懶受師罰,不許同隊羞羞羞!上學去,莫停留。”
    * L- N' _" A8 n+ A) H  滿族的前身女真族在歷史上就曾經是一個尚武好戰而又高度漢化的民族。清廷入關定鼎之后,其崇儒好學之風日益增長,還專為宗室和八旗子弟設立官學,學習滿漢文字,誦讀四書五經。因此,自皇帝以下,能詩善文者愈來愈多。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諸帝均能作詩。《清史稿》中記述了康熙、乾隆多次制詩賜予大臣或與群臣賦詩唱和之事。康熙、乾隆、嘉慶、道光作詩尤多。乾隆皇帝酷愛作詩,有《樂善堂全集》、《御制詩》等,其詩有43000余首,是歷史上創作詩歌數量最多的詩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特意在鄉試殿試中增試五言六韻詩歌,對當時的詩歌創作有很大影響。嘉慶帝有《味余書室全集》、《御制詩》、《嗣統述圣詩》、《全史詩》等。道光帝有《養正書屋詩文全集》、《御制詩》、《巡幸盛京詩》等。皇室貴胄能詩者很多。《清史稿·文苑傳一》載:“宗室文昭,字子晉,饒馀親王阿巴泰曾孫,鎮國公百綬子。辭爵讀書,從王士禎游。工詩,才名藉甚。王式丹稱其詩以鮑、謝為胚胎,而又兼綜眾有,擷百家之精華,其味在酸咸之外。著有薌嬰居士集、紫幢詩鈔。”“又宗室以詩名者,蘊端,初名岳端,字正子,號紅蘭主人,多羅安郡王岳樂子。封貝子。有玉池生稿。”“博爾都,字問亭,號東皋漁父,恪僖公拔都海子,蘊端從弟。封輔國將軍。有問亭詩集。”“永忠,字良輔,又字臞仙,多羅貝勒弘明子。輔國將軍。有延芬室集。詩體秀逸,書法遒勁,頗有晉人風味。”“書諴,字實之,號樗仙,鄭獻親王濟爾哈朗六世孫,輔國將軍長恒子。奉國將軍。有靜虛堂集。”“裕瑞,字思元,豫通親王多鐸裔。封輔國公。工詩善畫,……著有思元齋集。”而滿族文臣武將和文人士子中能詩善詞者更多,如鄂貌圖、費揚古、納蘭性德、納蘭揆敘、阿克敦、鄂爾泰、訥爾樸、弘曉、敦敏、敦誠、鐵保、貴慶、英和、多隆阿、奕繪、英瑞、銘安等。納蘭性德是滿族詩人最杰出的代表。滿族還出現了佟佳氏、納蘭氏、顧太清等成就突出的女詩人。納蘭性德、納蘭揆敘和納蘭氏兄妹三人都以詩詞聞名于世,令人驚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滿族還出現了一些文學世家。如睿恪親王如松和佟佳氏不但是夫妻,也是彼此切磋的詩友,家里文風很盛,兒子淳穎,孫子禧恩、寶恩也都以詩才知名。這是當時滿族上層有代表性的一個書香門第。
    $ R0 L) a" o3 a* t6 R  流風所及,清代涌現出龐大的女詩人群體,數量當以千計。如吳絳雪、徐昭華、林以寧、柴靜儀、馮又令、錢云儀、顧貞立、駱綺蘭、惲珠、王筠、吳藻、關瑛、楊古雪、張藻、畢汾、畢慧、陸媛、陳端生、梁德繩、許云林、許云姜、孔璐華、劉文如、謝雪、唐慶云、阮安、劉蘩榮、阮恩灤、吳綃、汪端、歸懋儀、賀雙卿、孫云鳳、孫云鶴、孫云鸞、孫云鴻、孫云鵲、孫云鵑、吳逸香、方玉坤、金淑、朱恕、錢蓮因、郭潤玉、龔自璋、顧太清、沈善寶、項屏山、邱心如、劉清韻、秋瑾等。與明代女詩人的主要來源不同,清代女詩人大多是名門閨秀,有良好的文學修養。如杭州許氏(許宗彥妻梁德繩及其女許云林、許云姜)、儀征阮氏(阮元妻孔璐華、妾劉文如、謝雪、唐慶云、女阮安、長媳劉蘩榮、次媳許云姜、孫女阮恩灤等)、太倉畢氏(畢沅母張藻、妹畢汾、女畢慧)、杭州孫氏(孫令宜女孫云鳳、孫云鶴、孫云鸞、孫云鴻、孫云鵲、孫云鵑)等。一些女詩人還結成詩社,互相唱和,如“蕉園五子”、“清溪吟社”、“秋紅吟社”等。“秋紅吟社”集中了當時京師的滿漢才女,如顧太清、沈善寶、項屏山、許云林等,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 A3 s. K1 T7 c8 D( I5 g8 f  顧太清(1799—1877)名春,字梅仙,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嫁為貝勒奕繪的側福晉。因奕繪字子章,號太素,遂字子春,號太清,自署太清春、西林春,而以顧太清名世。她多才多藝,文藝創作涉及詩、詞、小說、繪畫,尤以作詞名重士林。她吟詩填詞自出胸臆,直抒性情,才氣橫溢,瀟灑風流。著有詞集《東海漁歌》和詩集《天游閣集》,存詞300余首、詩800余首。晚年自署“云槎外史”之名,創作小說《紅樓夢影》,成為中國小說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說家,其文采見識,非同凡響。6 C( _; i9 J- p' x+ M* d2 T; C
      秋瑾(1877—1907)原名秋閨瑾,字璿卿,號競雄,又稱鑒湖女俠,浙江會稽人。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愛讀書,工詩文。少年時最欽佩歷史上的巾幗英雄,習文練武,性格豪俠,熱情而倔強。1904年東渡日本,加入光復會和同盟會,發起了婦女團體共愛會,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回國后創辦中國公學和《中國女報》,奔走滬杭各地,積極組織武裝起義。1907年事發被捕而英勇就義。她犧牲時寫下的“秋雨秋風愁煞人”這一壯烈的絕命詞成為流傳千古的名句。她早期的詩以吟詠離情別緒和春柳秋菊為多,在一種孤獨感中流露了追求理想的精神。如《杞人憂》:“幽燕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膝室空懷憂國恨,誰將巾幗易兜鍪。”詩人感時傷世,表達了一腔愛國雄心。在民族民主革命斗爭中,她以詩歌為武器,提倡男女平權,高呼婦女解放,向封建勢力宣戰,詩風一變而為慷慨高歌,其愛國思想和豪情壯志奔騰千里,不可阻擋。《寶刀歌》《寶劍歌》等詩篇表現了她堅定的革命意志和沸騰的愛國主義熱忱。如《黃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見日俄戰爭地圖》一詩:“萬里乘風去復來,只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如《對酒》一詩:“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換碧濤。”這些詩篇表達了她為革命而勇于犧牲的精神。為了宣傳革命思想,利于傳播歌唱,她力求詩歌的通俗化、自由化,如《同胞苦》、《支那逐魔歌》、《勉女權歌》和彈詞作品《精衛石》等。秋瑾還有一些詞作,前期的詞內容比較單薄;后期的詞如《滿江紅》等,表現了一個革命家爽朗豪邁的愛國情懷。秋瑾以沸騰的熱血寫出了這些作品,她的詩詞大部分充滿著英勇戰斗、不怕犧牲和追求革命理想的浪漫主義精神。在她的作品中,文學和革命、言志與詩教達到了高度統一。
    / t8 D9 s, I+ Y2 o5 V, |  女詩人在操持家務的同時還擔負著教育子女的重任,一些女詩人在詩歌教育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如詩人張藻在丈夫早逝后,獨自撫育子女,將兒子畢沅、女兒畢汾培養成為才子才女。畢沅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乾隆親自擢為狀元。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不僅能詩,而且學問淵博,著有《培遠堂集》。畢沅在她的調教下,6歲能讀《詩經》、《離騷》,10歲便通曉聲韻,善作詩文。隨后,張藻又親自把畢沅送到蘇州,拜著名學者、詩人沈德潛和經學大師惠棟為師。后來,畢沅到陜西任巡撫,張藻還以母親特有的情懷,作54句270言《訓子詩》,殷切期望兒子“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為家門庇”。畢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學者,還是一位杰出的詩人,有《靈巖山人詩集》傳世。他的妹妹畢汾也是當時一位知名詩人,有詩集《梅花繡佛齋草》傳世。他們兄妹二人幼年失怙,全靠其母養育成人。張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褒揚。
    # q' A9 |0 S( g& ?& P6 |5 Z6 I  女詩人惲珠也在教育子孫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她出身江蘇陽湖的書香門第,十歲能詩,十三工畫,為閨中一絕。著有詩集《紅香館集》,并編選了清代女詩人作品集《國朝女士正始集》。她撫育三子成才的事跡被載入史冊。《清史稿·列女傳一·廷璐妻惲傳》載:“廷璐妻惲,……陽湖人,名珠,字珍浦。惲自壽平以畫名,其族多能畫。……珠亦能畫,善為詩。廷璐為泰安知府,卒官。珠撫諸子麟慶、麟昌、麟書,教之嚴。持家政,肅而恕。嘗擬列女傳為蘭閨寶錄。撰定清女子詩,為國朝女士正始集。”在她的教育下,完顏氏一門之內,風雅相繼。其子完顏麟慶官至總督,也是一位詩人,有《凝香室詩集》。其兒媳程孟梅,孫子崇實,孫女妙蓮保、佛蕓保,亦皆能詩文。
    0 D# M# A9 D$ s8 F  在清代,詩歌對戲曲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當時的戲曲家也多是詩人。如著名詩人吳偉業除詩文外,還著有《秣陵春》傳奇,《通天臺》、《臨春閣》雜劇。戲劇家尤侗擅長詩文,又精于音律,其詞曲成就較高。《清史稿·文苑傳一·尤侗傳》:“侗天才富贍,詩文多新警之思,雜以諧謔,每一篇出,傳誦遍人口。……初,世祖於禁中覽侗詩篇,以才子目之。后入翰林,圣祖稱之曰“老名士”。天下羨其榮遇。”《長生殿》的作者洪昇本身又是一位有才華的詩人,早年就以詩聞名,流傳至今的尚有《稗畦集》、《稗畦續集》、《嘯月樓集》等。《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也是一位成就較高的詩人,有《湖海集》、《長留集》等。他的詠史詩多抒寫興亡之感,抒情意味較濃。如《過明太祖故宮》:“匆忙又散一盤棋,騎馬來看舊殿基。夕陽偏逢鴉點點,秋風只少黍離離。門通大內紅墻短,橋對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無感慨,蝸廬僭用瓦琉璃。”如《梅花嶺》:“梅枯嶺亦傾,人來立腳嘆。嶺下水滔滔,將軍衣冠爛。”《桃花扇》的詞曲典雅富麗,正是作者詩人本色的體現。戲劇中的一些曲子因有濃重的詩味受到人們傳唱,如《千鐘祿》寫建文帝逃亡中所唱的《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疊疊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云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風凄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長生殿》中李龜年自述流離的一曲《一枝花》:“不提防余年值亂離,逼拶得歧路遭窮敗。受奔波風塵顏面黑,嘆衰殘霜雪鬢須白。今日個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臉上長街又過短街,那里是高漸離擊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簫也,那乞丐。”這兩支曲子抒發了普通人在歷史變亂中的悲愴,在當時流傳很廣,有“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的俗諺。
    ( k7 {5 Q0 C! y  ?2 C8 E$ z  小說創作也受到詩歌的廣泛影響,小說家也往往能詩擅詞。蒲松齡是一個具有多方面藝術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豐富,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詩、文、詞、賦、戲曲、俚曲等。《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和《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也都是詩人。除個別作品外,清代小說中依然夾雜著數量較多的詩詞,說明了當時社會各階層對詩詞的喜愛。《紅樓夢》在這一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有一些詩詞曾廣為流傳。如曹雪芹自題絕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著名的還有《好了歌》、批寶玉的《西江月》二首、林黛玉的《葬花詞》、賈寶玉的《芙蓉女兒誄》等。第四十八回《濫情人情誤思游藝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中“香菱學詩”的故事,高度凝縮了古代文人學習作詩的過程。2 k+ U2 r' @. r
      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教育事業,官學教育基本沿襲明制,分為地方和中央兩類。中央主要是國子監,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書院。《清史稿·選舉志一·學校條一》載:“有清學校,向沿明制。京師曰國學,并設八旗、宗室等官學。直省曰府、州、縣學。”“府、州、縣、衛儒學,明制具備,清因之。”包括《詩經》的“四書五經”是官學的基本教材。此外,義學、社學、私塾等伴隨著民間藏書和編書的風行也愈來愈昌盛。受明代風氣的影響,一些書香門第對女子教育日益重視,一些家庭里還出現了女塾。一些詩人還收傳了女弟子。如女詩人駱綺蘭就是著名詩人袁枚、王文治的弟子。
      i# H0 D( c1 ~4 J  清朝蒙學大體沿用宋、元、明的教育體制,以識字為主,多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詩》、《小兒語》、《續小兒語》、《弟子規》、《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增廣賢文》、《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為教材,還有康熙帝親自審定的《御制百家姓》。由于程朱理學的影響,這些蒙學教材多以強調兒童道德品質和行為規范的培養為中心內容。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更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沈龍江義學有更明確的規定:“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系的,如‘二月賣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次日放晚學時背講。”(《沈龍江義學約》,見張伯行輯《養正類編》)。當時主要的詩歌教材有《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
    : R! _; V0 C* R( h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屬對——作詩——作文。教蒙童屬對是作詩、作文的基礎,屬對要求平仄相對、詞性一致、結構相同、字數相等、修辭手法相同、邏輯關系相同,是一種集語音、詞匯、語法、修辭、邏輯于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采用的教材有《對類》、《詩月夜》、《詞林典腋》、《時古對類》、《千金裘》、《聲律啟蒙》、《笠翁對韻》等。
    & S5 V3 B6 H- A( O6 ^  道光年間的學者王筠(1784—1854)特別重視兒童教育,著有《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等。《教童子法》是一篇專門闡述蒙童教育方法的著作,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對蒙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他疾呼“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涵養學生的作詩作文興趣,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即初學做詩,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聲,為雙聲疊韻的規矩所束縛,此后再從放到收。“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踶跳咆嗥,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以圈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詩文寫精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識二千字后,才可讀書,待其“神智漸開”,再教以四聲、虛實、韻部、雙聲、迭韻等文字知識,然后在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后,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4 f. t* E, {$ L5 J
      傳統蒙學教育形式一直持續到清末興辦新學之前。同治九年(1870年)的《小學義塾規條》仍有這樣的規定:“塾中功課,未識字者先識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學詩(新刻《續神童詩》),為人道理都說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續千家詩》及《孝經》、《弟子職》、《小兒語》各種,如有余力,皆可接讀。”(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90頁引)十九世紀末,在變法維新的浪潮中,傳統蒙學教育也發生了變化。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新學堂興起,傳統蒙學教育壽終正寢,從內容到形式被完全廢棄了。
    9 u3 J% S" x( |! Y1 N  在謝枋得的七言《千家詩》流行的基礎上,王相又選注了《新鐫五言千家詩》,選錄五絕39首、五律40余首。后來有人將五言和七言這兩種《千家詩》編成合刊本,成為流傳最廣的詩歌教材,也對我國的語文教育、特別是詩歌教學發揮了巨大的影響作用。這部詩歌教材共錄有220多首詩歌,雖號稱“千家”,實際上共錄詩人一百二十八家。所選詩歌大多是唐宋時期的名家作品,其中有很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易學好懂,題材多樣,適合學生誦讀。如孟浩然《春曉》、王之渙《登鸛鵲樓》、李白《靜夜思》、杜甫《登岳陽樓》、劉禹錫《烏衣巷》、程顥《偶成》、朱熹《春日》等。《千家詩》在編選時充分照顧到了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表明編者已經進一步認識到兒童的主體地位。《千家詩》是啟蒙性質的詩歌選本,其內容包括山水田園、贈友送別、思鄉懷人、吊古傷今、詠物題畫、侍宴應制等,較為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民間深受歡迎,流傳廣泛,影響深遠。
    " L" \3 F( f% p  n9 o- t  《唐詩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孫洙選編的一本膾炙人口的唐詩精選普及讀本,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們得以欣賞到唐詩中的精華之作,為初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卷首有蘅塘退士序:“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于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余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由此可知當時《千家詩》為童子學詩的啟蒙讀物,作者不滿于其內容蕪雜,故編選此書。全書共選了七十余位唐代詩人的詩歌300余首,涵蓋了古詩中五言詩和七言詩的各種詩體,是一本質量上乘的精選詩歌讀本。這本書注重選取歷來為人們廣為傳誦的佳作,名家名篇入選甚多。詩的作者中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詩人,也選了一些不太出名的詩人,如無名氏的《雜詩》。全書的編選以適合私塾教學為基本原則,以學童容易理解和記憶、適合兒童興趣為主要出發點,因此,《唐詩三百首》被塾師們廣泛采用,而且深受學童和成人的歡迎。此后為了幫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賞這些詩作,出現了多種注釋本。唐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高峰,一直影響著我國的詩風和文風。而這本流傳很廣的詩選,也深刻影響著我國的詩歌教育,對發揚我國的“詩教”傳統有重要作用。這部詩歌讀本影響廣泛而深遠,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們學習唐詩的首選讀本,風行海內外。
    # F& k# K. S5 p6 E  清末,《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詩歌讀本依然是蒙童學習詩歌的主要教材。劉鶚《老殘游記》第七回《借箸代籌一縣策納楹閑訪百城書》里有東昌城內一家書店掌柜與老殘之間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清代“三百千千”的流行情況:那掌柜的道:“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號里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老殘道:“貴處行銷這‘三百千千',我到沒有見過。是部什么書?怎樣銷得這們多呢?”掌柜的道:“噯!別哄我罷!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連這個也不知道。這不是一部書,‘三'是《三字經》,‘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個‘千'字呢,是《千家詩》。這《千家詩》還算一半是冷貨,一年不過銷百把部;其余《三》、《百》、《千》,就銷的廣了。”由此可見,直到晚清時期,《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仍然是學堂的基本教材,在北方城鄉流傳很廣,很受歡迎。而劉鶚還是一位詩人。劉鶚(1857—1909)字鐵云,別署洪都百煉生。他出身詩書官宦家庭,自小聰敏,四歲就隨其二姐誦讀《唐詩三百首》,八歲從丹徒名儒趙君舉讀書。庚子年(1900年)劉鶚北上賑濟災民,旅途中在《唐詩三百首》的封面上題詩,其一就記述了幼年學詩一事:“阿姐停針每見憐,小時指授繡燈前,而今此卷猶傳世,回首滄桑四十年。”他涉獵眾多領域,學識博雜,著述頗豐。其詩直抒胸臆,清新俊逸,反映了他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感情,有詩集《鐵云詩存》。
    $ m2 I+ X8 u4 K0 X  唐宋以降,吟詩作詞已成為文人的日常事務,而聲律對句則是創作詩詞的基礎技能。因此,除學習詩歌外,學習聲律對句也成為蒙學階段的一項經常性的內容。為了適應人們學習作詩填詞的需要,訓練學子掌握聲律對句技巧的詩歌類讀本代代不絕。清代學者又編寫了新的蒙學韻文類教材,如《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 ]3 l  ?$ |9 ~5 b
      著名文學家李漁編著的《笠翁對韻》是一本專門用來學習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始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一問世即引起轟動,是清代最流行的聲律類蒙書之一。全書共三十韻,每韻二則至四則不等,從一字對、二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其語言工巧藻麗,音韻流暢;內容博采精裁,編排合理,或狀景,或敘史,或抒情,意境典雅優美,又富生活氣息,更易為初學之人掌握。如:“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雷隱隱,霧蒙蒙。日下對天中。風高秋月白,雨霽晚霞紅。牛女二星河左右,參商兩曜斗西東。十月塞邊,颯颯寒霜驚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漁翁。”“雷對電,霧對霞。蟻陣對蜂衙。寄梅對懷橘,釀酒對烹茶。宜男草,益母花。楊柳對蒹葭。班姬辭帝輦,蔡琰泣胡笳。舞榭歌樓千萬尺,竹籬茅舍兩三家。珊枕半床,月明時夢飛塞外;銀箏一奏,花落處人在天涯。”“聞對見,解對諳。三橘對雙柑。黃童對白叟,靜女對奇男。秋七七,徑三三。海色對山嵐。鸞聲何噦噦,虎視正眈眈。儀封疆吏知尼父,函谷關人識老聃。江相歸池,止水自盟真是止;吳公作宰,貪泉雖飲亦何貪?”文中羅列了許多典故,既能夠幫助學子增長見聞,又可以在品德修養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1 n. Y1 w. P# ^- u6 p- r  車萬育編著的《聲律啟蒙》是一本專門訓練兒童對偶技巧、掌握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全書按韻分編,包括天文、地理、花木、鳥獸、人物、器物等方面的虛實應對,形式上從單字對到雙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聲韻協調,瑯瑯上口,使兒童在誦讀中受到語音、詞匯、修辭等方面的訓練。從單字到多字的層層屬對,較之其它蒙學讀本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見韻味。如“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又如:“春對夏,秋對冬,暮鼓對晨鐘,觀山對玩水,綠竹對蒼松。馮婦虎,葉公龍,舞蝶對鳴蛩。街泥雙紫燕,課密幾黃蜂。春日園中鶯恰恰,秋天寒外雁雍雍。秦嶺云橫,迢遞八千遠路;巫山雨洗,嵯峨十二危峰。”其內容多以實際生活中的事物現象或事件人物作為范例,道德說教意味比較淡薄,既便于兒童理解,又能夠陶冶學童情操。如:“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花間雙粉蝶,柳內幾黃鶯。”“一輪秋夜月,幾點曉天星。”“渚蓮千朵白,岸柳兩行青。”因此,它是一部深入淺出、潛移默化教導兒童學習音韻格律、吟詩作對的啟蒙教材。
      c0 l; L  ]' B) `' p) X" ]+ H' `  車萬育還編撰了《增廣賢文》一書。全書以韻文的形式,將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錯而出,靈活多變,讀起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突破了傳統蒙學讀物往往以一種句式貫穿始終的基本格式。其中有的輯自雅句,有的采自俗語,有的是圣哲語錄,惟其如此,全書也就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勸善言、有戒勉言、有世宦治世言、有隱逸出世言,士農工商,無一不備。如:“知己知彼,將心比心”、“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復小人心”、“運去金成鐵,時來鐵似金”、“讀書須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貧居鬧市無人識,富在深山有遠親”、“誰人背后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連在一起簡直就是詩歌,如:“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家之計在于和,一身之計在于勤”、“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倉廩虛兮歲月乏,子孫愚兮禮義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竹籬茅舍風光好,道院僧房總不如。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但看三五日,相見不如無”、“磨刀恨不利,刀利傷人指;求財恨不多,財多害自己”。由于采錄廣泛,因而純駁不齊,儒家學說、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的內容在其中也均有體現,時而積極進取,時而感慨自傷,也因此大致反映了古人之人生態度和處世原則,涉及為人處世的諺語很有哲理性,耐人尋味,值得借鑒。《增廣賢文》篇幅不長,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文中極少運用典故,語句接近于口語,易于為人們接受。因此,在民間深入人心,影響深遠。人們把它與《幼學瓊林》并列,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書中許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傳誦不絕。在通行本之外,還有各種重編本,如周希陶的《重訂增廣》、碩果山人的《訓蒙增廣改本》等。
    * c. l* O: K9 I! w  p, [4 x  有兩部唐詩讀本值得引起注意,分別是王堯衢的《唐詩解》和徐日璉、沈士駿的《唐律清麗集》。雍正年間,蘇州人王堯衢編注《古詩解》四卷、《唐詩解》十二卷,合稱《古唐詩合解》,刊于雍正十年(1732年)。其后《唐詩解》傳刻很多,而《古詩解》廢而不刻,書名遂稱《唐詩合解》。其選詩講究格調平穩,既明白曉暢,又含蓄悠長,往往選取歷來為人廣為傳誦的名篇。所選詩歌五言、七言古風較少,五言、七言近體居多。嘉慶、道光以后直至民國初年,此書是除《千家詩》、《唐詩三百首》之外最盛行的一部詩歌選本,影響較大。& h& @' u$ v" P3 d8 x" @  P" J! }8 U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鄉試殿試增試五言六韻詩歌。《清史稿·選舉志一·學校條一》載:“乾隆初,覆試兼用小學論。中葉以后,試書藝、經藝各一。增五言六韻詩。”徐日璉、沈士駿二人立即編選了一部專收唐人五言長律的選集《唐律清麗集》,分應制、應試、酬贈、紀述四門,自四韻至百韻,均有選錄。其選詩以“清麗”為標準,所選詩歌以初盛唐居多,中晚唐較少,而選杜甫詩最多。歷來唐詩選本往往古體、近體兼備,惟獨這部書卻專選唐人五言律詩。很明顯,這是專門為應試舉子提供的作詩范本。/ T( w: @3 m/ u" g3 W( q
      “康乾盛世”時期,國力強盛,統治者的文治武功常令后人驚嘆,在文化典籍的整理編纂方面居功甚偉。康熙皇帝富有雄才大略,是歷史上罕見的帝王,他精通儒學,博學多才,重視文教。康熙年間,由曹寅、彭定求等人奉敕編選的《全唐詩》堪稱中國古代最大的詩歌總集。這部詩集以明胡震亨的《唐音統簽》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詩》為藍本,廣泛搜集曾散佚遺漏的作品進行校補增訂。全書共900卷,收錄了唐五代時期2200多位詩人的詩歌48900多首。這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全唐詩》的編選,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對于詩歌教育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久,張豫章等人又奉敕編次《御定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其中宋詩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詩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詩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詩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這部書對于保存和學習宋金元明詩歌功不可沒。此外,還有張玉書等奉敕編《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六卷、陳邦彥等奉敕編《歷代題畫詩》一百二十卷、郭元奉旨編纂《全金詩》等。康熙帝還詔令儒臣集體編纂了《佩文韻府》和《駢字類編》。" ^( Q. F. f) w& t2 d* U. ?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親自主持編定《唐宋詩醇》四十七卷,選取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和宋代蘇軾、陸游等六位詩人的作品2660余首,而以李、杜為正宗,以白、韓、蘇、陸為羽翼;特別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意義,尤其強調忠君愛國,散發出相當濃厚的封建說教氣味。這本書問世后刊刻極多,當時詩人幾乎人手一部。乾隆時期纂修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全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四類編排,共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有36300多冊之多,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分為“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五類,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五屬,按照儒家正統“詩教”觀念,對歷來的詩、詞、曲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甄別,為清代文人吟詩填詞作曲提供了榜樣。% Z$ G5 X0 z; V' {
      清代一些詩人、學者也很重視歷代詩歌選集、總集的輯錄編纂。如朱彝尊選編了明代詩歌總集《明詩綜》100卷、編纂了《詞綜》36卷。季振宜編選的唐詩總集《唐詩》七百一十六卷,打破唐詩歷來按初盛中晚的編排方法,詩人和作品按時代編次,由高祖開始,至無名氏終。每個詩人均附有較詳細的小傳,并對所錄詩篇作了較細致的校勘。此書是《全唐詩》編纂時主要依據之一,當時未刊刻,只有寫本傳世。王士禎編纂了《神韻集》、《十種唐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等,體現了他的“神韻說”理論。沈德潛(1673—1769)編選了《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即《清詩別裁集》)等。他論詩以漢儒“溫柔敦厚”的“詩教”說為本,以唐詩的“格調”為用,在作詩上強調為封建政治服務,力求中正平和、委婉含蓄。《清史稿·沈德潛傳》載:“德潛少受詩法于吳江葉燮,自盛唐上追漢、魏,論次唐以后列朝詩為別裁集,以規矩示人。承學者效之,自成宗派。”由于他的詩受到乾隆帝的賞識,常出入禁苑與乾隆唱和,因而他的詩論和作品風靡一時,在當時影響很大。他所選輯的各種選本,就是他的“格調說”詩歌理論的體現,是當時詩人學習的范本。這些選本保存了比較豐富的詩篇,在詩歌藝術方面的評語頗有精辟見解,因此廣為流傳,至今仍有借鑒價值。之后,還有張玉編選的《古詩賞析》、管世銘編選的《讀雪山房唐詩鈔》、李調元編纂的《全五代詩》、王闿運編選的《八代詩選》等等。這些詩歌選集、總集的編纂,為清代詩人學習作詩提供了不同風格的范本。
    - A* l3 }1 D* H; d  彈詞與鼓詞都是清代民間很流行的說唱兼備的曲藝形式。彈詞流行于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多在城鎮演唱,主要說唱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往往受到婦女的歡迎。許多有才華的女性也參與了彈詞的創作,借以抒發了她們的人生理想,而女性要求突破封建禮教束縛的愿望也在作品中有所體現。著名的女性作品有陳端生的《再生緣》、陶貞懷的《天雨花》、邱心如的《筆生花》、李桂玉的《榴花夢》。彈詞的說白部分為散體,唱詞部分以七言韻文為主,通常采用第三人稱敘述,文字通俗易懂,篇幅往往很大,如《榴花夢》長達三百六十卷、約五百萬字。從講述故事和閱讀欣賞的角度來看,許多彈詞可以說是一種韻文體的長篇小說。彈詞還有許多方言作品,在南方廣大地區影響深遠。鼓詞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和三弦等樂器伴奏,主要說唱鐵馬金戈的戰爭故事。其形式與彈詞很相近,說的部分用散體,唱的部分為七言或十言韻文,句式較彈詞更為靈活。傳世鼓詞主要是一些依托歷史講述戰爭故事和英雄傳說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呼家將》,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愛憎和愿望。還有一些是根據古典文學名著改編而成的作品,如《楊家將》、《三國志》、《水滸傳》、《竇娥冤》、《西廂記》等,這些鼓詞一般與原作出入不大,對這些文學名著的普及有很大作用。另外也有少數描述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如《蝴蝶杯》等。鼓詞在北方民間流傳很廣、影響很大。彈詞與鼓詞作品多出自民間,往往曲折地表達了民眾的理想和情感,成為人民自我教育的一種工具。由于這些作品難以擺脫正統思想的控制,往往有著較濃厚的封建倫理色彩,而其主體部分又是以七言為主的韻文,因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起到了詩歌教育的作用。$ i# s  p4 j! ^+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少數民族也流傳著自己的說唱文學作品。如藏族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柯爾克孜族傳記性史詩《瑪納斯》被并稱為中國少數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詩。這些史詩都是千百年來各民族生存和斗爭經驗的積累,篇幅巨大,內容豐富,包括政治、經濟、歷史、軍事、醫學、語言、宗教、美學等各方面知識,可稱得上是百科全書。它們在各少數民族中代代口耳相傳,在生活中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1 ?8 O9 c3 s0 t+ b
      清代文人繼續明代學者的遺風,搜集民間通俗歌曲的風氣更盛,保存下來的民歌作品遠多于明代。清代俗曲總集主要有顏自德輯錄、王廷紹編訂的《霓裳續譜》,收曲詞六百余首;華廣生選輯的《白雪遺音》收曲詞七百余首。俗曲的內容相當廣泛,有根據戲曲改定的,有描繪民間風俗的,有表現詼諧嘲戲的,有玩弄文字游戲的,而比較集中又最有文學趣味的仍是情歌一類。男女相思是民歌永恒的主題,清代都市流行的民間俗曲也多為情歌,庸俗調笑之作較多,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健康、清新俊爽的作品。由于遠離社會主流文化,即使是茶坊、酒館、青樓傳唱的粗俗色情之作,其表達情感的大膽直露,也都對封建禮教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雖然為正統“詩教”論者所不屑,但這些民歌在民間的影響卻極其深遠。一些詩人收集整理了比較僻遠地區的民歌,如李調元輯的《粵風》、黃遵憲輯的《山歌》和無名氏的《四川山歌》。其中《粵風》中后三卷的《瑤歌》、《苗歌》和《僮歌》是南方少數民族民歌,作品多是情歌,反映了少數民族的一些生活習俗。這些民歌曲調簡單,感情率真樸實,體現了民歌清新健康的風格,保持了民歌的真正本色。如《四川山歌》之一:“十八女兒九歲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雙雙在,你做兒來我做娘!”這是對封建禮教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辛辣嘲諷。清代還出現了一些兒歌專集,如鄭旭旦輯錄的《天籟集》和悟癡生輯錄的《廣天籟集》等,內容主要是訓練兒童語言,向兒童傳授知識,一般句子短小,節奏明快,語言平易流暢,適合兒童誦唱。在學校教育之外,民間的詩歌教育極為廣泛,其作用不容忽視。
    / o( q0 g- B$ \9 e, C% H  晚清時期的民間歌謠中有不少反映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和義務團運動的作品。這些民謠是我國人民在同國內外敵人的浴血斗爭中產生的,一般都具有高度的戰斗性。這些民歌在流傳的過程中,既教育人民認清了統治者的反動本質,又進一步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斗爭意志。林則徐領導禁煙斗爭,堅決抵抗侵略軍,獲得了百姓贊頌:“林則徐,禁鴉片。焚煙土,在海邊。開大炮,打洋船,嚇得鬼子一溜煙。”《三元里民歌》概括反映了廣東人民的抗英斗爭。“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民謠刻畫了清末中國社會的一個“怪圈”現象,既諷刺了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又表現了人民對侵略者的蔑視和對自己力量的確信。
    : L& m8 u. F( l  十九世紀中期,太平天國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獲得了人民的熱烈擁護。一些歌謠表達了百姓對太平天國的歌頌,充滿了自豪的感情。如:“天父天兄手段高,打得清兵四處跑,旗開得勝萬民笑,拿下南京立天國。”有一首苗族民歌表現了苗族百姓對太平軍的歡迎:“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喜若狂。從今耕作齊落力,為保太平把兵當。”在彝族、壯族中也都有類似的歌謠。太平天國失敗后,太平軍依然活在百姓心中,《愁你一去不回頭》、《不見哥哥回家中》等民歌就表達了人民對太平軍的深切懷念,如:“豌豆花開花蕊紅,豌豆結莢好留種。來年種下小豌豆,花兒開得更加紅,太平軍哥哥五個字,永遠記在人心中。”這些民歌的流傳,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群眾的斗志,成為人民群眾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
    2 L: ~0 O1 z/ J8 K  少數民族中也產生了一些歌頌本民族起義領袖的民歌,如長篇敘事詩《張秀眉頌》(苗族)、《英雄沙迪爾的歌》(維族)等,反映了各族人民的英勇斗爭,是具有史詩意義的作品。4 p  o/ p3 g& ]4 P5 i8 O9 N! E
      義和團運動中所產生的民歌有鮮明的反帝色彩,如:“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鉆,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這首民歌中飽含著對帝國主義侵略軍的刻骨仇恨和無比蔑視,表現了人民群眾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和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有的民謠歌頌了義和團英勇戰斗的精神,如:“義和團,真勇敢,不怕槍炮和子彈。一心只想滅洋人,頂著槍子往上竄。殺盡洋人頭,中國保安全。”有的民歌還揭露了帝國主義者借傳教為名進行侵略活動的罪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宣化葡萄甜又香。信什么圣母娘,進什么天主堂,外國人,胡來闖,鷂子充雞沒有好心腸。”這首民歌剝去了侵略者的宗教外衣,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豺狼本性。人民群眾在斗爭中也進一步認清了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媚外投敵的罪行,一些民歌對統治者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嘲諷。如:“清朝兵,太稀松。見了洋人就害怕,見了百姓可真兇。”“清朝太無能,洋人當祖宗。多少財寶送了情,賣國人兒高官升。”這些歌謠畫出了清政府屈膝事敵的丑惡嘴臉,提高了人民的認識,增強了人民的斗志。由于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的勾結,義和團運動既要反對帝國主義,又要反對封建專制。如:“大師兄,砍洋頭;二師姐,殺官獸。打倒洋和官,百姓有盼頭。”這首歌謠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清醒認識,表達了他們斗爭到底的堅強決心。“女的紅燈照,男的義和拳;趕也趕不散,捉也捉不完。”這樣的歌謠,顯示了人民決不屈服的意志和堅不可摧的信心。7 c% \( r+ R2 R' ]
      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其領導者往往運用詩歌宣揚其政治理想和宗教思想,反對封建專制統治,鼓舞千百萬人民的斗爭意志和勝利信心。洪秀全頗喜作詩,其《天父詩》錄詩600多首。他曾編寫《原道救世歌》宣傳宗教平等思想,反對封建等級制度,其中寫道“開辟真神惟上帝,無分貴賤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傳。”他在《原道醒世訓》結尾題了一首詩:“上帝原來是老親,水源木本急尋真;量寬異國皆同國,心好天人亦世人。獸畜相殘還不義,鄉鄰互殺斷非仁;天生天養和為貴,各自相安享太平。”這首詩為百姓描繪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洪秀全有一首述志詩:“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振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云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楊秀清也有一首《果然英雄》,其中寫道:“拔地參天皆勇將,安邦定國盡忠臣;沖鋒恐后常虞我,遇事爭先詎讓人?”這些詩篇都充滿著推翻清朝統治的政治理想和改天換地的英雄之氣。他們的詩篇往往通俗易懂,樸實明曉,生動有力。太平天國還進行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特別重視兒童教育,專門編寫了自己的蒙學教材,主要有《三字經》、《幼學詩》、《御制千字詔》等。《三字經》主要宣傳宗教思想,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幼學詩》共三十四首五言體詩歌,內容涉及做人和教義兩方面,主要是進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說教,如:“真神皇上帝,萬國盡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這種寓道于文、文道結合的教材,也體現了傳統詩歌類讀本偏重道德教育的特點,政治功利性有過之而無不及。$ G. H5 L9 y1 C* P) C! q
      由于清朝統治者實行嚴酷的專制主義統治,極力推崇理學,特別重視和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清代詩歌總體風格偏重典雅,民歌對清代詩人的影響較小。但仍有一些詩人向民歌學習,寫出了歌謠體詩,朱彝尊有《鴛鴦湖棹歌一百首》、龔自珍有《馎饦謠》等。晚清末年,進步知識分子對民間歌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詩人黃遵憲十分重視向民歌學習,曾輯錄民歌選集《山歌》。他在學習民歌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體詩歌,名曰“雜歌謠”。在內容上,要求反映現實生活,宣傳進步思想;在形式上,句式整散兼有,篇幅長短不一,字數多少不等,風格多種多樣。黃遵憲親自創作了許多歌謠,在新歌謠創作方面貢獻最大。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梁啟超創辦《新小說》期間,黃遵憲在《致飲冰主人手札》中建議他在刊物上發表一些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長短句的歌謠。梁啟超接受了這一建議,在《新小說》上特辟“雜歌謠”一欄,先后刊出了黃遵憲的《出軍歌》和《幼稚園上學歌》、梁啟超的《愛國歌》、劍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啟超呼吁更多的詩人努力從事歌謠創作,并舉黃遵憲為楷模。康有為、章炳麟、秋瑾、高旭等人都有這類歌謠體作品。江蘇籍留日學生也在創辦于東京的反清革命刊物《江蘇》上刊載了供兒童歌詠吟誦的學校歌(兒童詩)《游春》、《揚子江》、《秋蟲》等。俞復、丁寶善編寫的《蒙學課本》里也有新歌謠,如第三冊第二課:“祝我國,鞏金湯,長歐美,雄東洋,陸軍海軍熾而昌,全球翻映龍旗光。帝國主義新膨脹,毋庸老大徒悲傷!印度滅,波蘭亡,請看我帝國,睡獅奮吼劇烈場。”這些新創作的歌謠以愛國主義為基調,寓教于樂,語言通俗,形式自由,易讀易懂,便于歌唱,易于流行,將傳統韻文體蒙學教材的優點發揮到了極致。因此,創作新歌謠也就成為宣傳進步思想、教育青少年的最佳方法。
    # ^9 @5 ~, Q* W" |: d# `  晚清末年,在維新變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由于難以適應宣傳革命思想的需要,古典詩歌逐漸走向末路,與之相適應的詩歌教育也逐漸衰落。隨著傳統科舉制度的廢除和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詩歌教育被賦予了新任務、新內容,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冒牌 發表于 2009-7-24 22:01:32
    第五章 古代詩歌教育史總論
      在上面幾章中,本書概述了古代詩歌教育的歷史。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本書將古代詩歌教育的的下限延續到了晚清時期。眾所周知,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后的晚清階段往往被歷史學家劃入“近代史”,并成為“近代史”的主體部分。但本書并非純粹的歷史學著作,也無意改變中國歷史階段的劃分方法,只是無法將一個朝代的詩歌教育生硬地割裂開來;而且晚清時期的詩歌教育與清代前期、中期的詩歌教育并無很大不同,人為割裂一個朝代的詩歌教育似乎不太妥當。故一并加以概述,尚祈見諒。; y4 S) Y: c% E* `1 R. D# |: f
      下面,本書將從教材體系、基本方法和主要特點三個方面對古代詩歌教育作一綜述。) r& Q2 n. j4 \/ O7 z( N# W3 s
    第一節 古代詩歌教育的教材體系
      詩歌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詩歌來傳承生產經驗和社會經驗,傳授自然知識與倫理規范,同時完成識字寫字的任務,教會讀詩作詩的方法。古代詩歌教育的教材十分豐富,很難一一列出來。本書在前面簡述詩歌教育史時只能采取掛一漏萬、管中窺豹的方法提及其中的一部分。概括地說,古代詩歌教育的教材大致可分為以下五類:5 C' o5 k! P( b2 B/ n, n
      一是儒家的經學類教材,是指以《詩經》為核心形成的注釋《詩經》的許多著作。
    " m/ l; @/ p& q4 l. m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有一些產生于西周初期的詩歌,在當時就被用于教育貴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詩經》和開私學授徒算起,《詩經》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約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詩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特別是西漢“獨尊儒術”以后,《詩經》就成為歷代官學最主要的詩歌教材。《詩經》先后被列為“五經”(西漢)、“九經”(唐代)、“十三經”(南宋),成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為了便于學子學習《詩經》,歷代學者闡釋《詩經》的著作數不勝數。在這些著作中,最有影響的當數東漢鄭玄的《毛詩箋》、唐代孔穎達等人奉詔所撰的《詩經正義》和南宋朱熹的《詩集傳》。
    . ~# g8 l6 q& c1 O( d  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融通今文經和古文經,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是漢代講經注經的集大成者,號稱“鄭學”,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長期被封建統治者作為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注疏中,對于儒家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鄭玄在注釋《詩經》時,不囿于門戶之見,雖以古文經《毛詩》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學說。他首次提出《毛詩》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別,首次指出《詩》之《大序》為子夏所撰,《小序》則為子夏、毛公合作,在經書注釋上獨創了“箋”的名稱。鄭玄《毛詩箋》、《毛詩譜》出現后,《詩經》的流傳發生了重要變化——古文經“毛詩”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而今文經的“齊詩”、“魯詩”、“韓詩”就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詩經》教育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現今流行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 C6 S9 w( U6 P! @5 d  唐初著名的經學家和教育家孔穎達于貞觀年間奉詔主持編撰《五經正義》,于貞觀十六年(642年)完成。后又經校定增損,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欽定為全國統一教材。《五經正義》共180卷,其中《毛詩正義》40卷。《毛詩正義》是對“毛傳”和“鄭箋”的疏解,對魏晉南北朝以來眾說紛紜的注釋進行了鑒別裁定,因此又叫《毛詩注疏》,是注解《詩經》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被清代學者阮元列入《十三經注疏》,影響至今。. C& h* O: B3 S1 g0 M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詩集傳》是《詩經》詮釋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士人必讀的權威性讀本。在《詩集傳》中,他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詩序”的束縛,而就詩篇本身探索其本旨;文字音義則不拘泥于訓詁之學,雜采“毛傳”和“鄭箋”,間用齊、魯、韓三家學說,而以己意進行取舍。《詩集傳》釋義簡潔,明白易曉,逐篇述其主旨,逐章言其大意,常有新解。朱熹以后,注釋《詩經》者多以《詩集傳》為宗,元、明、清時期科舉取士也以《詩集傳》為準,對后世影響十分深遠。
    9 ?8 \* O) K- E  以《詩經》為代表的四言詩和“詩教”傳統對中國詩歌創作和詩歌教育的影響極其深遠。毛就曾寫作數首四言詩,如《奮斗》、《題〈中國婦女〉之出版》等。1937年4月,毛撰寫的《祭黃帝陵》就采用了古樸典雅的四言詩形式。《詩經》里的一些詩篇在今天仍然是詩歌教育教材,如《關雎》、《蒹葭》、《伐檀》、《碩鼠》等曾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Z7 D& Z1 |& y. D; y- c: N
      二是純粹的詩歌類讀本,是指根據某種需要編選的各類詩歌選集、全集、總集之類。7 L$ d4 }/ k7 I9 V) U. l
      《詩經》原本就是一部詩歌總集,本名曰“詩”或“詩三百”,孔子加以整理后用以授徒,雖然作為禮樂教育的教材,但并未改變其本來面目。西漢時“詩”被儒家尊為“五經”之一,才被稱為“《詩經》”,此后其文學色彩越來越淡,而經書味道越來越濃。
    5 h" n8 p7 R4 O! V9 u( G) ^  自兩漢以后,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詩人,詩歌的選集或總集就越來越多,其中一些就成為文士學習作詩的范本而廣泛流傳。如《楚辭》、《昭明文選》、《玉臺新詠》、《花間集》、《江湖集》、《唐音》、《唐詩品匯》、《唐詩解》、《唐音統簽》、《名媛詩歸》、《明詩綜》、《詞綜》、《全唐詩》、《神韻集》、《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等。這些詩歌選集、全集、總集往往規模浩大,適應對象也非常廣泛。
    5 G& ~& f$ n& r4 k+ B  南朝梁太子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是秦漢以來收編詩文最豐富的文學總集,也是我國最早的詩文總集,被認為是古代文學教材的典范,也是詩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書30卷,唐李善作注時分為60卷,其中有詩歌12卷,騷2卷。《文選》共收入周代至齊梁時期130多個知名作者和少數佚名作者的詩文作品共752篇,其中詩歌434篇。這部書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視,成為文人學子必讀之書,有所謂“文選學”之名。北宋時有“文選爛,秀才半”(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一說,足見此書的影響和價值。
    5 Q3 T' C2 P$ P; N* ~  《玉臺新詠》是徐陵奉梁簡文帝蕭綱之命編成的我國古代繼《詩經》、《楚辭》之后的又一部詩歌總集。《玉臺新詠》收五言詩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詩1卷,收錄南朝梁以前的詩篇769首。這本書在流傳過程中曾遭后世文人竄改,所收詩歌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統思想的影響下,這部詩集曾屢遭詆毀,但仍然對我國古典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1 A. R, d% S# B, A  《花間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文人詞總集,收錄了晚唐五代時期溫庭筠、韋莊等十八位詞人的五百首詞。《花間集》集中體現了詞律的規范化,確立了詞這種新的詩歌形式的文學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詞的進一步發展的基礎。“花間詞人”上承南朝宮體詩人,下啟宋代婉約派詞人,對古代詩歌創作有很大影響。6 W8 {" E, {) x0 ^; A
      唐代詩歌的繁榮與詩歌教育的繁榮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都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唐代詩人創作的詩歌數以萬計,為唐代學子讀詩學詩提供了豐富的教材。《舊唐書·楊綰傳》記載,楊綰在給唐肅宗的奏疏中說:“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對學子讀書內容的影響,當時一些著名詩人的詩集已經成為士子學習的教材。中唐時期,蒙館塾師也往往指定某位詩人的作品作為教材。《唐詩紀事》卷三八載:“元微之《長慶集序》云:‘予嘗于平水市見村校諸童競習詩,招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余之為微之也。”可見,白居易、元稹的詩就被蒙館塾師選定為教材。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詩里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歌《琵琶篇》。”從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詩作流傳非常廣泛。唐代中后期還出現了供學童諷誦的詩歌選本如《文場秀句》等。《文場秀句》本是中唐詩人王起為莊恪太子輯錄的詩歌選集。《舊五代史·馮道傳》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的記述,可見這本書曾被作為科舉應試的詩歌范本,供學子諷誦模仿。
    ; W& N. x3 r- m: d3 A' s* Z6 [  《全唐詩》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詩歌總集。全書共900卷,收錄了唐五代時期2200多位詩人的詩歌48900多首。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全唐詩》的編選,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對于詩歌教育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c" }6 N5 b- X4 k8 E
      古代一些詩人、學者還編著了許多詩話(詞話)類著作,歸納詩詞的一些寫作規律,也對作家作品進行分析點評,為文人學習作詩填詞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如《六一詩話》、《韻語陽秋》、《滄浪詩話》、《浩然齋詞話》、《樂府指迷》等。- T- Y9 ?! k# W% e6 d/ \0 v5 [
      三是蒙學詩歌讀物,是指專門為學童學習詩歌和進行文化倫理教育而編選的詩歌讀本。
    4 p. l4 q( M3 k( N: e+ ]  古代一些學者非常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曾編寫了許多供學童諷誦的詩歌讀本,如《詠史詩》、《神童詩》、《訓蒙詩》、《小學詩禮》、《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此外,還有一些較好的詩歌選集(如《文選》)和著名詩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學習詩歌的教材。其中,《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詩歌教育讀本。
    ! s7 U# q$ i4 S% K$ |( C/ D  《神童詩》相傳是北宋學者汪洙所作。《神童詩》是一部影響廣泛的啟蒙讀物。通行的《神童詩》選入48首五言絕句,淺白清新,格律嚴謹,音韻和諧,瑯瑯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記誦。其中很多詩句已廣為流傳,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如流傳久遠的《四喜》詩:“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神童詩》是優秀的少兒詩歌讀物,也是教導少年兒童學作詩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時代局限,這些詩多以高官厚祿引導學童一心讀書,曾遭人非議,但在宋元明清時期影響很大。
    . V' }2 d+ y! I+ `  《千家詩》最初是南宋劉克莊編選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收錄律詩和絕句1270多首。后來分別出現了謝枋得編選的七言《千家詩》和王相選注的《新鐫五言千家詩》。后來有人將五言和七言這兩種《千家詩》編成合刊本,成為流傳最廣的詩歌教材。清代通行的《千家詩》包括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五言律詩共220余首,所選詩歌題材十分廣泛,風格淺近易懂,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風靡各地,廣受歡迎。《千家詩》在清代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三、百、千、千”,是蒙學中最普及的讀本。% L0 Y+ _1 S. N  K0 c! q. y* t( w
      《唐詩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孫洙選編的一本膾炙人口的唐詩精選普及讀本。全書的編選以適合私塾教學為基本原則,以學童容易理解和記憶、適合兒童興趣為主要出發點,注重選取歷來為人們廣為傳誦的佳作,選入七十余位唐代詩人的詩歌300余首,涵蓋了古詩中五言詩和七言詩的各種詩體,名家名篇入選甚多。因此,《唐詩三百首》被塾師廣泛采用,而且深受學童和成人的歡迎。這本書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們得以欣賞到唐詩中的精華篇章,為初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的確是一本質量上乘的精選詩歌讀本。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們學習唐詩的首選讀本,風行海內外。+ v2 t) z1 G9 T* R: D
      四是蒙學韻文讀物,是指為幫助學童識字或學習文化倫理常識而編寫的啟蒙韻文教材。
      z0 C- ]% E; _  由于漢字特有的音節和聲韻特點,漢語韻文具有句式整齊、音韻和諧、易讀易誦、便于記憶的優點,因此,我國古代語文教育史上產生了許多韻文形式的教材。漢語韻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詩歌,而詩歌與其它韻文形式并沒有很大區別;尤其是那些句式嚴整的韻文,即使稱之為詩歌也無妨。因此,在概述古代詩歌教育史時,也不能忽視這些韻文類讀本。采用韻文形式編寫蒙學教材,是中國古代詩歌教育的一種特殊方式。& L! ~7 ~! Q. l) t
      古代蒙學韻文讀物的主要內容有識字、屬對、聲律、自然常識、歷史典故、百科知識、社會經驗和倫理道德規范等,大致可分為五種:韻文識字讀本、屬對用事讀本、韻文百科讀本、倫理道德讀本、韻文歷史課本等(這種分類并不夠嚴密,少數讀本還有交叉兼類現象),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蒙求》、《十七史蒙求》、《訓蒙駢句》、《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名物蒙求》、《幼學瓊林》、《增廣賢文》、《鑒略妥注》等。這些知識都與作詩有密切聯系,其中的屬對、聲律、用典還是作詩的基本技能,因此,這些讀本都是古代詩歌教育的輔助教材。實際上,古代的韻語讀物明顯具有詩歌的形式和特點,其中一些與詩歌并無兩樣(如《鑒略妥注》)。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即使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稱之為詩歌似乎也并無不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韻語讀物也是古代詩歌教育的基本教材。( g. ]* }; Y- T5 U) a( F$ B% V
      在西周時期,已出現韻文形式的識字讀本《史籀篇》,這是我國有文獻記載的第一部識字課本,可惜早已失傳。這本書采用四言詩的形式,四字一句,兩句一押韻,便于學童學習誦讀。這本書為后世編寫兒童識字課本提供了典范,對后世影響巨大。, ~) W% w* Y' N' g, C
      我國歷來有大學者為兒童編寫蒙學識字韻文教材的好傳統。李斯撰《蒼頡篇》,司馬相如著《凡將篇》,史游著《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揚雄著《訓纂篇》、班固著《十三章》、蔡邕著《勸學篇》、周興嗣編《千字文》、王應麟編《三字經》等。此外,還有北宋無名氏的《百家姓》。其中,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影響最大,合稱“三、百、千”。
    / Y# G/ [& ]6 Y" t6 D  西漢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識字和常識課本。它以識字為主,同時介紹各類知識,是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傳的蒙學識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顧炎武說:“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學漸微”。作為一種兒童讀物,其使用時間之長在世界教育史上實屬罕見。今存《急就篇》主體部分為七言韻語,或用三言、四言,共34章,計2144個字。《急就篇》在我國古代識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其編寫體例和內容對后世童蒙教材如《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等有很大影響。此書自成書后就廣泛流傳,并被傳播到中國周邊國家。
    ) T6 I+ K  d! B) M0 @  南朝梁代周興嗣編寫的《千字文》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極短的篇幅內容納了極其豐富的內容,涉及天文歷象、歲時變化、名貴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養、建筑文化、歷史地理、士人農桑、生活起居等。其行文注重聲律對仗,講究用典文采,押韻和諧,抑揚頓挫,即使完全當作詩歌來讀也無妨。如開篇寫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這本書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間仍有一定影響。
    % q! i+ G; m& r7 L. G' f  北宋初年問世的《百家姓》將約500個常用姓氏編成四字一句的韻文,基本上包括了當時的常用漢字,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詩。雖然其內容缺乏文理,但編排合理,句式整齊,讀來順口,易學好記,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諸衛,蔣沈韓楊”。《百家姓》與《千字文》相配合,成為我國古代蒙學的固定教材,影響深遠,至今仍在流傳。2 @' m) m; N- R2 \/ r/ o
      南宋末年王應麟所作《三字經》繼承了歷史上蒙學教材編寫的傳統,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優點,是一部集識字、自然常識、歷史知識、讀書方法和倫理教育于一身的綜合性蒙學教材,是古代童蒙讀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其句子往往言淺意深,每三字一句,整齊排列,讀起來瑯瑯上口,非常易于兒童誦讀記憶。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因此,《三字經》出現后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為中國古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蒙學教材。七百多年來,《三字經》不但是蒙學基本教材,而且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家喻戶曉,老幼皆知,對中國社會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989年10月,《三字經》英譯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發行。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三字經》確定為兒童道德叢書之一。! B- z  j# }& X9 j- O0 D* _
      自唐代實行詩賦取士以后,吟詩作賦成為文人士子的必備能力,詩賦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文人功名的成敗;而格律詩尤其注重聲律對仗,講究用典,因而學習作詩、學會屬對用事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項基本內容。因此,在韻文識字讀本之外,自唐代以后還出現了許多幫助學童學習聲律對句、了解歷史典故的啟蒙韻文讀物,如《蒙求》、《十七史蒙求》、《訓蒙駢句》、《蒙養故事》(《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 D' M- L5 D/ Q- m
      唐代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為通行的童蒙課本。《蒙求》大概是屬對用事讀本,凡596句,2384字,把592個典故編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詩。全書所講大多是歷史人物故事,四字一句,兩句一組,互為對偶,隔句押韻,如:“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呂望非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其中許多典故成為后來《三字經》、《龍文鞭影》等蒙學讀本的取材來源。在古代語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著作,后世大批蒙書都采用《蒙求》的編法和名稱,可見它的影響之大。
    , I0 S+ D1 J* H, x) q& p  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仿照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韻語,上下兩句對偶,生動地介紹了許多歷史典故,富有教育意義。如:“宋璟第一,李廣無雙。燕許手筆,李杜文章。”“石苞當相,衛青封侯。誤點作蠅,落筆畫牛。”) E# R" d5 Y2 g2 q
      明代司守謙的《訓蒙駢句》是為學童學習聲律屬對而編寫的一部教材,全文采用平水韻平聲的三十個韻部,按韻部次序編排,每韻三節,每節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對駢句組成,講究平仄,隔句押韻,對仗工整。如開頭第一節:“天轉北,日升東。東風淡淡,曉日濛濛。野橋霜正滑,江路雪初融。報國忠臣心秉赤,傷春美女臉消紅。孟柯成儒,早藉三遷慈母力;曾參得道,終由一貫圣人功。”這本書為學童學習作詩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在這本書的影響下,清代學者又編寫了類似讀物《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4 \- v" g7 e! N8 h4 z4 Q" r! `# Z
      明代蕭良有的《蒙養故事》也是仿效唐代李翰《蒙求》編撰而成的蒙學教材,后經明末清初時期的學者楊臣諍加以增訂,改名《龍文鞭影》。其內容主要來自史書中的人物典故,同時又從古代神話和筆記小說中廣泛收集故事,全書包括孟母斷機、毛遂自薦、荊軻刺秦、董永賣身、紅葉題詩等兩千多個典故,按照平水韻平聲的三十個韻部依次編排,四字一句,每句概括一個典故,對仗工整,易讀易記。如“重華大孝,武穆精忠。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禱雨,漢祖歌風。秀巡河北,策據江東。”這部書問世后,成為明清時期頗受歡迎的童蒙讀物之一。清朝末年,學者李暉吉、徐蘭畦又合撰了《龍文鞭影二集》。清末和民國時期通行的《龍文鞭影》一般都是將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 Z& t2 O$ Q5 n5 H# y: M, {5 m  清代李漁編著的《笠翁對韻》是一本專門用來學習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是清代最流行的聲律類蒙書之一。全書共三十韻,每韻二則至四則不等,從一字對、二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語言工巧藻麗,音韻流暢;內容博采精裁,編排合理,意境典雅優美,又富生活氣息,更易為初學之人掌握。如:“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雷隱隱,霧蒙蒙。日下對天中。風高秋月白,雨霽晚霞紅。牛女二星河左右,參商兩曜斗西東。十月塞邊,颯颯寒霜驚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漁翁。”文中羅列了許多典故,既能夠幫助學子增長見聞,又可以在品德修養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 O- w* p9 o3 W  清代車萬育編著的《聲律啟蒙》是一本專門幫助學童學習對偶技巧和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全書按韻分編,內容豐富,形式上從單字對到雙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聲韻和諧,瑯瑯上口,使兒童在誦讀中受到語音、詞匯、修辭等方面的訓練。如“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這本書也是清代最流行的聲律類蒙書之一。- W; W$ E1 g5 }% \" o/ @# f
      此外,還有一些小型百科全書式的韻文讀物,如《名物蒙求》、《幼學求源》等。
    , d4 w; }8 H# w- M# i  南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主要介紹各種名物知識,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鳥獸、器物、耕作、親屬、家庭、倫理等方面的名稱和常識,采用四言韻語形式,全書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輕清為天,重濁為地。麗乎天者,日月星辰。潤以雨露,鼓以風霆。”這本書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歡迎的一本啟蒙教材。
    ' ?: I9 j. k! ]1 |  A+ H  明末學者程登吉的《幼學求源》原名《幼學須知》,又名《成語考》、《故事尋源》,簡稱《幼學》。清朝嘉靖年間,學者鄒圣脈又作了一些增補并更名為《幼學瓊林》,也叫《幼學故事瓊林》,遍行天下。全書按內容編排為三十三類,廣泛涉及自然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幾乎囊括了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識與詞匯,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蒙學百科全書。全文采用駢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簡煉,對仗工整,易學易懂易記,對于學童增長見聞、學習對句和作詩幫助極大,因而是我國明清時期廣泛流傳的蒙學讀物,清代把它與《增廣賢文》并列,人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
    6 S% y/ l' T3 `3 e4 |& b. F+ }  明清時期,一些學者還采用韻文形式編寫了專門用來傳授人生處世經驗、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的蒙學讀物,如《小兒語》、《續小兒語》、《好人歌》、《增廣賢文》等。+ X8 T5 Q9 f. c6 n1 }" l/ d+ z
      明代呂得勝、呂坤父子為了促使兒童誦習有教育意義的兒歌,先后編寫了《小兒語》和《續小兒語》,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雜言句式。如《小兒語》開頭部分:“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隔句押韻,句式整齊,易誦易記。呂坤還編寫了《好人歌》,內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韻。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儀。好人不縱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
    8 _' Q+ z- [! O  清代車萬育編錄的《增廣賢文》篇幅不長,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以韻文形式將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錯而出,靈活多變,讀起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突破了傳統蒙學讀物往往以一種句式貫穿始終的基本格式。如:“知己知彼,將心比心”、“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復小人心”、“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貧居鬧市無人識,富在深山有遠親”、“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連在一起簡直就是詩歌,如:“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家之計在于和,一身之計在于勤”、“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倉廩虛兮歲月乏,子孫愚兮禮義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竹籬茅舍風光好,道院僧房總不如。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磨刀恨不利,刀利傷人指;求財恨不多,財多害自己”。這本書采錄廣泛,大致反映了古人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原則,耐人尋味,值得借鑒。其語句接近口語,極少運用典故,易于為人們接受。因此,在民間深入人心,影響深遠,人們把它與《幼學瓊林》并列,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書中許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傳誦不絕。6 v: X* L5 N  |" F8 M  g4 K2 s0 H2 ]
      明代還出現了一部用五言韻文編寫的蒙學歷史課本《鑒略妥注》,作者是明代學者李廷機。《鑒略妥注》以五言詩的形式,按時間順序概述了上自遠古、下至元明的歷史進程,可以說是一部詩歌體通史。全書僅萬余字,行文言簡意賅,敘事條理分明,如《三皇紀》:“乾坤初開張,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無行生萬物,六合運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無為而自化,歲起攝提綱。人皇九兄弟,壽命最延長。各萬八千歲,一人興一邦。分長九州地,發育無邊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為糧。構木為巢室,襲葉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鉆木始取火,衣食無所妨。結繩記其事,年代難考詳。”每句五字,隔句押韻,很有歌行體的風格。這本書在明清時期頗受士人喜愛,與《三字經》、《幼學瓊林》、《增廣賢文》并列為蒙學基本讀物,又被稱之為《五字鑒》。
    % N: y/ x5 x' D) Q  T. T2 j) x% X  上述兩類蒙學教材都是古代詩歌教育的基礎性讀本,直接或間接為學童學習作詩服務。有一些讀本至今仍在詩歌教育中發揮著作用,是古人留下的寶貴的文化遺產,既要注意珍惜和保存,也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尤其是要將古人編寫蒙學教材的經驗總結出來,繼承并發揚光大。周谷城先生在為岳麓書社出版的《傳統蒙學叢書》撰寫的序文中說:“產生和流傳于封建社會的蒙學書,同樣屬于封建文化的范圍,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無論如何,它們絕不比廟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有的蒙學書能夠長久流行,為社會長期接受,在傳授基本知識、進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記憶等形式方面,確實有其長處和優勢,是不能也不應一筆抹殺的。僅僅在這一點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價值。”
    4 B# Z5 P6 S. p. A0 {1 p  五是民間歌謠,是指民間流傳的民歌、民謠、童謠、諺語、格言等。
    , A7 ~* q3 n6 R  遠古時期的歌謠是詩歌最初的源頭,當時的文藝活動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其詩歌教育具有綜合性、全民化的特點。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里,曾經產生了數不清的民間歌謠,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它們都是民間詩歌教育的教材,而且對古代文人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一部分歌謠被官府或學者收集、整理、加工之后,就登上大雅之堂,成為古代學校教育的詩歌讀本,如《詩經》里的部分詩篇、漢代的樂府詩等。其中一些詩篇在古代詩歌教育中還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如《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詩》、《敕勒歌》等。歷代農民起義軍也往往利用歌謠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因此,古代民間歌謠在詩歌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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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古代詩歌教育的基本方法
      古代詩歌教育的基本途徑大致有兩種:一是官學詩歌教育,是歷代統治者主導的以各級官學為主體的詩歌教育,《詩經》自西漢之后一直是歷代官學最主要的詩歌教材;二是民間詩歌教育,是廣泛存在于民間的以各類蒙學為主、以民間歌謠自發流傳為輔的詩歌教育。在統治階級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官吏選拔制度影響下,官學詩歌教育往往主宰著民間詩歌教育的基本走向,為民間詩歌教育的發展限定一個大致的范圍;民間詩歌教育往往是官學詩歌教育的附庸,蒙學階段的各種詩歌教育教材都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要求,為維護統治秩序服務,但民間歌謠有時也會偏離主流方向,出現一些與社會正統思想觀念不一致的現象。
      Z$ S& m! y- J  由于古代民間歌謠除少數篇章外,主要是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布四方,往往具有很強的自發性,也并沒有什么特定的方法,因此,論及古代詩歌教育的主要方法,主要是指古代各類學校進行詩歌教育的方法,涉及官學詩歌教育和蒙學詩歌教育兩個方面。從古代詩歌教育的過程來看,簡而言之,其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種:講授解疑、熟讀背誦、模仿練習等。
    5 j# Q" v" m8 Y8 ?7 J  一、講授解疑。這是古代學校教育的基本教法,也是詩歌教育的主要方法。8 ^/ s0 v: m. `7 A. W2 X8 m; w, j
      在古代學校中,教師的講解是學生進一步學習理解的基礎,倫理道德規范的傳授正是通過這一過程得以實現。古代官學與私學的教學過程和方法大致相同:每學習一首詩歌,往往先由教師教讀,然后學生自己溫習熟讀;下一次上課時,教師先檢查溫習情況,然后再逐字逐句講解大意;之后就由學生自己熟讀領會,如有疑難,教師再作解答。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陽明曾在《教約》中規定了蒙學教學的具體方法:“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瑕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明代戲劇家湯顯祖在《牡丹亭》第七出《閨塾》中生動形象地概述了陳最良為杜麗娘講解《關雎》的過程:
    4 u/ `1 q0 Z3 _& O3 P0 t  【繞池游】〔旦引貼捧書上〕……〔末〕昨日上的《毛詩》,可溫習?〔旦〕溫習了。則待講解。〔末〕你念來。〔旦念書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末〕聽講。“關關雎鳩”,雎鳩是個鳥,關關鳥聲也。〔貼〕怎樣聲兒?〔末作鳩聲〕……〔末〕此鳥性喜幽靜,在河之洲。……〔末〕胡說,這是興。〔貼〕興個甚的那?〔末〕興者起也。起那下頭窈窕淑女,是幽閑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來求他。……〔旦〕師父,依注解書,學生自會。但把《詩經》大意,敷演一番。0 X, p1 ]. `& ^6 d7 R& d
      【掉角兒】〔末〕論《六經》,《詩經》最葩,閨門內許多風雅:有指證,姜嫄產哇;不嫉妒,后妃賢達。更有那詠雞鳴,傷燕羽,泣江皋,思漢廣,洗凈鉛華。有風有化,宜室宜家。〔旦〕這經文偌多?〔末〕《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沒多些,只“無邪”兩字,付與兒家。書講了。春香取文房四寶來模字。……
    ; e* q7 M) C. E  @% C  上面所引內容對家塾教學過程的概述雖然有濃重的游戲成分,但仍然真實地反映了明代私塾進行詩歌教育的大致過程和基本方法。清代學者龍啟瑞制定的蒙童課程表中就規定:“每天早起溫習讀書,背誦。上生書時,老師講解畢,命學生復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從中可以看出清代蒙學的教學過程,這與《牡丹亭》中的描述是一致的。, b4 u" H! I5 b3 I) N2 n
      古代一些儒學名師弟子眾多,往往數以百計,甚至多達千人。這些名師在教學中往往只親自面授少數高才生,其余學生則由這些高才生轉相授業。東漢學者鄭玄師從馬融的學習經歷就說明了這一點。當時著名經學大師馬融門徒上千,長年追隨在身邊的就有四百余人。《后漢書·鄭玄傳》載:“(玄)以山東無兄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余人,升堂進者五十余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在這種教學方式下,學生的自學就尤其重要。/ X6 Q  I) p1 l% W/ e. V: j+ t+ y
      二、熟讀背誦。這是古代士子學習的主要方法,在詩歌教育中有顯著作用。  ]+ W: U# s  e
      誦讀是學習詩歌的基本方法,歷史非常悠久。據《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西周時期的“樂教”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其中“樂語”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主要是詩歌教育,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并能按照音樂節奏吟詠,而且能夠恰當應用。在“諷”與“誦”的過程中,也進行著社會經驗和倫理道德的傳授。8 ~) O6 c! F) ~
      《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我國古代的詩歌往往分為“歌”與“詩”,能合樂而唱也能誦的是“歌”,不能合樂唱而只能誦讀的是“詩”,可見能誦讀正是“詩”的特征之一。從《漢書·藝文志》的記載來看,大概在經歷秦朝焚書坑儒之后,《詩經》在西漢初期就已經不能歌唱而只能誦讀了,因而被儒家稱為《詩經》。《詩經》自西漢之后就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 S0 c- }. J5 t4 |+ Z# V* B$ U& E
      宋代有“童子科”考試,年齡限在15歲以下,主要內容即是背誦經書,應試者必須熟習經史。而要獲得神童稱號,則必須熟讀成誦。僅以“七經”來說,背誦總量至少為28.3萬余字,其中《毛詩》39224字。明清時期,蒙學階段就要求兒童先背誦《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之類,進而背誦《千家詩》;進而背《四書》、《五經》。
    & H) ?6 J" Z+ G0 {  古代一些大學者特別重視總結讀書方法,尤其重視誦讀的作用。他們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為后人樹立了榜樣。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讀書方法被其弟子歸納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種,至今仍有很大影響。朱熹的讀書方法很好地體現了“教化”思想,通過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再經過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最終達到潛移默化的思想境界。他說:“大抵觀書,須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或《朱子大全·讀書之要》)“凡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凈端正,將書冊齊整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朱熹《童蒙須知》)
      b+ t( p$ N2 z! l, T/ C( \  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教約》中進一步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余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于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于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也規定有同樣內容。: D+ \, O7 s) z5 @
      清代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學者曾國藩的治學經驗很豐富,也非常重視誦讀。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曾特別強調誦讀詩文的方法和益處:“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7 U; e" K# Y3 n- P
      古代的詩歌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流傳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樂曲的歌詞。格律詩尤其講究韻律和諧、平仄相對、隔句押韻,具有音樂美、節奏美、音韻美,只有通過誦讀才能品味到詩歌藝術之美。而誦讀講究字正腔圓、感情充沛,需要融情于詩,用心感悟詩人的情思,把情感體驗用聲音傳達出來,從而實現詩歌藝術的再創造。清代流行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法,可見誦讀對于詩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L* ]# [2 H& \% }& ?  q) I  F
      蒙學階段教導兒童學詩、讀詩,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一條寶貴經驗和優良傳統。在兒童識字以后,培養他們的讀書興趣十分重要。如果一開始就讓他們學習一些比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傷他們的學習積極性。而在此時采用讀詩的方法就容易激發他們讀書的興趣。喜歡大聲諷誦是兒童的一個特點,而詩歌恰恰是最適宜誦讀的。由于詩歌音調和諧,注重押韻,本來就富有音樂性,誦讀時能產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學童在誦讀詩歌的過程中,盡管不一定能透徹理解詩歌的思想感情和藝術特色,卻也足以啟發他們想象,開拓他們的胸襟,培養他們良好的語感,促進他們求知的愿望,而這正是進一步學習作詩的基礎。
    2 ]) O  f1 `5 E6 m7 N* V  三、模仿練習。這是古代學子學習作詩的主要途徑和基本方法。) h# d1 r! @" q: y
      古代詩歌教育在傳授文化知識、社會經驗和倫理道德規范之外,還要傳授作詩的方法和技巧。隨著詩歌藝術的發展和各類詩歌體裁的不斷出現,隨著詩歌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響的擴大,隨著歷代統治者對“詩教”的重視和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形成,吟詩唱和已經成為古代文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項基本內容,能否作詩已經成為衡量文人文化素養高低的一把標尺。看一看唐代之后的中國歷史,有哪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狀元不會作詩?因此,學習作詩往往是古代文人從學童階段就開始從事的一項基本任務。
    $ o2 o) Z2 j* ]4 C9 h  x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迅速發展時期,學習詩文寫作已成為社會時尚。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南朝時期的學校教育尤其重視駢文和詩歌的寫作訓練,要求學生寫作詩文時要學會用典,講究雙聲、疊韻、四聲和修辭。一些詩人的作品成為人們模仿的對象。謝靈運的山水詩文辭幽美,冠絕一世,人們爭相傳誦。《宋書·謝靈運傳》載:“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吳均的五言詩質樸豪邁,被當時文壇稱為“吳均體”,成為學詩的榜樣。《梁書·吳均傳》載:“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學之,謂之吳均體。”, B9 U( n3 P4 T7 j8 R& z
      自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以后,吟詩作賦已經成為文人士子的必備能力。唐代的科舉考試中,進士要考時務策和詩賦。而詩、策、賦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對偶;賦要限韻;詩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韻,中間8句對仗,全詩要講平仄。這種嚴格的格律要求,要求應試的學子必須事先接受各種寫作技巧的訓練,特別是押韻、平仄、對仗、用典等方面的訓練。科舉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寫這類詩文。由于科舉考試的需要,學習詩歌寫作是當時詩歌教育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在學習寫詩過程中首先要進行聲律、對仗、集事等單項訓練。屬對在唐代很受重視,學習屬對同時具有學習語音、詞匯、語法、修辭和邏輯的作用,對作詩有很大的幫助。唐代學習詩歌寫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詩、命題作詩和多人聯句等方式。自由作詩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題作詩是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會和官場聚會中也常常要作命題詩。這種命題作詩帶有評比性質,對詩歌寫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響。聯句是詩歌寫作中的一種特殊方式。在朋友聚會時往往用聯句形式來紀事、詠物、送行、贈人、寄人、懷人等,題材相當廣泛。聯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為最多。聯句是多人合作寫詩,也有比試才情的意思,對于學習作詩有很大激勵作用。) n- B, Z- X, Q! w9 v0 o8 T
      兩宋以降,作詩填詞已成為文人的日常事務,而聲律對句則是創作詩詞的基礎技能。因此,學童入學后除學習識字和讀詩外,學習聲律對句也成為蒙學階段的一項經常性的內容。在宋代的蒙學中,屬對是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基本的語言文字訓練。學習作詩是蒙學的一項基本內容。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教學童寫詩,重點是教“填詩”,首先是背會三十類韻,接著是用匡紙表韻頭,以便填詩時查閱。而模仿則是實踐訓練的一種好辦法。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由此可見,宋代學校教育在幫助學子學習寫詩上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0 U' T7 E. O8 z8 o6 s6 `! Y  l
      蒙學階段教蒙童屬對是寫作詩歌的基礎,屬對要求平仄相對、詞性一致、結構相同、字數相等、修辭手法相同、邏輯關系相同,是一種集語音、詞匯、語法、修辭、邏輯于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為了適應人們學習作詩填詞的需要,訓練學子掌握聲律對句技巧的韻文類讀本代代不絕。自唐代之后,出現了許多教授學童學習聲律對句的啟蒙讀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謙的《訓蒙駢句》、李漁的《笠翁對韻》、車萬育的《聲律啟蒙》等,都是為幫助學童學習聲律對句而編寫的啟蒙教材。; f7 A' U6 ]) [( Z' g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屬對——作詩——作文。道光年間的學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對蒙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涵養學生寫作詩文的興趣,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即初學做詩,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聲,為雙聲疊韻的規矩所束縛,此后再從放到收。“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踶跳咆嗥,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以圈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詩文寫精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識二千字后才可讀書,待其“神智漸開”,再教以四聲、虛實、韻部、雙聲、迭韻等文字知識,然后在有了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后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清代龍啟瑞曾制定過一份古代兒童課程表,“每天早起溫習讀書,背誦。上生書時,老師講解畢,命學生復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午后,寫字,溫書,背;晚上練習作對,燈下讀古詩,隔日學寫詩,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記詩賦。”可見清代蒙學階段詩歌寫作訓練是比較頻繁的。4 T; I0 m- E6 U' O9 k
      曾國藩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曾特別強調寫作詩文的方法和要求:“至于作詩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后,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驕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丑,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后此彌不肯為矣。”“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鏗,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瑯瑯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鍛詩來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泊而成,則于詩之道思過半矣。”(《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p+ r4 L, q2 Y( |# F0 C; W' I
      綜上所述,講授解疑、熟讀背誦、模仿練習這三種基本方法其實也概括了古代學校進行詩歌教育的大致過程,也是古代學子在求學期間接受詩歌教育的基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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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古代詩歌教育的主要特點
      我國古代詩歌教育歷史悠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獨特的傳統。概括地講,其主要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E# ]. q9 s- ]7 E( k" p8 V# U% y  一、重視思想道德教育,將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作為詩歌教育的首要目標。
    ! v. a' u- P- M6 [1 u) x, M( V# w8 R( [  A  在中國古代社會,詩歌教育被統治者上升到政治教化的高度,被看作是鞏固統治基礎的基本手段之一,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詩歌教育。所謂“詩教”,其主要含義正是指統治者要通過詩歌教育的途徑來實現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達到鞏固統治秩序的目的。因此,以傳授倫理道德規范為基本內容是我國古代傳統詩歌教育的重要特征。
    # u7 X; m- s( Z2 y! r: G6 [0 w  我國古代的詩歌教育歷來強調思想教育功能,“樂教”就以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為最終目的。根據《尚書·虞書·舜典》的記載,舜帝就明確了樂官夔的職責,明確了“樂教”的目標:“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如果這段話的記載可靠,從中可以看出,在原始社會末期,部落首領已經認識到詩歌音樂的教育功能,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詩歌音樂對青少年進行全面培養。舜帝這段話后來被儒家作為“詩教”的經典言論。( d) l9 s  i/ X7 c% Z
      據《周禮》記載,周朝的大司樂要向國子傳授“樂德”、“樂語”、“樂舞”。周朝教育貴族子弟的六種科目稱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禮”包含政治、道德、行為習慣等內容,“樂”包含音樂、舞蹈、詩歌等內容。當時的詩歌教育必須體現周王朝特定的政治倫理思想,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是后世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直接源頭。
    1 |# l9 I: T( r/ ?9 q  春秋時期,孔子把教書和育人完美結合在一起,為后世樹立了典范。《論語·述而》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泰伯》載:“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是春秋時期文學方面的重要見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詩歌的社會作用和審美效果,是我國古代最早的系統的詩歌教育理論,奠定了古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此后,歷朝歷代的詩歌教育都十分強調思想教育功能,重視“文以明道”(《荀子》)、“文以載道”(周敦頤《通書·文辭》),尤其重視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的完美結合。! A2 ^. K$ v% K9 d1 M  y/ I; _0 k0 J
      古代各類詩歌教育讀本很重視思想教育與藝術形式的統一。傳統詩歌類教材不論是儒家典籍《詩經》,還是蒙學階段的韻文識字讀物、《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編選者都非常注重倫理道德、思想修養方面的教育。《詩經》本來是一部詩歌總集,孔子整理后用以授徒,作為禮樂教育的教材,被罩上了濃郁的倫理道德色彩;西漢時被儒家尊為“五經”之一,才被稱為“《詩經》”,此后其文學色彩越來越淡,而經書味道越來越濃,成為道德教化的工具。漢代最流行的啟蒙識字課本《急就篇》中,就有“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等歌功頌德內容。南朝梁代的《千字文》中,也有“女慕貞潔,男效才良。知過必改,得能莫忘。罔談彼短,靡恃己長”等品德修養內容。《三字經》中就有“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等倫理道德內容。《神童詩》中就有一些直接宣揚儒家倫理道德的詩歌,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而相天下,窮則善其身。”蒙學詩歌教材的編寫都有明確的倫理道德指向,《千家詩》、《唐詩三百首》也是這樣。南宋時期的《訓蒙詩》、《小學詩禮》等更是充滿了道德說教氣息。
    % d# F% `: Y2 k# k8 u  明代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很重視,尤其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號呼嘯于泳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后還附錄了詩歌20余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E% t( t& P! g7 Z' f
      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在《社學要略》中指出:“鄉間社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擴大教育范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他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采蘋》(重祀),《白駒》(悅賢)。至于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于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艷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后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p9 ^6 \* }) h( X! q
      不僅如此,古代一些著名詩人也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作用,力圖通過詩歌來宣揚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實現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如韓愈、白居易、歐陽修、王安石等。白居易十分強調詩歌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在《與元九書》中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在《讀張籍古樂府》一詩中,他通過贊頌詩人張籍來宣揚自己的觀點:“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他完全從政治教化的角度來看待詩歌的作用,使詩歌成為附屬于政治和道德的工具,最終目標是要借助于詩歌教育來鞏固政治秩序、完善社會風尚。
    " B/ r2 j1 u& U0 Z8 v  二、《詩經》自成書之后就一直是傳統詩歌教育的最主要讀本。
    + \: c2 y+ N1 K3 `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w" Q  j! k4 c0 T/ y$ ?+ T+ M! @
      《詩經》最初稱《詩》,歷史上有孔子“刪詩”一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關睢》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由于《詩》經過孔子的整理,并被孔子作為宣揚“禮義”的教材,西漢時期就被儒者奉為經典,此后才稱《詩經》。
    * r+ o6 j$ {7 d  ^& y# i0 l3 x9 h1 }2 A  《詩經》中有一些產生于西周初期的詩歌,在當時就被用于教育貴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詩經》和開私學授徒算起,《詩經》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約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詩歌教育的主要教材。特別是西漢“獨尊儒術”以后,《詩經》就成為歷代官學最主要的詩歌教材。《詩經》先后被列為“五經”(西漢)、“九經”(唐代)、“十三經”(南宋),成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為了便于學子學習《詩經》,歷代學者闡釋《詩經》的著作數不勝數。在這些著作中,最有影響的當數東漢鄭玄的《毛詩箋》、唐代孔穎達等人奉詔所撰的《詩經正義》和南宋朱熹的《詩集傳》。2 E3 s' v  D3 C( Z# G7 ]+ M
      在古代詩歌教育中,以《詩經》為主要教材,以孔子的教育實踐及“興、觀、群、怨”說為基礎,至兩漢時期形成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溫柔敦厚”最早見于《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教者也。”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解釋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于愚,則是在上深達于《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詩經》歷來被儒家作為倫理道德教育的經典教材,如愛情詩《關雎》就被看作闡述夫婦大義的作品。《論語·八佾》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詩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由此可見,《詩經》在漢代之后已徒具文學形式,卻只是儒家宣揚倫理道德以教化萬民、維護統治秩序的工具。“溫柔敦厚”這一詩教傳統特別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要求詩人以委婉之詞寄寓諷諫之意,在中國古代詩歌教育和古典詩歌創作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X  b7 i9 z3 v: L0 S. z, K
      三、古代詩歌教育與音樂藝術教育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
    , _; @/ J) G2 e1 \) c' E6 J5 P, A0 R  從遠古時代起,中國古代的詩歌向來就與音樂關系密切,而古代詩歌教育也與音樂藝術教育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從文學藝術的起源來看,詩歌與音樂密切相伴產生于原始的生產勞動,并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與音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一直延續至今。因而古代的“樂教”也往往包括詩歌教育。據《周禮》記載,西周時期的“樂教”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當時的詩歌教育主要是結合禮樂教育進行的。歷代宮廷樂舞往往融詩歌、舞蹈、音樂于一體,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詩、詞、曲就其本來面目而言都是歌辭,其出現、形成、發展和成熟都與音樂密切相關。《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就其原來的性質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詞。《風》、《雅》、《頌》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而劃分的。《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記述說明孔子時代的詩歌教育與音樂舞蹈的關系十分密切。漢代的樂府詩原本也是樂歌,《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唐宋時期的詞、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樂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詩歌教育往往還伴隨著音樂藝術教育。
    2 W3 K/ U( {0 m, y* U+ |4 x) r9 o/ u6 i  古代的詩歌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流傳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樂曲的歌詞。由于詩歌教育往往與音樂藝術教育相伴,古代許多著名詩人往往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往往有“琴棋書畫,無一不精”之說。如司馬相如、王維、溫庭筠、李煜、柳永、周邦彥、姜夔、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楊慎、徐渭、吳偉業、尤侗、洪昇、孔尚任等,著名女詩人卓文君、蔡琰、李清照、朱淑真、管道昇、黃峨等也都精通音律,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于蘇小小、薛濤、嚴蕊、柳如是、李香君等女詩人,精通音律更是其看家本領。( y! H& q$ _' w3 T3 u, j; q- |! z
      四、蒙學階段非常重視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而且成效顯著。! Z2 S. `1 t* d$ U- W( ^
      教兒童讀詩,這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寶貴經驗。兒童識字后,培養他們的讀書興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開頭就給他們讀一些比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傷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古人在此時往往采用教兒童讀詩的方法,是很有見地的。唐宋以后,古代蒙學在兒童識字讀書的過程中,除韻文讀本外,常常教讀一些優美而淺近的詩歌,并逐漸成為蒙學中一項固定的教學內容。這種辦法一直實行到民國初年。
    - E7 I8 s# A: c. j5 K, }  古代一些學者非常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曾編寫了許多供學童諷誦的詩歌讀本,如《詠史詩》、《神童詩》、《訓蒙詩》、《小學詩禮》、《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其中,《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詩歌教育讀本。此外,還有一些較好的詩歌選集(如《文選》)和著名詩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學習詩歌的教材。: E$ K- x, d& ^
      古代一些大學者、教育家很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如程顥、朱熹、王守仁等。6 s' C, X% G* Z5 X  U
      程顥是理學家,也是詩人。他對蒙學詩歌教育很重視,并有獨到見解。他說:“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師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朱熹、呂祖謙編《近思錄》321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 O3 ]! B. ~* |2 F" T' {( Q  朱熹不僅是著名理學家,還是著名詩人。他繼承儒家詩教傳統,非常重視詩歌教育,把詩歌作為傳授理學思想的工具。他的《詩集傳》是詮釋《詩經》的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讀書人必讀的權威性讀本。他尤其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親自寫作100首七言詩結集為蒙學教材《訓蒙詩》,其內容完全著眼于向兒童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其弟子陳淳仿照《訓蒙詩》編著了《小學詩禮》,將《禮記》中的《曲禮》、《內則》、《少儀》的主要內容編寫為43首五言詩,分為事親、事長、男女、雜儀四部分,向兒童傳授儒家倫理道德規范。陳淳還用三言韻語寫成《啟蒙初誦》一書,目的也是讓兒童接受儒家倫理教育。+ s7 r% @" r: o
      明代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很重視,尤其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而且要適應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他強調一定要注意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順應兒童的性情,保護兒童的學習積極性,以誘導啟發來代替“督”、“責”等傳統手段,避免產生逆反心理。他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號呼嘯于泳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這段論述也正好說明了古代“詩教”的特點。“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這恰恰就是所謂“教化”的基本方法,也是“教化”要達到的境界。
    ) V6 R# M% ^" U8 v+ I$ _  王守仁在《教約》中還進一步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余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于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于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后還附錄了詩歌20余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3 C5 W, @2 h- k2 L5 Y  明代沿襲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學制度,在各地鄉間建立社學,專門教育十五歲以下的兒童。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1534一1616)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擴大教育范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十分重視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采蘋》(重祀),《白駒》(悅賢)。至于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于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艷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后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g5 g; x" V* P2 Z" _4 e$ w
      張志公先生對我國傳統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對古代詩歌教育傳統是這樣論述的:“愛聽故事,是兒童的特點;愛大聲誦讀,也是兒童的一個特點。詩的語言,音調和諧、押韻,念起來給人以極大的快感。淺近的好詩,盡管兒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于啟發想象,開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詩,孩子們逐漸會感覺到語言的美,感覺到書有念頭,有學頭,從而培養起他們愛好語言的情感,促進了他們求知的欲望,增強了他們思考、想象的能力”(《張志公文集》之四《傳統語文教育研究》116-117頁)。概言之,古代蒙學階段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十分符合兒童的天性,因此,兒童很樂于接受,也易于起到教育作用。
    ( s7 C; P4 }  M3 e2 }3 B  五、古代詩歌教育重視詩歌的誦讀和寫作訓練,將讀詩和寫詩結合起來進行。
    ) A2 B3 ?; V5 B+ z3 U" J4 V' ]  誦讀是學習詩歌的基本方法,它與詩歌教育相伴而生,因而其歷史非常悠久。古代詩歌教育十分重視誦讀訓練。據《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西周時期的“樂教”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其中“樂語”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并能按照音樂節奏吟詠。《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我國古代的詩歌往往分為“歌”與“詩”,能合樂而唱也能誦的是“歌”,不能合樂唱而只能誦讀的是“詩”,可見能誦讀正是“詩”的特征之一。《詩經》就是因為被人們“諷誦”,因此能“遭秦而全”。《詩經》自西漢之后就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明清時期,蒙學階段就要求兒童先背誦《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之類,進而背誦《千家詩》;進而背《四書》、《五經》。
    - K% @+ Y% i* i  ?, K$ [  N2 l. X  古代一些大學者尤其重視誦讀的作用。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讀書方法被其弟子歸納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種,至今仍有很大影響。他主張:“大抵觀書,須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南宋·張洪《朱子讀書法》)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在《教約》中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也規定有同樣內容。清代政治家、學者曾國藩非常重視誦讀,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曾特別強調誦讀詩文的方法和益處:“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 a  Y* y4 M4 d0 \$ o( r  古代的詩歌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富有音樂性,非常適合誦讀。格律詩講究韻律和諧、平仄相對、隔句押韻,具有音樂美、節奏美、音韻美,只有通過誦讀才能品味出詩歌藝術之美。古代學者非常重視蒙學詩歌教育,曾編寫了許多供學童諷誦的詩歌讀本,其中,《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詩歌教育讀本。在學習詩歌方面,古人尤其強調熟讀成誦,“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是古人十分推崇的讀書方法。此外,誦讀詩歌有利于培養良好的語感和韻律感,對于作詩幫助很大。" }* t$ i" C$ H! Q
      古代詩歌教育也同樣重視寫作訓練,傳授作詩的方法和技巧也是詩歌教育的任務之一,模仿練習是古代學子學習作詩的主要途徑和基本方法。隨著詩歌藝術的發展和各類詩歌體裁的不斷出現,隨著詩歌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響的擴大,隨著歷代統治者對“詩教”的重視和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形成,吟詩作賦已經成為文人士子的必備能力,能否作詩已經成為衡量文人文化素養高低的一把標尺。因此,學習作詩往往是古代文人從學童階段就開始從事的一項基本任務。魏晉南北朝時期,學習詩文寫作已成為社會時尚。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南朝時期的學校教育尤其重視駢文和詩歌的寫作訓練,要求學生寫作詩文時要學會用典,講究雙聲、疊韻、四聲和修辭。謝靈運、吳均等詩人的作品成為當時文人士子模仿的對象。
    + S& Q2 I8 x) @. [) u, g5 p  自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以后,吟詩作賦已經成為文人士子的基本功。唐代實行詩賦取士后,學會作詩、寫出好詩成為文人獲得科舉功名的臺階,因此,學習寫詩是學子的首要任務。在學習寫詩過程中首先要進行聲律、對仗、集事等單項訓練。屬對在唐代很受重視,對作詩有很大的幫助。唐代學習詩歌寫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詩、命題作詩和多人聯句等方式。自由作詩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題作詩是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會和官場聚會中也常常要作命題詩。聯句是詩歌寫作中的一種特殊方式。在朋友聚會時往往用聯句形式來紀事、詠物、送行、贈人、寄人、懷人等,題材相當廣泛,對于學習作詩有很大激勵作用。
    - T' }7 K- N4 k4 D$ N& G9 O5 O  兩宋以降,作詩填詞已成為文人的日常事務,而聲律對句則是創作詩詞的基礎技能。在宋代的蒙學中,屬對是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基本的語言文字訓練。學習作詩是蒙學的一項基本內容。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由此可見,宋代文人在學習寫詩上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7 x/ \- ]( x0 x2 Q7 g- c1 \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屬對——作詩——作文。學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在有了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后,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清代龍啟瑞曾制定過一份古代兒童課程表,“每天……晚上練習作對,燈下讀古詩,隔日學寫詩,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記詩賦。”可見清代蒙學階段詩歌寫作訓練是比較頻繁的。/ q1 a) b% h5 K' x4 [. l6 G0 m0 `1 q
      蒙學階段教蒙童屬對是寫作詩歌的基礎,屬對是一種集語音、詞匯、語法、修辭、邏輯于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為了適應人們學習作詩填詞的需要,訓練學子掌握聲律對句技巧的韻文類讀本代代不絕。自唐代之后,出現了許多教授學童學習聲律對句的啟蒙讀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謙的《訓蒙駢句》、李漁的《笠翁對韻》、車萬育的《聲律啟蒙》等,都是為幫助學童學習聲律對句而編寫的啟蒙教材。
    ; k' c; h! `8 G8 w/ L7 p  古代文人學詩、作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是一輩子都要不斷進行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希冀“畢其功于一役”。因此,即使在接受教育階段,古人學詩、作詩的過程也往往是在學習中不斷寫、在作詩中繼續學,學詩、作詩往往是交叉進行的,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狀態。古代詩歌教育將讀詩與寫詩相結合,使得文人從幼年起就一邊學習讀詩、一邊開始學習寫詩。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中強調:“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清代也流行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法,可見讀詩與寫詩的關系多么密切!曾國藩在寫給曾紀澤的信中特意強調讀詩與寫詩的關系:“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瑯瑯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 O5 _, M# U0 t3 R  由此可見,在古代詩歌教育中,熟讀成誦是學詩的基本功,讀寫結合是學習詩歌的有效途徑。中國古代有許多神童詩人,他們之所以在兒童期就能成名,是因為他們自幼就接受了系統有效的詩歌教育,尤其是詩歌讀寫方面的訓練。從魏晉南北朝到清代末年,中國詩歌史上曾經涌現出許多早慧的詩人,有男有女,他們往往在十歲左右就以詩文聞名于世。如東晉的謝道韞、南朝的范云、任昉、徐勉、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徐悱、梁簡文帝蕭綱,唐代的徐惠、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張九齡、王維、劉晏、李泌、白居易、元稹、李紳、李冶、薛濤、李賀,五代的徐鉉,宋代的王禹偁、晏殊、黃庭堅、楊億、汪洙、李清照,遼圣宗耶律隆緒,金代虞仲文、王庭筠,元代劉因,明代楊慎、黃峨、夏完淳,清代王士禎、趙翼、惲珠等。這些詩人天資聰穎,而且很早就開始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從他們的事跡中,更容易看到詩歌教育的顯著成效。其中一些人的身上還被種種傳說籠罩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如李泌),其實,在神秘的光環背后往往是勤奮的學習和艱苦的努力,只是這些勤奮與努力不為外人所知而已。神童詩人的成名,恰恰說明了詩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 K5 @/ b( T. r, v* ^- P  六、蒙學非常重視韻文教育并取得巨大成效,形成了從學習識字到學習作詩的系列教材。
    6 R8 X7 {/ Z' ?  在蒙學階段重視實行韻文教育是古代語文教育的一條重要經驗。由于漢字特有的音節和聲韻特點,漢語韻文具有句式整齊、音韻和諧、易讀易誦、便于記憶的優點,而兒童具有愛聽故事、愛大聲誦讀的一個特點,因此,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上都是韻文教學,從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兒童的認知規律。
    + J4 J  |* G$ g& g6 x2 E, _. I% K: N  我國歷來有大學者為兒童編寫蒙學韻文教材的好傳統,如李斯、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周興嗣、劉克莊、朱熹、方逢辰、王應麟、呂坤、李廷機、蕭良有、李漁、車萬育等,因而古代語文教育史上產生了許多韻文教材。漢語韻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詩歌,而詩歌與其它韻文形式并沒有很大區別;尤其是那些句式嚴整的韻文,即使稱之為詩歌也無妨。因此,采用韻文形式編寫蒙學教材,是中國古代詩歌教育的一種特殊方式。
    2 k8 ~- c% ~# l* ~' a  古代蒙學韻文教育的主要內容有識字、屬對、聲律、自然常識、歷史典故、百科知識、社會經驗和倫理道德規范等。其韻文讀物大致可分為五種:韻文識字讀本、屬對用事讀本、韻文百科讀本、倫理道德讀本、韻文歷史課本等,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蒙求》、《十七史蒙求》、《訓蒙駢句》、《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名物蒙求》、《幼學瓊林》、《增廣賢文》、《鑒略妥注》等。這些知識都與作詩有密切聯系,屬對、聲律、用典還是作詩的基本技能,因此,這些讀本都是古代詩歌教育的輔助教材。
    ; G5 B1 L- ~' A  實際上,古代的韻語讀物明顯具有詩歌的形式和特點,其中一些與詩歌并無兩樣(如《鑒略妥注》)。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即使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稱之為詩歌似乎也并無不妥,因為這些識字讀本要比當代許多所謂“詩人”的所謂“詩歌”更像是詩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韻語讀物也是古代詩歌教育的基本教材。
    " s, g7 e5 y% ]+ |  自唐代之后,這些韻文讀本形成了從學習識字到學習作詩的系列教材。正是這些讀本,為唐代以后的文人學詩、作詩打下了十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這些讀本和詩歌選本的影響下,自唐代之后的各個朝代都出現了成千上萬的詩人和數以萬計的詩篇;其中一些詩人的名篇流芳千古,不僅陶冶了一代代文人的情操,成為一代代文人學習作詩的范本,而且已經融化為中華民族的血肉和民族精神,成為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在世界文化之林里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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