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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大革命的啟示

    發布者: 國學 | 發布時間: 2009-7-16 19:06| 查看數: 21012| 評論數: 44|帖子模式

    法國大革命制造了許許多多的迷思,而它呈現在一般大眾面前的諸多象徵,其實就正如瑪麗皇后那句無中生有地被傳揚開來的“名言” ——“倘若沒有面包,何不讓他們吃蛋糕?” 那樣的不真實。有許多學者為《人權宣言》里所提倡的博愛、自由、平等而歡呼;也有更多的學者為大革命時期“血流漂杵”而嘆息。但無論如何,發生在220年前的這場革命帶給我們太多太多的啟示。

    最新評論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08:11
    財政危機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
    路易十六是1774年即位的,此時的法國,經過自稱“朕即法律、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專制、“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之后,就像一個用力過度的發條,已經松弛下來了。為了支付到期的債款和利息,王國政府不得不舉借新債,從而使國家財政狀況陷入惡性循環,并陷入了嚴重的信貸危機。
    路易十六認識到,要想改變這種極度困難的局面,必須對下層民眾積怨已久、而特權階層死守不放的賦稅征收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他先是任用重農學派著名學者杜爾哥為財政總監進行卓有成效的財政改革,然而,在改革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卻恢復了“穿袍貴族”(法官)的特權,反對改革的力量驟然增大,剛剛啟動的、明顯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財政改革化為泡影。此后,國王又接連任用瑞士銀行家內克、里爾省總督卡隆以及圖盧茲大主教布里埃納等主持財政改革,亦無不以失敗告終。萬不得已的國王于1788年7月5日同意召開三級會議。
    然而,歷史沒有給路易十六留下足夠的時間。1787~1789年的法國,農業連續歉收,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糧食短缺。與此同時,工業危機也由于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上漲和1786年英法通商條約的生效而加劇,導致大批法國企業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巴黎本地的情況更加嚴重,1788年12月有8萬人失業,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從貧困的農村地區涌進巴黎,城鄉下層居民大都處于饑寒交迫之中。積累起來的經濟病和社會不滿情緒為當時即將召開的三級會議帶來不祥的兆頭,終將導致嚴重事態的發生。
    激變發生
    如果國王改善財政狀況以求政治穩定的意圖在三級會議上能夠實現,法國的歷史就完全是另一種樣子了。然而,經過數十年啟蒙思想熏陶的18世紀的法國畢竟已經不是一個多世紀以前那個君主專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古典主義”的法國了,事實證明,路易十六的設想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一廂情愿。
    會議開得果然很不順利。國王關心的只是財政問題,財政大臣內克的主題報告則是國王“指示”的乏味而冗長的注釋。第三等級的代表們對路易十六大失所望,他們認為,三級會議不能成為特權等級維護私利的場所,必須制定一部憲法以維護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權利,建立一套新的國家機器以取代弊端叢生的專制機構。在他們看來,如果繼續實行三個等級分廳議事并按等級投票,稅收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話。
    6月17日,第三等級將有名無實的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并且賦予自己批準稅收的權力。對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機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個愚蠢的行動——關閉第三等級的會議大廳,結果引發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誓”。
    路易十六在王后及部分宮廷貴族的鼓動下,向凡爾賽和巴黎四周調派軍隊企圖加強對局勢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財政改革毫無成就而生活艱難的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并迅速演化成一場社會動亂。人們到處尋找武器,貧民大肆搶劫。7月12日下午開始,成群結隊的起義者開始焚燒遭人痛恨的稅卡。這些稅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費者恨之入骨,早已成為經常引起騷亂和企圖走私的場所。在四天的騷亂中,54個稅卡有40個被摧毀,文件、登記簿和收據均化為灰燼,稅務官四處逃散。7月14日,爆發了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獄”的行動。
    迅速變化的形勢迫使制憲議會暫時放下正在起草的憲法,承擔起保護農民權利的責任。8月4日夜的制憲會議上,貴族和教士的代表們紛紛提議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權和賦稅,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通過了著名的“8月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又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從根本上鏟除了舊制度時期的特權原則,取而代之的是人權和法治原則。
    路易十六為了控制局勢,命令駐扎在杜埃的佛蘭德團向凡爾賽進軍,激起巴黎民眾更大的憤怒。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緒激奮的群眾沖進王宮,國王的幾個貼身侍衛被殺。關鍵時刻,路易十六選擇了不與民眾對抗,被暴動的民眾押回了巴黎,被軟禁在杜伊勒里宮中。
    1792年9月21日,領導暴力革命的國民公會宣布廢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蘭西為共和國。1793年1月16日,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民公會就路易十六的生死問題進行表決,激進派僅以1票的微弱多數決定了路易十六的命運。
    納稅人成為立法者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僅39歲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設在大革命廣場(今協和廣場)的斷頭臺。如果不是發生民眾暴動,法國完全可以像英國那樣逐步地建立起立憲君主制度,走上憲政之路。但遭受壓迫剝削太久的法國人此刻已經沒有耐心繼續等待,他們把積累了一個世紀的仇恨毫不留情地全部傾瀉到了可憐的路易十六頭上。
    專制強權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聵無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溫和善良、愿意改革卻又十分軟弱的路易十六,歷史留給他的時間竟只有15年!他要通過財政改革取消上層階級的財政特權,恢復被歷代國王廢止了160年的三級會議,把全國幾百名代表請到凡爾賽來“共商國是”,是他之前的專制統治者遠遠做不到的。他又一次次地妥協、讓步,并沒有真正實施武力鎮壓,都可以說明他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國王,人們還能期望一個舊時代的君王做些什么呢?
    為什么一場財政、稅制改革會引發大革命?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帶來的卻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結局?為什么進行減稅和平均稅負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我們在分析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改革后,不免對這些難以解答的問題更加感到困惑不解。這些“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著極其復雜的原因。
    早在中世紀的1302年,法國就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三級會議”。1357年,法國頒布《三月大敕令》,確認三級會議享有決定稅額、監督賦稅征收和使用的權力。然而,波旁王朝卻長期充當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角色。當路易十三還是個“兒童國王”的時候,就由他攝政的母親做主解散了三級會議。路易十四又進一步扼殺了高等法院對王權進行監督的職能,王權以外的意志表達被徹底窒息。雖然“太陽王”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是強盛和穩定的,但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強國”是虛幻的,他所加強的是一個上層對下層平民擁有無限權力的舊制度,這個制度已經腐朽了,不可能維持長久。
    路易十六面臨的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此時的第三等級,是僧侶和貴族之外的一切社會階層,力量空前強大,他們早就不再滿足于納稅多而權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適的機會,他們就要將自己的意愿表達出來,重新改組社會結構和重新分配權力,此時召開三級會議反而為第三等級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不失時機地將這次會議變成了制憲會議。于是,第三等級的代表就不只是作為納稅人,更是作為立法者來參加會議。所以,這次三級會議注定不會是一個僅僅事關財政事務的會議,而必然是一個重新劃分社會權利與權力的會議。對此,路易十六竟沒有絲毫察覺,更沒有提出任何社會改革的方案以應對第三等級可能提出的要求。這樣看,國王早在他批準召開三級會議的那個晚上,就給自己簽署了死刑判決書,或許,在他登上斷頭臺時仍在為當初召開三級會議的決定而悔恨不已。
    點燃“干柴堆”的改革之火
    路易十六推行的財政、賦稅政策與他的前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是節制的,甚至可以說是溫和的。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這個時期法國的社會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榮起來了,如托克維爾說的:“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阿克頓寫道:“法國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2000萬,可路易十六仍然覺得不夠花,要求國民繼續掏錢。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時間里,財政收入飆升到超過1億。”顯然,這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法國國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時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級同意便可任意征派軍役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全部弊病與禍害的根苗。如托克維爾所說:任意征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國身上切開一道傷口,鮮血將長期流淌。”
    就是在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點燃了他的財政改革之火。與一切專制統治者一樣,他總是把面臨的深刻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看作是一種“小危機”,他的注意力總是放在諸如增加財政收入這樣的具體問題上,唯獨不愿意聽取有關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見,而是企圖通過財政、賦稅體制的修補來克服那個“大危機”。實際上,嚴重的財政危機往往是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反映,需要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對此,路易十六毫無認識,實行的仍然是舊的財政管理體制,“財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做法。”我們不難想象,在一個已經完全腐朽了的體制之上進行改革會有多么大的危險!“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并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財政拮據中。”
    這種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問題取次要問題,并試圖通過解決這些次要問題來解決根本問題的“改革”對于解救危機無濟于事,反而進一步加重了財政危機,從而命中注定他所進行的財政改革實際上變成了舊制度滅亡前的一種毫無前途和希望的掙扎。而當他的改革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時,國家的各個部分已經“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后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這個嚴重分裂的社會已經“再也組織不起什么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么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后,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
    因而,以降低絕對剝奪的政策如減稅或提高納稅人權利為特征的財政體制改革并不必然帶來穩定的社會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是法國大革命前夕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教訓。政治不穩定不一定來自于絕對剝奪,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來自于相對剝奪,或者說,來自于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托克維爾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首先發現了這個道理,而以往人們對這個觀點是比較忽略的。托克維爾認為,一個國家經濟越是繁榮,舊制度消失得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區域,民眾對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積極。他認為,在大革命發生以前一段時間財政政策的調整改革可以帶來經濟的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過去有明顯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發在這個總體情況相當不錯的時期。他說:革命的發生并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單純追求經濟改革、經濟發展并不一定帶來社會安定、避免革命發生的結論。臨近巴黎的地區在革命前幾年就取消了個人徭役,軍役稅的征收比法國的其他財政區更正規、更輕、更平等,但這里卻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發源地。
    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視:革命前的20年里法國政府變得過分活躍,連連發起從未有過的各種事業,成為工業品的最大消費者和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會上與政府有金錢關系、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為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地混合在一起。財政管理不善在過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跡”之一,是從來就有的老問題,但現在卻正在成為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1789年,法國國家欠債達到6億鋰,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如當時的一位財政家所說的,他們與同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怨恨一齊向政府發泄。“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的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欲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
    一方面是民眾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斷地刺激這種狂熱,可是又不斷地從中作梗,點燃了又想設法把它撲滅,最后,終于熊熊大火燒起來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專制政權就是這樣從兩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毀滅。
    驚心動魄財政史
    就這樣,權利意識已經覺醒的、對專制制度已經難以繼續忍受的、私有財產欲望日益膨脹的民眾到此時已經不會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政府、國王的“改革”上了,他們要親自動手了,也就是從這個時刻起,一場流血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路易十六由于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沒有把財政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未能進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財政看作是純技術問題,進行的只是一種低層次的改革。這種局限性極大的改革在一個民眾的權利意識、民主精神已經有所覺醒、社會矛盾已經急劇激化的社會里,只能帶來經濟狀況的暫時改善,卻無法拯救舊制度,甚至會引發革命,加速舊制度的滅亡。如果他能夠以更高的視點觀察判斷所面對的形勢,順水推舟,適時地把財政改革的觸角延伸到政治領域,在確定公民權利、三級會議的權限和王權的限度、放棄貴族諸多特權方面采取一些實質性的作為,更加主動地將此次會議變成一個真正的制度改革的會議,法國將會順利地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劇性的結局。
    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它與市場經濟制度的作用發揮、國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構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確定、現代法治的形成等幾乎所有的國家大事都密切相連。因為向誰收稅,收什么稅,收多少稅,怎么收稅,公共資源的配置方向和數量界定,稅收、預算權如何分配,如何決策,通過什么程序決策等等,根本就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關系到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既然是大問題,它顯然不能僅僅依靠“稅種設置”、“稅率調整”、“費改稅”之類的具體措施來解決,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重新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稅收自主權和預算決定權,構建財政民主制以體現憲政民主的經濟內核,真正實行納稅人對政府財政活動的直接監督等方面進行實質性的全方位的徹底革新,舍此沒有更好的出路。當年路易十六就是因為看不到財政問題之“大”,不具備解決大問題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敗,大革命才會發生。這條歷史的經驗極其重要,對于那些正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改革來說,足資借鑒。
    作為一個身處社會轉型大潮中的中國人,回首200多年以前的那場慘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傷。1789年,正是“皇恩浩蕩”的乾隆54年,中國人在做什么?“盛世”下的奴隸與至高無上的皇帝能有什么制度上討價還價的可能?
    最后,筆者想用一個真實的細節來結束本文,這個細節恐怕是任何一種法國大革命史的教科書和著作都不會遺漏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獄的當夜,當路易十六聽到消息時詢問身邊的廷臣昂古爾公爵:“這是一場叛亂嗎?”
    昂古爾回答:“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09:42
    三級會議
    在法國舊制度中,三級會議指的是法國全國人民的代表應國王的召集而舉行的會議。參加者有教士、貴族以及其他民眾(稱為第三等級)這三個等級的代表。會議通常是在國家遇到困難時,國王為尋求援助而召開,因此是不定期的。
    1302年,腓力四世因向教會增稅而與教皇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沖突。為了與教廷對抗,腓力四世于1302年5月10日召開了第一次三級會議,除了教會和貴族的代表之外,還第一次召集每個城市的兩名市民代表參加會議[1]。后來各省也模仿全國的三級會議,召開自己的三級會議。在此后的487年中,三級會議還召開過21次,每次都是在國家遇到財政或政治上的困難時召開的特殊會議,目的是在重大問題上詢問民眾的看法,或通過某些重大決議。
    三級會議的代表自首次召開時就分為三個等級,分別是教士、貴族以及第三等級。百年戰爭時期,為了抵抗外敵,三級會議有權監督政府。16至17世紀初,專制王權加強,三級會議的權力被削弱。從1614年到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三級會議中斷了175年。1789年,路易十六召開了最后一次三級會議,這次會議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大革命后,三級會議隨著舊制度一道被廢除,不復存在。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1:06
    “到巴士底去”紀念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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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14日,法國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舉行閱兵式,紀念法國大革命。
    “到巴士底去!”
    “到巴士底去!”
    1789年7月14日清晨,憤怒的巴黎市民,成千上萬地向巴士底獄奔去。他們有的拿著火槍,有的握著長矛,有的手舉斧頭,人們吶喊著,像大海的怒濤一樣涌向巴士底監獄。巴士底獄是一座非常堅固的要塞。它建造于12世紀,當時是一座軍事城堡,目的是防御英國人的進攻,所以就建在城前。后來,巴黎市區不斷擴大,巴士底要塞成了市區東部的建筑,就失去了防御外敵的作用。18世紀末,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點,法國國王在那里駐扎了大量軍隊,專門關押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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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底獄
    巴士底獄高100英尺,圍墻很厚,有八個塔樓。上面架著大炮,里面有個軍火庫,裝有幾百桶火藥和無數炮彈。它居高臨下,俯視著整個巴黎,活像一頭伏在地上的怪獸,虎視眈眈地在那里隨時準備撲上來,吞掉每一個膽敢反對封建專制的人。巴士底獄成了法國專制王朝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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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
    多少年來,人們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樣痛恨這座萬惡的巴士底獄。許多人都夢想有一天把它推倒,他們在等待時機。18世紀后期,法國國王為了滿足窮奢極欲的生活,拼命向人民搜刮錢財。1789年5月,國王路易十六為籌款繼續吃喝玩樂,召開已經停止了175年的“三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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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法國的國民三等級
    原來,封建的法國把國民分為三個等級。僧侶為第一等級,貴族是第二等級,其他各種人都歸為第三等級。第一、第二等級的人數只占全國總人口的1%。但是,他們有錢有勢,想盡各種方法壓榨平民。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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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年5月法王召開“三級會議”
    參加“三極會議”的第三等級代表主要有工商業者、銀行家、律師、作家等,他們迫切要求改變封建專制的法國政治,爭取獲得自由和平等,因而得到廣大巴黎市民的擁護。他們趁開會的機會提出,限制國王的權力,把三級會議變成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后來他們又宣布由他們自己組織國民議會,代表全體法國人民討論國家大事。
    第三等級代表的叛逆行動引起了國王的震怒和恐慌,他馬上出動軍警,封閉會場,禁止國民議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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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等級網球場會議
    國王的專制行為,不僅沒壓住第三等級代表的反抗,反而在他們胸中燃燒的怒火中撒了一把鹽。他們表示一定要制成一部代表全體法國人民利益的憲法,否則決不罷休。第三級代表被迫轉移地方,集體轉往附近的一個網球場舉行緊急會議。兩天后,半數的教士代表加入他們的行列,并決定法王若不承認他們的要求便不散會。1789年7月9日,國民議會改名為“制憲會議”,公開反抗國王,雙方的沖突更加激烈。
    國王路易十六暴跳如雷,偷偷向巴黎調集了大量軍隊,準備逮捕第三等級代表,用武力解散國民議會。消息傳出以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憤,7月12日,數萬巴黎市民上街游行。1萬多市民涌到羅亞爾官的花園里,一個年輕人,站在一個高高的亭子上,大聲喊道:“公民們,國王雇傭的德國兵正向巴黎開來,他們要帶來流血和屠殺,拿起武器吧,這是我們唯一的生路!”
    “拿起武器!”
    “拿起武器!”
    市民們齊聲高呼,人們奔回家中,拿來了斧頭、菜刀、鐵棍、獵槍,又聚集在一起,涌向王宮。
    這時,一隊騎兵沖過來,是國王的近衛軍,他們騎著高頭大馬,手舉馬刀,野蠻地向群眾砍去,轉眼之間,街道上躺滿了市民的尸體,血流遍地,群眾只好四散奔逃。
    7月13日清早,巴黎全城的警鐘一起敲響,血腥搏斗的一天又開始了。市民們首先沖向軍火庫,奪得了幾萬支火槍,手執各種武器的市民們攻占了一個又一個陣地,巴黎市區內到處都有起義者的街壘。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奪取了整個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獄還在國王軍隊手中。
    “到巴士底去!”起義隊伍中響起了呼喊聲,起義者從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封建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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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獄
    守衛巴士底獄的士兵首先用塔樓上的大炮轟擊,然后從房頂上,窗戶里向人群開火。猛烈的炮火阻止了前進的起義者,他們無法接近巴士底獄,只好從四周的街壘中向里面射擊,但因為距離太遠,根本對里面的士兵構不成威脅。
    “大炮,我們需要大炮!”人群中有人喊道。
    許多人離開戰場去尋找大炮。不久,大炮推來了,但都是一些舊炮,有的還長滿鐵銹,象幾百年前的古董。一時也沒有炮手,有人自告奮勇地出來開炮,一個賣酒的肖恩居然當了炮手。這些舊炮好像也受了起義者高昂情緒感染似的,一個接著一個發出了轟雞。一排排炮彈打在監獄的墻上,打得磚屑亂飛,煙霧彌漫。人們發出一陣歡呼。
    但是,巴士底獄的墻實在太厚了,舊炮打出去的炮彈沒有威力,根本無法打穿它。敵人的大炮倒是兇猛無比,起義者的傷亡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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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巴士底獄前聚集了數萬起義者,可就是拿巴士底獄厚厚的圍墻毫無辦法。有人主張沖到墻邊,把墻挖個洞裝上火藥,真的有幾個勇敢者拿著工具,提著火藥桶沖向墻邊。塔樓里,士兵的子彈雨點般射了過來,眼看就要接近圍墻的勇士一個接一個倒了下去。人們十分焦急。“我們現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街壘里傳出一個洪亮的聲音。
    戰場上一時沉寂下來,人們在等待著。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4:34
    又是兩個多小時過去了,一門威力巨大的火炮終于被拉來了,有經驗的炮手也跟隨而來。大炮發出了怒吼,一顆顆炮彈猛烈射向巴士底獄,圍墻被轟塌了。守衛的士兵眼看大勢已去,終于舉起白旗投降了。
    接著,起義者把巴士底獄完全拆毀,象征著封建罪惡的巴士底獄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為了紀念巴黎人民英勇攻占巴士底獄的偉大功績,法國把7月14日,作為自己的國慶節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5:27
    嚴重經濟危機導致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
    1931年,德國已經有了500多萬失業者,相當于全國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的生活幾乎全無著落,雇人的單位少得可憐。無論是保守黨、社民黨,還是共,都只知道在議會和刊物上互相批評,“主義”提了一大堆,但什么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方案都拿不出來。
    納粹黨則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上不和別人爭辯理論的它,此時幾乎被建成了一個大公司,黨員們無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德意志人民生產自救的活動中去:有搞市場情報的,有搞推銷的,有搞組織的,有搞運輸的,有搞培訓的,有搞財會的,對窮人們有求必應,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顧、體貼他們,簡直和宗~教組織或紅十字會一樣。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加入他們的行列,便能保證天天吃飽肚皮,從此不再失業。工人們不領工資-反正此時馬克的價值同廢紙一樣-而是領大鍋飯和一些實物補貼,比如衣服、工具之類,還負責介紹福利住宅。
    對勞苦大眾來說,這是多么大的一個刺激啊!負責發放大鍋飯的納粹黨員一邊往窮人們的碗里倒土豆、面包和副食,一邊淳淳善誘地對他們說:“您瞅,咱們這國家披山帶河,沃野千里,要物資有物資,要科技有科技,年年得諾貝爾獎,物理、化學、醫學,照單全收過。可說起這經濟,咱就能搞成現在這樣子呢?還不是因為當權的都被帝國主義收買了,什么正經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貪污腐敗,禍國殃民?您再瞅,街上的那些警察,就知道在咱老百姓面前神氣活現的,其實個個不都是賣國賊的走狗爪牙嗎?這些混帳王八蛋全都是德國人民的公敵!啥時候咱們希特勒主席上臺了,啥時候咱們這苦日子才能有盼頭哇!”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成千上萬工農群眾對他們的再生父母-納粹黨感激不盡的淚水中,1932年德國總理大選的勝負就已經很清楚了。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此時,德國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嚇人,失業人數超過600萬,萊茵河西岸地區雖然已被盟軍在1930年6月歸還,但卻百廢待興;而且法國還占領著薩爾州,并企圖用培植當地分裂勢力和親法分子的做法,通過全民公決,把這個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國的經濟形勢不好轉,法國人的這個陰謀就隨時可能得逞。而且,納粹黨的執政還有些先天不足,因為它并不擁有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席位,這些都困擾著魏瑪共和國的新任總理希特勒。
    在執政的第一年里,希特勒政~府在內政和外交方面做得相當成功。反對黨被不違反民~主的程序和手段取締了,萊茵河西岸重工業區的工廠相繼恢復了正常運轉,德國擺脫了戰敗國的地位,收回了大量主權。除了被取締的那些政黨的忠實追隨者外,大部分德國人民對反對黨和工會的消失都并不反對,甚至很贊成。魏瑪共和國的14年統治對于他們來說完全是一場喪權辱國的災難,人民生活水準比一戰前的帝國時期大大下降,所以他們對這個民~主政體及其政黨并無好感;舊工會連起碼的就業率和工人最低生活保障都爭取不到,更遑論其它。1933年,希特勒除了把少數反對黨成員打入監獄以外,讓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的親手設計和主持下,人類歷史上不僅空前,而且很有可能絕后的偉大經濟奇跡開始了。
    自1928年起,各種高速公路的修建計劃就已經紛紛出臺了,但總是因為政~府財政困難而作罷。希特勒對這個計劃非常感興趣,但也有很多反對意見,因為德國人當時窮得叮當響,連能否保住飯碗都有問題,根本沒錢買汽車。但希特勒還是決定拉緊褲腰帶來加以支持,因為按照他的邏輯,必須先有路,然后才能有汽車,不然汽車就是造出來也沒地方開。何況高速公路可以創造大批就業機會,而高失業率又使得當時德國人的工資低廉,降低了建筑成本。所以他力排眾議,跑遍全國各地,喊了許多口號,四處為工程剪彩、奠基。有的時候,口號比錢還管用,德國人民真的不計報酬,不講待遇地跟著他們的領~袖,以軍事化的紀律,熱火朝天地干了起來。
    Fuehrer(領~袖):這個詞一直被錯誤地翻譯成“元首”。這是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后,集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為一身的希特勒給自己取的新稱呼,目的就是貼近群眾,不要像“主席”或“總統”那樣,顯得太貴族化。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政建設方面。誰也不能否認,他的政~府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實在出色:1933、1934、1935,僅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國-這個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業率最高的、實際上已經破產的國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強國,而且這完全不是靠外國投資和援助取得的。
    在這三年內,德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無疑遠遠超過了100%-當然這也得益于大量舊工廠重新開工,世界經濟復蘇等客觀因素,而德國國民的失業率從30%以上降到零-除了蹲監獄的那些猶太人和反對派以外。更加驚人的是,希特勒實際上兌現了他競選時的諾言,為德國人民實現了共同富裕-決不是讓少數人率先富起來,而是讓廣大工薪階層和管理階層一起富起來。工資上漲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管理階層不久就找不到什么東西,是他們買得起,而工人們買不起的了。
    想象一下,你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德國工人,三年前還在下崗,為了每小時工資只夠買一塊面包的臨時工崗位,你和你的左鄰右舍爭得頭破血流。而三年之后,你卻坐著豪華游艇去非洲或美洲享受陽光假日去了。工薪階級有權并有錢出國度假,這之前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英國沒有,美國沒有,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工人直到現在還沒有(甚至想都不敢想),而在1935年的納粹德國就有。
    隨著長達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還叫做“希特勒路”-建成,各種造車廠、修車店、加油站如雨后春筍般相繼破土而出,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1938年建立的“大眾汽車”公司。不僅如此,希特勒還在比較飛機和飛艇之間的優劣,以決定他下一個支持建立的交通公司到底是應該叫做“大眾飛機”,還是“大眾飛艇”呢。當然,希特勒熱衷經濟建設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即將到來的大戰積累實力。他曾經說過:“人民需要度假,因為這樣可以使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保持堅定的精神狀態。”
    國力的迅猛增強,大大提升了德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歸屬理念。1935年1月13日,薩爾州舉行了未來歸屬問題的全民公決,結果以90。8%的高票率,決定回歸德國。同年,柏林獲得了1936年奧運會的舉辦權。帶著秦始皇“帝萬世”的豪情壯志,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稱:“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國將不會再爆發什么革命了!”
    正如尼采所說,上帝死了,因為他希特勒已經誕生。
    和大部分獨~裁者一樣,希特勒對藝術特別地關心。他是一位天才的藝術家和建筑工程師,誰要想否定這一點,倒還不如去致力于否定毛主席的詩詞和書法才能,后者顯然會容易些。似乎直到當了總理以后,他才突然發現了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能。“如果哪天下臺了,我就去當工程師!”除了交通方面的建筑以外,他還親身參加設計了許多的社會、體育、文藝場館和水利設施-決不限于題個詞,剪個彩,聽聽報告,拍個桌子之類的,而是真正的研究圖紙,分析數據,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直至二戰結束為止,大部分他參預設計的建筑都未能完工,其中包括:直布羅陀大壩,目的是排干整個地中海,化碧波千里為萬頃良田(另外,這樣英美的潛水艇也就進不來了);不列顛大橋,現在這個計劃已經由海底隧道多所取代;以全盛時期的巴比倫和雅典為范本,重建整個柏林城,把它造成日耳曼尼亞(他按拉丁語給德意志起的新名字)的新首都,它將比羅馬、巴黎、莫斯科和倫敦更輝煌,更壯觀……即便是當時已經完工的建筑,在二戰后也大都被盟軍用炸藥徹底鏟除,只有幾個文藝場館,因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而得以幸存。
    希特勒的藝術口味是相當保守的,或者說,是相當古典的。當時,抽象派藝術已經風靡整個歐洲,而希特勒對此極其反感,他為此還專門發明了一個詞:“黑鬼化”的藝術,矛頭直指西班牙畫家畢加索,后者的藝術和政~治思想都與納粹背道而馳。希特勒看到當時的藝術有嚴重的抽象化、暴力化、色情化的傾向,所以呼吁藝術界以希臘、羅馬為準則,進行第二次古典文藝復興。對于那些還頑固不化,堅持“黑鬼化”下去的藝術家,希特勒說:“他們的作品是Mist(德語,即英語中的????,中文我想就不用翻譯了吧),應該被扔到Mist應該去的地方去。”歷史證明,政~治家對藝術過分關心,往往既是藝術的不幸,也是政~治家的不幸。但以我個人的看法,希特勒當年對現代藝術的批評意見并沒有錯。二戰后,世界藝術與東西方的古典藝術完全背道而馳,即便不說是“黑鬼化”,至少也也嚴重“非洲化”了(當然,你要是覺得黑人快板、南美裸舞,以及畫展里滿眼豐滿的乳房和臀部比起達芬奇、莫扎特來是進步的話,那我也無話可說),這樣的發展軌跡也就證明了他在這方面的遠見卓識。
    在希特勒執政期間,德國電影界迎來了它不僅空前,而且很可能也絕后的輝煌時期。德國歷史上最出色的幾位導演都在這個時代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們發明的許多拍攝技法好萊塢至今仍在沿用,尤其是為納粹黨拍攝的幾部記錄片堪稱經典,開創了大場面電影的先河。希特勒本人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也當數他為納粹黨設計的旗幟和制服。象征社會主義的紅色,象征民族主義的白色,還有那醒目的鉤形圖案,在黨旗上如此和諧地凝聚在一起,讓人一見便終身不忘。灰黑色的頭盔、大衣、長筒靴和粗皮帶組合起來,給人一種驚心動魄的威壓感,讓敵人一見便膽戰心驚。沒有藝術造詣的人,就像中國的汽車外形設計師,是絕對不會產生這樣獨特的創意的。
    1936年夏天的柏林奧運會,成為希特勒和納粹黨宣傳的盛大舞臺。那是一屆高科技的奧運會,場面前所未有的壯觀。這次演出的高潮其實在揭幕式上就出現了:成百上千的外國運動員-其中包括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蘇聯人、波蘭人……這些德國未來死敵的運動員們,集體向觀眾席上的希特勒和納粹官員們行舉臂禮。它也同樣是希特勒的獨創,在當時的歐洲被看作極其時髦的禮儀。納粹德國在本屆奧運會上制作的紀錄片,也成為奧運會歷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杰作之一。
    盡管德國運動員在田徑場上輸給杰西·歐文斯讓希特勒很不愉快,他拒絕和這個美國黑人握手的事件甚至引發了官方抗議,但這在當時只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已。第11屆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已經令德國人民對本民族和希特勒政~府的信心空前高漲,同一個聲音在全德國各地響起:“Heil,Hitler!”(贊美你,希特勒!)如果他在此時突然意外去世的話,必將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流芳千古。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1937年,希特勒在視察熱火朝天的建筑工地時,突然對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們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們看著吧,德國經濟很快就能達到足以支撐戰爭的規模了!”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5:54
    經濟崩潰導致蘇聯解體
    蘇聯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經濟的計劃編制和生產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個已經被廢除,另一個已貼上了廢除的標記。然而,并沒有新的經濟制度來取代它們的位置。于是,經濟混亂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至1991年,蘇聯的經濟從形勢嚴峻發展到經濟危機,因為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經濟緊縮。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2.4%,在1991年則下降了13%左右(見表5-1)。固定資產凈投資在1990年急劇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計下降了25%。人民的貨幣收入持續上升,預算赤字也持續上升,使本來已經災難深重的消費市場雪上加霜。
    在從持續的經濟增長到經濟破壞最后演變為經濟緊縮的過程中,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要對之承擔主要責任。然而,引發1990年至1991年經濟危機的,還有兩個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東歐劇變,蘇聯各共和國、各地區之間經濟聯系的崩潰。
    蘇聯的主要貿易伙伴一直是東歐經互會的成員國。其中六個國家--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1988年占蘇聯進口的54.2%,出口的48.9%。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蘇聯以外,整個東歐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共都丟掉了政權。這對蘇聯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原因有二:第一,因為東歐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破壞,導致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大量下降,從而減少了它們同蘇聯進行貿易往來的能力;第二,新的親西方的東歐領導集團把其貿易重心轉向西方。
    結果到1990年至1991年,蘇聯突然發現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貿易伙伴。這種打擊在1991年尤其嚴重,這年蘇聯進口產值,以盧布的官方匯率計算,下跌了56.2%,這主要是由于從東歐進口的下降。工業進口和消費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蘇聯商品主要的外國市場的突然消失一樣,沉重地打擊了蘇聯經濟。此外,這種打擊的嚴重性是不應該低估的。雖然由于蘇聯經濟多樣,尤其是其廣闊的領土上有豐富的重要的自然資源,因此它并不是一個貿易依賴性很嚴重的國家,但這種打擊還是很嚴重的。在80年代后期,蘇聯的總進口只相當于其GNP的7%~8%。這樣,當1991年對外貿易下跌近50%時,蘇聯經濟大受損傷。不過,這并不就意味著蘇聯整個的經濟活動就癱瘓了。
    對蘇聯經濟損傷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間的蘇聯各共和國的自治。在第8章,我們將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蘇聯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的運動。到1990年夏天,幾乎所有的共和國,包括俄羅斯共和國,都已經宣布自己是有著領土的自然資源的主權國家。自從蘇聯國家社會主義建成以來,經濟已經高度一體化了。許多產品,包括重要的工業物資,都僅僅是由一個或者兩個企業為蘇聯整個市場而生產。深水抽水機的唯一制造廠在巴庫,所有空調的生產由一個集團負責。估計有80%的蘇聯機器工業產品都是由單一的廠家供應。現在,這種高度一體化經濟的許多聯系都開始崩潰了,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國的傳統的企業間的供應關系被新的過分自信的共和國追求自治所中斷了一樣。在一些地方,企業的貨物交換不得不穿過國界才得以進行。這種狀況是1990年至1991年經濟緊縮的主要原因之一。
    (《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 》作者:[美]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7:25
    明帝國的經濟危機引發李自成等農民軍大起義
    在萬歷年間,明帝國在冊田地到底有多少畝呢?一共有7億多畝田地[注1]。
    當時的明帝國政府從這7億畝田地中,平均一畝地收取二十斤米,這一共會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當然非常簡單,它一共是140億斤米。
    當時一石米折合現在188.8市斤[注2];那140億斤米相當于當時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樣非常簡單,它相當于當時7415萬石米。
    當時一石米值0.7-1兩銀子[注3]。我們按一石米七錢銀子計算,這7415萬石米相當于當時多少白銀呢?答案同樣非常簡單,它就相當于當時5190萬兩銀子!
    通過這些簡單之極的計算,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時明帝國政府只需要向每畝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賦稅,一年就可以獲得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
    如果明帝國政府向每畝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賦稅,相信誰也不能說帝國政府橫征暴斂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國政府一年可以籌得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
    當然了,這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里面,還僅僅是來自于農業方面。明帝國當時人口保守估記已超過一億,更有學者估記當時已達到兩億;在這樣大的一個人口基數上,來自其它方面(工、商、礦、鹽、鐵等)的收入同樣是個絕不可低估的數字。但這里,我們權且忽略不計,[注5]即使如此,帝國一年收取五千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也絕不是什么難事。
    但?明帝國政府顯然從未收取過如此高額的賦稅;即使在最后最窮兇極惡之時也是如此的。明帝國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這樣多的物資,一年就收取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那崇禎之時也就用著天天喊缺錢了。
    當然了,即使明帝國政府真的收取如此高額的賦稅;那農民肯定沒事就偷偷樂了;因為這負擔實在太輕了。一年一畝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歸農民自己,這種負擔實在太輕了。
    問題是:明末農民,怎么可能就這么點負擔呢?
    如果明末農民真的就這么點負擔,那立足于小農思想而言,“共產主義”又該是什么樣子呢?淚痕敢說,在他們心目中所追求的“共產主義”也不會比這么更美好!
    我們現在許多人分析明末歷史時常常眼界太窄了;因為我們常常把區區幾百萬兩白銀當成天大的數字;好象這也能成為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國那樣龐大的經濟基數,當時就是從一畝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將會是多大一筆銀子呢?
    7億畝田地,一畝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億斤米,折合成當明普遍的計量單位,那就是1112萬石米;按當時一石米七錢銀子計算,這就是是778萬兩銀子。崇禎十年以前,明帝國政府所加的稅,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數字。
    如果帝國政府一年向每畝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導到帝國的經濟危機;那我們也把明帝國滅亡的經濟原因看得太簡單了。舉一個淺顯的例子,當時哪個地主收取的地租會是這樣小的一個數字呢?如果帝國政府向農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導至帝國的經濟危機;那普遍地主一畝地向農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么呢?[注4]
    我們假設,如果當時的明帝國是一個能把自己意志強加于整個社會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產量的50%據為己有;一年將會獲得多少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呢?這最保守估計也會達到二億多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當然了,明帝國如果真的征收如此高的稅額,那可真是稱得上橫征暴斂了;問題是:如果勞動人民所受的盤剝只是來自于賦稅,那賦稅額就是真的達到50%,它也不會把帝國經濟搞得破產了!
    但我們必須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階級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國政府無論表現的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帝國的皇帝無論表現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無力征收田產量50%以上的高額稅收。因為如果帝國政府占據了田地產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能收取的地租還會有多少呢?這豈不是要侵犯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
    地租、賦稅合起來征收的極限,就是得保證農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糧。(這個極限,怎么也得停留在當時田產量的20%以上;農民留有這樣份額,再輔助以全家人從事力所能及的各種副業、零工,才能保證生存)。地租、賦稅通常不會超越這種極限的,如果硬要超越這種極限,那就意味著要損壞了帝國、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了。
    當然了,當地租、賦稅加起來接近這種極限之后;那賦稅再想增加,就自然而然的會受到整個社會的反對。地主階級想維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額、農民階級想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力。從階級利斗爭的角度去看,帝國反對加稅的聲音之所響徹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也威脅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在他們的支持下,這種聲音才會響徹天空。
    為什么淚痕要如此說呢?因為,反對帝國政府加稅的聲音響徹天空;但比這更危及農民生存的高額地租,但顯然比賦稅數量大十幾倍、幾十倍的高額地租,卻顯然很少有人把它歸結為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這種觀點永遠也成不了當時社會中的主流思想,因為這種思想,他是威脅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里,他永遠不會在當時成為主流。
    從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對加稅的聲音之所以會響徹天空;那是因為帝國政府已徹底官僚化了;官員們遇事都是大說漂亮話,就是不干一點實事。我們首先必須得清楚,帝國政府為什么要加稅;那是因為帝國政府財政發生了巨大的危機,最顯而易見的表現就是帝國政府的軍隊已開始成天欠餉了,在外敵日益強大、并開始蠶食帝國的背景下,這種問題是必須得解決的。
    解決這種問題的最簡單辦法,自然是恢復從前供養軍隊的經濟基礎;其次是清除軍事系統內部的貪污、腐敗。但誰有能力做到這一切呢?誰敢自告奮勇的去做這一切呢?顯然是沒有一個人的,所謂的邪黨、閹黨、閹黨余孽自然沒有這種人才,就是所謂的東林黨中,也不會有這種人才。
    既然如此,那帝國軍隊成天欠餉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皇帝聽到反對加餉的話,通常反應是非常討厭;因為這種漂亮話誰都會說;問題是,帝國現在存在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做為官員如何不顧這個最基本前提,就成天大說漂亮話有意思嗎?
    所謂皇帝拿出私房錢,就能解決帝國軍事系統存在的問題;那純粹是把政治當童話去講的;且不說明帝國滅亡后,崇禎皇帝絕不可能有三千多萬兩的私房錢,就算他真有這樣一大筆私房錢,拿出來就真的能挽救帝國的命運嗎?我們現在分析一下這筆銀子是多么大一筆數字;3000萬兩銀子,按一石米0.7兩銀子,能買多少米呢?大約能買不到4286萬石米;這些米推在7億畝田地中,一畝地平均多少斤米呢?總共不到12斤米罷了!如果把這些銀子平均在17年中,一年無非是每畝少征收0.7斤米罷了。(我們只想知道,隨便拉出一個地主所收的地租,會是這個數字的多少倍?)就這樣一個數字,就真足以挽救帝國的滅亡。
    帝國經濟的大窟窿,絕不是這樣一個小的數字可以補上的!
    不要說皇帝沒有這樣巨大的一筆銀子了,就是真他真的有,面對帝國經濟存在的巨大窟窿也只是杯水車薪。人們之所以肆意夸大這筆銀子的數量,及其作用;無非是英雄史觀的一種表現罷了;在英雄史觀中,歷史的變遷好象就是幾個人可以決定的;但實際上歷史哪有這樣簡單!一個人的力量再大,當他出現在歷史大潮流之中時,他也是渺小之極的;歷史的變遷是受各種利益群體搏奕的合力推動的!
    我們許多人在分析明末歷史時,常常眼界也窄得太厲害;好象某筆區區幾百萬兩、或一千多萬兩銀子(三餉)的何去何從,就是導致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但事實上,以明帝國那樣龐大的經濟基數,某筆區區幾百萬兩銀子的何去何從,實在意義太小了!真正造成帝國滅亡的原因,顯然是一個遠遠大于這個數字的經濟物資流出了帝國政府的控制范圍。
    隨著土地兼并的日益無可抑制,明末的地租份額,與明初相比;那實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帝國的經濟資源的50%、60%以上都通過這種渠道流向地主階級手中; 這筆經濟資源是帝國政府無力支配的;這筆經濟資源也是普遍百姓無福享用的。僅此就已夠可怕了,更主要的是這筆龐大的經濟資源,他已走向了帝國政府、社會的反面;地主階級利用這樣龐大的經濟實力,更肆無忌憚的繼續侵蝕帝國社會、政府所剩的、越來越少的經濟資源。于是帝國經濟危機遂越來越無法挽回。
    這才是帝國經濟出現危機的根本原因。
    但?在經濟上占有統治地位的階級,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統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時,所謂憂國憂民的學者、官員伙矣,但誰敢把帝國政府經濟危機的根源歸于這種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國滅亡之時,哪個學者敢把帝國滅亡的根源歸于這種原因呢?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所謂皇帝的私房錢遂被傳得越來越神;也正是這種背景下,所謂的“三餉”被說得越來越神;好象帝國的滅亡,真這點銀子造成的,也是這么點銀子就可以挽回的!
    在萬歷四十六年到崇禎三年那13年間;帝國政府所加的遼餉,最多時只是五百二十萬兩,平均一畝地加9厘銀子罷了;這九厘銀子按當時物價等于多少斤米呢?(一石米0.7-1兩銀子),能買現在不到2.5市斤米。
    從崇禎3年到崇禎10年,遼餉一共加到650萬兩;[注1]一畝地平均加銀一分二厘罷了;這一分二厘銀子按當時的物價能買多少斤米呢?大約是3.2斤吧!
    當時還沒有出現所謂的剿餉、練餉。
    如果政府向每畝地加這么點銀子;就足以讓帝國陷入經濟危機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這十幾倍、幾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剿餉,征收于崇禎10年,一年二百八十萬兩。在崇禎十二年時結束。
    練餉征收于崇禎12年,合計七百三十余萬兩。
    所謂三餉,就是在帝國征收最窮兇極惡之時(那時帝國已亂得一蹋糊涂了);也無非是每畝地平均多收了五六斤米罷了(大約折合當時一千五百多萬兩白銀)。而且這仍然是以米價7錢銀子計算的,事實上當時米價哪有這么低的?當然了,這也是以帝國政府能夠足額征收而言的,事實上帝國政府當時哪還有這種本事呢?
    做為一帝國,真的有可能亡于帝國政府一年一畝地多收了二三斤米(六七百多萬兩白銀)、五六斤米之上(一千三四百萬兩白銀)?如果我們真相信這一切,那也實在是把政治當童話講了。如果政府向每畝地多收這幾斤米,就足以成為帝國滅亡的原因,那普遍地主征收遠高于這種數額十幾倍、幾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導致帝國經濟陷入于危機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隨著土地兼并日益嚴重而出現的越來越高的、越來越普遍的地租。帝國的經濟資源,50%以上都通過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數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團手中(皇室、貴族、官僚、上層太監、庶民地主、縉紳、大商人);這已足夠可怕了,更可怕的還在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依靠手中越來越強大的經濟資源,卻是仍肆無忌憚的擴張著自己的利益;他們向上肆意蠶食著政府手中“橫征暴斂”來的資源、向下肆意侵蝕著普遍百姓手僅剩的經濟資源。
    壟斷性的、高額的地租所占帝國經濟資源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才是帝國經濟危機的根源所在。這實際上是非常顯而易見的。這筆從勞動人民手中掠奪走的經濟資源,實際上是所謂“三餉”的二三十倍。
    但對此,據說最憂國憂民的東林黨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詞,誰也不敢對此去深究。如是他們敢那樣,實在等于站在了統治階級的對立面;如果他們敢這樣做,他們實在是不想在社會上混了。
    一個人得罪皇帝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個開口閉口說皇帝“貪財”鬧得國將不國,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統治階級、敢這樣非議統治階級,那后果可實在太嚴重了。一個敢大呼這種言論,那肯定是想自絕于人民!
    但在明末,有一個不信邪的人叫李琎。崇禎9年,他向皇帝上書說現在社會的財富都到了少數有錢人家里(在小農帝國中,當然普遍是源于地租),如果制定種種法令讓他們拿出錢來,那帝國的財政危機馬上就可以解決了。這種論調,一下子把地主階級給打暈了;這種論調竟然會出現在帝國的主流社會之中;這不要造反嗎?
    于是他們對于這個妖言惑眾的李琎恨不得一棒子打死;東林一系的錢士升更是激動的大呼小叫,好象這種論調敢出現,真是國將不國了;好象如果不把李琎這種妖言惑眾的家伙抓進牢里、或是砍了頭,那帝國就會要大亂了。[注3]
    雖然是皇帝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但對于李琎那種可以解決帝國財政危機言論也是深以為然的。但皇帝終究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他實在不敢采用李琎這種要得罪整個地主階級利益的觀點。
    李琎還算幸運,他這種妖言惑眾;按清流士大夫的意見,恐怕最次也得抓進大牢里面,會不會被殺頭,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因為清流士大夫給他上綱上線定的罪是:“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豈直借端幸進已哉”?(《明史、錢士升傳》)
    但李琎有幸遇見了殘暴的崇禎皇帝、著名的奸臣溫體仁;事實上只有殘暴的皇帝、禍國殃民的大奸臣,才會想法保護這種死有余辜的狂徒。當然了,皇帝與溫體仁也絕不敢公然說李琎這種妖言惑眾無罪(如果這種公然挑戰統治階級利益的言論都無罪,那發表什么言論才算有罪呢?),皇帝與溫體仁只是說如果懲罰進言者,那以后誰還敢進言呢?
    就是皇帝、宰相都認可這種言論,他們也只有把這種認可壓在心底;誰也不敢公然支持一下這種言論。至于普通的官員、百姓誰敢發表這種言論、公然支持這種言論,那肯定是不想在社會里混了。
    一個人想非議皇帝,說皇帝應該拿出私房錢,說皇帝貪財好色弄得國將不國;這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因為皇帝實在不敢把你怎么樣了,就算皇帝敢把你怎么樣了,這以后也是你在政壇繼續混的資本。但你敢這樣非議統治階級的利益,后果一定很嚴重。
    對皇帝的利益擴張(收取礦稅),你如果大發反對之聲、大肆阻撓,,就算皇帝敢降你的級、免你的官、甚至讓你進監獄。但?整個社會(當然包括整個上流社會)都會支持你;這種東西通常總會轉化成無形的政治財富。
    但對地主階級的利益擴張(日益普遍的、越來越高的地租),你如是敢大發反對之聲、大肆阻撓,就是皇帝非常認可你、欣賞你,你也注定是要進監獄的,因為你這種言論是注定要得罪整個上流社會的。區區一個皇帝,哪敢為你去得罪整個統治階級呢?
    你別看所謂的清流士大夫一副清高之極的樣子,但他們、他們的親朋好友,有幾個是“躬耕于南陽”的?有幾個不是靠地租相關的東西維持體面生活的?至于所謂的貪官污吏、皇親國戚、地主惡霸就更別說了。你說日益普遍的、越來越嚴重的地租,是導致帝國滅亡的根本原因,他們誰會支持你呢?
    淚痕也非常相信錢士升的觀點;因為皇帝如果真敢采用李琎這種妖言惑眾的觀點,那帝國恐怕真國將不國了。這個帝國不過是地主階級統治的工具,皇帝不過是地主階級利益的總代表罷了;如果帝國、還有皇帝敢站在這個統治階級的對立面,那崇禎皇帝他真是不想繼續往下混了!
    在經濟上有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思想上也占有統治地位。所以威脅地主階級利益的觀點(比如李琎那種異端邪說),在當時主流社會中永遠也沒有敢響應;甚至有人敢表達這種思想,所謂的清流也恨不得拿刀殺了他。東林一系的錢士升對李琎反應更是激烈異常,他認為應該馬上把李琎關時監獄去。
    而對地主階級利益構成幫助的思想(比如反對帝國政府加稅、讓皇帝拿出私房錢)永遠會在社會中上響徹天地;因為這種思想,對地主階級利益沒有任何害外,相反在地租與賦稅的競爭中,對地租繼續保持、擴張有著顯而易見的幫助;那當然了,更主要的是他們在打著為帝國百姓利益的旗號。
    但我們也必須得知道;帝國的賦稅如果不增加;是不是地主的地租就會原地踏步不增長,甚至會適當減少呢?如果我們不是把社會當童話看,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從這層意義上,帝國政府賦稅的增加,只是侵犯了地租擴張的空間;即使政府的賦稅不增加,農民的收入還會因為地租的擴張繼續縮小。
    既然帝國普遍的人都認為帝國加稅,已把農民逼到絕路上了;所以他們一個勁的反對加稅。但手中握有的眾多田地人們,可不可以少向佃戶收點地租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這年頭,在政府橫征暴斂下,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為百姓利益呼喊東林黨;他們、他們家族、他們密切來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維持體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沒有幾個。比如后期最為著名的東林黨人錢謙益,淚痕雖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從他奢華的生活來看,他家田地應該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注1]。他們是不是會收取比當時低很多的地租呢?顯然是不會的,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們沒有理由不大肆宣揚自己的這種善舉。
    在利益面前,是沒有溫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著老百姓窮、老百姓可憐的大善人們,那些成天喊著如果這樣下去,帝國就會國將不國的大明白人們,他們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們家里面總會有大片田地的),他們真會向農民少收點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嗎?如果我們不是把政治當童話看,那顯然是不可能的。當然了,他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為這年頭地主家也沒有余糧的,為了生存他們也沒有辦法啊!
    從理論上,帝國政府加稅,并不足以對帝國經濟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因為我們前面已分析過;帝國政府加一千萬兩白銀,也無非是向每畝地平均多收取四五斤米罷了。如果增加這么點稅收,就足以對帝國經濟構成實質性的威脅,那也實在太不符合我們的常識了。而且如果多收這么點賦稅,就足以對帝國經濟構成實質的威脅,那普遍土地所有者收取比這高十幾倍,幾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再從理論上講,帝國政府加稅,只有向田地加稅罷了;而田地普遍都在地主階級手中;這種稅只地使地主階級利益受到點損失罷了,這種加稅法,還會使地主階級擴張的腳步放慢呢!楊嗣昌在大談加稅時,大約就是抱著這種觀點。[注4]但利益面前,理論永遠是蒼白的。有句老話早就說盡了,羊毛他永遠出在羊身上,指望他出在狗身上,那怎么可能呢?
    經濟上處于強勢的階級,在剝削下層階級時;通常都是貪婪的沒有節制的。只要下層階級除生存之外還有剩余,他們就不會停止剝削的腳步。在資本主義初期,社會生產力不知比從前提高了幾十倍,但社會普遍無產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甚至十七八個小時(一天不過是二十四個小時罷了);卻只能取得維持溫飽的工資。[注5]
    但無產階級是大工業時代的產物,他在維護自己利益、監督政府方面,絕不是封閉、孤立、分散的小農階級可以比擬的!所以勞資之間的利益可以通過相對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決,而無產階級利益被壓榨到近于極限也只是存在于資本主義初期。
    但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利益關系,卻顯然實在太難和平的、理性的得到緩和。雖然在農民利益高額地租下逼得已走到了生存邊緣;但他們之間卻無法達成任何可能緩解的方式;甚至而言,整個社會都沒有人敢把地主階級高額的地租歸為帝國經濟崩潰的主要原因。他們只是把一切矛頭指向了帝國政府,把帝國皇帝的私房錢、帝國政府加的稅歸為帝國經濟崩潰的主要原因。
    但帝國的稅不加可以嗎?顯然是不行的;因為帝國財政的大窟窿,是明擺著存在的;而不加稅卻顯然無法補上這個大窟窿;至少所謂的“閹黨”、東林除此之外都沒有辦法補上這個大窟窿。
    而且帝國不加稅,是不是地租數額就會停在原地不前進、甚至減少呢?顯然是不會的。只要土地兼并的步伐不停止,地租的數額就不會原地踏步,更別說指望他減少了。既然如此,一個勁的反對帝國加稅;有什么意義呢?他真能挽救帝國的滅亡嗎?
    至于皇帝的私房錢,我們在第一節中也論證過;這筆錢即使真有人們所說的那樣大(3700萬兩白銀),但它對于整個帝國的經濟而言,也是杯水車薪的。
    在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人們自然不敢把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歸為高額的、壟斷性的地租越來越充滿整個帝國。他們只有從此之外尋找帝國滅亡的原因。當然了,把這矛頭他們敢指向皇帝、指向政府,就是不敢公然指向地主階級(因為這個階級是帝國所有強勢群體的聯合體)。
    我們習慣性認為,帝國吏治的敗壞是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但帝國的吏治為什么地敗壞呢?當然了,最簡單的、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一切歸于官員們的道德;但這種分析歷史的方法,永遠不可能觸及到歷史的本質。因為唯物物史觀不是有句名言嗎,是環境決定意識,而非意識決定環境。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8:03
    托克維爾認為革命的發生并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9:04
    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王: 路易十四
    說起凡爾賽宮,人人都會想到它的主人路易十四。盡管在他之后還有幾位皇帝住過這里,時間也過去了兩百多年,但路易十四永遠是凡爾賽宮永恒的主人。他騎著高頭大馬,站在高處迎來送往,他的雕像和畫像不時在房間的墻或天頂上的油畫中出現,還有他太陽神的標志無時不刻向人們宣告他的威嚴。這位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王,是法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也是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君主之一。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他的長子 --- 5歲的小路易登上王位,由他的母親安娜和紅衣主教馬薩林攝政。當時的法國十分動蕩,巴黎時常發生動亂。路易十四先后兩次因為投石黨的叛亂而逃離巴黎,顛沛流離,吃了不少苦。1661年,馬薩林去世,23歲的路易十四真正開始親政,他的才能漸漸得以發揮。他大搞經濟改革,大興土木建設,在戰場上英勇善戰,頗得人心,創造了法國歷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
    路易十四剛剛開始親政時,他住在巴黎的皇宮、盧浮宮或者杜樂麗宮,也曾試著在樊尚宮和圣日珥曼新宮長住,旅居楓丹白露宮。國王對這些宮殿權衡利弊,每個宮殿都有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也督促進行了一些裝修工程,但始終沒有一個讓他覺得特別舒適的宮殿。
    另外,由于兒時不愉快的記憶,使路易十四產生將政治中心搬離巴黎的想法。他夢想建立一座獨一無二的宮殿,將他周圍的內閣大臣全部重新組合,達到其政權集中的目的。而這一切在盧浮宮和杜樂麗宮是 不可能達到的。1651年,當路易十四第一次來到凡爾賽,就對這里一見鐘情,也只有這里這里才能滿足他的政治和經濟要求,于是就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凡爾賽宮。
    1661年,凡爾賽宮的擴建工程在馬薩林死后正式開始了。他的這一決定在群臣中引發了一些相當激烈的批評。西蒙爵士認為這將是個徒勞無益的工程,說這里風景凄涼,缺樹少水,除了泥沙就是沼澤,空氣也相當污濁。然而路易十四對這一切置若罔聞,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向這個工程中投入了一百多萬磅。
    子爵府的建筑師路易斯·勒沃承擔了這項工程;夏爾-艾爾拉德和諾埃爾-克易貝爾負責套間的裝飾;勒諾特則整理花園和動物園。在整個建造過程中,路易十四對藝術家們十分重視,給予他們豐厚的薪水,讓他們的藝術才干得到了充分發揮。
    在當時,園內綠樹成蔭的凡爾賽宮只是一個娛樂性的住所,盧浮宮才是正式的皇宮。但國王大部分時間都耗在凡爾賽。在一封保留下來的信中,科爾伯抱怨路易十四拋棄了盧浮宮:""陛下在凡爾賽宮投入大筆的資金,完全遺忘了盧甚至是日常行為也套上神圣的光環,例如,大小起床儀式、大小就寢儀式,就連皇后的生育過程也是公開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柵欄后面觀看這一切,得以參加的貴族也就將此看作一種榮耀。路易十四一周三次在套間內集會,從19點到22點,受邀大臣們可以來套間享受各種娛樂。即使國王過來,也不必停下向他致敬。得到來自國王的邀請函是無比的光榮,盡管貴族們必須為購置服裝負擔昂貴的費用。據說路易十四一進入大廳就可以看出誰在場,誰缺席,所以如果貴浮宮這座公認的世界上最壯麗的宮殿。……可嘆啊,偉大的國王拘束在凡爾賽的方寸之地上"
    在凡爾賽宮,路易十四終于達到了他專制統治的目的。路易十四的執政是典型的歐洲君主專政制度。他將整個法國的官僚機構緊緊地穩在他周圍,尤其是那些好戰的貴族和潛在的反抗分子,讓他們忠于國家,忠于國王。路易十四在孩提時候就感受到貴族投石黨暴動的危險,他希望能維護皇室政權及其成員。他將貴族變成他宮廷中的一員,大大地消弱他們作為地方官的實質性權力,壓下了他們的驕傲自負。這些手段包括:
    用各種榮譽、頭銜和年金將貴族們召集到宮中來;
    向他們提供城堡最好的房間;
    設立一系列復雜嚴格的西班牙式宮廷禮儀將貴族們分為各個等級。
    要求他們隨伺君王左右。
    國王將他的各種行為,族們想博得國王的歡心,就必須天天在場,還要忙于在國王面前爭風吃醋,哪里還有時間去管理地方,也就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于是,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路易十四手中,他為政勤勉,事無巨細都親自過問。雖然他善于選擇親信大臣負責財政軍事,但他們最終不過是執行王命的傳聲筒罷了。在他的統治下,沒有首相,也不開三級會議,甚至還取消了高級法院對國王大赦的指摘權。他的至理名言就是"朕即國家"
    路易十四在舞蹈上頗有天分,不但在巴黎創立的了世界上第一所皇家舞蹈學校,他自己還出任芭蕾舞劇的主角。從十三歲開始登臺演出,一直到30歲才因為體重關系退出舞臺。在這個時期,三位著名的藝術大師呂厲利、莫里哀和博尚負責芭蕾藝術的創作和演出,芭蕾也就是此時形成了其獨特的舞蹈動作體系。國王也對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給予了資助,法國科學院、法國建筑學院和法國戲劇院先后成立,藝術家、文學家層出不窮,除了上面提到的莫里哀,還有戲劇家拉辛、集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與一身的笛卡爾、寓言家拉封丹等等。
    路易十四信奉重商主義,所以在法國積累了許多貴重金屬。這也是法國干預經濟生活的開端。國家興辦大規模的手工共產,并撥給巨額津貼,配備先進的設備。路易十四還修建公路,改善河道,獎勵工農業生產,市場得到了極大發展。
    仗著法國強大的軍隊和幾位叱咤風云的將軍,路易十四在其統治期間發動了四次較大的戰爭:1667年至1668年,同西班牙的遺產繼承戰;1672年至1678年同荷蘭的戰爭;1688年至1697與奧地利皇帝為首的奧格斯堡同盟的九年戰爭以及1702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繼承權戰爭,另外法國也參與了西歐國家掠奪海外殖民地的競爭,在印度、路易斯安娜、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島擴大殖民地侵略。 1685年,路易十四還頒布了"黑法",允許在法國所有的殖民地販賣奴隸。
    路易十四堅信一個國家的宗教應該絕對統一。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與1598年頒布的寬容的南特赦令被路易十四完全推翻。他對新教教徒施加壓力,摧毀胡格諾派的教堂,關閉新教的學校,許多胡格諾派教徒不得不逃到國外。
    路易十四在其統治期間擴大了法國的疆土,使法國成為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在17、18世紀,法語是歐洲外交和上流社會的通用語。就連18世紀的俄羅斯上層貴族說法語也多于說俄語。而與此同時,由于常年征戰,法國負債累累,路易十四又大肆修建凡爾賽,每年幾乎一半的稅收用于凡爾賽的日常開銷,平民百姓在苛捐雜稅壓迫下生活非常貧困。在臨終前,路易十四也告誡后來的路易十五,要盡可能地避免戰爭。有歷史學家認為后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在路易十四執政時期就已經埋下了種子。
    1715年9月1日早上八點,照耀了歐洲半個多世紀的太陽隕落了。路易十四77年的生命當中,有72年統治著法國,最后留下的是一個幾乎虧空殆盡的國庫。他的死也標志了一個時代的完結,伏爾泰稱之為是偉大的路易十四時代。
    路易十四同他第一位皇后,西班牙公主瑪麗-黛萊絲,育有三男三女。皇后去世后,又與孟脫儂女伯爵弗朗索瓦絲·徳·奧比尼結婚,又有了四男二女。此外,他還有三個私生子和一個私生女。但由于路易十四的壽命比他的兒子和孫子都要長,最后繼承他皇位的是他的曾孫子,也就是后來的路易十五。
    至于路易十四的真實形像,我們有他各個年齡時的畫像。有人說他高大俊美,也有人說他其實非常矮小,不得不穿上高跟鞋。究竟如何,我們是不可能知道的了,只能憑借他的畫像和相關電影發揮想象了。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0:08
    18世紀歐洲七年戰爭
    七年戰爭(Seven Years'War)1756~1763年間,由歐洲主要國家組成的兩大交戰集團(英國與法國,以及普魯士的侵略政策與奧地利和俄國的國際政治利益發生沖突)在歐洲、北美洲、印度等廣大地域和海域進行的爭奪殖民地和領土的戰爭。
    戰前形勢
    七年戰爭前夕,歐洲各大國之間的關系正醞釀著新的大變動,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其中對全局起決定作用的首先是英法矛盾。英國從16世紀末葉到17世紀70年代先后打敗西班牙和荷蘭,它同剩下的唯一強大對手法國的矛盾迅速上升,兩強決戰在所難免。其次是普奧矛盾。自從神圣羅馬帝國分裂為一系列獨立的諸侯國,普魯士和奧地利最為強大,它們都想成為德意志諸侯國中的霸主,同時由于奧地利哈布斯堡皇室領地西里西亞在兩次“西里西亞戰爭”中被普魯士占領,兩國的斗爭日益尖銳化。再次是俄普矛盾。沙皇俄國在18世紀初葉打敗瑞典而成為歐洲強國之后,繼續推行西進和南下擴張政策,并把目標首先指向東普魯士。普魯士的日益強大和對外擴張,構成了俄國西進的阻力,兩國關系急劇惡化。
    在上述背景下,各國都積極爭取盟國,孤立對手,縱橫捭闔,朝秦暮楚,展開尖銳而復雜的外交斗爭。
    其中,英國的目的是奪取法國的殖民地,壟斷整個制海權;普魯土企圖吞并薩克森,變波蘭為自己的附屬國,奧地利企圖削弱爭奪中歐霸權的對手普魯士,收復1740年被侵占的西里西亞,法國則力圖吞并英國國王在歐洲的世襲領地漢諾威,保護法國在美洲和東印度的殖民地,遏制普魯士的勢力,瑞典試圖奪取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俄國力圖阻止普魯士東侵,并擴大自己在西方的領地。各種矛盾和利害關系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導致了兩個對立同盟的建立:—方是漢諾威、黑森—卡塞爾、不倫瑞克和其它一些德意志諸侯國參加的英普同盟,另一方是由瑞典,薩克森和加入“神圣羅馬帝國”的大多數德意志諸侯國組成的法奧俄同盟。
    戰爭簡單經過
    1756年奧地利為奪回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被普魯士奪占的西里西亞,準備發動對普戰爭,便與法國結盟。俄國、薩克森、瑞典和西班牙先后參加,結成交戰國的一方。英國為與法國爭奪殖民地,需要普魯士在歐洲牽制法國,遂率英王領地漢諾威選帝侯國,同普魯士結盟,結成交戰國的另一方。在歐洲,普魯士在英國的援助下,派遣7萬大軍,于1756年8月進攻薩克森,旋敗奧軍,迫使薩克森投降。次年5月,俄軍攻入東普魯士,普軍敗績。1757年11月普軍在羅斯巴赫打敗法奧聯軍,繼之在洛伊滕再敗奧軍,奧軍損失2.2萬人。1759年,俄奧聯軍在庫納斯多夫重創普軍,普軍損失慘重,投入的4.8萬人,最后只剩下3000人。同年英軍突襲法國基伯龍灣,消滅大批法軍。1760年10月俄奧聯軍占領柏林。1762年初俄國彼得三世(1762.1~1762.7在位)即位,同年5月與普媾和,退出反普聯盟,戰局改觀。最后,普軍擊退法奧聯軍,取得勝利。1763年2月15日普魯士、奧地利和薩克森簽訂《胡貝圖斯堡條約》,歐洲戰事結束。
    與此同時,英法在美洲、印度等地繼續爭奪殖民地。在美洲,1759年英軍占領魁北克。1760年英軍占領蒙特利爾,完全征服加拿大。在印度,1757年在普拉西戰役中,英軍打敗親法的孟加拉的那瓦布。至1761年,英國完全取代法國,處于絕對優勢。法國只保留幾個貿易據點。在西非,英軍占領塞內加爾的戈雷島。在西印度群島,英軍擊潰法西聯軍,占領馬提尼克、格林納達和圣盧西亞諸島。法國被迫媾和,1763年2月10日英法簽訂《巴黎條約》,歐洲以外戰事結束。
    戰爭詳細經過
    戰爭以普魯士進犯薩克森為開端。1756年8月28日,普魯土國王腓特烈二世的軍隊(9.5萬人)突然侵入薩克森,包圍了薩克森軍隊(1.8萬人),迫使該部于10月15日投降。在1757年的戰局中,腓特烈二世利用法奧俄同盟步調不一致(法國于春天開始戰斗行動,而俄國于夏天才開始行動),以及軍隊(30余萬人)展開緩慢的弱點,首先對奧開戰。普軍(19.2萬人)從四面對布拉格展開向心進攻。5月6日,普軍擊敗布勞恩元帥指揮的6萬奧軍,并將其圍困在布拉格。但是,前來增援的奧軍道恩元帥所部(5萬余人)于6月18日在科林附近擊潰了普軍,迫使普軍放棄捷克。4月,德·埃斯特列元帥所率的法軍(7萬人)占領了黑森—卡塞爾,在克洛斯捷爾—采文附近擊敗漢諾威軍隊(3萬人),并攻占了漢諾威。蘇比茲親王指揮的法軍(5.7萬人)于8月兵臨埃森納赫,威逼普魯士。腓特烈二世調動主力迎擊法軍,11月5日在羅斯巴赫戰役(1757)中大破法軍。隨后,他又將兵力(4萬人)迅速轉移到西里西亞。當時,奧軍道恩部在西里西亞包圍了施韋德尼茨,并占領了布雷斯勞(韋羅茨瓦夫)。12月5日在洛依滕交戰中,奧軍也被腓特烈二世擊敗。與進攻東普魯土的俄軍(7萬人)作戰的是萊瓦爾德元帥指揮的普軍(3萬人)。7月5日,阿普拉克辛元帥指揮下的部分俄軍(2.4萬人)在波羅的海艦隊支援下攻占了梅梅爾(克萊佩達),蒂爾西特(蘇維埃茨克)、貢賓嫩(古謝夫)和因斯特堡(切爾尼亞霍夫斯克)。8月30日,俄軍在大耶格爾斯多夫附近的交戰中擊潰萊瓦爾德部,打通了進入東普魯士的道路(參見大耶格爾斯多夫戰役)。但是,阿普拉克辛認為,腓特烈二世的追隨者彼得三世不久將成為俄國皇帝(女皇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患病),遂命令部隊撤回梅梅爾。為此,他被女皇送交法庭審判,其職務由費爾莫爾將軍接替。瑞軍(2.3萬人)于9月向波美拉尼亞的斯德丁(什切青)進攻,但在俄軍撤回梅梅爾后,也撤到施特拉爾松。這樣,普軍在1757年戰局中獲勝。
    在1758年的戰局中,反普同盟出動軍隊達31.6萬人,而腓特烈二世的軍隊只有14.5萬人。反普同盟雖擁有兩倍以上的優勢兵力,但因步調不一致、相互不配合, 而未能發揮其作用。1757年12月在東普魯土展開進攻的俄軍于1758年1月占領了東普魯士,并把它劃為俄國屬地。1758年夏,俄軍(5.8萬人)包圍了屈斯特林(科斯琴)。奧地利由于擔心俄國取勝,在西里西亞和薩克森采取消極防御,而法國在黑森—卡塞爾和漢諾威也是這樣。腓特烈二世集中兵力,企圖一一擊破奧俄這兩個主要敵人,遂從西里西亞侵入捷克,包圍了奧爾米茨(奧洛穆茨)。但當他獲悉屈斯特林被圍后,又把主力調往屈斯特林作戰。8月25日的措恩多夫血戰,雙方未分勝負。普軍退向屈斯特林。俄軍退向蘭茨貝格,從那里轉到波美拉尼亞,然后隨著冬季酌來臨又撤退到維斯瓦河以東。
    1759年初,反普同盟軍隊已達35.2萬人,英普同盟軍隊約有22.2萬人。俄國在1759年戰局中的計劃,是將軍隊集結于波茲南地區,以便隨后開往奧得河與奧軍會師。4月,4萬俄軍(自6月30日起,由有才略的薩爾特科夫將軍指揮)向奧得河推進。韋德爾將軍指揮的普軍(3萬人)企圖阻截俄軍,但7月23日在帕爾齊希戰役(1759)中被俄軍擊潰。薩爾特科夫在克羅森地區與勞東的奧地利軍(1.8萬人)會合,并在占領法蘭克福(奧得河畔)后,建議道恩一起進攻柏林。道思拒絕了這一建議,而力圖把軍事行動轉向西里西亞。腓特烈二世決定抵擋薩爾特科夫對柏林的進攻。8月12日,在庫訥斯多夫的交戰中,普軍(4.8萬人)遭到失敗(參見庫訥斯多夫戰役)。但是,由于奧軍統帥部的過失,攻克普魯土首都柏林從而結束戰爭這個業已展現的可能性未能成為現實。俄軍撤到維斯瓦河以東。在西線,法國聯軍進行了保衛黑森—卡塞爾的戰斗和漢諾威的戰斗,在漢諾威,8月1日明登要塞被圍時遭到失敗。因此,盡管俄軍取得了輝煌勝利,1759年的戰局并未取得重大戰果,這是奧地利奉行的政策造成的,奧地利害怕普魯士被徹底打垮而使俄國勢力得到加強。在1759年的戰局中,反普同盟內部的矛盾更加激化。法國反對東普魯土歸屬俄國,而準備與英國簽訂和約,但和談以失敗告終。
    1760年,腓特烈二世費盡力氣才使兵力增加到10—12萬人。反普同盟的軍隊為22萬人。同盟國計劃采取協同行動:俄奧軍在西里西亞,帝國軍在薩克森,法軍則對付漢諾威。腓特烈二世為掩護自己的補給線和軍需庫而轉入了防御。俄軍和奧軍在敵交通線上作戰,企圖迫使普軍放棄其占領的要塞和城市。由于道思逃避了協同行動,薩爾特科夫把俄軍主力調往波美拉尼亞,而派遣部分兵力襲擊柏林。結果,切爾內紹夫將軍率領的俄軍(2.3萬人)于10月9日占領柏林。但是,由于腓特烈二世率領7萬普軍在向柏林接近,切爾內紹夫軍在摧毀敵軍需庫和其它軍事設施后,便撤出柏林,與在法蘭克福地區作戰的俄軍主力會合。1760年的戰局以雙方局勢都未發生根本變化而結束。
    1761年戰局中,12月16日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這就是魯緬采夫將軍指揮的俄軍在波羅的海艦隊的配合下,攻占了普魯士的堅固要塞科爾貝格(見科沃布熱格)。布圖爾林元帥(接替染病的薩爾特科夫)統率的俄軍在波美拉尼亞站穩腳跟后,與瑞軍建立了聯系,以便共同從北面對柏林實施突擊。在1761年的戰局中,普魯土喪失了南西里西亞,被切斷同波蘭(普魯土的糧食供給地)和波羅的海的聯系。普魯士已陷入困境。但是,形勢發生了變化。1762年1月5日女皇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病死,腓特烈二世的追隨者彼得三世即位,使俄國退出戰爭,并且把俄軍占領的全部土地歸還給普魯士。此后,在5月5日同普魯士簽訂了同盟條約,從而拯救了普魯士,使其免于徹底覆滅。繼俄國之后,瑞典也于1762年5月22日退出戰爭。
    在1762年的戰局中,普軍在俄國切爾內紹夫軍(臨時編入普軍)的援助下,把奧軍逐出西里西亞和薩克森,并在弗賴堡附近的交戰(1762.10)中戰勝了帝國軍隊。但是,戰爭已把交戰各方拖得精墟力竭,因此,普法于11月3日簽訂初步和約,普奧于11月24日訂立停戰協定。
    七年戰爭里發生的戰役
    1756年5月20日—梅諾卡戰役
    1756年10月1日—羅布西茨戰役
    1757年4月21日—萊亨堡戰役
    1757年5月6日—布拉格戰役
    1757年6月18日—科林戰役
    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戰役
    1757年7月26日—Battle of Hastenbeck
    1757年8月3日-8月6日—Battle of Fort William Henry
    1757年8月30日—大耶格爾斯多夫戰役
    1757年9月7日—Battle of Moys
    1757年11月5日—羅斯巴赫會戰
    1757年11月22日—布雷斯勞戰役
    1757年12月5日—洛伊滕會戰
    1758年4月29日—古德洛爾戰役
    1758年6月30日—Battle of Domstadtl
    1758年7月7日-7月8日—卡里永戰役
    1758年8月3日—尼加巴丹戰役
    1758年8月25日—曹恩道夫戰役
    1758年10月14日—霍克齊戰役
    1759年4月13日—卑爾根戰役
    1759年7月23日—Battle of Kay
    1759年8月1日—明登戰役
    1759年8月12日—庫勒斯道夫戰役
    1759年8月19日—拉哥斯戰役
    1759年9月10日—本地治里戰役
    1759年9月13日—魁北克戰役 亦稱為亞伯拉罕平原戰役
    1759年9月25日—霍耶斯韋達戰役
    1759年11月20日—基伯龍灣戰役
    1759年11月21日—Battle of Maxen
    1759年12月4日—邁森戰役
    1760年6月23日—蘭茨胡特戰役
    1760年8月1日—瓦爾堡戰役
    1760年8月15日—李格尼茨戰役
    1760年11月3日—托爾高戰役
    1761年7月15日-7月16日—Battle of Villinghausen
    1762年7月21日—博克施道夫戰役
    1762年7月23日—Second Battle of Lutterberg
    1762年9月24日—馬尼拉戰役
    1762年10月29日—弗賴堡戰役
    七年戰爭的影響
    七年戰爭的戰場遍及歐洲大陸、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賓等地。這次戰爭對于18世紀后半期國際戰略格局的形成和軍事學術的發展均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參戰國家眾多,英國首相丘吉爾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七年戰爭中,英國是在七年戰爭中最大的贏家,法國在《巴黎和約》中被迫將整個加拿大割讓給英國,并從整個印度撤出,只保留5個市鎮,英國成為了海外殖民地霸主,邁向日不落帝國的傳奇。但英國將這次的大帝國戰爭(法國-印第安戰爭)的戰費轉嫁在北美殖民地身上,引起了當地居民的不滿。七年戰爭完后13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對德國而言,七年戰爭使得普魯士崛起,正式成為英、法、奧、俄外的歐洲列強之一,但也使王國本土成為一片廢墟。不過戰后的腓特烈全力投入重建和平和經濟的工作,普魯士的地位變得穩定,而腓特烈亦因這場戰事被冠而“軍事天才”及“大帝”的榮譽。對法國來說,《巴黎和約》成為了其君主制時期的最屈辱的事件之一。 法國放棄了印度、加拿大、密西西比河西岸, 雖然仍然擁有密西西比河西面的紐奧良和瓜德羅普島,但是這次失敗標志著法國失去了新大陸。法國的對外策略黯然失敗,聲望也顯著下落。這次戰爭亦使路易十五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并且在他死后成為了法國的最不得人心的國王之一。奧地利繼上次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后再次不敵普魯士,痛失了西里西亞這個富庶地。瑪麗婭·特蕾西婭爾后一直對葉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二世有敵對情緒,并在晚年致力于反對瓜分波蘭的戰爭和維護國際和平。俄國在七年戰爭中鞏固了其在東歐的勢力,并更趨于向西擴張,踴躍于瓜分波蘭。俄國在戰爭后期的舉動亦贏得了普魯士的友誼。俄國名將魯緬采夫亦在此戰中成名。
    此外,七年戰爭在軍事學術上的主要影響是,暴露了以切斷交通線為主目標的“機動戰略”和呆板的線式戰術的許多弊端,發展了野戰殲敵的新的作戰方法。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1:30
    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1710年2月15日——1774年5月10日),被稱作被喜愛者 (法語:''le Bien-Aimé''),作為法國國王在1715年至1774年期間執政。他神奇地延續著整個瀕死的家庭,他執政的早期受到法國人民的喜愛。 但是,他無力改革法國君主制和他在歐洲綏靖政策,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并且在他死后成為了法國的最不得人心的國王之一。
    路易十五是太陽王路易十四的曾孫,他的父親是路易十四的孫子勃艮第公爵。1712年,麻疹奪去了他父母和哥哥的性命,小路易也遭感染,但御醫挽救了他的生命。路易十五很敬佩他的曾祖父路易十四,稱他為“我親愛的國王爸爸”。太陽王去世前召見了他且給予其最后的忠告,即少戰事,要做一個關心人民疾苦的溫和國王,這令他非常感動。
    路易十五5歲便登基,但奧爾良公爵菲利浦二世為當時的攝政王。1725年9月5日,他與21歲的波蘭公主瑪麗·蕾姍斯卡結婚,他們共育有10個子女。從1726年到1743年,是他執政期間最繁榮太平的一段時期。1734年,他有了第一個情婦德·瑪奕,之后還有龐巴度夫人,巴莉夫人等。
    路易十五執政后期,宮廷生活糜爛,路易十四時期的經濟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雖然小時候大難不死,逃過一劫,但他最終還是沒能逃過疾病的折磨,1774年死于天花。
    值得一提的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就是這位國王說的。這是關于他執政末期奢華暴虐的體現。
    路易十五是法國歷史上最具矛盾性格的國王。盡管史學家誣蔑了他很多,現代研究表示,他實際上對統治歐洲最大王國的任務是非常聰明和熱忱的。他的優柔寡斷,加上他了解他所面對問題的復雜性和他的內心的膽怯,都掩藏在一位專橫國王的面具之后。在他統治期間造成了壞的結果。路易十五預見到19 世紀中產階級浪漫主義的統治:雖然他以曾祖父路易十四為榜樣,盡職地充當皇家國王的角色,實際上對于路易十五沒有什么能比得上遠離盛典和儀式的私人生活。當他還是嬰兒的時候,他就失去了母親,他總渴望母性的存在。他設法獲取婦女的親密陪伴。這些使他備受詆毀,即使在過世后也沒有停歇。
    奇跡小子
    1710年2月15日路易十五出生在凡爾賽宮,當時他的曾祖父路易十四仍然在位。他是勃艮地公爵路易和瑪麗-阿德萊德·德·薩瓦之子。瑪麗-阿德萊德是一位非常活潑的女子,她深受是老國王路易十四的喜愛。并且這對年輕夫婦相互深愛(這在凡爾賽宮廷里是個相當異常的情況),這使老國王的宮廷恢復活力并成為了凡爾賽吸引力的中心。路易十五有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哥哥布列塔尼公爵路易。勃艮地公爵是路易十四唯一的兒子偉大的王太子路易的長子。勃艮地公爵有二個弟弟: Berry公爵查理和很快成為腓力五世 (西班牙)的安久公爵腓力。 因而,在1710年,路易十四有大量男性后裔: 一個兒子, 三個孫子和二個長重孫。
    但是,戲劇化的事件改變了皇家的結構。在1700年,安久公爵繼承祖母(路易十四的妻子,西班牙公主)的王冠,成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在隨后的西班牙連續戰爭中,腓力不得不須放棄對法國王位的繼承權。英國不愿意看到將來西班牙及其殖民地與法國被團結在一位唯一國王之下。腓力權力的放棄并不是什么問題,因為路易十四有許多其它男性后裔。但是,在1711年4月偉大的王太子突然死了,勃艮地公爵成為了王位繼承人。然后一年后,精力充沛和活潑的瑪麗-阿德萊德患了天花(或麻疹) 并在1712年2月12日去世,這使老國王路易十四非常沮喪。勃艮地公爵極度悲痛于愛妻的死亡,一個星期之內死于同樣的疾病。在勃艮地公爵死亡的一個星期之內,顯然這對夫婦的二個孩子也被病毒感染。長子布列塔尼公爵,雖然醫生一再的對其進行放血治療,但他還是在1712年3月8日過世。他的弟弟路易十五被他的家庭女教師 Madame de Ventadour保護,她堅決地禁止醫生對這個年幼孩子的放血治療并在他的病癥期間親自照看。最后1714年Berry公爵,偉大王太子的第二個兒子也過世了。
    因為在三年內路易十四失去了四個男性后裔,王朝的命運現在取決于一個四歲的男孩的生命。如果男孩死了,王位會傳遞到路易十四的侄子,偉大王太子的首位表兄腓力二世 (奧爾良)。 但是極有可能腓力五世會譴責條約憑什么逼迫他放棄了法國王位,并且將必然導致一場主要歐洲戰爭和法國內戰。年輕的四歲男孩肩上的重任非常明確,并且他的生命在每一分鐘都仔細監護。而且,這個年輕男孩現在是一個孤兒,沒有活著的兄弟姐妹,沒有伯父或伯母(除了從未見面的在馬德里的腓力五世),并且沒有第一代表兄(除了那些在馬德里的)。這個家族背景塑造了以后許多國王的性格。
    奧爾良公爵攝政時期
    1715年8月,路易十四死于壞疽。在8月26日他叫他的五歲的重孫子路易對他的床邊對他說了以下著名的話:“我的孩子,你將成為是一位了不起的國王。不要象我一樣喜歡建筑和戰爭。相反,設法與你的鄰居和平相處。給上帝你所應該給的。 總是遵循好的建議。設法免除人民的痛苦,而這正是我所沒能做到的。”六天以后,統治了法國超過70年的人死了,并且路易十五立刻成為了法國的新國王。
    由于懷疑他的侄子腓力二世 (奧爾良),路易十四任命他的私生子緬因公爵路易作為年輕的路易十五的攝政者。但是,在9月2日,在國王死亡的一天后,巴黎的“最高法院”公布攝政權,腓力和議會做了一筆交易,授予他們否決皇家法令的權力,這些權力是被路易十四所收回的。腓力當時41歲,由“高法院”正式地任命為攝政者,圣徒西蒙詳細記錄了法院的“政變”攝政者做出象征性決定調遷政府到巴黎,并且遣散在凡爾賽的法院。
    攝政者在巴黎的宮殿大皇宮(Palais Royal)里處理國事。年輕的路易十五被轉移到位于巴黎東邊7公里的萬森訥森林里的中世紀萬森訥城堡的寄居地,那里的空氣被認為比在巴黎的衛生和健康。在以后攝政期間他被轉移到巴黎中心靠近巴黎皇室的圖勒利宮。
    在1717年,七歲的國王與他的家庭女教師Madame de Ventadour分開,由負責他的教育的緬因公爵照看,在André-Hercule de Fleury (以后成為弗勒里紅衣主教)的協助下,輔導年輕國王。Duke Villeroi 管理年輕的國王。Villeroi公爵是一個年老和自負的朝臣,他愛顯示他的學生有禮和天分。年輕的國王在沒有窮盡的公開儀式期間必須學會掩藏他的感覺和他的天生的膽怯。他在公眾面前的一生顯露了冷淡的態度和權威的氣質,同時也喜歡為私有的空間和親密的圈子——簡而言之是一種接近私有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他的家庭教師弗勒里與有名的教授譬如地理學家Guillaume Delisle一起給了他優秀教育。路易十五有一種極端好奇和虛心的個性。他是一個有折衷口味的熱心讀者。人的啟蒙時期,喜歡科學和新技術。他推動了在法國大學創建物理部門(1769年) 和機械部(1773年)。弗勒里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人,并且象國王一樣神秘而又和藹可親,路易深深地敬佩他,并且他對國王以后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
    在攝政期間攝政者腓力,向路易十四執政時期被剝奪了權利的第二階層 (貴族) 尋求支持。他建立了所謂polysynody (1715年 9月15日),允許貴族參加政府。他在1717年結束了與大英帝國的三方聯盟。該聯盟阻止腓力五世在路易十五死后繼承王位。面對在政府事務中貴族統治的經驗的安全不足,攝政者恢復在路易十四統治下政府的國王統治,并且在1718年恢復了國家秘書。 Cardinal Dubois得到攝政者的密切信任,1722年任命為首相。為重新補充法國國庫,他進行了一系列的原始的財政實驗, 約翰法律是其中著名財政系統。財政泡沫最終破產并導致了許多貴族的破產。
    在1721年,路易十五和他的第一代表姐,腓力五世的女兒Marie-Anne-Victoire訂婚,十一歲的國王對于他的未婚妻來巴黎沒有什么興趣,比他大三歲的西班牙郡主只使他感到乏味。在1722年6月年輕國王和法院回到了凡爾賽,他們將在那里停留到王朝的終結。同年的10月,路易十五正式在蘭斯大教堂加冕。在1723年2月15日,他已經十三歲了,巴黎最高法院宣告國王成年,由此結束攝政。國王留下奧爾良公爵負責國事。奧爾良公爵在1723年8月紅衣主教迪布瓦死后成為首相,在同年的12月他也離開人世。在弗勒里的建議下,路易十五任命他的表兄弟波旁公爵,孔代王子,取代已故的奧爾良公爵。
    波旁公爵內閣
    在波旁公爵控制之下國王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政府暗地受到投機商和輪車經銷商比如&Eacute;. Berthelot de Pléneuf和銀行家J. P&acirc;ris-Duverney一組人的影響。
    波旁公爵為年輕國王的健康擔心,不是出于關心國王或朝代的未來,實際上出于防止奧爾良家族(最近的攝政者) 在國王死后登上王位。波旁公爵把奧爾良家族作為他的敵人。國王是相當虛弱的,而且多種警示告誡他要注意他的生活。西班牙郡主太年輕以至于不能生育出繼承人。因而與西班牙敵對的波旁公爵把郡主送回西班牙并著手選擇一位年齡足夠產生繼承人的歐洲公主。最終,機會指向了21歲Marie Leszczyńska,她是斯坦尼斯洛斯一世(倒臺的波蘭國王)的女兒。這位帶著她的父親的不幸的可憐公主,仍然可以說是善良的,并且相當迷人。并且她的家族從未與法國皇家混血,她會帶著新的血液進入法國皇家。她的父親相對低的地位能確保這個婚姻不會使法國因必須選擇另一個皇家法院而陷入外交窘態。1725年9月舉行了婚禮。年輕國王立刻愛上了比他大七歲的新妻子。但是,最強有力的國王與這樣低等級公主的結合被歐洲大多數人認為是不合適和不莊重的。
    波旁公爵內閣在1726年迫害新教教徒,操控貨幣,增加新稅。譬如1725年的五十稅和糧食的高昂價格,這些造成了許多問題和經濟的蕭條。
    1726年國王已經十六歲了,所有人都注意到自從結婚后,國王得到了健康和權力。他罷免了極端不得人心和正在準備與西班牙和奧地利作戰的波旁公爵。取而代之,他提拔以前的家庭教師紅衣主教弗勒里擔當首相。
    紅衣主教弗勒里內閣
    紅衣主教弗勒里從1726年直到他在1743年死亡,他在國王的授意下統治了法國。盡管有一些國會議員和詹森教派信徒不安分,這還是路易十五統治期間最和平和最興旺的時期。路易十四統治的末期財政和人力遭受了損失,這使得弗勒里的統治趨向和平和秩序,這被史學家視為“恢復”時期。很難劃分國王在弗勒里內閣中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國王持續地支持弗勒里反對法院和部長的陰謀。
    在財務官員Michel Robert Le Peletier des Forts (1726年——1730年)和Philibert Orry (1730年——1745年)的幫助下,弗勒里穩定了法國貨幣(1726年) 和最終設法平衡了財政預算。經濟發展是政府的一個主要目標:改進交通,完成圣昆廷運河(連接瓦茲河和索姆河) ,1738年以后又延伸到埃斯考河和荷蘭,并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個國家公路網系統。國立橋梁和道路學校由國家設立,修造的現代的平直的高速公路開始由巴黎到達法國遙遠疆界,典型的星型樣式至今仍然是法國國道網絡主要部分。到18 世紀的中期,法國有世界上最現代和最廣泛的公路網存在,并且大部分高速公路至今仍然使用。商務委員會和商務局刺激了沿海貿易,在1716年到1748年年間,法國對外沿海貿易額從0.8億增加到3.08億“里弗”。 但是,強硬的科爾貝法律(預示著“統制經濟”) 妨害了工業發展。
    專制君主制的力量體現在鎮壓詹森教派信徒和高盧主義的反對上。麻煩由巴黎圣梅達墓地開始(一組詹森教派信徒假裝奇跡發生在這個墳園)到1732年結束。另一方面,在“流放”139 位各省的國會議員后,巴黎的“最高法院”必須記錄教皇公牛“唯一圣子”并且被禁止在將來審理宗教案件。
    海外,弗勒里以所有的代價尋求和平,反對戰爭。他的和平政策以與英國聯盟和與西班牙和解為基礎。在1729年9月,王后的第三次懷孕終于生產了一個男嬰——路易,法國王太子,他立即成為王位的繼承人。一位等候已久的繼承人的誕生,填補了自1712年以來王朝繼承人的空缺,帶來了法國社會各個層面和歐洲王室的極大歡迎。這對王室夫婦當時非常團結和相愛, 并且年輕國王非常受歡迎。一位男性繼承人的誕生同時緩解了和西班牙的持續危機和可能的戰爭風險。
    在1733年,盡管弗勒里的政策以和平為主,但國王爭取到法國外交部長Germain Louis Chauvelin (1727年——1737年)的支持,干預波蘭的連續戰爭以恢復他的岳父斯坦尼斯洛斯一世在波蘭人王位。法國也希望從洛林公爵[ (神圣羅馬帝國)弗朗索瓦三世 ]手中得到一直垂涎的洛林公國,當時弗朗索瓦三世被認為將和神圣羅馬皇帝查理六世的女兒瑪麗亞?特里薩結婚,這造成奧地利的勢力緊挨法國邊界的危機。半心半意的法國在東部的干預無法扭轉戰爭的路線,并且斯坦尼斯洛斯一世也不能恢復他的王位。但是在西部法國軍隊迅速地侵占了洛林,并且在1735年初就控制了局面。在維也納條約( 1738年11月)中,斯坦尼斯洛斯一世得到了洛林公國以補償他波蘭王位的損失,而這個利益在他死后通過她女兒的繼承權轉移到法國。而弗朗索瓦三世成為托斯卡納大公國的繼承人。與路易十四時期相比,這次戰爭花費很少,并且是法國外交方面的成功。洛林的土地(1766年斯坦尼斯洛斯一世死后) 將是法國法國大革命前大陸最后的領土擴展。
    在這個有利結果之后不久,法國的斡旋開始在奧地利帝國和土耳其帝國的戰爭之間,導致貝爾格萊德條約(1739年9月) ,戰爭以對土耳其帝國有利的情況下結束,從16世紀早期,土耳其帝國就是法國的一個反對哈普斯堡皇室的傳統盟友。以此,在1740年土耳其帝國的更新標志了法國在中東的貿易霸權的投降條約。在所有這些成功以后,路易十五作為歐洲的裁決者的聲望達到最高點。
    在1740年,皇帝查理六世死亡和他的女兒瑪麗亞?特里薩繼位,開始了歐洲的奧地利連續戰爭。年老的弗勒里沒有足夠的力量反對戰爭,并且國王在法院給了反奧地利派的強大的壓力——他與普魯士結盟,于1741年參與了戰爭。戰爭持續七年,法國轉變成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的戰爭狀態。弗勒里沒有看到戰爭結束,死于1743年1月。國王仿效前輩路易十四,決定從此沒有首相的統治,由此開始他的個人王朝。
    親政
    路易十四給法國遺留了財政的混亂和普遍的衰落。不幸地,路易十五沒能克服這些財政問題,這主要由于他的優柔寡斷和不守承諾。在凡爾賽,國王和圍繞著他的貴族顯示了頹廢的標志和君主制的衰落。更糟糕的是,路易似乎意識到反君主政治力量在威脅他的家族的統治,但是仍然沒有做什么來阻止它。有一個流傳廣泛的傳說,路易甚至預言道:“在我們之后,洪水將至(Après nous, le déluge)。” 一個嚴酷和準確的預言,是路易十五唯一的預警措施。
    國王路易消費了很多精力在對婦女的追求中。他與瑪麗的婚姻帶來了許多孩子(參見下面),但國王持續地(和聲名狼藉地) 不忠于她。他的許多情婦,像龐巴度夫人和前妓女巴莉夫人,象國王一樣聞名于世,并且他和Mailly-Nesle五姐妹的風流韻事也被載入史冊。在他的晚年,路易更偏好年輕女孩,在著名的鹿苑同時保留數個女孩 。
    起初他普遍地為人稱作受人喜愛的路易十五(Le Bien-aimé),當1744年在梅斯他重病時,整個國家為他的康復祈禱。但是,他軟弱和無效的統治導致了王朝的衰弱和法國大革命的趨向高潮。普遍認為君主制是被路易私人生活的丑聞動搖的,并且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他成為了最可恨的路易十五。在1757年1月5日,刺客 Robert Damiens 混入凡爾賽用小刀刺中他的一側。
    1743年,法國參加了奧地利連續戰爭。在路易的統治期間得到了科西嘉島和洛林,但是在和英國的七年戰爭后失去了巨大的法國殖民地。巴黎條約 (1763年) 結束了七年的戰爭,這個條約是法國君主制時期的最屈辱的事件之一。法國放棄了印度、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西岸。雖然法國仍然擁有密西西比河西面的新奧爾良和瓜德羅普島,但是這次失敗標志著法國失去了新大陸。法國的對外策略黯然失敗,它的聲望也顯著下落了。
    路易十五在凡爾賽宮殿病死于天花。他是波旁家族第一個心臟不是如傳統被要求分離出和放置在一個特別箱柜。相反,酒精傾入他的棺材并且他的遺骸被浸泡在生石灰中。秘密的儀式在深夜進行,只有一個大臣參加。靈柩保存在圣丹尼教堂公墓。
    由于路易十五的兒子路易 (法國王太子)比他早死九年,路易的孫子登上王位,成為路易十六 。
    對財政的管理不善和他招人非議的私人生活的破壞了整個法國君主制,并且路易十五統治時期的問題會困擾和最終摧毀他的后繼者生命——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東尼特 。
    路易的另外兩個孫子也成為法國的國王—— 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 。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2:32
    暴力不能帶來國民幸福:辛亥革命與清末十年的再反思
    有人說,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進與保守”之爭,最后“激進”的革命戰勝了“保守”的立憲,槍桿子逼走了皇帝,中國便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事實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說,晚清的最后十年與其說是“激進與保守”之爭,倒不如說是“革新與革命”之爭,最后“革命”戰勝了“革新”。
    推翻皇帝而沒有改變專制的結構,這種革命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黨人的“民主共和”觀念固然是很浪漫主義的,但在當時只有審美價值而沒有現實價值。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在于趕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敗筆也在于此,因為它的目的本應是推翻專制結構,但卻將革命的矛頭集中指向了滿人皇帝。
    至少在前一個世紀的上半葉中,中國是個需要皇帝的國度。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還是“革新”的結果,這都需要時間去考驗,一時半會恐怕難以蓋棺論定。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個王朝,趕走一個皇帝,也不一定就是件好事。至少從晚清的最后十年看來,我們對革命的喝彩聲來得有點蒼白,又未免有點尷尬。
    歷史的很多時候,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一味的追求盡善盡美,得到的從來就是殘缺的美---可殘缺又算哪門子美呢。對此,魯迅先生曾深有感觸的說,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滿眼都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了他們的奴隸了。”
    作為曾經的先進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曾說,“革命不是最佳途徑,共和政體也不是唯一的選擇結果。當前應該以'唯一正當之手段,唯一正當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憲制”。他們認為,帝制時期的國民“毫無政治智識,毫無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為何物,不知當要求為何事”,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終也不過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滾上一滾”。但革命黨人并不怎么認為,他們斷論:“只要是中國國民,必然有共和國民之資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說,“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很可惜的是,革命也未必是濟世良方。辛亥革命一聲炮響,給多災多難的中國送來了三民主義,但革命之后的中國,問題依舊是層出不窮,那些花樣不斷翻新的一個又一個主義,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最終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章太炎從革命家到國學大師的回歸,或許能說明一點問題。
    張朋園先生曾引美國學者的觀點說,“一個革命運動的發生,不在專制統治的敗壞或者壓迫到了極點的時候,而反是統治者措意改善,壓迫已經減輕、政治趨向開明之后”。此所謂,“高壓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構成不滿;痛苦愈是加深,愈無反抗的余地”。
    這個判斷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謂十分貼切。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發并不是因為清廷專制腐敗到了極點,而恰恰是因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憲的改良措施。這看起來是個悖論,卻是近乎殘酷的歷史真實。
    那清廷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憲呢,難道是頭腦一時的糊涂?
    大多數人認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憲,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說,“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候調查結局后,若果無妨礙,則必決意實行”。但是,孽種一旦誕生便自行滋長,新政和立憲措施施行后,民眾的政治參與便如洪水般無法阻擋,其目標和結果決不是設計者所能完全控制的。
    這最終的結果便導致了一個兩難困境。新政啟動之后,清廷既無力阻止變革的運行和深化,又無法有效應對變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但要試圖回歸到傳統的統治秩序中去的話,那更是自尋死路。如此一來,清廷既沒有勇氣繼續推行憲政,又無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憲的結果反而是引火燒身后的雙重煎熬,最終被由變革引發的各種合力所推翻。這種結果,不僅僅是清廷難以解開的死結,也是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夢。
    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與改良》中提出,“現代化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過程,現代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已充分證明,如果沒有一個穩定和諧的內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無濟于事。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穩定并不是單單是政府的責任,全體社會成員不僅應建立起社會的共識,而且要有一個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犧牲的勇氣。”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國民素質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識更是無從談起。與此相對應的是,反是四種對立格外醒目,這便是滿漢的對立、漸進與激進的對立、保守與進步的對立及革命與改良的對立。對立壓倒共識,改革的艱難可想而知。
    事實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數國人未必反對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滿人做皇帝。按錢穆先生的說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種私心的政治,因為皇帝背后有全部滿洲人撐腰。但清朝建國兩百多年后,作為統治集團的滿族貴族,他們不但不是全體國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連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他們總是自覺不自覺的將他們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滿族貴族的利益說成是全體滿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體國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喪權辱國面前,這種代表往往意味著國民的恥辱,更加激發了漢人的不滿情緒。這大概就是滿人的原罪了。
    也許由此可以推論,假如當時是漢人做皇帝,循序漸進的推行到英國虛君式的君主立憲制,或者還有成功的可能---當然,歷史是不容假設的。如果我們拋開民族的特性問題來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話,倒也不失為一種制度上的革命。事實上,革命并非是社會政治變遷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權威的合法性為基礎,充分運用其現有的行政組織手段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終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話,整個國家、社會和國民都將付出更小的成本。
    但1908年11月光緒與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得清廷的權威出現了真空。攝政王載灃的上臺更是讓當時的政治局勢迅速走向兩極化,而載灃本人又嚴重缺乏駕馭大局的能力和見識。本來前幾年新政和立憲措施已經吊起了社會民眾特別是士紳階層的胃口,各種參政機構如諮議局、資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機構也已經建立,而攝政王載灃為代表的皇族親貴卻在失去權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執,其“皇族內閣”杰作更是把立憲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絕路。正所謂,庸奴誤國,荼毒蒼生。
    被推上絕路的不僅僅是清廷和皇族親貴,還包括那些為推進憲政而努力的立憲派。雖然立憲派曾占盡先機,風光一時,并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但最終也只是曇花一現。隨后,立憲派更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聲中淪為配角甚至所謂的“反動派”了。最終的結果是,偏師戰勝了主流,革命戰勝立憲。革命在推翻皇權的同時,也破壞了傳統的權威,而一旦權威被破,建立一個新的權威必須要付出相應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為手段。可嘆的是,當革命成為社會共識的時候,這帶來的往往是一種災難---一個民族,如果學不會適當的妥協和有風度的對抗,那它只能在專制中沉淪。
    固然,革命黨人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定會推動社會的進步。嚴復曾稱革命后的時期是“舊者已亡,新者未立”,這種制度的混亂和失范,給國家、社會和國民,帶來的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傷害,這在后來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在國人自古以來的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條件下,強行實行民主政治,其結果不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且極容易地破壞了民主的名聲和信譽。任何企圖以觀念的變化和政治體制的改變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其用意雖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實現。這就象推翻了一個皇帝便以為革命成功一樣, 如果體制結構和國民的觀念結構不變,那也只是趕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沒有趕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著獨裁專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過是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國要脫去那沉積千年的厚重外殼,其痛苦的嬗變何嘗不是一種死去活來的煎熬。客觀的說,清末新政和立憲本已經打開了結束舊體制、開創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這種趨勢走下去的話,中國沿襲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將發生結構性變化。這種大轉型,無疑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但歷史終究是歷史,它未必會符合人們的美好愿望。反對派的百般阻撓、清廷的矛盾猶豫和革命的風起云涌,終于讓三百年的清王朝轟然倒塌,隨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經帶來希望的憲政改革。
    歷史是容易被遺忘的,如今的人們早已忘記了那些曾經為這個古老國家的轉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們,只因為他們沒有成功的推行憲政,也未曾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色彩。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個飄落的憲政夢一樣,都最終湮滅在滾滾的歷史浪潮之中。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5:43
    變革中的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 廢除國王建立共和國
    一、難解之謎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蘭訪問的美國總統卡特稱贊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在動蕩的中東地區創建了一個“穩定之島”[1]。可卡特剛離開伊朗,這個“穩定之島”立即陷入伊斯蘭革命的狂潮之中。翌年二三月間,不但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王冠落地,而且巴列維王朝也壽終正寢,在伊朗延續了2500多年的君主制的歷史隨之終結。
    伊朗伊斯蘭革命震驚世界,部分原因在于僅用口號和傳單武裝起來的反對派竟然在短期內推翻了擁有強大國家機器和頗多國內外有利條件的統治者,埋葬了巴列維王朝。在國王手中,有40萬裝備精良的軍隊,有龐大的憲兵部隊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機構“薩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黨──御用的“伊朗復興黨”。此外,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革命是在幾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的背景下爆發的”。“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減少并未改變這樣的事實:伊朗的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多,外債少,石油收入哪怕與4年前的情況相比也堪稱豐厚。”就國際情勢而言,當時伊朗不但邊境平安,而且稱雄波斯灣。幾乎直到最后時刻,國王仍然得到包括兩個超級大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2]。
    巴列維王朝在情況似乎不錯時突然覆滅一時成為難解之謎,各種解釋隨之蜂起。第一類解釋是所謂“陰謀論”:國王是美英等外國勢力與霍梅尼共同策劃的陰謀的犧牲品。這類解釋在伊朗君主主義者中頗為流行。第二類解釋是所謂“伊斯蘭解釋”:國王是“反伊斯蘭的”壓迫者,他被篤信伊斯蘭教的革命群眾推翻不足為奇。領導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烏拉瑪多持此類觀點[3]。第三類解釋強調政治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支持巴列維王朝的保守主義者認為國王的現代化改革步伐太快。反對巴列維王朝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國王的現代化改革步伐太慢。阿伯拉哈米安等學者持結構主義觀點,堅稱推翻國王的伊斯蘭革命之所以爆發,不是因為現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而是因為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不平衡或脫節[4]。一些伊朗左翼人士則認為,20世紀70年代中期伊朗的經濟衰退和依附式資本主義的失敗促使許多工人積極參加反對國王的運動,從而敲響了君主制的喪鐘。第四類解釋可以稱為“多因說”,許多政治學家和伊朗問題專家的解釋都可以歸人此類[5]。
    “陰謀論”過于牽強。實際上,從白色革命開始至1978年1月中旬,美國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國王。甚至1978年9月初軍政府成立后,白宮還表示完全支持國王。只是到了1978年12月,卡特政府中才有人開始認真考慮改弦易轍的可能性[6]。
    什葉派伊斯蘭教在伊朗社會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具有驚人的政治能量,但鮮有嚴肅的學者接受“伊斯蘭解釋”。要摧毀國王強大的國家機器,僅僅靠什葉派伊斯蘭教的政治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感召力是不夠的。1963年烏拉瑪領導的反對國王的運動被軍方輕而易舉地粉碎就是例證[7]。現代伊斯蘭主義也并非無堅不摧。盡管它曾在伊朗和阿富汗過關斬將,但也在埃及、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等世俗民族主義政權統治的伊斯蘭國家留下失敗的記錄。
    將國王的垮臺純粹歸因于現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都失之偏頗。土耳其凱末爾革命在反傳統主義方面遠遠超過伊朗國王的白色革命,大多數海灣君主國的現代化步伐幾乎都落后于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但凱末爾政權和大多數海灣君主國的政權卻比較穩定。
    從長遠來看,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不平衡或脫節最終會導致政治體系的危機與更迭,但僅僅從這種結構主義的角度來詮釋伊朗國王倒臺或君主制覆滅可能失之簡單化。實際上,在現代化進程的特定階段,一些后進國家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平衡往往顯得異常突出,并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政治穩定并行不悖。二戰后東亞和拉美一些國家的現代化歷程證明了這一點。經濟繁榮是雙刃劍,它一方面為政治現代化變革創造條件,另一方面為威權主義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提供合法性。長期經濟繁榮后突發的嚴重經濟危機對于威權主義政權才是致命的。伊朗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的經濟問題并未惡化到威脅政權生存的程度,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構性矛盾不足以解釋國王的威權主義統治突然崩潰。此外,伊朗產業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受惠于國王的現代化運動,在政治上缺乏組織,其革命性和戰斗性頗成問題。城市貧民也遠不是推翻國王的主要社會政治力量。
    “多因說”的解釋力較強。確實,“伊斯蘭革命的根源涉及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涉及歷史的原因和緊要關頭的舉措,涉及國內社會進程和國外的事態發展,不能歸結為任何一個方面。”[8]但在這樣復雜的問題上要避免簡單羅列或泛泛而談,提出較有說服力的解釋,對于研究者來說無疑是一個既困難而又有吸引力的挑戰。
    二、根本性的困境
    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制是現代伊朗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許多方面體現了現代與傳統的尖銳復雜的矛盾。禮薩汗曾是共和主義者,力圖效法凱末爾,卻在傳統勢力的壓力下成為新王朝的締造者[9]。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制在政治功能上面臨現代化的任務,在政治權力結構上卻堅持傳統主義。王朝的兩代君王積極致力于現代化,在法律上是現代立憲君主,在實際權力運作上卻幾乎與傳統專制君主無異。
    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致力于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傳統君主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其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賴于削弱本來能夠促進政治參與擴大的傳統機構,加強君主的權威;另一方面,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傳統君主制的合法性,而傳統君主制卻由于其自身內在的專制邏輯難以通過擴大政治參與獲取穩定的現代政治合法性[10]。這種根本性的困境決定了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君主制的脆弱性和過渡性。
    現代化進程中的傳統君主制必然而且往往容易被現代政治體制所取代,但它何時被取代則取決于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致力于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可以通過強有力的和精明的領導、漸進的改革、利用大棒加胡蘿卜和訴諸民族主義情緒等手段延長專制統治的壽命;而君主昏庸無能、經濟危機、對外戰爭的失敗、反對派的強大等都會加速現代傳統君主制的覆滅。在現代,特定國家的專制君主制維系時間的長短還取決于該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朝的社會基礎、國家是否擁有換取巨額外匯的自然資源等因素;外部勢力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就伊朗而言,專制君主制具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政治文化傳統和強大的社會基礎;巨額的石油收入可以成為緩和專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的潤滑劑。但俄、英帝國主義對伊朗的巧取豪奪和愷加王朝的賣國政策使伊朗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專制君主制的合法性逐漸受到侵蝕,于是引發了20世紀初的立憲革命。1906—1907年憲法在法律上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從此,憲政主義成為伊朗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
    巴列維王朝是一個新興的王朝,沒有部族根基,其權力基礎是以軍隊為核心的專制國家,其最初統治的合法性主要在于憲政主義、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改革。禮薩王致力于伊朗的民族復興和現代化,但憲政徒有虛名。憲政名不副實有若干社會原因。當時伊朗的現代化進程在客觀上需要中央集權。傳統社會力量因禮薩王實行君主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共主義而容忍了他對憲政的踐踏。現代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一方面支持禮薩王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改革,另一方面希望維護憲政,但無力挑戰專制王權。禮薩王在實現伊朗的民族主義目標和進行現代化改革方面取得的明顯成功加強了他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地位。1941年8月,伊朗武裝部隊在盟軍的突然打擊下潰不成軍。禮薩王喪權辱國,威信掃地,其統治的合法性受重創。盟軍隨后分區占領伊朗,廢黜禮薩王,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即位。結果數年內專制王權式微,憲政主義原則獲得前所未有的實施機會,盡管盟國對伊朗內政的粗暴干涉給這一短暫的憲政主義時期蒙上陰影。
    在戰后初期東西方冷戰的背景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依靠軍隊和美國的支持逐步重新實行君主專制。1948年,國王自持地位鞏固,公開違憲干預首相人選,引起非議。翌年2月初,國王在訪問德黑蘭大學時遇刺受傷。他稱此事是人民黨和宗教反對派策劃的陰謀,乘機在全國實行軍管,驅逐或軟禁教俗反對派領袖[11]。3月1日,國王下令召開立憲會議修改憲法。修改后的憲法規定,國王有權解散議會和參議院;如兩院在立法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則國王可以批準議會通過的議案,也可以擱置該議案。6月,國王宣布進行參議院的選舉,從而使1906—1907年憲法規定的立法機構兩院制首次得以實施。參議院議員一半由國王任命,顯然對他有利。1949年修憲和設置參議院極大地削弱了議會的立法權,直接和間接地增加了國王在立法中的作用[12]。反對派人士稱國王將行刺事件變成了一次“保王主義政變”[13]。
    然而,20世紀40年代末“保王主義政變”后,國王作為專制君主始終為合法性危機所困擾。
    國王復辟專制王權的企圖和在英伊石油爭端問題上的保守立場激起了伊朗社會各界的憤怒。1952—1953年期間,摩薩臺領導的聲勢浩大的民族陣線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憤怒情緒的體現。摩薩臺政府不但致力于石油國有化,而且著手實施1906—1907年憲法,推行廣泛的社會改革。1953年8月中當摩薩臺的權力達到頂峰時,王室在政治、軍事和財政方面的實權被剝奪殆盡,國王再次淪為禮儀性的國家元首。只是由于擔心左翼抬頭的傳統力量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勾結,于8月19日發動政變,顛覆了摩薩臺政權,才使國王恢復了失去的權力,但巴列維王朝也因此進一步喪失了合法性。
    政變后,國王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任命扎赫迪將軍為首相,實行軍事管制,取締一切政黨和工會。在美國國務院特別代表的撮合下,扎赫迪政府與西方國際石油資本進行談判,于1954年8月達成協議。協議與石油國有化運動的目標相去甚遠,美國石油資本成為最大的贏家。國王歷來親美,美國在推翻摩薩臺的政變中發揮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國王更加依賴美國的庇護,美國則需要伊朗國王來維護自己在伊朗的石油和地緣政治利益,雙方結成了反對伊朗民主進步力量的同盟。因此,政變后美國馬上提供4500萬美元的緊急貸款,緩解伊朗政府的財政危機,為保王派打氣。1954—1962年期間,美國共向伊朗提供6.8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14]。國王則對美國投桃報李,同意伊朗加入反共的《巴格達條約》。
    1957年,軍事管制結束。為了防止反對派東山再起,國王開始采取一系列強化專制統治的措施。首先是加強情報安全部門,建立伊朗“國家情報與安全機構”,即臭名昭著的“薩瓦克”。其次是下令召開議會和參議院聯席會議修改憲法。修憲后,議會的議員人數從136人增加到200人,議會的任期從兩年延長到四年,議會法定人數降至議員總數的一半。新規定賦予國王擱置議會通過的任何財政議案的權力;被擱置的議案須經議會以與會人數的2/3多數再次通過后方能成為法律[15]。修憲削弱了國會兩院的權力,有利于國王操縱國會兩院,控制財政資源的分配,對付反對派。第三是搞御用“兩黨制”[16]。五六十年代之交,國王實際上已經成為大權獨攬的專制君主。
    1960年,經濟危機不期而至,伊朗財政瀕臨破產,不得不緊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實施“經濟穩定計劃”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危機,卻使經濟更加蕭條,導致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許多商人破產,20%以上的勞動力失業。1960年一共爆發了100多次罷工和反政府示威[17]。于是國王許諾1960年舉行自由大選。但第20屆議會選舉舞弊狂獗,反對派掀起聲勢浩大的抗議浪潮。迫于公眾的壓力,國王于9月“建議”新議會的議員辭職,并啟用無黨派的大臣艾馬米任首相。
    1960年底,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給美國對伊朗的政策注入了新的因素。翌年3月20日,美國國務院在給肯尼迪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國王本人是伊朗目前“潛在的領導人”,但他必須采取一系列行動滿足中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其中包括起用溫和的摩薩臺主義者擔任財政大臣之類的職務。報告最后建議,在提供足夠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經濟崩潰和財政破產的同時,美國應該勸導國王設法增加城市中產階級對政權的參與和認同。此外,美國應該密切關注伊朗的政治發展,注意物色一旦國王垮臺后可以替代他的“能干和負責任的”領導人[18]。此后美國開始改變長期以來舉行的無條件支持國王的政策。
    鑒于伊朗國內危機加劇和美國對伊政策的變化,艾馬米內閣僅維持數月,一度似乎異常穩固的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專制統治開始動搖。
    三、白色革命
    美國成為幫助國王克服伊朗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唯一希望。肯尼迪政府同意向伊朗提供巨額貸款,條件是國王任用自由派人士和進行社會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國王后來回憶道:“美國想要石油和它的人當首相。這個人就是阿米尼。最終壓力太大,我無法抗拒,尤其是約翰·F.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后。”[19]作為出任首相的條件,阿米尼要求擁有不受立法機構制肘的權力。國王別無選擇,于1961年5月上旬任命阿米尼為首相,并宣布解散議會和參議院,以便“被任命的強有力的政府能毫無阻礙地進行至關重要的改革”[20]。
    阿米尼上臺后立即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和改革,但執政僅14個月就被迫辭職。國王本來
    就對阿米尼耿耿于懷。美國認為阿米尼士地改革的步子太快,且擔心他控制不住局勢,遂生改弦易轍之心。一些學者推測國王在1962年春夏之交訪美時同肯尼迪政府達成默契:美國拋棄阿米尼,國王則親自主持社會改革。無論是否存在默契,歷史的事實是:1962年7月,阿米尼以美國拒絕向他提供伊朗急需的貸款為由辭職,國王任命寵臣阿拉姆組閣[21]。
    阿拉姆的主要任務是設法重振阿米尼嚴重削弱的王權。到1963年1月時,國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決定親自出馬執掌政權。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蘭召開的全國農民大會上,國王宣布發動包括六點改革計劃的“白色革命”。這六點計劃:(1)土地改革;(2)森林國有化;(3)出售國有企業以籌措土改基金;(4)工人參加公司分紅;(5)讓婦女享有選舉權;(6)組建到農村掃盲的“知識大軍”。白色革命后來陸續增加了一些城鄉社會改良方面的政策內容[22]。
    國王發動這場以土地改革為重點的社會改革運動有諸多考慮。首先,伊朗國內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使王權處于危險之中,需要獲取新的政治資源來鞏固王權。其次,美國肯尼迪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要求國王對中產階級讓步和進行土地改革。第三,奪過土地改革這面旗幟,可收一箭數雕之效;使土地改革不那么激進;爭取農民對王權的支持;削弱反對現代化運動的傳統階級──教俗地主和部族酋長的權力,擴大王權在農村的社會基礎,加強國家對農村的控制。第四,現代主義和平民主義的改革有助于加強王權的合法權。總之,發動白色革命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維護專制王權。
    最初六點改革計劃是以國王敕令的形式頒布的。在議會已經解散的情況下,為了使該計劃合法化,國王采取了伊朗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動,于1963年1月26日舉行全國公民投票。據政府統計,公民投票的結果是5,598,711票贊成,4115票反對,贊成票占投票總數的99.9%以上[23]。盡管反對派抵制公民投票和存在舞弊現象,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中產階級支持國王的現代化改革計劃顯然是不爭的事實。
    白色革命遭到以烏拉瑪為代表的傳統保守勢力強有力的抵制和反抗。國王仗著美國撐腰和公民投票的勝利,對反對派采取強硬的態度。阿拉姆政府血腥地鎮壓了1963年6月烏拉瑪領導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大肆逮捕和驅逐教俗反對派領導人,為國王實行專制和實施白色革命計劃鋪平了道路。
    1963—1977年期間,正當白色革命轟轟烈烈之際,伊朗的石油收入急劇增長。白色革命和巨額石油收入為伊朗的迅速工業化創造了社會和經濟條件。幾乎與白色革命同步,國王依靠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采取“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實施雄心勃勃的經濟現代化計劃。
    白色革命和國家主導的快速工業化的結果,國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國家權力日益深入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同時,國王進一步強化自己對國家政治體系的控制。1963年舉行公民投票和血腥鎮壓反對派以后,國會淪為國王手中的玩物。連親國王的西方學者倫喬夫斯基也承認,1963年1月的公民投票標志著摩薩臺下臺后國王所進行的長達10年的加強和鞏固權力的時期正式結束。此后國會雖然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與大權在握的國王相比,在政治上已降到次要地位[24]。
    1975年3月,國王宣布兩黨制不再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下令實行一黨制,于是御用政黨──“伊朗復興黨”粉墨登場。
    在文化和政治意識形態方面,國王淡化伊朗的伊斯蘭特性和君主制與伊斯蘭教什葉派的聯系,同時強調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國開創的君主制傳統。將巴列維王朝同民族的歷史特性和古波斯的偉大君主聯系起來顯然是為了使王權神秘化和合法化。這方面最突出的體現是大搞全國性豪華慶典。此外,議會于1976年3月通過決議,廢除伊斯蘭教歷,采用以古波斯帝國創始人居魯士大帝登基之年為元年的新歷[25]。
    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專制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國王不但高居伊朗政治體系之顛,而且完全控制了伊朗的政治體系。一切重要決定都源于國王,他的意志就是法律,軍隊、薩瓦克、內閣、復興黨和官員不過是供其驅使的臣仆。為了保持絕對的控制和消除對王權的潛在威脅,國王對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牽制,競相邀寵效忠。這樣就形成系一國之命運于國王一身的政治局面。
    四、醞釀中的風暴
    在阿米尼內閣短暫的自由主義改革之后,國王在美國的支持下卷土重來。以白色革命的名義進行的社會現代化運動和由巨額石油美元支撐的經濟現代化運動成為專制王權賴以生存和強化的合法性來源。
    社會經濟現代化運動一方面有賴于社會動員,另一方面引發社會變遷。在社會動員過程中,“一系列至關重要的舊的社會、經濟和心理承諾被弱化或背棄,同時人們能夠采納新的社會化和行為模式”。現代化極大地改變了伊朗的人口數量和結構。20世紀70年代,伊朗的年人口增長率高達2.3%。1976年時,伊朗人口已超過3370萬,其中55.3%不到20歲。與此同時,城市化的步伐顯著加快。20世紀50年代,城市居民僅占總人口比例的31.4%,1976年時,這一比率超過47%。識字的人大幅度增加。1956年,10歲以上的伊朗人中識字率僅14.9%,1976年時,這比率也超過47%[26]。
    社會動員和社會變遷的結果,政治參與的要求對政治系統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社會經濟的迅速現代化增強了資產階級和城市中產階級的力量。他們支持國王的社會經濟現代化政策,但強烈要求擴大政治參與,實行憲政。農民支持土地改革,城市工人階級從經濟繁榮中獲益,但他們經濟地位脆弱,對國王的官僚現代化造成的腐敗和貧富懸殊十分不滿。鑒于傳統君主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政治參與的壓力越大,專制王權的合法性危機就越嚴重,而國王為了維持專制王權就越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這種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與日俱增的緊張關系達到臨界點就會導致危機與變革。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外部世界以人權的名義要求國王放松對社會的控制和開放政治體系的壓力越來越大。尤其嚴重的是,在1976年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卡特以人權衛士的形象競選,特別提到美國應在保護伊朗人權方面更有作為。卡特當選使伊朗國王不勝沮喪,反對派卻備受鼓舞。
    白色革命后期,反對派在當局的高壓政策下處境艱難,四分五裂,似乎成不了氣候,國王因此產生了虛幻的安全感。實際上,這時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已空前尖銳,反對派囊括了幾乎所有在政治上活躍的社會集團,革命的風暴正不知不覺地在伊朗的上空形成。
    有幾個因素使白色革命后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潛在的爆炸性。
    第一個因素是歷次大革命前夕通常都會出現的“戴維斯J曲線”(Davies’s J-curve)即一段時期經濟高度繁榮后突然下滑。1973年,石油價格幾乎翻了兩番。國王被突如其來的巨額石油財富沖昏了頭腦,試圖在短期內使伊朗成為世界第五大工業和軍事強國,并向伊朗人許諾“偉大的文明”。第五個發展計劃的指標一再加碼,遠遠高出實際可能。人們對未來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的期望值也隨之急劇上揚。整個伊朗社會彌漫著一種無須努力即可迅速致富的畸形心理。
    然而,在短期的空前繁榮之后,伊朗經濟在1975年開始出現明顯的失調和混亂。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縮,伊朗石油收入低于預期。結果,政府的財政從上一年尚有20億美元的盈余一下子變為高達73億美元的巨額赤字。為了彌補赤字,政府對工薪階層的稅收從1975年的40.2億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58.6億美元[27]。大量的石油美元突然注入使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卷土重來:生活費用1975年上漲9.9%,1976年上漲  16.6%,1977年上漲 25.1%[28]。
    國王試圖用平民主義的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于1975年宣布了兩項新的白色革命措施:國有企業和私人公司吸收雇員和公眾入股;穩定物價,反對投機倒把。結果適得其反。資本家如驚弓之鳥,紛紛將資金抽往國外。許多巴扎商人因物價原因受懲處,但并未遏止住通貨膨脹的勢頭。1977年,政府實行緊縮政策,國家的開支在1977年和1978年分別削減69億美元和120億美元。這使不少城市中下層民眾在經濟上蒙受進一步打擊[29]。對“偉大的文明”的高期望值同令人失望的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社會各階層普遍感到不滿。
    第二個因素是國王的專制官僚現代化所帶來的嚴重問題激化了社會矛盾。以“白色革命”和“偉大的文明”的名義進行的現代化運動旨在為專制王權提供合法性。由于國王獨斷專行,這場現代化運動實際上成了他的“獨角戲”。在國王看來,官僚機構不過是貫徹他的意志的被動工具,而人民則是他的實驗品。這種“獨角戲”容易導致重大決策失誤,問題叢生,效率低下,卻沒有合理的糾錯機制,結果形成惡性循環。不顧客觀實際加速推行雄心勃勃的社會經濟現代化計劃,加劇了社會緊張和經濟失調,造成巨大浪費。為了確保軍隊的忠誠,國王將本該用于建設的大量寶貴資源注入軍事系統,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而削弱了政權的經濟基礎。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是這類官僚現代化模式的通病。一家美國雜志聲稱,到1977年,伊朗官僚腐敗的程度“已經達到沸點”。1973—1974年度的調查顯示,伊朗人貧富異常懸殊,最富的20%的人占總消費的55.5%,而最窮的20%的人僅占總消費的3.7%[30]。城市化過快導致城市貧民人數激增,住房奇缺和房租飛漲成為困擾伊朗城市的尖銳問題。
    第三個因素是伊朗社會政治文化傳統的反抗性和革命性[31]。穆罕默德·禮薩的專制王權在喪失了傳統的社會基礎的同時沒有獲得現代的社會基礎,面臨日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只能靠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來維持。然而,伊朗社會卻比世界上大多數社會難于控制。
    伊朗各族人民所遭受的長期的形形色色的殘酷壓迫──來自國內外的、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民族的壓迫──舉世罕見。這些壓迫激起頻繁的激烈反抗,近現代尤甚。部族主義、分離主義及列強在伊朗的爭奪和干涉也是近現代伊朗反對當局的地區性和全國性運動此伏彼起的重要原因。來自鄰國的政治革命思潮,如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土耳其式的世俗民族主義和在一些中東穆斯林國家流行的現代伊斯蘭主義,成為伊朗政治激進主義的思想源泉。伊朗傳統的伊斯蘭教什葉派教義含有社會正義、反抗主流教派的迫害、否認世俗政權的天然合法性、紀念殉教者和馬赫迪(救世主)轉世等思想,往往成為反抗運動或革命運動的意識形態旗幟。伊朗古代長期受外族統治,近現代不少統治者形同列強傀儡,因而形成了伊朗人內心同當局權威逆反的傳統民族心理。
    人口爆炸、城市化、年輕化和教育的普及使伊朗社會動蕩的系數猛增。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各大學是反對國王的學生運動的溫床。著名伊朗問題專家克蒂稱,在此期間,“國外伊朗學生運動規模之大,反政府之激進,遠非任何此類學生運動可及”。
    第四個因素是以烏拉瑪為首的傳統勢力對專制王權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伊朗傳統社會的一大特色是,烏拉瑪和巴扎商人形成了相對獨立于國家權力的強大社會政治力量。保守的白色革命未能打斷傳統社會的脊梁。國王撥掉了農民革命的引信,卻捅了傳統勢力的馬蜂窩。清真寺和巴扎本來是專制王權的支柱,這時卻成了專制王權的敵人。立憲革命期間烏拉瑪與巴扎商人之間結成的反對專制王權的聯盟在新的條件下又恢復了活力。烏拉瑪不但長期在伊朗社會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威望,而且在近現代歷次愛國民主運動中曾發揮過巨大作用。白色革命期間,親西方的專制君主對現代世俗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力量嚴厲鎮壓、驚人的腐敗與兩極分化、社會急劇變遷、大量思想保守的農民流落為城市貧民、異質的西方文化對傳統伊斯蘭社會的沖擊和震撼,這一切為高舉政治伊斯蘭主義旗幟的激進派教士集團在伊朗政治舞臺上的迅速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五、王朝壽終正寢
    國王對他一度在西方享有的現代化改革者的形象受損深感不安。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視曾經幫助他保住王位的美國為靠山,因此對來自美國的壓力十分敏感。國王對美國民主黨總統素懷戒心,高唱民主改革的肯尼迪曾通過阿米尼使他大權旁落,推行“人權外交”的卡特大概對他也不會客氣。卡特上臺后,美國對伊政策確有變化。伊朗糟糕的人權記錄明顯地成為美伊關系中的一個問題,美國國會和國務院中都出現了限制對伊軍售的呼聲,美國財政部對一直鼓吹提高世界石油價格的國王更加不耐煩[32]。
    在這種國際背景下,國王于1977年初開始實行“自由化”政策,希望此舉如1963年的白色革命一樣使專制王權化險為夷。此外,白色革命表面上轟轟烈烈和反對派運動暫時處于低潮使國王產生虛幻的安全感,認為自己得到大多數伊朗人的支持。甚至到1978年4月,反對派運動已成燎原之勢時,國王仍然對自由化政策充滿信心,聲稱:“所以這些人(指反對派領導人──引者)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像他們害怕我在1962年實行的改革一樣。自由化政策砍斷了他們的老根。他們并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將繼續前進。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33]
    然而,國王的如意算盤落空了。盡管反對派受“薩瓦克”重創,四分五裂,但社會的不滿正在積聚升溫,高踞于政治體系之顛的國王好像坐在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口上。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實行自由化,猶如打開了潘多拉之盒,政治參與急劇膨脹,主宰一切的專制君主漸成為眾矢之的,政治權威的資源一步步流失。國王對反對派越讓步,反對派的要求就越激進,局勢就越難以控制。
    實行自由化政策后,政局并非一下子就發展到足以顛覆專制王權或君主制的程度。危機期間,國王不乏機會控制政局,或至少保住巴列維王朝。且不說國王掌握著強大的國家機器,得到美國的支持,就是伊朗社會對專制王權和君主制的態度也是復雜的。最先而且最激烈地反對白色革命的社會集團是什葉派教士,但大多數毛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并不贊成霍梅尼的激進伊斯蘭主義的政治主張。大批巴扎商人也只是在1976年反投機倒把運動后才開始同烏拉瑪結成政治同盟。其他社會集團不但政治軟弱,在經濟上依附于國家,而且或多或少在白色革命和經濟現代化中獲益。資產階級和城市中產階級主張真正的君主立憲。直到1978年秋,獄中的人民黨領導人獲釋后,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才以大規模罷工的形式介入革命。伊斯蘭革命前夕農民約占全國人口的一半。土地改革和經濟繁榮普遍地改善了他們的經濟狀況。1979年革命后不久對5個農村地區的調查顯示,大多數被調查者對自己的生活條件相當滿意,其中許多人敵視革命。在全國支持革命的示威中,發生在農村的僅占2%[34]。
    政治參與急劇膨脹導致政治體系的危機,但它本身至多是推翻伊朗專制王權或君主制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在世界政治現代化歷史上,不乏意志堅強、心狠手辣、政治經驗豐富的鐵腕強人平安度過更嚴重的專制統治危機的事例。國王也可以在為時未晚之前主動回歸君主立憲,同溫和的世俗及宗教反對派妥協或結盟,從而保住巴列維王朝。
    然而,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既不具備奸雄素質,又缺乏敏銳的政治洞察和遠見。他生性懦弱,卻又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貪戀專制權力,卻又怯于在危機時親自動用鐵腕;他對西方大國有嚴重的依賴心理,卻懷疑國際輿論對伊朗人權記錄的批評和反對派運動的高漲是這些國家策劃的陰謀[35]。伊斯蘭革命期間,他的思想脫離政治現實已經到了荒唐的程度。國王在危機期間實行的是一種在政治上自殺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實行自由化政策,又試圖抱著專制王權不放;面對自由化政策釋放出來的政治參與訴求,在妥協和鎮壓之間猶豫不決,頻繁地尋找和懲罰替罪羊。結果,反對派越來越激進,國王越來越眾叛親離。當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時,國王完全喪失了統治的意志。
    國王在危機中無所作為令人困惑。據美國駐伊大使沙利文披露,國王稱,他只能在生前用武力“阻止革命的蔓延”,而在他兒子統治時期。被鎮壓的力量將會推翻巴列維王朝。米拉尼認為,國王有強烈的宿命心理,面臨嚴重危機時一貫猶豫不決。1953年政變主要是美英間陰謀組織策劃的,1963年血腥鎮壓反對派是首相阿拉姆做出的決定。許多學者都提到,國王身患癌癥大概也是他喪失統治意志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米拉尼猜測,國王平靜地出走,部分原因是他盲目樂觀,相信美國會使1953年政變重演,或至少安排將權力平穩地移交給王儲禮薩·巴列維[36]。
    國王出走后,龐大的國家機器,包括數十萬裝備精良的軍隊,處于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迅速土崩瓦解。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反對派推翻了國王,不如說國王推翻了自己。
    伊斯蘭革命的領導人霍梅尼與國王形成鮮明的對照。霍梅尼意志堅強,目標明確,政策和策略靈活而精明,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政治魅力。他利用什葉派教士和機構的政治能量、國內外形勢提供的機遇和對手的軟弱無能,創造了一個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革命奇跡。他運籌帷幄,遙控指揮,聯合各派反國王勢力,分化瓦解政敵,穩住西方,使軍隊中立,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無往不勝。有西方學者認為,霍梅尼之于伊朗革命,猶如列寧之于俄國革命,毛之于中國革命,不無道理。
    國王的失敗與霍梅尼的成功還同外部因素有關。正如一些西方學者所言,卡特政府執行的是“自我挫敗和不連貫的對伊政策”。這種政策主要是由于卡特政府內部兩派意見嚴重分歧的產物。一派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為代表,擔心突然自由化會破壞穩定和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另一派以國務院為代表,認為自由化是伊朗長期穩定和抗拒共產主義誘惑的前提。起初,卡特專注于第二階段限制戰爭武器談判和戴維營協議,無暇顧及伊朗,而他后來的對伊政策則是在兩派對立的意見之間猶豫不決[37]。這對國王來說是災難性的。國王懷疑美國想推翻他,一再向反對派讓步以取悅于美國,并在局勢惡化時希望美國明確表示支持他鎮壓反對派。然而,來自華盛頓的信息混亂不清。不但身患癌癥意志薄弱的國王不敢輕舉妄動,伊朗軍方高層也對美國意圖困惑不解,坐以待斃。相反,反對派受到卡特政府對伊政策的鼓舞。他們相信國王沒有美國的明確支持不敢血腥鎮壓反對派,于是采取逐步推進的策略,同時密切關注卡特政府對國王的態度的任何微妙變化。他們將卡特沒有明確支持國王動用鐵腕解讀為美國對國王感到失望和對反對派的鼓勵,將當局的節節讓步視為國王正在失去美國支持的證明,因而勇氣倍增,要價越來越高[38]。結果,這種基于錯誤判斷的策略取得了連反對派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成功。
    致力于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這決定了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君主制的脆弱性和過渡性。在現代伊朗,由于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君主專制主義遲遲未能退出歷史舞臺,同時憲政主義深入人心,這種根本性的困境尤其突出。除了40年代短暫的憲政主義時期以外,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制一直存在形式與內容的尖銳矛盾,即形式上采用現代君主立憲制,實際上卻與傳統君主制大同小異。君主立憲名不副實使巴列維王朝缺乏穩定的現代政治合法性。因此,巴列維王朝盡管有時表面風光,其實異常脆弱,危機頻仍,其突然崩裂實非偶然。
    美國既是支撐戰后巴列維王朝專制王權的支柱,又是導致巴列維王朝夭折的重要因素。國王依附西方大國疏離了伊朗民族主義,加劇了王朝的合法性危機。1953年政變就使巴列維王朝在許多憲政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心目中喪失了合法性。對美國支持的過度依賴使國王失去了自主性,難以抗拒美國的壓力,以致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美國調整對外政策的犧牲品。
    國王的社會經濟快速現代化運動一方面暫時挽救和強化了專制王權,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社會與國家的矛盾,使國王在亨廷頓所說的“根本性的困境”中越陷越深,從而為政治體系的變革創造了必要條件。諸多因素使白色革命后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潛在的爆炸性,在這種情況下,國王突然實行自由化政策,導致政治參與膨脹和統治權威的危機。危機期間,國王和卡特政府的自我挫敗政策,加上霍梅尼的政治才略,最終鎖定了巴列維王朝悲劇性結局。
    總之,巴列維王朝突然覆滅是各種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國王的個人主觀因素──他的性格、稟賦、心理、健康、能力、判斷和決策等,也是導致巴列維王朝統治夭折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7:14
    革命與改革:對社會、政治變革的研究
    讓我們首先引用幾段最有代表性的對革命的定義來開始有關革命的討論:
    “革命是劇烈的、根本性的、暴力的對國家內部價值觀、社會神話、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權、政府行為和政策的變革。因此革命可以區別于叛亂、起義、政變和獨立戰爭。”亨廷頓[1]
    “社會革命”可以定義為“劇烈的,在國家、社會階級結構上的根本變革,伴隨著自下而上的反叛并且因此而成功。”斯卡波爾[2]
    “革命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節日。沒有什么能像革命一樣讓人民大眾能夠這樣積極進步地創造新的社會秩序。”列寧[3]
    “革命不是被創造出來的,革命是突然發生的。革命的發生和發展就象橡樹生長那樣自然,但它是生長于歷史上的,它的根基來自深入的過去。”菲里普斯[4]
    以上是不同的作者從政治學家、社會學家、革命領袖、歷史學家的不同的角度來定義革命這種劇烈的社會變革,也許只有綜合以上的評論我們才能對革命的定義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革命作為一種特定的政治、社會變革的形式在西方歷史學和政治學研究,特別是比較政治學研究中一直是中心課題之一。[5]要注意的是在有關革命的政治學學術研究中,實際上對革命在道德正義性上的評價并不重要。當然西方政治保守主義的奠基人伯克(Burke )曾通過對法國大革命深入尖刻的分析提出了對革命這種激烈、暴力、斷裂的社會政治秩序變革方式的尖銳批評;而馬克思、列寧等革命家則把暴力革命看作是歷史進步的必然,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學說中革命是為了創建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而且如果說在馬克思那里革命主要還是歷史進步的必然形式和正義體現,到了列寧那里革命已經成為完成共產主義目標的一個工具主義的課題。[6]但一般西方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更傾向把革命看作是人類集體政治行為中一種極端也罕見的變革方式,而且與人類社會現代化的進程相關聯。他們認為對革命發生的原因、過程、后果的分析、研究和理解要遠比簡單的對革命的道德正義判斷重要得多。
    對革命的研究肇始于革命為什么發生的問題。第一種最簡單的常識性解釋是壓迫與苦難造成社會下層反叛導致革命。但問題在于社會壓迫和大眾遭受苦難是廣泛、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革命卻極少出現而且只發生于特定條件下,所以壓迫和苦難造成革命的解釋不能充分解答革命為什么會發生。第二種通用解釋是當國家政權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和治理危機時革命就會發生,而國家政權一般正是革命所推翻的目標。但很多情況下國家政權的統治危機造成其急劇的崩塌或是逐步的瓦解,不過劇烈的革命并不經常出現,所以政權危機導致革命的情形也非政治變革的常態。第三種常規解釋是革命的發生是由于某些激進的意識形態引領人們選擇激烈極端的變革方式。但激進意識形態只能在某些情況下引起革命而不能在所有情況下引領革命發生。所以這些常識性的解說都不足以回答革命為什么發生的問題,人們必須要構建一個完整的理論才能充分解釋革命的現象。
    關于對革命的系統研究,西方學術界一般認為到現在為止已經完成了三個階段(Goldstone ,2003,1-19):第一階段是有關革命的歷史學實證研究,第二階段是有關革命作為一種變革的政治暴力現象的規律性的理論研究,第三階段是關于革命的結構主義理論的解說。現在已經進入了對革命研究的第四個階段:注重關于革命的代理人、意識形態、具體過程和結果的研究。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第一階段對革命的歷史研究。這主要是在上個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研究集中于對歐美近代史上最具經典意義的幾次革命的觀察、描述、分析和總結,如英國1640年光榮革命、美國1776年獨立革命、法國1789年大革命、俄國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這些研究者多為歷史學家,他們主要的任務首先是準確描述每個革命的歷史,然后在觀察和綜合比較中找出帶有共同特征的規律性的歷史經驗。他們的研究發現了一些重要的規律性的幾乎所有的“經典意義”(classic )革命的歷史經驗中都存在的現象:
    1)在革命發生之前,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如新聞工作者、詩人、劇作家、作家、教師、神職人員、和受過專業訓練的官吏,開始不再支持現政權并且開始批評政府并要求深入徹底的改革;
    2)在作為革命對象的政權倒臺之前,該政權通常對社會上改革的要求回應并開始實行一些改革措施;
    3)政權倒臺的直接原因常常是因為現政府面臨深刻的、由于政權自身對一些嚴重的經濟、政治、軍事挑戰無能應對而產生的危機而不是由于反對政權的革命勢力的反叛行動;
    4)雖然革命勢力在推翻舊政權的問題上也許是團結的,但當作為革命對象的政權倒臺后革命力量內部的分歧就會開始顯現;
    5)一般情況下第一個創立新政權的革命力量是相對溫和的改革集團;
    6)當比較溫和的改革集團試圖根據政治變革計劃而在利用舊政權遺留下的政府組織資源重建政治秩序時,比較激進的用大眾動員的新組織方式的革命力量開始發酵、在社會上增強支持力量;
    7)真正的革命性的變革并不發生于作為革命對象的政權倒臺之時而表現為代表新的大眾動員組織形式的、激進的、選擇不同路徑的革命力量開始替代了溫和的改革集團掌握政權;
    8)因為劇烈的革命行動而產生的失序,激進的控制力量開始實施他們的政策,通常表現為革命力量用暴力強加給社會一個新的政治秩序;
    9)那種發生在溫和派和激進派、革命的維護者和外部敵人的維護者之間的爭斗通常會導致革命勢力中的軍事領袖走到前臺甚至建立絕對獨裁統治以維持新政權和恢復政治秩序;
    10)最后激進的革命階段將為比較務實的現實主義的階段所代替,而相對溫和的改革力量也將最終建立革命后新的既成事實和政治秩序。
    這一階段對經典意義上的革命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在觀察和總結基礎上對一般歷史經驗的概括,但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第一仍沒有回答革命為什么發生的中心問題,第二對革命現象的總結僅限于歐洲/西方歷史上經典的革命經驗。
    第二階段對革命的研究發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學者們將關注的重點轉向革命作為一種政治暴力行為的解釋,研究成果包括幾個很有影響的觀點。第一種是對革命的政治心理學解釋,實際上是對壓迫和苦難造成革命的常識觀點的延伸和完善,以戴維斯(Davies,1962)和戈爾(Gurr,1970)的研究為代表。這種解釋集中在什么樣的遭受壓迫和苦難的集體心理能導致人們選擇極端的反叛方式。研究發現當人們認為壓迫和苦難是一種自己無法克服的宿命時人們會繼續忍受比較嚴酷的壓迫和苦難;但當人們相信更好的生活命運是可能的但現實挫折了這種可能,他們就會產生憤怒的情緒而傾向支持劇烈的變革。所以任何提高了苦難的受壓迫者對更好生活的期望但又沒有給予他們真正實現這個期望的社會狀態都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產生革命的土壤。就是說當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值升高但社會現實卻沒有提供真正實現這種期望的條件時人們的集體心理就會變得更不安于現狀、更具有挑戰性而更可能支持革命性的變革。另外稍早一些的勒龐(Le Bon)的革命心理學研究也非常重要。[7]勒龐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革命發生的心理學分析,而是試圖描繪和解釋在革命發展過程中大眾情感在革命帶來的動亂、暴力和恐怖中如何變化加速,特別是革命中暴力和恐怖肆意發生的大眾心理根源。勒龐的名言“自由之花并不會因專制制度被替代而綻放”道出了對革命可能帶來的暴力專制后果的嚴肅警告。而且他進一步指出當革命沒有建立憲政秩序、民主政治時革命的動亂對社會可能會造成的巨大危害。
    第二種解釋則集中在對社會制度條件的分析上,以斯麥斯爾(Smelser ,1963)和約翰森(Johnson ,1966)的研究為代表。他們的研究發現當一個社會內的幾個核心子系統如經濟、政治、教育等處于均衡發展的狀態,社會基本上是穩定的,沒有革命的威脅。但當社會制度中的某個子系統獨立發展造成劇烈變化而其它系統仍按照原來的速率運轉時社會制度本身的嚴重失衡就會發生。這時社會制度的失衡就會導致人們失去原來的生活頻率而尋求新的價值觀和出路。當這種失衡變的非常嚴重時,那些極端的意識形態就會傳播開來挑戰現存政治、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在這種條件下,戰爭、政權崩潰、饑荒等情況的發生就會直接提供發生革命的可能。
    亨廷頓(1968)在其著名的分析現代化變革中的政治秩序中不但給革命作出一個完整的定義,而且綜合了以上兩種理論提出了自己對革命這種劇烈、暴力變革為什么發生的解說。他認為現代化要求的教育發展普及和經濟增長會增加人們對現代化的預期而且加強人們政治參與的愿望,這些都會導致制度失衡。因為人們對現代化變革的期望和變革的實際發展之間總有落差,這樣的落差造成對大眾對現存政治秩序的挫折感從而可能引向暴亂、造反、革命。他還特別區分了西方式革命和東方式革命的不同傳動方向:西方革命更代表了傳統革命的發生,革命開始于政權的崩潰然后自上而下的革命性社會變革;而東方式革命的表現方式則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反叛集團代表公眾對政權的合法性的挑戰。他認為現在的革命主要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現象代表了東方式革命開始成為劇烈的社會變革的主流。
    不同于集體社會心理和社會制度失衡的兩種理論試圖解釋公眾的憤怒和對政權的敵對心理是如何發生而且導致他們支持革命,堤利(Tilly ,1978)則著重強調了革命發生的資源組織動員的問題。他發現如果這種集體的反抗心理沒有有效的組織和社會資源,公眾的憤怒情緒本身很難直接導致革命。他認為公眾的憤怒和反抗情緒其實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態。政治暴力如革命只有當作為公眾憤怒載體的政治集團能夠動用足夠的社會資源和有效的組織動員才能發生。在他看來,現代化致使公眾預期變化、產生對現狀的憤怒、制度失衡都會發生,但這都只是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為什么真正發生要分析政治資源和組織動員的情況。
    總之第二代的對革命的研究已經把對革命解說推進了一大步,但仍然存在著許多未解答的問題。比如說,這些對革命的研究只能從革命的發動者的角度來看革命發生的原因,但實際上許多情況下革命發生源于政權內部的分裂和崩潰,這些集體心理、制度失衡、資源組織動員的分析都沒有充分解釋作為革命對象的國家政權的內部問題。第二,現代化導致社會變革僅僅是一般規律,但現代化進程中各個國家的經驗是不同的,有的發生革命,有的不發生革命,有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有的則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的變革。以上三個理論都未能充分解釋其中的多樣性。
    在第二代研究和第三代研究之間,莫爾(Moore ,1966),在吸取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的基礎上提供了也許是在比較政治研究中最影響深遠的對民主和專制起源的分析。他從革命緣何發生和不同類的革命導致不同的社會和政治結果為切入點解釋不同的現代政治制度,特別是專制和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莫爾深入全面的比較分析在對革命研究的階段上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比如他專門討論了現代化過程中的階級關系特別是農民與地主階級的關系,因為這直接決定了社會變革的路徑與形式的選擇和現代化進程的結果。而且他的現代化革命的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路徑可以決定或影響政治民主還是專制的制度結果的比較研究開創了現代比較政治學的新篇章。他對德國和日本的自上而下的帶反動性的現代化改革導致專制政權而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建造民主政體的分析非常有概括性。莫爾的比較研究對有關革命討論所產生的最大的影響是在他之后,研究者們都同意對革命為什么在現代化過程中某些國家發生而沒有在其它國家發生的解答必須要分析不同國家的社會結構和階級關系。這也就成為第三階段研究的中心,結構主義理論研究。
    結構主義對革命的分析集中在上個世紀七十、八十年代(Dunn,1989)。首先這些比較研究發現因為社會結構的區別,不同社會內部革命發生的可能性顯然不同。而革命在某個國家的發生取決于三個重要因素的聚積:政權弱化、政權和社會精英之間產生分裂甚至沖突、大眾反叛。首先不同的國家政權組織在運用社會資源與其它國家競爭的能力是不同的,而這種能力與國家現代化的水平相關。尤其當國家處于戰爭時,政權的動員、適應、生存能力受到全方位的挑戰。如果國家政權在戰爭中失敗,那其積弱的內部能力就可能引發危機。當一個政權為了應對國際競爭的壓力而增強政權資源能力,比如增加稅收和政府內部推動改革時很可能就會與傳統的精英階層和公眾發生巨大的利益分歧,另外其它重要的國家組織內部的關鍵集團如軍隊的作用在政權與精英的沖突中至關重要。根據斯卡波爾(Skacpol ,1979)對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深入的比較研究,她發現當與政權產生離心的精英能夠運用和動員在國家控制能力之外的社會資源時,精英與政權的沖突的力量對比常常就會倒向反叛的方面。在這種危機情況下,政權的解體和革命都有可能發生。同時,即便國家內部的外在于政權的精英沒有與政權發生重要的利益沖突,但當政權對其內部結構中的某些關鍵的制度集團的控制出現問題時,或者說政權的內部裙帶關系等問題嚴重弱化了其保持內部團結的核心組織力量時,軍隊、官僚集團都有可能不再支持現政權甚至其中某些勢力可能試圖取而代之。這些內部政治結構上出現問題的政權在經濟危機和戰爭危機時尤其危險。但政權倒臺和劇烈的變革在危機情況下是經常發生的,不過革命卻不一定發生。這主要取決于主導變革的領導人和集團的目的性是什么,如果他們行動的目的只是推翻現政權而沒有計劃實行徹底的社會變革,那也就是軍事政變、政權集團易手,而不是根本性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也就不是革命。
    總之如果相當一部分獨立于政權之外而且掌握了組織資源的社會精英因為與政權的對立或者試圖改進政權面對國際競爭、戰爭的行為能力而采取對抗行動,革命可能發生。但真正革命的爆發還要伴隨著大眾的反叛。最典型的革命中的大眾反叛有兩種形式:農民反叛和城市工人的起義。農民造反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由于地主階級或支持地主階級利益的政府對農民的壓迫行為和政策。不過并不是最受壓迫的農民最可能反叛,常常是最有規模、最有組織能力而且面對開始衰弱的地主階級統治的農民容易反叛。農民自發造反的范圍和目標常常是有限的,純粹的農民革命幾乎不存在。農民反叛成為現代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外在政治力量指導和支持。有時農民反叛會與城市工人起義同步,但常常是因為外在的政治組織領導協調的結果。而且與單純孤立的農民運動不能造就革命一樣,單純孤立的城市工人起義也不是革命。因為通常城市工人起義的直接原因是經濟情況惡化,如高失業率和貧困,城市工人運動的直接目的是改善生活狀況而非推翻現存社會制度。只有當大眾反叛包括農民造反和工人起義,與國家政權和精英的沖突、國家政權自身的危機相互作用的時候,革命的結構性條件才真正具備。
    根據古帝文(Goodwin ,1993,11-37)的總結,第三代結構主義對革命的研究基本上屬于“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 approach )的比較研究范疇。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個角度:國家自主性、國家政權能力、政治機會分析、和社會建構分析。國家自主性角度主要觀察代表國家的官僚精英與不同社會集團要求的互動關系,以及政權相對社會來說的獨立自主性;而國家政權能力角度主要討論政權面對各種危機挑戰時的能力衰減因為這可以直接造成革命發生的條件;政治機會分析角度則分析社會精英集團和社會組織動員挑戰現存政治秩序的可能和機會,以及政權可能的反應;社會建構分析角度強調了國家政權的有意或無意的通過其政策行為在社會上促成了變革的輿論基礎包括不滿、憤怒、和新的社會正義目標,而導致革命的發生。
    革命的主要目標固然是國家政權而革命成功的標志之一就是政權的垮臺或解體,但重要的是革命運動如何在國家政權與社會相互關系演變中形成和發生。從國家政權的角度說,促成革命運動成型而且形成反對勢力社會組織動員功能的條件包括:國家政權繼續實行或者維持非常不得人心的社會、經濟政策;國家政權排斥重要的社會動員集團的政治參與和資源分配;政權對向其挑戰的社會動員集團或反對勢力實行強硬的暴力鎮壓;政權極度弱化的組織、政策能力和逐漸失去在社會基層的權力;腐敗或者個人獨裁的政權在統治階層內部造成深深的裂痕。這些結構性對國家政權的不同角度的分析能夠一般解答為什么革命發生的問題,但也有根本的局限性。比如在革命發生前后國家與社會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真實情況不是對政權單方面的分析能完全解答的;代表政權的官僚和統治精英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常常是受制于整個統治階層的情況下對危機作出反應;國家為中心的分析還經常忽視了政治文化對集體政治行為的影響。總之國家與社會的相互依賴關系使得對任何一方面的孤立、單獨分析有缺陷。基于這些原因,第四階段的研究則把對革命的比較分析推到了新的深度。
    我們知道前三個階段對革命的研究回答了有關革命的最基本和一般的問題,如革命的歷史經驗、制度因素、結構性因素。但當人們要進一步回答為什么革命發生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地點,為什么不同的革命具有各自的特色、不同的主要參加者和特定的革命結果,那就需要集中討論革命的過程,這也就是第四階段對革命研究的中心任務。
    第四階段對革命的研究發生在八十年代以來,不但集中在對革命過程的比較研究和分析上,特別將革命分為三個研究解剖的階段:革命源起、革命過程、革命成果,而且在對過程的描述解說中區別分析了國家政權和國際環境條件、社會精英的條件、大眾的條件。比較研究還特別開發了對革命代理人、參加者、利益相關者,以及革命前后意識形態的變化影響的分析。研究中兩個中心概念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參與者(包括行動者和代理人agency)和路徑決定(path dependence),前者強調革命的發生、過程、和結果并不完全是結構性因素事先決定的,而也取決于參與者的觀念以及他們實現相關目標的主動行為;后者則強調在革命過程中發生的事件和行為(甚至是偶然的)將很大程度上決定革命的最終結果(Foran ,1993)。總的說來第四階段對革命研究的最大貢獻是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對革命從起源、過程到結果的“流程分析”。
    在革命源起部分,比較研究首先集中在政權自身的危機和國際條件上,而觀察評估政權危機是否導致革命主要應該從兩方面看:“有效統治”和“合法性”。比如當政府在對外戰爭中失敗、國家經濟崩潰如政府財政破產時有效統治就會出現危機;而當現政權被看作是外部勢力的傀儡,或在民族主義和有公眾影響的宗教勢力(有時是宗教極端主義如原教旨主義)眼中成為對立面,或政權在貪污腐敗、社會分配不平等、過分使用暴力鎮壓反對勢力等問題上出現問題,公眾會對政權合法性產生懷疑。同時如果政權內部是團結的,社會精英的基本態度也是統一的,公眾也是在嚴格控制之下的,以上問題可能會在妥協的情況下得到改善,政權可能躲過危機。但如果社會精英階層在對待現政權的態度上分化,在以上每一個問題上都有可能產生嚴重的分歧和異化,這就會嚴重削弱政權的執政能力與合法性。同時如果公眾面對嚴酷的貧困、經濟情況生活狀況惡化、或政權的暴力鎮壓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公眾的反叛情緒就會急劇升高,革命的土壤就比較充分的形成了。其實以上有關革命起源的分析,第三階段的結構理論已經提供了相當完整的解釋。第四階段真正的進展是在對革命的過程和結果的分析上。
    有關革命的過程,當政權危機、社會分裂、公眾反叛的苗頭出現時,現政權的反應可能是改革也可能是鎮壓,甚至兩者兼有。但現政權改革的決心與程度和鎮壓的手段和力度在社會精英和公眾觀察中都可以證明社會變動的前景,也決定了他們對政權的根本態度。在這樣復雜的變動時刻,實際上最具危險性的因素是不管現政權對克服危機采取的是改革還是鎮壓手段,政權的應對行為常常不能改善危機狀況反而使得情況變得更加惡化,所以政權避免革命發生的行為反而經常會直接促成革命的條件更加成熟。這也就是為什么亨廷頓特別指出,對于一個面臨危機的政權來說,最危險的其實是當政權試圖用改革來解決危機的時候,因為這樣做在社會和公眾眼里表現出政權示弱的跡象,而且這樣做可能會一下子釋放出以往積壓的反對能量。同時外部環境如戰爭的可能(包括侵略戰爭和內戰),外部勢力不同形式的干涉行為的可能,以及政權對國內少數族群的鎮壓都會對局勢的發展以及是否革命發生造成巨大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精英群體很可能會分裂,即使相當一部分不一定支持革命的精英也會放棄對現政權的忠誠;而那些決定推進激烈變革的精英就會試圖用反對現存秩序、支持革命的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來團結反對力量,爭取公眾支持,動員最大可能廣泛的組織和可能掌控的社會資源,造成形勢的動蕩,推翻現政權取而代之。在這樣的反叛精英群體的號召和領導下,廣大公眾對劇烈變革的支持是決定性的。當公眾不但對政權統治的有效性與合法性都不再信任,而且政權瘋狂的鎮壓比如暗殺反對黨領導人可能在社會上造成極端的反彈,同時當政權的衰弱已經顯而易見,由反對勢力組織動員的反叛造成政權的倒臺也可以預期的情況下,公眾可能急劇轉向支持反叛、起義、動亂和革命的發生。在精英集團和組織動員的社會公眾之間的相互影響是非常關鍵的。據萊徹曼(Lachmann,1997,73-101)的分析,不同類的精英集團與現政權的關系、對政權的基本態度、以及精英集體中的團結和分裂,具體的某個精英集團與公眾動員組織的結構關系決定了革命的直接可能條件和發生的形式。比如單一精英集團(比如軍事獨裁政權條件下)與現政權的強力組合常常可以減弱革命發生的可能性;而多元利益精英集團(特別是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存在可以提供變革路徑的多項選擇,革命只是選項之一。不過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各種不同的支持革命和反對革命力量的分化、重組都是經常發生的。因此在革命的過程中最終結果都不是確定的。大多時候,革命開始造成現政權的倒臺只是第一步,而下一步真正決定革命結果的斗爭也許才剛剛開始。
    所以說轟轟烈烈的革命推翻舊政權只是革命過程的初始階段的完成,革命的真正成果要相當長的歷史時間才能顯現出來。比如說,如果反對革命的勢力仍然強大或者得到了外部勢力的支持,革命后的新政權可能面對嚴酷的內戰,而因為反對革命勢力的威脅,新政權很有可能大量使用暴力鎮壓的恐怖手段消滅敵人。所以不僅革命是暴力的而且革命經常會帶來更多的暴力和恐怖行為。這些都對革命后新秩序的最后形成至關重要。同時在革命的同盟者中間內部分化很可能發生,革命陣營中的溫和勢力和激進勢力之間可能開始主導革命結果的爭斗。如果是溫和陣營占上風,最后的結果也許就是比較包容的民主體制的逐步建立;但如果激進革命力量占了主導,特別是當他們誓言不惜任何代價創建一個新價值觀的政治社會秩序、進行徹底的改革時,最后的結果也許是威權或者是專制、獨裁政權建立。當然革命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和個人因素也十分重要,而且很多時候影響并領導人們開始革命的意識形態并不一定能貫徹始終,常常在革命的過程中被更為徹底、激進的革命觀點取代,比如古巴革命開始的意識形態就并非共產主義。外國勢力包括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影響也對革命的最終結果起重要作用,比如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的革命中,這種影響常常決定了什么樣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立。總之,國家危機、精英態度、公眾的支持與否和外部勢力的影響不僅決定了革命的起源和過程,還決定了革命的最終成果。雖然什么樣的革命的最后結局是無法預期的,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還是可以觀察的。比如革命最終建立的政權常常是非常集權和官僚制的,因為新政權往往把推進國家現代化作為首要目標,一定程度的集權是必須的;或者新政權面臨充滿敵意的外部環境,一定程度的暴力專制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何時才算革命完成自己的使命很難界定,新政治秩序的鞏固有時需要超過十年的時間。也正因為如此,對一場革命的最終影響的全面評估有時需要更長的歷史時間。比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Lipset,1990)在對美國和加拿大政治發展的比較分析中就創造性的引用發生在兩國歷史上的美國革命與加拿大反對美國革命的歷史事件經驗來解釋其后兩國不同的制度選擇、社會結構定型和政治文化的建立與演變。這也就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事件”(formative event theory)方法的解說。根據他的解說,因為當時在北美殖民地的忠于英皇室的反對美國革命的觀念和行為造就了加拿大與美國后來在政治和社會發展上的分野: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英教會傳統、更多的集體主義、和政府主導的開發邊疆政策。這些有關革命的歷史事件的分歧使加拿大后來建構了一個不同于美國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傳統。
    有關革命的最終結果在社會分層和社會平等上的影響,凱里和克蘭(KelleyKlein ,1998,78-90)提出了革命后社會分層和社會平等的假說。首先,激進革命在革命后的短時期內會產生社會平等和減弱財富、地位的繼承;同時在短時期內,激進革命對重建社會分層的影響改變了社會分層的基礎,更強調了人力資本自身的價值,而減弱了傳統勢力的影響;但激進革命并不能使最貧困的支持革命人口收益超過那些擁有人力資本和體力資本的人們。從革命后長時期的角度看,農民一般會受益于激進革命;但同樣,因為農民和農業的全面經濟發展,激進革命也在長期社會結果的角度解放了限制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激進革命從長遠看至少創造了農民階層在教育上的不平等;激進革命長遠看也鼓勵農民在繼承和教育上的不平等;所以總的來說激進革命將在短期內降低社會不平等和繼承地位上的不平等,然后如果非農民階層境況改善而農村經濟發展保持低水平,社會平等情況就會保持穩定;如果農村經濟發展則社會平等情況在窮國可能會惡化甚至壞于革命前的水平。這里的關鍵變量因素實際上包括農民階級的分層和各社會集團如何享用激進革命后創造的新社會條件,如人力資本情況,和革命后國家如何利用政治手段干涉社會發展。但總的來說,根據黨恩(Dunn,1989,22-23)的批判分析,革命的最終成果常常與革命鼓動者的初始愿望相悖,暴力革命最后建立的常常是專制性的政權,因為革命領導者對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極端信仰驅使他們走向集權,而革命的單一目的性常常在殘酷的現實中犧牲了對人類社會來說同樣重要的其它價值目標。因此具有歷史諷刺意義的是革命的最終結果在很多情況下其實都走向了革命原始目的的反面,比如以消滅階級差別、社會不平等為目標的革命最后常常會創造新的社會統治階級和產生新的社會不平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文化和集體記憶對革命的發生和對革命的局限性的影響。這在第三和第四階段對革命的研究中屬于文化主義(Culturalism )的分析范疇(Wickham-Crowley 1997,38-72)。而文化主義角度對結構主義觀點的補充主要在于對革命后社會和革命結果的最后邊界的分析。根據歷史觀察,許多革命領袖都特別愿意把自己領導的革命描繪成集體歷史文化傳統上的革新和反叛的延續與繼承,以此來動員公眾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相關歷史的集體記憶服務于現代革命的目標,這反映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對革命這樣的政治行為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就像歷史是人類行動的表現而人們行動實際上又是一種觀念指導下的主動行為,其實革命也是人創造出來的政治現象,而非結構主義和歷史主義所決定的。但革命又是建立在集體的、歷史傳統上的觀念指導下的。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文化、歷史的集體記憶對于革命的發生來說是重要的社會基礎但對于革命的最終結果來說,又有限制性的功能。
    西方著名的研究民族主義的專家史密斯(Smith ,1998,43)就曾經指出,任何極端的革命都會在一定的時期內回復傳統文化中集體記憶的核心價值,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社會集體對歷史的記憶實際上限定了人們以極端形式“重建”社會的邊界。特別是當人們承繼了一個非常豐富復雜的共同歷史的情況下,你徹底拋棄改變它的可能性甚微,就因為歷史經驗作為集體記憶的復雜性和承載的豐富性。這也就是為什么革命作為一種劇烈變革的方式的根本局限,也就是說所謂的“繼續革命”“永遠革命”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人類社會自身發展的規律包括文化傳承、觀念、對歷史的集體記憶即造成了革命的可能也限定了革命的最后邊界。
    在對現代革命的研究中,兩個重要的交叉因素是民族主義和導致革命的各種條件的組合相交(Revolutionary conjuncture )。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尤其在第三世界革命的歷史經驗中,革命的要求與民族主義的力量的結合常常是革命意識形態的主要表現方式。所以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或用來鼓動特定民族、特定國家從外在的壓迫中解放,或是與其它意識形態結合,如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通常在現代革命中起核心作用。但是民族主義固然從工具主義的角度講非常有效,民族主義自身作為一個特別的意識形態又是有致命弱點的。主要由于本身的狹隘性和“民族”這個概念定義的相關性,民族主義本身并不能構成革命的意識形態核心。因為民族主義與革命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如社會正義和公平并不一定完全契合。愛森斯塔德(Eisenstadt,1999)曾經一針見血的指出,意識形態并非僅僅是革命的思想來源,意識形態本身就是革命的產物。革命的過程也是意識形態溶合重建的過程。通常民族主義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將革命的意識形態本土化,民族化,如列寧主義、毛思想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中的指導思想。在二十世紀前期以現代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核心的在歐美殖民地國家的革命要求集中表現在“民族自決”的新觀念中,而這個觀念的首創者主要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和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革命的對象和革命意識的來源實際上都是來自歐美國家。這在第三世界國家革命中是一種普遍現象。歐洲國家成功的民族國家的建設和在此基礎上的政權合法性的榜樣給后來的第三世界革命者發動革命提供了可貴的經驗(Chaliand 1990,22-23)。但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獨立后與革命理想的巨大落差,特別是西方式的現代化努力的失敗,至少有兩個重要相關原因,一是許多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是外在的由前宗主國殖民主義者劃定的,內在的民族國家認同沒有建成,內部少數民族常常處于被壓制的狀態;二是真正現代意義的社會政治變革、制度建設包括民主、法治、人權的基本原則在民族獨立后并未建立起來,而大部分政治領袖只是為了自己政權的利益選擇性的實行對自己有利的革命意識形態。而在他們的政權合法性觀念中,民族主義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意識形態核心。因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局限,第三世界國家革命在政治變革與社會進步方面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常常是變形的,失敗的。
    所以盡管民族主義化的革命意識形態可以灌輸反叛思想、把不滿現政權的公眾動員起來,革命還需要其它條件的相互作用,只有如此革命才可能最終發生。第四階段的研究還發現,在傳統意義上的現代革命的諸因素組合主要是當人口增長和經濟衰退、價格增長、政府能力弱化等問題交集時,比如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革命的可能就增加了。同時,當政權進入危機,精英階層開始分裂,大眾憤怒的心理積累等三方面因素匯集時,革命的條件就開始成熟了。當然有時革命的發生還取決于外部敵對力量或同情力量的態度。當外部敵對力量不再支持成為革命對象的現政權或是外部同情力量全力支持公眾反叛的革命要求,革命發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總之,作為一種非常罕見、復雜的政治現象,革命的發生與發展是很難完全準確的描繪和分析的。
    第四階段的對革命的研究,除了集中在對參與者、意識形態和路徑選擇的分析外,現在對革命的討論也轉而主要分析在第三世界革命的歷史經驗(Chaliand,1977)。主要原因在于自從上個世紀初以來,絕大部分現代革命都發生在非西方的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中,而傳統的對革命的解釋主要建立在歐美歷史經驗之上,并不能清楚的告訴我們發生在法國、美國、俄國、中國和發生在越南、古巴、墨西哥、伊朗、尼加拉瓜、菲律賓的革命之根本性的不同。在對不同類別革命的研究上,經典意義上的以共和、現代化為目標的革命如法國革命、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經驗表明,幾種不同的革命產生的因果關系是可以觀察總結的。比如英國革命的背景是結構型的社會變化在資本力量推動下出現的對政治矛盾的一種妥協式的解決(Goldstone ,2003);而法國革命的直接原因則是階級關系變化而成就的農民與第三等級的新興資產階級結盟推翻封建秩序的政治運動(Markoff,2003);美國革命的主要條件則是在經典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革命理論影響下用極端的革命方式設計建立一個完全嶄新的政治制度和秩序(Wood,2003)。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共產主義革命經驗中,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又非常不同,俄國革命的產生條件是已經開始工業化的君主政權的危機、社會精英的分化和革命力量的興起(McDaniel,2003);而中國革命則是在一個落后的農業社會發生的具有亞洲特征和本土特點的共產主義思想影響下的自主革命(Selden,2003)。但一般認為中國革命對后來其它共產主義革命的影響要大于俄國革命模式的影響,比如越南和古巴的革命,甚至后來拉丁美洲、非洲第三世界革命其實更都接近中國革命的模式。但俄國、中國革命的目的性還是都朝向現代化(共產主義的理念其實也在很大意義上接近現代西方現代化理論),而且對革命后政治社會秩序的設計是基于歷史進步的觀念。后來第三世界革命的例子則不同,有的是公眾對親西方的專制獨裁政權的革命,如尼加拉瓜和古巴革命;有的則干脆就是對西方代表的現代化的反動,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影響下的伊朗革命。這就對我們對現代革命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比如說在東南亞以菲律賓“人民革命”為代表,后來又在印度尼西亞取得成功的反對專制獨裁政權的大眾參與的革命的情況有兩點與一般的第三世界革命不同,一是革命后的政權并不是集權性質并全力推行國家主導的現代化的政權,而是公眾參與基礎上的脆弱的民主政權;二是這類政權在革命后并沒有進行深入的社會變革,社會現代化的腳步在革命后并沒有加快。也可以說是革命的形式發生了但經典意義上的社會革命成果并沒有出現。而在伊朗的情況下,不但其革命的成果是對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化的反動,而且在革命二十年后的政權已經演變成民選的反西方的激進政權。根據舒爾茨和斯萊特(SchutzSlater,1990)的總結,與革命發生相關的關鍵概念是政權合法性(Regime legitimacy),圍繞著這個概念,他們總結出七種不同的革命發生的形式:第一是君主制度合法性崩塌和革命性變革(Collapse of Monarchial Legitimacy and RevolutionaryChange如歐美經典革命);第二種是伊斯蘭復興和宗教革命合法性的建立(IslamicResurgence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of Religion 如伊朗革命);第三種從鄉村革命開始的革命合法性(Revolutionary Legitimazation in theCountryside 如中國革命這樣的“東方革命”);第四種是政權合法性失去和公眾革命動員造成的革命性變革(Regime Illegitimacy and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如古巴、尼加拉瓜、菲律賓革命);第五種是反對殖民主義的革命民族主義引領的革命運動(Anticolonial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如阿爾及利亞、肯尼亞、羅得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第六類是反對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社會反叛(Anti-MarxistInsurgencies如1956、1968、1989年發生在東歐國家的抗議運動);最后一類是在許多現主權國家內部廣泛存在的民族獨立、民族分離運動(EthnonationalistMovements 也是對現行政權合法性的一種挑戰)。總之他們的研究集中在非歐美經典意義的多樣性的革命經驗上。
    其實為了研究現代革命的多樣性,亨廷頓對西方革命和東方革命區別的解說是個很好的起點。人們發現發生不同革命的根本區別之一是在政權的原始合法性的問題上。在西方國家,甚至包括俄國和中國,革命發生在已經建立了一定的現代合法性的國家內,或者說已經有現代民族國家基礎的國家內;但許多第三世界革命發生在前殖民地國家,許多并沒有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作為革命對象的現政權通常本來也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合法性。也正因為如此,許多在第三世界國家發生的革命必然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相聯系,民族主義就成為最主要的引導革命的意識形態黏合劑。但民族主義運動也常常成為東方國家現代化改革的起點。亨廷頓(1968)在對改革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奠基之作“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非常推崇的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的現代化改革就是以建立現代認同的現代土耳其民族國家為第一階段任務。在亨廷頓看來,與對革命的學術討論中對革命本身的中性價值評判甚至是負面價值評判不同的是在現代化理論的框架中,改革在道德評判上基本上是正面的社會變革行為。但與革命相比,改革更是一種常態行為或是常態下的政治選擇,而革命是非常態的極端政治行為。失敗的改革常常導致政治危機乃至革命,同時成功的改革則可以延緩甚至避免革命。所以在對改革和革命關系的研究中,人們首先要回答的是改革是革命的替代(substitute)還是革命的催化劑(catalyst)的問題。列寧這樣的革命家認為是后者而亨廷頓并不認為兩者之間有這樣的決定關系。他更認為要具體分析改革和革命的前提條件以及改革的結果對革命來說得影響。根據亨廷頓的標準,改革是有目的性的政治行為,判斷改革的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包括經濟發展、消除社會不平等、增加政治參與、增強政府的執政功能等。但亨丁頓認為改革的難度比革命更甚,因為改革要調和矛盾(革命則要激化矛盾),改革要在激進勢力和保守勢力中間的互動中尋找平衡,改革還要在幾個中心目標中間(如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政治民主之間)作出階段性的取舍,也就是說改革的漸進性使得其最終目的的重要性常常要讓位于對具體的操作過程和政治技巧的重視。所以亨廷頓特別推崇在改革的實踐中“費邊主義”的改革戰略結合“閃電戰”式的改革戰術的實行。但不管是改革還是革命都需要集權的政治權威來領導進行,而無論對改革還是革命的成功來說,政治權威的有效性和維持其合法性的能力都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在亨廷頓總結的改革和革命的歷史經驗看,對改革階段性目標的取舍來說,針對城市中產階級的改革比較困難,容易成為革命的催化劑;而針對農民和農村的改革,特別是成功的土地改革,則更容易取得穩定政權、避免革命的效果。
    許多研究(Goodwin ,2003)還認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席卷前蘇聯和東歐的非共革命雖然在很多方面與反對專制、獨裁的第三世界革命相似,而且在東歐的非共革命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也非常大。不過總的來說東歐的非共革命更像是一種舊的革命模式的回歸,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現代資本主義革命的重現或延伸,因為這些革命的目的性并沒有超出經典的共和主義革命的理念范疇。在這個意義上說,其實那些發生在東歐的劇烈變革除了公眾參與和反叛的戲劇性表現方式之外其實革命的內容并不新鮮。相反,對非共產革命前后的社會變革的比較研究也許更有價值,因為這些經驗可以作為改革路徑的總結為人們將來的政治選擇服務。所以在對當代后革命社會(Post-revolution society ),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發生變革的研究成為新一代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對中國的改革經驗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改革的比較研究。
    總之,當代西方政治學中對革命這個課題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且成體系,但是對改革的政治學研究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相對來說仍處于“不發達”階段,這個現象本身就值得注意。實際上現今在所謂“后共產主義”“后革命”社會如中國和俄國,改革已經取代了革命成為政治發展變革的主要路徑,相應的理論發展和實證研究則更具有現實意義。在對改革的實證研究中比較重要的是比較不同的后共產主義社會的改革經驗,特別是中國與俄國(前蘇聯)改革經驗的比較研究。比如一般認為俄國的改革是政治改革先行、休克震蕩式的而中國的改革是經濟改革先行、漸進式的。而在九十年代的對改革的比較研究中發現正是因為改革路徑、順序和主要方式的不同,俄國及東歐的后共產主義改革沒有中國的改革經驗成功(Nolan ,1995)。但在新世紀的比較研究中開始對此提出了疑問,特別是關于經濟改革的成功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建立與政治民主化的正面關系的傳統觀點的爭議(Pei ,2006)。
    現在對改革的研究集中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幾個重要的目標選擇和路徑選擇上:經濟現代化、社會公平和正義、政治參與和民主化。特別重要的是在對改革的比較分析研究中,理論上開始認為這些重要的目標之間是有背離關系的。所以對改革的設計者和實踐者來說,重要的是如何在改革的階段中更好的處理這些背離的關系,以最小的社會代價完成最多的社會和政治改革目標。在這些比較分析中的共識是要盡可能避免選擇革命作為社會政治變革的路徑。也就是說,革命作為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方式逐漸被放棄,而在社會政治秩序延續下的改良行為更為廣泛接受。不過人們必須承認這并不說明革命不再會發生。而社會政治變革是會繼續發生的,常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在面對危機時已經沒有選擇。所以盡管我們可能都同意漸進的改革是最佳選擇,革命動亂的突然發生在有些情況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7:54
    拿破侖曾經有一句經典的名言:“只有羅伯斯庇爾是真正站在平民一邊,可最終他卻被平民們送上了斷頭臺。”科西嘉人這段話絕對不算貶義,因為事實證明“人民”從來都是看重現實利益的,“人民”不會為任何“長遠”的“整體”的利益犧牲自己現實的,個人的利益。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8:30
    巴黎市民擔心外省乞丐涌入而攻打巴士底獄
    政府的一場財政危機加速了革命的爆發。使政府負擔過重的決不是凡爾賽宮廷的奢華宏偉。1788年只有百分之五的公共經費專門用于王室各住宅的維修。使政府負擔過重的是軍費,既要維持現有的陸海軍,又要償付公債。在世界各國,公債幾乎全部用于軍費。1788年,法國政府每年收入的約四分之一是用于維持現有的軍隊,約一半是用于支付債務。英國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同樣分配的。法國債務幾達四十億利佛爾。債務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獨立戰爭。但是,法國債務只有大不列顛國債的一半,按人口計算每人的負擔只及英國的五分之一弱。法國債務比荷蘭共和國的債務小,也顯然不比七十五年前路易十四留下的債務大。在那時,債務曾經由于拒付而減輕了。在18世紀80年代則沒有一個負責的官員打算拒付債務,這是一個明顯的跡象,表明作為政府主要債權人的各富有階級在間歇時期有所進步。
    由于法國收入不足以支付必需的支出這一簡單的理由,連舉債也不可能了。這一點不應歸咎于國家貧窮,而應歸咎于特權分子,尤其是貴族免稅和逃稅;歸咎于財政制度的混亂,或者說缺乏財政制度,以致納稅者交納的大部分稅從未交到財政部手里。我們已經講到過,最重要的稅收--人頭稅一般只是由農民交納,貴族憑借他們的階級特權而被豁免,官員和資產階級也以種種辦法取得免稅。教會仍堅持它的財產不能由國家征稅,而定期向國王呈交的“自愿贈品”,雖然數量較大,但仍比向教會土地征收的直接稅要少。因此,盡管國家是富裕的,但政府金庫卻空空如也。享有法國大部分財富的各社會階級并不交付與他們的收入相應的稅款,更糟的是,他們將納稅看作是身份低下的一種標志而加以抵制。
    許許多多權威人士,路易十四本人、約翰·勞、莫普、杜爾哥,都看到了向特權階級征稅的必要性。瑞士銀行家雅克·內克爾在1777年被路易十六任命為財政總監,他朝同一方向開始行動,結果和他的前任一樣被免去職務。他的繼任者卡洛納在危機時上任,得出了更為革命的結論。1786年他制定一個綱領,提出有節制地采用代議制以緩和開明專制主義。他建議用所有地主都不能免除的綜合稅代替人頭稅;建議減輕間接稅,取消國內關稅,以促進經濟發展;建議沒收教會的某些財產;建議設立省級會議,作為引起政府中有產分子興趣的手段,所有的地主在會議中都可以有代表,而無需考慮等級或階層。
    這個綱領如果實行,也許能解決財政上的問題,防止革命發生。但是,它不僅在稅收上打擊了貴族、省和其他方面的特權,同時也打擊了三重等級制度的社會組織。卡洛納從經驗中知道,巴黎議會永遠不會同意這一綱領,于是在1787年召開“貴族會議”,以期能贏得對他那個計劃的贊同。貴族們作為交換條件堅決要求他作出讓步,他們希望分享對政府的控制權。緊接著出現了僵局。國王免去卡洛納的職務,任命善于處世的圖盧茲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揚為繼任者。布里揚試圖通過巴黎高等法院推行類似的綱領。高等法院卻加以拒絕,宣布唯有集會于三級會議的王國三個等級才有權同意新的稅收。布里揚和路易十六最初認為,三級會議如果召開,可能受到貴族控制,因而拒絕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意見。布里揚和路易十六像莫普和路易十五一樣企圖破壞高等法院,以現代化的司法體制取而代之,在這一新體制中,法院將不能對政策施加影響。這就導致了貴族名符其實的叛亂。所有的高等法院和省級會議都進行抵制,軍官拒絕服役,地方行政長官行動躊躇,貴族開始組織政治俱樂部和相應的委員會。由于政府停止活動,不能借錢和征稅,路易十六在1788年7月5日允諾在次年5月召開三級會議。各階級都被邀推選代表出席會議,并將他們的不滿列表呈報。
    從三級會議到國民議會
    由于三級會議已中斷一個半世紀,國王要求大家研究會議的主題,并對這樣的會議在現代條件下應如何組織提出建議。這就導致一場公眾的大討論。大討論立即遠遠擴大到所有以前影響公共輿論的各種運動。出現成百種政治小冊子,其中多數要求廢除舊體系,因為按照舊體系,三個等級分廳開會,每個廳作為一個單位投票。這樣的表決制度遭到廣泛的批評,因為它意味著第三等級院永遠處于少數。但是1788年9月,恢復職能的巴黎高等法院規定三級會議將如1614年那樣按三個等級分別開會和表決。
    貴族通過高等法院暴露了自己的目的。它強迫召開三級會議,就此而言,是法國貴族發動了革命。革命是以貴族重新反對國王的專制主義的又一次勝利而開始的。實際上貴族擁有一個自由主義的綱領:他們要求成立立憲政府,要求保證所有人的個人自由,要求言論和出版自由,要求不得任意逮捕和禁閉。當時不少人甚至準備放棄納稅方面的特權,這一點最終有可能做到。但作為交換條件,他們希望在政治上成為國家占優勢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想法不僅要在1789年召開三級會議,而且要在將來通過三級會議這個最高機構統治法國,代表們在三個廳里分別開會,其中一個廳是貴族,一個廳是教士(其中的高級教士也是貴族),還有一個廳是第三等級。
    這恰恰是第三等級希望避免的事。律師、銀行家、商人、政府債權人、店主、工匠、工人和農民都不愿意受世俗領主和教會領主的統治。他們對新時代懷有希望,這是根據啟蒙運動哲學而產生的,并且受到了美國革命的激勵。在“好國王路易”召開三級會議時,他們的這種希望達到了高潮。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的裁決結果好比是給了他們一記耳光--一種無緣無故的階級侮辱。整個第三等級以厭惡和懷疑的心情攻擊貴族。修道院院長西耶斯1789年1月發表了他著名的小冊子《什么是第三等級?》,宣布貴族是一個無用的特權階級,取消貴族于社會無損;第三等級是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它與國家是一致的,而國家是絕對的、無限的最高權力。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通過西耶斯成為法國革命的思想。與此同時,即使在三級會議實際召開以前,貴族和平民也不是根據哲人的著作,而是根據實際發生的事件和當時形勢,就已經憂心忡忡、滿腹狐疑地相互注視著了。第三等級最初曾支持貴族反對國王大臣們的“專制主義”,而這時卻認為貴族可能懷有最壞的動機。階級對抗從一開始就毒化了革命,致使和平改革成為不可能,并使許多資產階級毫不遲疑地萌生破壞性的激進情緒。
    三級會議按計劃定于1789年5月在凡爾賽開幕。其多數代表為律師的第三等級抵制了這個分三個廳開會的機構。第三等級堅持三個等級的代表應合廳開會,并實行個人投票,這個程序有利于第三等級,因為國王給予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相當于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人數的總和。僵局持續了六周。6月13日,幾個教士離開第一等級院轉到第三等級一邊,并和后者一起開會。他們受到熱烈歡迎。6月17日,第三等級宣布自己是“國民議會”。路易十六在貴族壓力下封閉了他們開會的大廳。第三等級的代表們找到鄰近的一個室內網球場,在那里,他們在一片混亂和憂慮的喧嘩聲中轉來轉去,宣誓并簽署了1789年6月20日網球場誓約,聲稱他們無論在哪里開會,國民議會都是存在的,非俟憲法制成,議會決不解散。這是一個革命步驟,因為一群無合法權力者實際上接管了最高權力。國王命令三個等級的成員分廳開會。這時國王頗為勉強地提出自己的改革綱領,但爭取不滿者的信任已為時太晚,而無論如何,國王欲使法國各合法階級的社會機構能繼續維持下去。自封的國民議會不愿作出讓步。猶豫不決的國王沒有果斷地實施控制權,而是允許國民議會繼續存在下去。在6月底的幾天,他召集約一萬八千名士兵到凡爾賽。
    問題在于法國國王在貴族與平民的激烈爭端中選擇了貴族。在法國,國王傳統上是反對封建主義的。好幾個世紀內,法國君主政權都是從資產階級那里汲取力量的。整個18世紀,國王的大臣們一直在繼續反對特權集團的斗爭。僅在一年前,路易十六幾乎與反叛的貴族發生戰爭。1789年他沒有堅持自己的權利。國王失去了對三級會議的控制,沒有行使自己的領導權,直至為時已晚才提出綱領,而且沒有提供可使各派重新集結在其周圍的象征。國王也沒有能夠利用資產階級和平民百姓所流露的對他謙恭的忠誠,他們原期望國王能像往年那樣支持他們,去反對貴族門第和身份。國王最初倒是試圖實行妥協和延緩危機,隨后,他發現自己處于連他頒布的法令都受到第三等級大膽挑戰的境地。在陷于這種困境時,路易十六又屈從于他的妻子瑪麗·安托瓦內特、他的兄弟們以及同他一起生活的宮廷貴族,他們告訴他說,他的尊嚴和權威已受到侮辱和損害。6月底,路易十六毫不猶豫地傾向使用軍事力量解散三級會議。但是,第三等級擔心的并不是恢復舊的理論上的專制君主政權,他們擔心的是貴族可能控制這個國家的政府。現在已經不能回頭,第三等級的革命使路易十六與貴族結成聯盟,而第三等級這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畏懼貴族,他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國王已處于貴族掌握之中。
    下層階級在行動
    與此同時,國家正陷入一片混亂狀態。對資產階級以下的各階級已難以控制。對他們來說,召開三級會議同樣似乎預示了一個新紀元的來臨。長期積壓的不滿,以及不僅在法國而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的那些問題都一齊浮到了表面。近期內的情況又是嚴重的。1788年農業歉收,到1789年7月,面包價格比路易十四逝世以來任何時候都高。1789年又是一個蕭條年,由于美國戰爭而迅猛發展的貿易突然停滯,以致工資下降,失業增加,同時食品價格空前上漲。已經癱瘓的中央政府無法采取舊制度時通常采取的那種救濟措施。各地廣大人民群眾焦慮不安。勞工糾紛突然爆發,4月份一場大規模的工人騷動破壞了巴黎一家墻紙工廠。農村地區大多是混亂的。農民宣布不再支付采邑稅,還拒絕納稅。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農村也受到流民、乞丐、無賴以及活躍在許多邊境關卡的走私犯的騷擾。當時商業蕭條使在家從事紡織或其他家庭工業的誠實農民的收入減少,失業和貧困在國內蔓延,人們被迫離開家園,結果流民的人數增加到驚人的程度。事態的發展使人們對貴族喪失了任何信任,大家相信(雖然這不是真的)貴族為了威嚇第三等級和達到自己的目的,正在秘密招募這些“土匪”。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就這樣實際上變成了政治危機。
    城鎮擔心會遭到乞丐和亡命之徒的糟蹋。甚至巴黎這個除倫敦外歐洲最大的城市也有這種顧慮。巴黎人還因軍隊在凡爾賽附近集中而感到驚恐。他們開始武裝自衛。第三等級各階層都參加了。人群開始在軍火庫和公共建筑物中尋找武器。7月14日,他們來到巴士底獄,這是中世紀為了威懾城市而建造的堅固堡壘,同英國的倫敦塔是一樣的。巴士底獄過去曾用作關押有足夠勢力逃避普通監獄的那些人,在太平時期它被認為是無害的建筑,事實上,幾年前已經議論要將它拆毀,改造成為一座公共游藝場。當時,在到處發生騷亂的情況下,駐扎在那里的司令官已把大炮架在斜面墻內。人群要求他移開大炮,并要他供應武器,但遭到拒絕。有幾根木頭燃燒起來,遂加深了一連串的誤會,群眾變成為暴民,開始攻打要塞,他們在少數訓練有素的士兵和五門大炮的協助下,勸說司令官投降。暴民中有九十八人死亡,他們蜂擁而進,并殘酷地殺死了六名警衛隊士兵。那位司令官在被護送去市政廳的路上遇害。另外幾個官員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他們的頭顱被割下穿在長槍尖上,在城里到處展示。當這些事情發生時,駐扎在巴黎郊區的正規部隊卻按兵不動,他們的忠誠已成問題,當局又無論如何不習慣向市民開火。
    占領巴士底獄雖然不是事先計劃好的,但卻具有拯救凡爾賽議會的作用。手足無措的國王接受了巴黎的新局面。他承認在那里組成的公民委員會為新市政府。國王遣走召來的軍隊,并命令一些執拗不服的貴族和教士參加國民議會。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都建立起維持秩序的資產階級自衛軍,即國民自衛軍。國民議會任命“兩個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統帥巴黎自衛軍。他把波旁家族的白色和巴黎城徽的紅、藍色結合成帽徽的顏色。法蘭西三色--革命的象征,就是這樣來源于舊和新的結合。
    在農村地區,事態每況愈下。在1789年大恐慌年代,模糊的不安全感已變為驚慌失措,隨著旅行者、郵差等人的到來,在7月晚些時候,大恐慌蔓延整個農村地區。“土匪來了”的謠言到處流傳,武裝保護自己家園和莊稼的農民聚集在一起,彼此互相影響情緒。他們不時把注意力集中于采邑主的住宅上,有時燒毀采邑主的房屋,有時則只是破壞記錄各種封建義務的采邑檔案。大恐慌成為一場農民總起義的組成部分,在起義中農民遠非出于無法控制的驚慌所產生的動機,他們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們打算用武力破壞采邑制度。
    (摘自《現代世界史》 作者:R.R.帕爾默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9:07
    路易十六因叛國被處死:我是清白的,我原諒我的敵人
    1793年1月21日,法國波旁王朝的國王,路易十五的孫子路易十六,以叛國罪被推上了斷頭臺。
    路易十六即位的時候,波旁王朝已經是千瘡百孔了,很窮,窮得捉襟見肘,每年償還外債的利息就能耗費掉一半的國庫收入。這個搖搖欲墜的國家,再遇上一個優柔寡斷、只愛制鎖不理政事的國王只能是雪上加霜。
    路易十六在沒有即位之前就沉溺于制鎖,他制的鎖工藝精湛并且極富創意,每一把都可以稱作一件藝術品。為了制造更精美的鎖,他從民間高薪聘請了一位制鎖工匠,待遇優渥,甚至能自由出入國王的寢宮。遺憾的是,制鎖與治理王國沒有任何的幫助。波旁王朝連同王室的財政狀況一天比一天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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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六
    為了解決王室的財政問題,路易十六召開了中斷了一百多年的三級會議。沒想到這次會議引發了新崛起的資產階級與貴族們的矛盾,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1789年10月,巴黎民眾和國民衛隊士兵將國王一家驅逐出凡爾賽宮,并簽署了著名的《人權宣言》。
    膽小并且優柔寡斷的路易十六惶恐不安,在王后的勸說下終于動搖,打算逃出法國,此舉惹來極大的民憤。在出逃的過程中路易十六被抓獲,并以叛國罪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斷頭臺,成為法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被推上斷頭臺的國王。
    路易十六即位的時候,也想做出一些改革,在現有的體制內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一旦涉及到貴族們的利益,就如同石頭撞上了棉花,再加上路易十六并不是很堅決,所以最后他也只能隨波逐流。在革命的時候,路易十六想借助國外的力量來奪回自己的王位,于是被安上了叛國的罪名,這罪名還是有一點冤枉的。所以,他在斷頭臺上高喊:“我是清白的。我原諒我的敵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
    對于路易十六,人們有不同的看法。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米涅說:路易十六,以他的胸懷和品德來說,是最適合于他那個時代的。南懷瑾說:“路易十六明知危殆,始終沒有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甚至還要矢上加尖。終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在法國慶祝革命成功200周年的慶典上,時任總統的密特朗也表示:“路易十六是個好人,把他處死是件悲劇,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9:43
    羅伯斯庇爾:暴君還是替罪羊
    法國歷史學家布洛赫說 “長期以來,史學家就像閻王殿里的判官,對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貶。空洞的責難,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親羅伯斯庇爾派,反羅伯斯庇爾派,發發慈悲吧!僅僅告訴我們羅伯斯庇爾是怎么一回事。”
    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的名字總是激起人們強烈的情感,對現在很多西方人來說,他是法國大革命高潮時期令人厭惡的暴君,正是他把成千上萬人送上了斷頭臺。法國人對他的所作所為始終無法釋懷,雖然無數個革命者被后人用雕塑來紀念,但羅伯斯庇爾卻得不到這樣的待遇。直至如今,他還是不被人們接受,他巴黎故居的門牌,越掛越高,據說因為總有人想把他的名字抹掉。在巴黎,只有一個很不體面的小地鐵站以他的名字命名。
    完美的個人
    羅伯斯庇爾1758年生于阿拉斯,在少年時期接連遭受不幸。他六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不久之后,父親離家出走,從此杳無音訊。羅伯斯庇爾家的孩子們由親戚撫養,這些親戚們一有機會就提醒孩子們:他們寄人籬下的處境和他們的父親有多么不負責任。馬克西米利安是長子,他盡職盡責,刻苦學習,后來他稍有能力,就獨立負擔起了年幼弟妹的生活。1770年阿拉斯當地神父給了羅伯斯庇爾獎學金,讓他能夠到巴黎路易大王學院學習。他在學校的好友包括日后法國大革命的風云人物之一卡米爾·德穆蘭。羅伯斯庇爾學習勤奮,拉丁文和希臘文成績優秀,得到“羅馬人”的外號。1781年他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同年回到家鄉成了一名律師,在家鄉過上平靜的生活。在小鎮里他極力保護窮人利益,喜歡在學校里發表以愛為主題的演說。不時與當地一些律師和學者來往,并參與當地文藝活動,被阿拉斯科學院接納為院士,并當選為阿拉斯文學院院長。他在此期間結識了后來在法國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約瑟夫·富歇,以及日后在公安委員會的同事拉扎爾·卡諾。
    1789年,他三十出頭,革命改變了他的命運,他被卷入了政治漩渦中,這股革命的風暴吞噬了他的余生。在5月召開的三級會議中,他被選為第三等級的代表。在這場大革命的風暴中,他極力把自己塑造成大眾代言人的角色。從一開始,羅伯斯庇爾就是一個激進派,一個民主主義者,捍衛“主權在民”的原則,認為權力應該擴展到所有人,包括在殖民地的奴隸。在革命早期,權力掌握在特權階級手中,作為一個反對派的發言人,羅伯斯皮爾無所畏懼的批評政府。很長時間,他都反對死刑。
    在他作為雅各賓派領導人的統治時期,羅伯斯庇爾的個人生活都是無可指摘的。他沒有居住在宮殿中,沒有積攢財富,也不像拿破侖與皇室聯姻。羅伯斯庇爾在一間木匠師傅出租的單間中過著一個獨身寄宿人的生活。他以不可被腐蝕著稱,不像很多政治家使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謀求私利,他靠自己的工資過著簡樸的生活,到任何地方去都沒坐過馬車而是步行,他喜歡在鄉間散步,唯一“奢華的享受”是與他的房東共同分享晚會舞曲。
    追求美德的暴君
    在1794年1月發表的演說中羅伯斯庇爾說:“我們的目的是什么?享受自由和平等,最高正義的法則不是寫在大理石上,而是寫在包括奴隸和暴君在內所有人的心中”。在羅伯斯庇爾看來,恐怖有比贏得內戰勝利更深遠的道德意義:帶來大眾的利益。他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了實現共和國的理想,必須消滅革命的反對者。在他同一個講演中,為了證明恐怖的正義,他說:“如果說在和平時期政府的根基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時期就是美德和恐怖,沒有恐怖的美德是有害的,沒有美德的恐怖是無力的,恐怖就是嚴厲不可動搖的正義,它是美德的源泉,恐怖不僅僅是一個原則,它是民主原則的結果。”
    在羅伯斯庇爾統治的最后幾個月里,恐怖政策的犧牲品是他以前志同道合的友人,甚至包括他學生時代的朋友卡米爾·德穆蘭。德穆蘭走向斷頭臺之路開始于他支持喬治·丹東——羅伯斯庇爾的另一個朋友。1794年3月安全委員會決定逮捕丹東和德穆蘭的時候,羅伯斯庇爾運用個人對這兩人的了解有力支持了官方審判,換句話說,他的證詞決定了朋友死亡的命運。德穆蘭的妻子露西爾想解救她的丈夫,但是她也被以陰謀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并于4月隨她丈夫之后上了斷頭臺。露西爾那心碎的母親懇求羅伯斯皮爾網開一面的信如石沉大海。羅伯斯庇爾曾說過一個有美德的人應該把大眾的利益放在私人情感之上,但是在這一事件上,他的美德那樣冷酷不近人情。
    獨裁者?替罪羊?
    由于羅伯斯庇爾的手稿和筆記未能全部保存下來,為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而羅伯斯庇爾在恐怖統治時期扮演的角色是爭議最大的問題。批評者認為他是恐怖統治的理論家,極端殘忍,雙手沾滿鮮血,應為恐怖時期大量無辜者遇害負責。部分支持者指出富歇和俾約-瓦倫等人殺人如麻,遠遠超過羅伯斯庇爾,認為他在公安委員會實際起到了節制激進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侖在內的一些同時代人認為他在熱月期間本打算節制恐怖,懲罰濫殺無辜的富歇等人。
    雅各賓派統治時期,恐怖第一次成為官方政治,不像后來,人們用“恐怖主義”指用暴力手段反對政府的方式,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是政府的統治,是由議會投票通過的立法。像羅伯斯庇爾一樣,雅各賓政府中的很多成員都是律師出身,他們的恐怖統治采用法律的形式。 羅伯斯庇爾從來不是政府首腦,也不是唯一的恐怖主義者,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和他一樣也要為恐怖政策負責。他們有的野心勃勃,并不像羅伯斯庇爾一樣不可腐蝕。他們嘲笑他關于一個有德行政府的夢想。
    在羅伯斯庇爾生命的最后幾周里,他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參加任何會議。在這期間,恐怖政策變本加厲,死刑執行更加緊鑼密鼓:基于1794年6月10日頒布的法律,不允許被告辯護,不需要確實的證據,不經過法庭審判,就可以判以“反革命”的罪行。
    羅伯斯庇爾也有反對恐怖政策的方面,比如他反對無套褲漢強行關閉修道院、禁止一切宗教行為等徹底非基督化的政策。1794年6月,基于啟蒙思潮的自然神論,他組織了“最高存在節”,試圖統一廣泛的宗教信仰。但是這一事件使他在無神論者中成為笑柄,更不能安撫長久以來被打擊的虔誠教徒。羅伯斯庇爾也指責某些與軍隊一起派往各省監督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執行的某些專員,這些人運用手中的權力逮捕、恐嚇、奴役當地人民,羅伯斯皮爾認為塔耶、富歇、弗雷龍和巴拉斯就是這樣的人。
    1789年7月26日羅伯斯庇爾死前第三天,發表了他最后的演說:共和國的敵人說我是暴君!倘若我真是暴君,他們就會俯伏在我的腳下了。我會塞給他們大量的黃金,赦免他們的罪行,他們也就會感激不盡了。倘若我是個暴君,被我們打倒了的那些國王就絕不會譴責羅伯斯庇爾,反而會用他們那有罪的手支持我了……
    那些打倒羅伯斯庇爾的人是些比他更無情的恐怖主義者。從本心上來說,他們希望恐怖政策繼續下去,但是他們發現,這一政策太不得人心了,6月26日法國對奧地利的戰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恐怖政策在軍事上的必要性消失了。這些恐怖主義政客們迅速轉向,他們現在說,只有羅伯斯皮爾是恐怖主義者,而他們自己一直專注于戰爭,保衛法國。在大眾的心目中,羅伯斯庇爾很快成了恐怖主義政策的體現者,而羅伯斯庇爾從來沒有對社會和政府有決定性影響的事實被人遺忘了。當羅伯斯庇爾說反革命陰謀威脅到法國民眾,需要采取極端政策的時候,他只是說出了在外國軍隊、本國叛亂威脅下法國當時多數人的心聲。畢竟,雅各賓派政策是通過國家立法批準的。也許,這正是羅伯斯庇爾如此受中傷的原因:法國社會為了避免正視在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所有人的黑暗內心,必然抓住一個人,讓他為所有的恐怖政策負責,可以說,羅伯斯庇爾就是那只替罪羊。
    斷頭臺比戰爭恐怖?
    雅各賓統治時期,巴黎的死亡人數是2639人,整個法國(包括巴黎)是16594人,除了巴黎外,大多數執行的死刑是在貴族和教士反叛的地區,像旺代省、里昂和馬賽。地區間死亡人數的差異很大。雅各賓派在保存死刑記錄上是很詳盡的。但是很多人沒有正式訴諸法庭審判就被處決了,還有些人在等待審判的過程中,死在擁擠而窒息的囚牢。
    為了更好地體現大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迅速、不痛地處決死囚,1791年6月的議會宣布以后所有的死囚一律執行斬首。據說,斷頭臺的設計還包含了國王路易十六的“智慧”:于是一臺被敬稱為“國家剃刀”的斷頭臺就誕生了,這個“國家剃刀”砍掉一個人的腦袋只需百分之二秒,而被砍下的人頭大約需要30秒鐘才完全失去知覺。出于“革命的需要”,新斷頭臺很快得到了國會的認可,并立刻成為法國大革命恐怖統治的象征。當然,最后所有這些人,無論是吉倫特派還是雅各賓派,全都和路易十六一樣上了斷頭臺。而把路易十六、丹東、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臺的人是同一個人:劊子手夏爾·桑松。
    相對來說更多的人死于內戰卻沒有留下記錄,有歷史學家認為25萬叛軍和20萬共和國軍死于1793~1796年的旺代戰爭。法國作家雨果,根據這段歷史寫成了不朽著作《九三年》。
    今天,除了專家之外,沒人記得旺代之戰了,提起大革命的恐怖人們最先想到的是斷頭臺。經過二十世紀這么多的流血記憶,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磨難,為什么斷頭臺還如此震撼我們的心靈呢?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指出:死于恐怖統治的人數相對是少的(他指的是死刑的官方數字),實際上幾百萬人死于拿破侖戰爭,僅僅是為了拿破侖個人的榮譽。但是拿破侖還是被看作國家英雄,而羅伯斯庇爾的名字卻永遠的與恐怖和暴力聯系在了一起。這樣的歷史命運發人深思。
    客觀評價遙遙無期
    整個羅伯斯庇爾研究的文集就是一個擺滿鏡子的大廳,對他的評估也反映出評論者本人的意識形態。法國歷史學家勒·費弗爾在《法國革命史》中寫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時代的人對他們經歷的恐怖永遠不能忘懷,他們的怨恨也傳給了他們的后代。”而同時代另一位法國歷史學家阿·索布爾不無同情地說“羅伯斯比爾成了他那個時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矛盾的犧牲品”。
    有些批評者認為雅各賓專政是法西斯獨裁專制和共政權的前身。羅伯斯庇爾與法西斯之間是否存在一脈相承的關系尚無定論,但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為羅伯斯庇爾立碑,布爾什維克領袖根據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創造人民民主專政的說法似乎并非空穴來風。由于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至今尚未消除,對羅伯斯庇爾做出客觀評價仍然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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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0:33
    法國革命及君主制的恢復
    英國剛剛損失了美洲的13個州,偉大君主國的正中心就發生了嚴重的政治動亂,從而更加生動真實地提醒歐洲,世界政治格局從本質上來講是短暫的。
    我們曾經說過,法國君主政體是歐洲個人君主政體中最成功的范例,是許多地位相當或次要的朝廷羨慕和仿效的對象。但是,它的成功建立在非正義的基礎上,因此迅速垮臺。它英明卓越,積極進取,但是對平民百姓的生命和錢財大肆揮霍。僧侶和貴族免稅制的保護,不用納稅,整個國家的負擔都扔給中下層階級。農民深受稅收的壓榨;而中層階級則遭到貴族的支配和侮辱。
    1787年,這個法國君主政體突然發現國力已經耗盡,不得不召集王國各個階層的代表來商討關于缺損收入和過度支出等等令人困惑的問題。1789年,法國議會——由貴族、僧侶和平民參加的聚會,大致相當于英國議會的早期形式,在凡爾賽召集起來。1610年以來它從來沒有開過會。因為那時法國是專制的君主政體。現在人民找到了一種辦法,表達自己心中醞釀已久的不滿。由于第三等級,即平民,決心控制議會,因此三個社會階層之間的爭論立即爆發。平民在這場爭論中占了上風,于是法國議會變成了國民議會,明確決定維持王國政府的良好秩序,就像英國議會維持大不列顛王國政府的秩序一樣。國王(路易十六)準備奮力掙扎,從外省調集了部隊。對此,巴黎,乃至整個法國,發動了起義。
    專制君主政體頃刻之間蕩然無存。面目猙獰的巴士底獄受到巴黎人民的猛烈攻擊,暴動很快波及了整個法國。在東部及西北各省,屬于貴族的許多莊園被農民燒毀,地契被刻意毀壞,主人要么被殺,要么被趕走。一個月以后,古老、腐朽的貴族統治制度徹底瓦解了。與王后有關的許多重要貴族和侍臣紛紛逃往國外。巴黎及大部分其他大城市建立了臨時政府,新的軍事力量國民自衛隊,由這些市政機構創建起來,其主要、全部的目的就是抵抗王國政府的軍隊。國民議會感到有責任為新時代創造一種新的政治社會制度。
    這是一項充分考驗議會力量的任務。它對專制主義統治時期的非正義行為進行了大清除;取消免稅制、農奴制、貴族頭銜和特權,試圖在巴黎建立君主立憲制。國王放棄凡爾賽宮及其輝煌,僅在巴黎的杜伊勒利宮保留一個人員裁減過的政府。
    兩年來,國民議會似乎可以一直維持下去,直到建立一個有效的現代化政府。假如說它的許多工作則是實驗性的,必須取消,那么還有許多工作則是正當而持久的。許多工作毫無效果。它對刑法典進行了清理;酷刑、隨意關押、迫害異端這些做法被取消。法國一些歷史悠久的外省,例如諾曼底、勃艮第等等,被80個新省所替代。軍隊中提升到最高職銜的機會向來自任何階層的人開放。建立了良好、簡單的法院體系,但是法官通過大選任命,且任期更短,這 一做法大大貶低了它的價值,使老百姓變成類似的上訴終審法院,而法官則像議會成員一樣,被迫迎合大眾的趣味。教會的大批財產被國家沒收、處理;沒有從事教育或慈善行為的宗教機構被解散,僧侶的工資由國家發放。這件事本身對于法國的低級僧侶來說并非壞事,因為與那些更富有的宗教界顯貴相比,它們得到的工資入往往低得驚人。但除此之外,對牧師、主教的選擇 也需選舉產生,這一做法破壞了天主教會果最根本上的思想,因為教會集中在教皇 、紅衣主教身上的所有權威是自上而下的。
    1793年(中國乾隆五十八年),國民會議以366票對361票的微弱多數判處國王死刑。
    1791年,法國君主立憲制的實驗因為國王和王后的行動而突然結束,他們與國外的貴族朋友、君主主義者互相勾結。外國軍隊集結在東部邊境。6月的一天夜晚,國王、王后以及他們的孩子們悄悄地溜出了杜勒利宮,跑去同外國作流放的貴族會合。他們在瓦蘭被抓住,隨后被帶回巴黎,于是全法國人爆發出愛國主義共和制的熱情。共和國宣告成立,接著發生了與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公開戰爭。按照英國已經樹立的榜樣,國王因為背叛人民而受到審判,被處以死刑(1793年1月)。
    現在法國人民的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階段。擁護法國和共和國的熱情非常高漲。國內外妥協的狀態即將結束;在國內,保王黨人和任何形式的不忠行為即將被消滅;在國外,法國將成為所有革命者的保護者、幫助者。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將實現共和主義。法國青年紛紛加入共和軍;一首精彩的新歌傳遍大陸,這首歌——《馬賽曲》今天依然象美酒一樣讓人熱血沸騰。1792年年底,法國軍隊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路易十四的最佳業績,無論何處,他們腳踏著外國的土地。他們到了布魯塞爾,他們占領了薩瓦,他們襲擊了美茵茨;他們從荷蘭手中奪取了斯凱爾特河。
    接著,法國政府干了一件不明智的事。處死路易時,英國驅逐了法國代表,此舉惹怒了法國,于是它向英國宣戰。這是一件蠢事,因為革命一方面使法國獲得了一支新生的、滿腔熱情的步兵和一支技術高超的炮兵,但另一方面也破壞了 海軍的訓練,英國人在海上的地位至高無上。這一挑釁行為使整個英國團結起來,反對法國,而大不列顛本來剛發生過規模極大、同情革命的自由運動。
    關于接下去幾年里法國對歐洲同盟作戰的情況,我們不可能詳細述說。她把奧地利人永遠趕出比利時,將荷蘭變成了一個共和國。荷蘭艦隊凍結在特塞爾島,沒有開火就交出了少數騎兵。曾經有一段時間,法國向意大利的挺進中斷了。直到1796年,一位新將軍——拿破侖·波拿巴,率領衣衫襤褸、肌腸轆轆的共和軍成功穿越皮埃蒙特區,到達曼圖亞和維羅納。
    羅伯斯庇爾,公安委員會領導人。公眾安全委員會為丹東首先發起組織,委員會集司法行政大權一身。羅伯斯庇爾把丹東送上斷頭臺后掌權。
    當這一大批衣衫襤褸的狂熱分子高唱著《馬賽曲》為法國而戰時,他們心中也不太明白究竟是在洗劫還是解放他們所涌入的國家;與此同時,巴黎的共和主義熱情正以遠非那樣壯麗的形式趨于衰歇。革命現在受制于一位狂熱的領袖羅伯斯比爾。這個人很難評判;他體格瘦弱,天生靦腆,為人拘謹。可是他具備掌權者最重要的天才——信念。他決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拯救法國,他認為只有他一個人能擔當此重任。因此,掌握大權就等于拯救共和國。
    似乎共和國朝氣蓬勃的活力源于屠殺保王黨人和處死國王。叛亂發生了:一次是在西部,在旺代地區,那兒的人民起來反對強制征兵,反對剝奪正統神職人員的財產,這次叛亂是貴族和牧師領導的;另一次叛亂發生在南方,里昂、馬賽的人民奮起反抗,土倫的保王黨人已接受英國人和西班牙人組成的守衛部隊。除了繼續殺害保王黨人,似乎沒有別的更有效的回擊。
    革命法庭投入工作,持續不斷的大屠殺開始了。斷頭臺的發明恰好適合這種氣氛。王后被處死,羅伯斯庇爾的大部分對手被斷頭處死;一天又一天,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這架惡魔似的新機器剁下了一顆又一顆頭顱,多得數也數不清。
    革命法庭發明了斷頭機,從此成為恐怖暴力政治的標志,大革命期間命喪斷頭臺者約1200人,死在斷頭臺上的名人還有國王路易夫婦、激進的埃貝爾、主張溫和的丹東、羅伯斯比爾、圣鞠斯特等。善良的羅蘭夫人臨刑前號泣:“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成為最著名一句遺言,她懷疑了革命暴力的正確性,僅法庭正式判死刑的就不止17000人,而里昂清算反革命時則將囚人每200人一批置于深溝用大炮轟擊。更多的血腥恐怖使法國革命看來并不是件浪漫而令人神往的事情 (周鑣)
    最后到了1794年夏天,羅伯斯庇爾自己被推翻、被斷頭處死。一個5人組成的督政府繼承他的事業,他們在國外繼續推行防御戰,在國內維護法國團結,這樣的局面維持了5年。他們的統治在劇烈變化的這段歷史上形成一個奇特的插曲。他們隨遇而安。宣傳革命的熱情推動法國軍隊進入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南部、意大利北部。無論到什么地方,他們驅逐國王,創建共和國。但是,激勵督政官的這種宣傳熱情并沒有阻止他們掠奪各國被解放人民的財富,以此為緩解法國政府的財政窘迫。他們的戰爭離自由圣戰越來越遠,相反倒越來越接近針對舊政權的侵略戰爭。法國最不愿意丟棄的偉大君主國的一個特色就是她有關外交政策的傳統。我們發現,督政官的時代的外交政策依然充滿活力,仿佛沒有經歷過革命。
    對法國和全世界來說,不幸的是有一個人冒了出來,他的身上最充分地體現了法蘭西民族狂妄自大的特性。他賦予那個國家10年的輝煌,同時也帶給它最終失敗的羞辱。這就是那個率領督政府的軍隊在意大利取得勝利的拿破侖·波拿巴。
    在督政府統治的5年時間里,他一直在為自我發展策劃和努力。慚慚地,他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他是個理解力非常有限的人,不過他具有鐵面無私的坦率和非凡的精力。他作為羅伯斯庇爾之流的極端分子開始人生;他的第一次提升歸功于那個派別;但他沒有真正掌握在歐洲活動的新生力量。最大的政治幻想支撐著他企圖恢復愷撒這樣一個陳舊過時、華而不實的念頭。他努力摧毀神圣羅馬帝國的殘余,準備用一個以巴黎為中心的新帝國取而代之。維也納的皇帝不再是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只是奧地利的皇帝。為了娶一位奧地利公主,拿破侖和他的法國妻子離了婚。
    1799年,作為第一執政,他實際上成了法國君主。1804年,他直接模仿查理大帝,稱自己為法國皇帝。教皇在巴黎為他加冕,他從教皇手中接過王冠,自己戴在頭上,就像查理大帝以前教導的那樣。他的兒子被封為羅馬王。
    有幾年時間,拿破侖的統治到了勝利的頂點。他征服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打敗了普魯士和奧地利,支配著俄國以西的整個歐洲。但是,他從來沒有從英國人手中贏得海上霸權,英國海軍上將納爾遜使拿破侖的艦隊在特拉法爾加角遭受了決定性失敗(1805)。西班牙于1808年起來反對他,威靈頓率領的一支英國軍隊把法國軍隊慢慢逼向北方,最后趕出半島。1811年,拿破侖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發生沖突。1812年,他以一支60萬人的混合大軍侵略俄國,結果失敗,俄國人及俄國的嚴冬使他的軍隊遭受慘重損失。德國起來反對他,瑞典也與他為敵。法國軍隊被擊退,拿破侖在楓丹白露被迫退位(1814)。他被流放到厄爾巴島,1815年卷土重來,垂死掙扎,在滑鐵盧被英國、比利時和普魯士的聯軍打敗。他作為英國的囚徒,于1821年死在圣赫勒拿島。
    法國革命所釋放的力量白白浪費,就此了結。獲勝聯軍的代表大會參維也納召開,他們想盡最大努力恢復被大動蕩攪得亂七八糟的事態。差不多40年來,歐洲一直保持所謂的和平,費盡周折的和平。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1:20
    英國王室復辟,為王室歡呼與為殺掉國王歡呼的都是人民
    這是一本講述英國17世紀大革命時期審判并處死國王故事的書。書中以審判查理一世國王時的副檢察總長、擔任公訴人角色的約翰·庫克為中心,描述了眾多參與審判及判決國王死刑的人物,通過從大量的檔案、回憶錄、信件、日記等等的史料中發掘的細節,極其細致而又逼真的描寫這群人是如何克服心中的恐懼、法律的障礙、國王的囂張,終于得以完成史無前例的審判,將國王送上了斷頭臺。然后筆鋒一轉,描寫這批人是如何經歷了克倫威爾的專權,而又在王政復辟后被拋棄,被抓捕及押上法庭接受審判,如何被專制的特設法庭無情嘲弄與胡亂的判決,最后大多被酷刑處死,落得悲慘的下場。
    完全不同于充斥市場那些以“內幕”、“揭秘”為名的戲說歷史的圖書,這是以學術考證的嚴謹程度來撰寫的通俗歷史書籍,每句對話,每個情節,都有史料的依據,沒有任何杜撰的對話和故事情節。每一章后面詳細開列注釋,注明出處,并說明采用該段史料的理由。
    從一個中國讀者的眼光來看,這本書所描述的這兩場中國人所不熟悉的審判,最令人驚異的是,處死國王和后來處死被稱為“弒君者”的參與審判國王的人們,所依據的法律竟然是同樣的法律,都是英國的普通法,適用的罪名都是“叛國罪”。
    在審判國王時,查理一世國王傲慢的拒絕對庫克代表檢控方所提出的指控進行答辯,庫克針鋒相對的建議,以普通法中被告不進行答辯就是蔑視法庭、并且“如同承認”罪狀的原則,直接給國王定下叛國罪。法庭也確實按照他的建議,在第三次審判時就宣布查理一世“作為暴君、叛國者、殺人犯和本國善良人民之公敵,應被處以身首異處的死刑”。
    而在審判以約翰·庫克等“弒君者”時,由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查理二世指令組織的特設法庭,宣布“此案件全體涉案人員統統有罪,罪名就是背叛國家”。最后庫克等人被處以“被倒拖著赴死刑地處以絞刑,在還未咽氣時砍下頭,剝掉器官,取出內臟;如果人還未死亡,將忍受烈焰的灼烤,并砍下頭顱、五馬分尸”的酷刑。
    顯然,這兩個“叛國罪”觸犯的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前者是國民的國家,后者則是國王的國家。奇怪的是,在當時英國法律里,國家究竟是國民的、還是國王的,居然可以有并列的解釋。
    在庫克起草的起訴書的一開頭,就認為國王行使的權力是國家法律賦予的,是處在“受托”施行統治的位置上,因此應該“實踐為人民謀利益的誓言,履行維護人民權利和自由的職責”。可惜的是,在由一代代的國王指派的法官們的判例、以及一些著名法學家的闡述積累而成的英國普通法里,并沒有直接的如同庫克所言國王是接受國民委托進行統治的闡述。只是在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里,已經確定了國王征稅權力是有限制的,以及不能在法律外逮捕臣民的原則;后來的憲章和法令承認臣民組成的國會有認可征稅、制定法律的權力,但那些法律里面找不到國王與國家關系的規定,只能推導出國王的權力是有限的,是對國家承擔有責任的意思。
    另外,在1640年對查理一世的寵臣斯特拉福德的審判中,英國國會已經擴張解釋了叛國罪,將原來對國王不忠為構成要件的叛國罪,擴張為對國家的政治攻擊、踐踏法律、濫用權力。庫克就是以這種推導與擴張作為起訴國王的理由,強調國王要對他的國家負責,尤其是當國王發動內戰來對付國會的時候,那就違背了國家最高利益,因此是犯下了叛國罪。
    相反,1351年的英國《叛國法》里倒是有明確的規定,“圖謀和想像國王之死”就是叛國罪。而且在權威性的法學著作中也都認為國王就是國家的最高權威,國王也永遠正確——他的錯誤都應該由大臣來承擔責任。因此從法律上講,處死庫克等“弒君者”倒更是直截了當的切合法律。
    作為當代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作者,高度贊揚庫克將國王作為受托的國家管理人的法律觀點。并且作者認為在當時的英國,法律已經確立了憲政的原則,“弒君者”是合法組成法庭,依法判處國王的死罪。而后來復辟時期組成的就是非法的特設法庭,對“弒君者”采取的是非法的迫害與殘殺。
    不過英國的憲政是一個漸進的過程,1640年后的革命并沒有建立起能夠被主要社會利益集團認同的憲政體系。在處死國王后,建立起的名義上的共和體制、實際上的克倫威爾專權,主要依靠的軍事強權。因此在克倫威爾死后,舊貴族勢力、教會勢力、軍隊將領形成的新貴族勢力、被克倫威爾專權嚇破膽的中產階級勢力,聯合起來迎接查理二世復辟。而復辟后的斯圖亞特王朝的一意孤行,又破壞了這個先天不足的聯盟關系,于是利益集團勢力再度聯合,在1688年發動了“光榮革命”,趕走了不得人心的國王詹姆士二世,才真正建立起憲政體制,明確將國王的權力限制在法律之內,在法律意義上國家才真正是國民的國家。
    《弒君者》帶領讀者經歷腥風血雨的英國革命時代,讓讀者在感嘆英國憲政及法治成長的艱難歷程的同時,也使讀者能夠進一步深思在法律背后的社會力量。處死國王和處死“弒君者”,好似冤冤相報的故事的背后,讀者能夠感覺到的是,英國社會的艱難進步。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1:52
    二戰時期德國老百姓支持希特勒以及納粹黨
    法西斯這個詞在當今世界上名聲并不太好,人們一提起它就會聯想到獨*裁專*制、摧殘民主、兇殘暴虐等一系列負面的東西。其實我們只要考察一下法西斯的來龍去脈就不難看出法西斯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如此聲名狼藉、一無是處的。
    “法西斯”一詞源于拉丁文Fasces,在古羅馬時代,“法西斯”是用來維護當時世界上最強盛先進的政權的權威和秩序的標志和工具---中間插有斧頭的一束棍杖,既可以代*表執政官的權威,在必要時也可以由執政官的侍衛官們將其拆散了用來驅散民眾、執行砍頭的死刑。“法西斯”象征著萬眾團結一致,服從一個意志,一個權力,其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既尊貴又重要。
    現代法西斯則是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在意大利語中法西斯(fascismo)則含有“協會”、“一群”之意,意大利工農運動中的許多團體都采用過此類名稱,如西西里的“勞動者法西斯”組織等。1919年3月,對下層民眾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的墨索里尼在米蘭建立了“戰斗的法西斯”組*織,并于1921年11月在羅馬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定名為“國家法西斯黨”,翌年該黨奪取政權則標志著現代法西斯主義運動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國際政治生活中的崛起。
    與此同時,在德國慕尼黑建立的法西斯黨---以下層民眾特別是城市工人群眾為基礎的,團結中等階級下層的保持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政黨德國工人黨(1920年改稱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黨。“納粹”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縮寫nazi的音譯)后來居上,于1933年上臺執政,將法西斯主義運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勿庸諱言,現代法西斯主義運動作為工農運動的分支之一從一開始就與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它們各自政治理念里的對工農利益之關心和維護、對勞苦大眾之同情、對社會公*正義之渴求,簡直毫無二致。
    納粹黨魁希特勒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奮斗》一書中以深切同情的筆觸寫道:“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一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于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他的晚景凄涼,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處,我們還會以為是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資本論》里向我們講述他的政治理念呢。另外我們從一件小事里也可以看出出身貧寒的希特勒對勞苦大眾發自內心的同情,由于希特勒有失眠的毛病,他睡不著覺的時候,就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飯菜來喂老鼠,他已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他在一篇回憶錄里寫道:“在天亮前,我觀看著這些小東西在美食周圍轉來轉去。在生活中,我曾經歷過許多貧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饑餓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體會這些小東西的快活。”
    納粹黨的黨綱里更是明確提出要實現社*會主義,要求將壟斷性企業收歸國有,工人分享企業利潤,國家以廉價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機,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嚴懲高利貸者等;對外則要求廢除歧視性的凡爾賽和約,建立一個強大的超越議會民主的中央集權的人民國家,致力于建立zf控制一切的制度。
    并宣布納粹黨旗的顏色紅色象征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這對急于擺脫國家屈辱和經濟困境的德國人民來說,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以此觀之,說納粹黨徒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并不過份。納粹黨的綱領和共*產*黨的綱領的區別僅僅是前者更偏重于民族優越,主張結束階級斗爭,搞階級調和,讓上層階級明白他們對工人所負的責任;而后者更偏重于階級優越,主張階級斗爭,搞暴力革*命,徹底推翻上層階級,讓工人完全掌權而已。從這種意義上說,法西斯黨和共*產*黨的確只是政見略有不同的堂兄弟而已。 轉自鐵血
    在社會實踐中,德國納粹黨更是卓有成效地履行了對德國人民的承諾。1933年希特勒剛上臺時,德國經濟幾乎處于崩潰的邊緣,失業率高達33%,德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一半在饑餓和貧困線上掙扎。希特勒上臺的第三天就在廣播電*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宣布zf要“拯救德意志的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 納粹黨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跡,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為1。3%,而同期美國、英國、比利時、荷蘭的失業率則分別為1。89%、8。1%、8。7% 和9。9%。 在著力解決失業問題的同時,納粹德國也高度重視社會福利事業。希特勒在1930年指出:“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這不僅是他的治國思想,也是他的社會實踐。
    希特勒上臺后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擴大了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納粹黨的勞動陣線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建造“力量來自歡樂”旅游船。僅1937年1年內,全德就約有1000萬人參加了“力量來自歡樂”的休假旅游,過去只有資產階級上層社會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現在德國的普通工人也能夠享受了。納粹德國還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宣布,德國要實現“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的目標,指令大眾汽車公司去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取經,以最小的利潤率、最低廉的價格大批量生產工薪階層買得起的優質小轎車(順便說一句,大眾汽車公司生產的質優價廉的大眾牌甲殼蟲小轎車至今仍然是世界工薪階層最喜愛的車種之一)。
    事實上,納粹政權小心謹慎地不做任何會激發民眾抗議社會福利政策的事,當時普通德國民眾的賦稅得到減免,退休人員開始享受醫療保險,德國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政權創造了德國經濟恢復和人民福利的奇跡。
    納粹政權靠社會福利政策的善舉換取了普通德國民眾對其內政外交政策的全力支持,將普通德國民眾對納粹政權獨*裁專*制的不滿情緒減少到最低程度,以至于普通德國民眾普遍認為希特勒的人民國家是一種討人喜歡的獨*裁。在納粹統治的短短12年中,德國民眾與納粹領導層保持了高度一致,德國民眾被積極地動員起來將自己的命運與納粹政權融為一體。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蘇聯紅軍的先頭部隊已經打到距希特勒藏身的地堡只有幾百米,納粹政權大勢已去時,納粹德國的十二、三歲的娃娃兵仍在為保衛他們的元首拼死抵抗了。
    但上述這一切都不能掩蓋德國法西斯政權對包括猶太人在內的世界人民犯下的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與此同時,這又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法西斯主義的“對本國本民族人民好,對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人民狠”的人種優越論的荒謬性---為了本國本民族人民的福祉而禍害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人民,到頭來本國本民族人民也要遭殃。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2:53
    魯迅小說《藥》昭示普通民眾的“愚昧”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游的東西,什么都睡著。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著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屋子里,便彌滿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里邊的小屋子里,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扣上衣服;伸手過去說,“你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⑵,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響,接著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靜下去,才低低的叫道, “小栓……你不要起來。……店么?你娘會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著他的兩腳,一前一后的走。有時也遇到幾只狗,可是一只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里冷多了;老栓倒覺爽快,仿佛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里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著。他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關著門的鋪子,蹩進檐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吃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里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卻也看不出什么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后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里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并且看出號衣⑶上暗紅的鑲邊。——一陣腳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進;將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后背;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著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攤著;一只手卻撮著一個鮮紅的饅頭⑷,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卻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著;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里哼著說, “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并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仿佛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獲許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干凈,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發光。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灶下急急走出,睜著眼睛,嘴唇有些發抖。
    “得了么?”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灶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拿著一片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罩,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吃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小栓——你坐著,不要到這里來。”一面整頓了灶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灶里;一陣紅黑的火焰過去時,店屋里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吃什么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茶館里過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蹩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問話,然而沒有人答應他。“炒米粥么?”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里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凳,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吃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拿著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里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面的饅頭。— —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里了,卻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著他的父親,一面立著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進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來,按著胸膛,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著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才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

    店里坐著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著大銅壺,一趟一趟的給客人沖茶;兩個眼眶,都圍著一圈黑線。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個花白胡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著紐扣,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捆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
    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著;笑嘻嘻的聽。滿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著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葉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沖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眾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的吃下。”橫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么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么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高興;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訕著走開了。這康大叔卻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嚷得里面睡著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著呢。”花白胡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 ——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么?那個小家伙!”康大叔見眾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 ——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里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吃。華大媽跟著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么? ——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眾人說,“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勞里,還要勸勞頭造反。”
    “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后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么?紅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這么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胡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么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著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頭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里的坐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著熱鬧,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說:
    “包好!小栓——你不要這么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著頭說。

    西關外靠著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瘐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冢。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里祝壽時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坐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紙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么。微風起來,吹動他短發,確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發,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掛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于硬著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坐墳前,放下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著,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著哭了一通,化過紙錠;心里暗暗地想,“這墳里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腳有些發抖,蹌蹌踉踉退下幾步,瞪著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著;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么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卻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著那尖圓的墳頂。
    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卻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卻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著;便覺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愿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見一只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著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里,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里,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
    許多的工夫過去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著說,“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老女人嘆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后“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悚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3:16
    “所有的社會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現實主義和科學性質自豪,注定是一種烏托邦的夢想。”波普爾認為真正的歷史就是蕓蕓眾生歡樂與痛苦的歷史,歷史并沒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哈耶克也認為社會是進化的,但這種進化并非是向特定目的的進化。實際上歷史發展的進化不是指沿著哪種特定的方向前進,相反,真正的進化只是針對過程而不是針對特定的結果的,歷史是動態發展但并不是線性發展。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4:23
    道德理想主義與政治國家的關系
    山懷孕了,宙斯很吃驚。但山生了個老鼠。你把我看作老鼠?總有一天,你會把我看作獅子的。
    ——阿泰納奧斯:《學者們的宴會》
    巴黎有日出,噴薄欲破曉。不消多時,塞納河邊的輝煌日出,卻沉淪為悲壯的日落,沉落新利維坦的巨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巨大的理論創見,導致巨大的理論流產,“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幾乎成為一個血污交匯的流產病房。然而,這不僅僅是盧梭、羅伯斯庇爾的個人失敗,而是人類藉法蘭西之手第一次挽救此岸、在此岸創造彼岸的失敗。從1793年以來,盧梭之巨掌仍然提拎著近代文明的痛處;羅伯斯庇爾之遺體,仍然壓迫著世俗社會的脈動。這是兩個失敗的英雄,失敗的英雄卻比成功者留下了更為豐厚的精神遺產。
    正如當年盧梭從教會死手中接過救贖論遺產,我們今天是否也應該掰開盧梭的死手,從中救活他道德理想主義的遺產?正如羅伯斯庇爾對中世紀道德生活有不忍之情,我們今天是否也應該對法國大革命的執著追求有一份不忍之情,建立起一種在學理上飽含同情的批判?讓我們試試看。
    一、先驗與經驗共創歷史
    盧梭從先驗邏輯進入歷史,反對伏爾泰對既往歷史的樂觀估價,斷然否定人類的已然狀態。他從先驗原理抽象出幾條不證自明的邏輯起點,喝令江河改道,放棄已然,進入應然。這種先驗主義政治理想一度成為法國大革命追求的目標、羅伯斯庇爾的政治實踐。法國大革命失敗,啟蒙運動灰飛煙滅,盧梭哲學又成為西方人在19世紀甚至20世紀津津樂道的百年笑柄。德國歷史主義學派曾譏諷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沒有考古學根據,英國分析主義學派亦曾把法西斯主義出現歸咎于盧梭哲學,數典罵祖,振振有詞。他們把200年來舊大陸所有的起義、革命都歸咎于盧梭,尤其歸咎于盧梭以先驗反對經驗,以邏輯指控歷史那一份哲學遺產。
    這就把嬰孩連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后人批判盧梭之越位,批判盧梭無邊界意識,目的之一,是幫助自己建立一種有邊界意識的批判態度,不能以無邊界的批判對待無邊界意識的批判者。否則,在倒掉嬰孩的同時,后人自己也有跳到那盆洗澡水里去的危險。
    人類切不斷歷史,也離不開邏輯。對前者的尊重,構成經驗主義的歷史態度,對后者的探索,構成先驗主義的理想追求。前者是長度,累計人類歷史之淵源,后者是寬幅,測量人類自由意志之極限,前者是縱向的積累,后者是橫向的擴展。沒有前者,即沒有時間,沒有后者,即失落空間。人類若要向第三維——高度飛躍,進入三維空間,必須經驗歷史與先驗邏輯的共同扶持:前者作輪,提供足夠的滑行速度,后者作翼,提供應有的起飛升力。
    盧梭之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即意味著先驗邏輯從笛卡兒式的學者書齋,走向社會生后的自由重建。它意味著自由意志的第一次抬頭。人類以盧梭為目,才第一次睜開了眼睛,方能打量既往歷史,審視既往歷史。盧梭是人類的驕子,因為他首先是人類的巨眼。人類藉此巨眼,才能擺脫睜眼瞎的困境,回過頭來審視周身上下,才能看見在歷史現實的地平線后方,還有一個邏輯重建的廣闊天地。盧梭之出現,是人類自身發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這一事件一開始,是以突然打斷人類歷史經驗積累的莽撞形式出現的,是以無套褲漢的性格特征出現的。打斷者被打斷,顛覆者被顛覆,法國革命失敗,才教會這個自由意志的無套褲漢必須尊重歷史,尊重經驗主義的紳士風度。反過來也是這樣。經驗主義驚魂沉定之后,也開始尊重先驗主義的開闊視野,與之握手言和,共同創造歷史。法國革命以來的200年,如果說,它的進步幅度遠遠超過人類以往歷史任何一個等長階段,200年超過2000年,這就是經驗與先驗、自由與必然、邏輯與歷史共同創造的結果。法國大革命在《人權宣言》中頒布的那些原則,已經成為200年后人類共同生活必須遵循的文明準則,它已經從先驗變成了經驗,沉淀為人類歷史積累層中最可寶貴的一個層面。如果要從人類最近200年的文明積累中抽去這一層面,那么整個近代文明的大廈必然傾塌,成為經驗積累的一堆殘片。在這種時候,人們就會發現,先驗已經溶入經驗,經驗已經容納先驗,雙方已經共同創造了近代文明的歷史。這一部歷史可以為兩種相反立場所用。一部分人們可以以此認為法國革命已經失敗,另一部分人們可以以此論證法國革命已經勝利,而且永生;但是,不能設想,當第三部分人們一定要從經驗積累層面中剝離出原來是從先驗源頭流動過來的那一部分,還經驗于先驗,欲置死地而后快,他們還能夠與自詡的經驗主義立場相統一?他們可以這樣做,但是當他們這樣做時,首先就違背了經驗主義的要旨:承認并尊重以往歷史的不可中斷。
    先驗與經驗交鋒,歷史與邏輯互動,必然與自由融合,這是法國革命后人類精神生活一種最可貴的趨勢,也是啟蒙運動分裂之后留給19世紀、20世紀人們最可寶貴的遺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方能理解黑格爾在啟蒙運動之后的殫精竭慮:他為何提出人類史當是一部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史?他為何留下那句睿智無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這句格言如今已被到處引用,引用得過濫過俗,以致模糊了黑格爾的原意。黑格爾原意有著當時具體針對性,是站在第三維高度上發言,凝結著他綜合啟蒙運動分裂、法國革命失敗的良苦用心:“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總結的是經驗論、洛克、伏爾泰;“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總結的是先驗論、笛卡兒、盧梭。尤其是后一句,黑格爾已天才地預見到:先驗論先與歷史對抗,繼而轉化為經驗的形式、經驗的結果,最終也能夠進入歷史。
    因此,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法國革命以來的這部200年史,是先驗論與經驗論共同創造的歷史。法國革命200年以后的歷史,也必然是先驗論與經驗論共同創造的歷史。
    二、解構與建構平等對話
    盧梭提出的另一個挑戰性問題,是文明解構與文明建構的關系問題。
    盧梭之出現,使人們意識到,歷史進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長與文明的負值效應兩條對抗線交織而成。前一條線導向人類樂觀的建設性行為,后一條線導向人類悲觀的批判性行為甚或是破壞性行為。前者維護既成的文明結構,只同意添磚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并堅信隨著文明的正值增長,文明內部即使存在有一開始盲目進入而造成的起點弊端,也會隨著后補改進而逐漸消失。后者則懷疑已然狀態的第一層基面出于非理性的盲目,文明一起步就意味著這些盲目因素的歷史化、擴大化過程,因此,他們拼命抗住伏爾泰進步時鐘上的指針,要求拆卸這一時鐘表面后面的機芯,而不是改變表面上的刻度。也就是說,他們要求從文明的根部而不是從文明的現狀來批判,并在這種批判中將文明解構后再來一個重新建構。(此處出現理性與非理性的吊詭:伏爾泰哲學表面上是理性的,然而他對歷史的宿命論態度,表明他骨子里具有懷疑論的非理性傾向;盧梭以非理性的面目出現,但他對文明起源的審視態度,證明他具有強烈的理性化傾向。故而我始終拒絕用理性與非理性的分析框架來劃分伏爾泰與盧梭,一如我始終拒絕用保守與激進的分析框架來劃分這兩者的政治主張。當然,這種拒絕并不排除在具體問題上使用理性與非理性的概念。我想,馬克斯·韋伯之所以使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使用現成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分法,凝集著他在方法論上的良苦用心。這種良苦用心對后人的啟迪意義,就在于像韋伯這樣的思想家,當他們構思一種分析框架時,首先避開了什么,而不是首先創造了什么?)
    盧梭出現以前,未必沒有文明解構者及其解構事件。如歷史上的奴隸起義、農民起義、早期雇傭工人起義,都有過“焚書”舉功。只不過他們是盲目的、不自覺的“文明解構者”。盧梭出現以后,從兩個方面結束了這種狀態,或延伸了這種狀態。一是文明解構從盲目走向自覺,第一次擁有理論根據;二是文明解構從底層群眾擴及到知識分子,一部分知識分子從后院放火,參加院外解構隊伍,如1793年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如1968年從法國起源然后席卷歐美大學校園的“五月風暴”。這種文明建構與文明解構的沖突貫穿于整個文明史,使人類文明進步始終處于一種兩極張力的緊張狀態,并由此獲得動力,在兩極之間搖擺前進。歷史上絕大多數思想家都屬于文明建構的行列,只有極少數思想家在當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文明解構的主張。這兩種思想家對文明進步扮演著不同的功能角色,前者如蜜蜂,忙于采花釀蜜;后者如蚯蚓,拱松文明的根部土壤。兩者功能都不可缺少,但也不可相互取代。一般說來,前者務實,重視操作,容易流于保守;后者高遠,重視理想,容易出現凌空蹈虛的失誤。文明解構從思想進入實踐,這樣的歷史時期并不多見。但是一旦進入,那將是整個社會逸出常規的非常,運動。為了對抗常規運動的巨大慣性,它有可能冒險打開潘多拉的盒子,打開那個被常規禁忌封存著的危險能源——底層社會騷動不安的反叛激情,造成大眾參預的猛烈局面。這時候,或在這之前,如果這個社會的精英文化能夠及時吸納、整合下層參預能量,政治制度能夠吸納、整合社會參與沖動,那么,這個社會或能爭取到一段長時間的改革期,從容吸收、消解文明解構的爆炸性能量,化對抗為對話,化危機為機會,建立起解構與建構的文化性對話,社會性交流。文明結構本身也能渡過這段危險時期,進入逐步完善的自我改進機制。反之,則一發而不可收拾,改革變成革命,文化性對話變成政治性全面對抗,最后觸發一場文明結構的全面解構,如1793年巴黎街頭出現的轟轟烈烈的局面,那就難免出現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的重大悲劇。在這一方面,法國啟蒙運動的吸收能力和法國政治制度的整合功能,不盡人意,都未起到應起的作用,留下了深重的教訓。在這個意義上說,法國革命之所以爆發,爆發后突破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的特定界限,進入革“革命”的命的激進化、全盤化的白熱階段,確實不能完全歸咎于盧梭思想和羅伯斯庇爾個人,或歸咎于雅各賓專政單一方面。
    法國革命未能建立起文明解構與文明建構的平等對話,雙方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革命后,經過幾代人的自然淘汰,社會分裂和情緒沖動逐漸平息,法國人開始正視大革命的起因和遺訓,并將這種研究成果用于社會對話的制度建設,才出現了長期穩定的和平局面。當然,文明解構與文明結構的沖突依然存在,柏格森、薩特、加繆乃至今天還活著的德里達,他們對文明結構提出的當頭棒喝,兜底質問,不知要比盧梭當年深刻多少倍,強烈多少倍。但是,兩者的關系由于建立了平等對話,卻從惡性對抗進入了良性互補。文明建構與文明解構之間的千年阻隔被打通后,前者能夠不斷聽到來自后者的呼喊,隨時修正文明增長造成的負面效應;后者獲得合法化、社會化身份,也就遵守與前者和平對話的社會法則,從武器的批判轉向批判的武器,再也用不著訴諸暴動,訴諸極端行動。到這個時候,法國人才可以松一口長氣,放心地說一聲:“我們終于結束了法國革命,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即使起而復生,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從惡性對抗到良性互補,盧梭提出的問題,法國人用了將近兩個世紀的時間才找到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途徑,終于在二者之間建立了平等對話的社會機制。這一歷史過程及其教訓,值得其它地區、其它國家的人民念之思之。
    三、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互界定
    盧梭留給后人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評價他與啟蒙運動的分裂,如何評價他在那場分裂中苦心經營的那份價值理性?盧梭的價值理性,首先是以對抗啟蒙運功主流學派的工具理性的形式出現的。這場分裂,當然是啟蒙運動當事人的不幸。然而同樣由于分裂,后代人的眼界卻大大拓寬,得到了啟蒙運動的雙份遺產。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早期對抗,可能是近現代大陸政治思潮與英美政治思潮分道揚鑣的起點。本書集中探討了價值理性在法國革命中過于泛濫的禍害,但是,本書限于篇幅難以申述的另一部分史實,也會說明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不可偏廢,兩者必須兼容并舉。以羅伯斯庇爾的形式再現價值理性的一家獨大,或是以反盧梭的形式造成工具理性的一家獨大,都將給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造成偏殘畸形之后果。歐陸先驗政治思潮有它的克星,英美政治思潮也有它的克星。由于英美政治思潮偏重工具理性,拒絕價值理性的終極關懷、目的追問及道德熱情,英美經驗政治思潮占優勢的國家和地區,普遍發生社會性精神危機與政治冷感癥,因此才發生新左派運動和法蘭克福學派對英美政治從左翼立場出發的批判運動。兩方面的史實說明,盧梭的價值理性與啟蒙學派的工具理性,應該構成人類精神平行飛躍的雙翼,兩者之間的相互對峙,相互解毒,可能是文明社會健康發展的較佳模式。既然是相互對峙,道德理想主義的邊際界限在哪里?或者換一個問法,在政治生活中,價值理性相對工具理性,究應定位在哪里?
    我的看法是,價值理性應該定位于社會,而不是定位于國家,定位于政治批判,而不是政治設計,定位于政治監督,而不是政治操作。
    近代化是理性祛除神學巫魅的歷史過程。近代政治理性化,當應是中世紀神學政治論的消磁過程,也應是盧梭式政治神學論的消磁的過程。與此同時,近代化還應是人的道德尊嚴高揚過程,因此,近代化的另一方面,則應是接受盧梭—羅伯斯庇爾精神遺產的過程。誰來接受這一精神遺產?怎么接受這一精神遺產?宗教神學來承擔,倫理學來承擔,政治哲學來承擔。政治哲學應該與前二者攜手,唯獨與政治學分手,成為“非政治的政治學”。政治哲學退還政治學之本位,糾正本身之越位、錯位,才能克服反異化理論在這里走向本身異化之弊病,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此前提下,政治哲學從人性本善的高處進入,開辟社會、文化、政治的批判層面,從外界進入與政治學操作過程的接觸鋒面,與之交鋒、交流;政治學從人性本惡的低調進入,開辟制度約束的規范層面,承擔政治操作的行為功能,同時承認并接受來自界外的批判層面;這兩個層面前者在上,后者在下,前者在左,后者在右,前者在野,后者在朝,方是各自的邊界劃定,各自的動態范圍。
    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理性,在邊界限定以后,才能在近代化社會健康發展,也應該在近代化社會健康發展。盧梭思想作為18世紀的精神早產兒,在那個時代的社會實踐中,可能意味著對近代化潮流的反動。但是,它在20世紀經過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污水排灌以后,又可能梅開二度,綻開它新的花朵。作為現代社會批判運動的價值資源,而不是政治藍圖的烏托邦設計,讓·雅克·盧梭的名字,是可以也應該獲得第二次生命。
    四、政治神學論的消亡
    在確定價值理性邊際界定以后,本書最后一點篇幅,可以用來討論本書最先在引言中提出的那一問題了——
    如何結束政治神學論?
    結束政治神學論的答案,可能就在政治神學論的清理過程之中。
    近代政治神學論是中世紀神學政治論的變相延伸。基督教千年王國的道德理想,在它放棄神學形式以后,第一次把握住了此岸世俗政治的具體運作。它是以犧牲形式為代價,贏得了在歷史實踐中的實質性進展。它得了一次大便宜。神學政治論過渡為政治神學論,撇除這一過程中具體的歷史內涵,僅從政治思維的邏輯演變而言,大致經歷有這樣三個環節:
    1、視人類歷史為一幕漫長的道德悲劇——歷史進展即意味著道德淪喪,因而要求截斷已然,重寫應然。重寫之歷史,則是道德救贖之進展,新歷史的終極目的,是道德悲劇變為道德喜劇的——道德理想國的建成。也就是說,政治神學論首先起步于把歷史道德化;
    2、重寫歷史拯救危亡的道德熱望,寄托于超凡脫俗的個人:或圣賢,或先知,或半神半人之奇理斯瑪。個人橫空出世,先對政治國家施行道德改鑄,然后藉道德國家之權威,推行“公共意志”,強行改造世俗社會。也就是說,在歷史道德化以后,緊接著的就是政治國家的道德化;
    3、政治國家合法性奠基于“善”,而不是獨立于“善”,由此獲得道德霸權,因而有理由以“善”凌“惡”,凌駕于“惡”之社會。這就出現政治國家高踞于而非服務于市民社會態勢:政治國家居高不下,以道德鳥瞰的方式裁奪市民社會。這種道德裁奪,當然有斷頭臺暴力作后盾——“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然而它確有區別于歷史上其他專制暴政的另外一面:暴力有道德語言為根據——“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暴力在道德語言中為自己開辟道路,它的擴張能力遠遠超過歷史上僅有暴力沒有道德美感的專制暴政,它能夠從人的外在行為進入人的內在心靈,使被統治者心悅誠服地與統治者合作,內外結合地改造自己,改造他人,直至改造市民社會的每一個細胞原子。這種內心統治法,即盧梭所設計羅伯斯庇爾所推行的“第四種法律”——沒有成文可尋,卻“鐫刻在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特拉西和拿破侖正確地稱之為行“ideologie”,英國人正確地稱之為“ideo-logy”,即“意識形態”。意識形態裁奪市民社會,并為市民社會所接受,是歷史道德化、政治國家道德化的必然結果。最終出現的,是盧梭社會化學工程的終端結果:市民社會終為“恐怖美德”所化,形成整個民族從政治國家到社會細胞通體祛魅入巫——意識形態化。
    在上述邏輯三環中,第一項邏輯不可能消亡,也不會消亡。盡管它把歷史道德化,是混同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混同了價值世界與事實世界。只要歷史存在一天,就應該允許一部分人,每一天都能對歷史進程提出道德化的要求。這一部分人通常是近代人文知識分子,他們是古代僧侶的遙遠后裔。他們對歷史已然狀態的抽底追問,他們對社會現實的道德呼吁,是人類精神財富中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歷史進程應該兼顧從這一部分人中發出的道德要求,才有可能左右兼顧,不把世俗化進程推進得那樣蠻橫,那樣獨斷。本書之所以在否定盧梭政治哲學以前,盡可能充分肯定盧梭的道德關切,苦心作意,即在于此。同理,本書之所以不在一般意義上否定道德理想主義,而是著力于批判意識形態化的省德理想主義,也是屬意于此。
    那么,能夠做的文章只能從道德理想主義與政治國家的脫鉤開始,從轉變政治國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功能與方向開始。從這里開始,結束的就不是政治,也不是神學,而是政治與神學的分離:還政治于政治,還神學于神學,政治獨立于“善”,神學或道德理想獨立于“政治國家”。一旦實現這種獨立,消亡的就不是政治,也不是神學或道德理想,而是政治神學論及其歷史性的禍害——意識形態。
    要實現這一分離、消亡,當然需要政治的、社會的、乃至經濟的多方面條件。僅從知識分子這一端而言,他們似應對傳統的政治思維首先完成某種自我轉折,自我調整。政治神學論的出現,是從追求觀念統治而來,知識分子是始作俑者,盡管他們后來身受其害。盧梭是知識分子,羅伯斯庇爾是知識分子,拿破侖確有理由把知識分子稱作觀念分子、意識形態分子,(ideologues)。每一個具有精神追求的知識分予,如果對此沒有邊界意識,就是一個潛在的雅各賓黨人,潛在的法西斯分子!他的精神追求越執著,他的意識形態潛能就越強烈,他的存在方式就越危險,越富侵略性。對應前述政治神學論得以發生的三項邏輯關聯,知識分子的政治思維乃致角色定位,是否應從下列三點開始轉折?
    1、對歷史的道德化要求,應從先驗目的論轉變為經驗過程論。這一轉變不是放棄理想主義,而是改變理想主義相對世俗形態的存在方式:從居高臨下轉為平行分殊,從空間擴張轉為時間延伸。至善理念永遠是可近不可即的目的,目的只有相對于過程才有意義。過程不是既定目標的當下空間,而是先驗與經驗相伴相生的時間延伸。只有把道德要求從空間化為時間,才能切斷觀念形態走向意識形態的通道,才能避免道德理想變為一家獨大一時橫溢的道德災變。
    2、對政治的道德化要求,應從誰來統治(Whogovern)轉變為如何統治(Howgovern),從哲學化統治,轉變為技術性統治,以垂直上下的道德增壓轉變為平鋪制衡的制度規范,以制度規范領袖,而不是讓領袖凌駕于制度,在制度外搞“廣場短路”。制度規范獨立于“善”,獨立于道德觀念,以不善為大善,以非道德為最道德。制度獨立于“善”,卻是“善”的固態凝結,是政治體系內部道德要求的集中體現。一句話,永遠放棄自柏拉圖以來的“哲學王”夢想。
    3、至于道德理想主義本身,作為一種批判立場,應從制度層面退出,在制度層面外安營扎寨,建立政治批判系統。制度操作體現實然,政治批判體現應然。制度形成過程內部已凝結有固態之“善”,制度操作過程的外部環境又處于政治批判之“善”的液態包圍之中。內受制于規范,外受制于批判,政治國家才能最終改變對市民社會的凌駕態勢。道德理想作為批判功能而使用,并不是作為政治國家凌奪市民社會的張本而使用;道德理想是從社會這一端向政治國家施壓,對政治國家布以道德禁忌,而不是相反,從政治國家這一端向社會施壓,對社會施以道德禁忌。
    經此三項轉折,尤其是第三項中道德理想主義在角色功能上的轉換、施壓方向上的轉換,道德理想主義才能最終與政治神學論脫鉤,不為專制所用,反為民主所用,不為意識形態所用,反為消解意識形態所用。道德理想主義與政治神學論脫鉤之日,即為意識形態消亡之時。
    事實上,近代意識形態發展到晚期,已腐敗為既無理想又無道德的赤裸裸主義,是道德與理想的雙重對立之物,與當初法國革命1793年的道德美感不可同日而語。它是變種,又是孽種。時勢所易,道德理想主義必然與政治神學論脫鉤,必然是以近代意識形態的對立批判者的方式,重新出現于當代社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洗干凈的孩子是孩子,而且是更值得珍惜的孩子。
    讓我們套用羅伯斯庇爾的盧梭語式,作為本書的結語,作為本書作者對這兩位18世紀道德英雄的祭奠:
    “不,羅伯斯庇爾,死亡不是長眠,死亡是不朽的開始;”
    “法國革命中的盧梭應該死,因為法國革命后的盧梭需要生!”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5:20
    盧梭
    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他的政治民主方面的著述在法國大革命中成為激進的雅各賓派的理論向導。但他的成就遠不止此,他在一些文學作品中表現的思想藝術原則在后世得到了持續發展。
    盧梭的高祖原是法國新教徒,因躲避宗教迫害于16世紀中期來到瑞士。盧梭生于日內瓦一個鐘表匠的家庭。他生而喪母,但在父親的鼓勵下讀了許多古希臘、古羅馬文學中的名人傳記。10歲他被送到朗莫西埃牧師那里,兩年內學會了拉丁文。 13歲至15歲時他在一個暴虐的鏤刻師的店鋪當學徒,遭受很多磨難。兩年后他終于棄職離鄉,來到法國,開始了長期顛沛流離的生活。這里,德·瓦朗夫人既是他流浪生活的第一個港灣,也是他過于豐富而略嫌病態的愛情生活中鐘情的第一個女性;在這兒,盧梭度過了近10年的浪漫而穩定的生活。1749年,盧梭的應征文章《論科學與藝術》獲獎。這雖使他一舉成名,卻也逐漸顯示出他同其他啟蒙主義者在思想立場上的分歧和差異。其后,他漸漸地與百科派決裂了。在法國蒙莫朗西森林附近度過的幾年是他文藝創作生涯中碩果累累的階段,他的四大名篇《新愛洛綺絲》、《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中的三篇問世于此時。因《愛彌兒》同時激怒了當局和百科派,盧梭避難逃至瑞士等地,最后回到法國仍不得安寧。他晚年時在巴黎離群索居,《懺悔錄》一書于此時完稿。1778年,盧梭死在一個侯爵的莊園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后,他的遺體于1794年以隆重的儀式移葬于巴黎先賢祠。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6:06
    伏爾泰
    伏爾泰出生在巴黎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自小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父親是法律公證人,希望他將來做個法官,但他對文學發生興趣,后來成了一名文人。
    伏爾泰才思敏捷,一生多才多藝。他的作品以尖刻的語言和諷刺的筆調而聞名。他說:“笑,可以戰勝一切。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曾因辛辣地諷刺封建專制主義而兩度被投入巴士底獄。他的書被列為禁書,他本人多次被逐出國門。1725年他被迫流亡英國,對英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文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研究英國的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研究洛克的唯物主義經驗論和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
    伏爾泰經歷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個封建王朝的統治,目睹了封建專制主義由盛轉衰,亦親身感受到了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腐朽和反動。他深刻地預見到革命必然到來,他對朋友說:“我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撤下革命的種子,盡管我自己未必成為革命的見證人,但它是必然要到來的。”
    伏爾泰寫過大量文學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史詩《亨利亞德》、《奧爾良少女》,悲劇《歐第伯》、喜劇《放蕩的兒子》,哲理小說《老實人》。他又寫過不少歷史著作,如《路易十四時代》、《論各民族的風俗與精神》等。在哲學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哲學辭典》、《形而上學論》、《牛頓哲學原理》等著作,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本書是《哲學通信》被人稱為“投向舊制度的第一顆炸彈。 ”
    伏爾泰非凡的才智,銳利的思想以及他對黑暗的封建專制主義所作的揭露,使他在人民中間享有崇高的聲望。統治者也念利用他。路易十五請他當過宮廷史官,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把他待為上賓,俄國女皇葉卡特琳娜二世曾接見過也,但最終都由于他的叛逆思想而不歡而散。痛苦的經歷使他決心不再與任何君王往來。
    伏爾泰尖刻地抨擊天主教會的黑暗統治。他把教皇比作“兩足禽獸”,把教士稱作“文明惡棍”,說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個最可恥的騙人羅網”。他號召“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駭人聽聞的宗教狂熱作斗爭,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還有一些人從遠處痛罵他。”不過伏爾泰并不是一個無神論者,而縣一個自然神論者。他認為要統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說“即使沒有上帝,也要造出一個上帝來”。
    伏爾泰信奉自然權利說,認為“人們本質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權利”。他主張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認為財產權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理想化了,認為最理想的是由“開明”的君主按哲學家的意見來治理國家。在哲學上,他承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肯定認識采源于感覺經驗,但他又認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動者”,他對勞動人民是十分鄙視的,認為他們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說“當庶民都思考時,那一切都完了”。
    伏爾泰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在他的各個方面都有局限性,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在他的身上也深深地打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和階級的烙印。不過他在反封建的啟蒙運動中作出的巨大的貢獻,還是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
    伏爾泰的文學觀點和趣味,基本上承襲17世紀古典主義的余風,主要表現在詩歌和悲劇創作上。他的史詩《亨利亞德》(1728)以法國16世紀宗教戰爭為題材,寫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后登基為王,頒布南特赦令以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史詩中的亨利四世被當做開明君主的榜樣來歌頌。伏爾泰的哲理詩說理透徹,諷刺詩機智冷雋,有獨到之處。伏爾泰畢生主要從事戲劇創作,先后寫了50多部劇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劇。伏爾泰的文學作品中最有價值的是哲理小說。這是他開創的一種新體裁,用戲謔的筆調講述荒誕不經的故事,影射和諷刺現實,闡明深刻的哲理。
    1726至1729年避居英國期間,潛心考察英國的政治制度、哲學和文藝,回國后發表《哲學書簡》(又名《英國書簡》, 1734),宣揚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后的成就,抨擊法國的專制政體。書簡出版后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女友愛特萊夫人在西雷村的莊園,隱居15年。
    1746年并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伏爾泰抱著對開明君主的幻想,應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請,于1750年來到柏林。他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卻把他當文學侍從看待。痛苦的經歷使他決心不再與任何君王往來。
    這一時期他接近年輕一代的啟蒙思想家,為《百科全書》撰稿,文稿后來收入他的《哲學詞典》(1764)一書。
    1753年他離開柏林,寄居瑞士。
    1760年起定居法國和瑞士邊境的費爾奈莊園,與歐洲各國人士保持頻繁的通信聯系,并且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撰寫大量小冊子,揭露宗教迫害和專制政體下司法部門的黑暗。
    其間,法國發生宗教上的派性斗爭,造成大批逃亡者。伏爾泰在自己的莊園內,先后收留過上百戶難民。他還多次打抱不平,替窮苦人伸張正義,平反冤案。影響最大的一次,莫過于卡拉事件。
    1761年10月13日,圖盧茲市菲拉蒂埃街的一個住家發生了一場可怕的悲劇。這家的主人讓·卡拉是頗受人尊敬的胡格諾派(新教的加爾文派)的商人。
    當天深夜,讓·卡拉發現長子馬克—安東尼在店鋪懸梁自盡,一時全家慌了手腳,母親失聲痛哭,驚動四鄰。突然,在圍觀的人群中有人說道:“馬克—安東尼是被他父母殺死的,因為他選擇了天主教。”天主教與新教經歷了16世紀的宗教戰爭,至今已有兩百多年,但對立依然十分尖銳。
    圖盧茲一位法官(注意:是法官,不是教會)聞訊趕來,一不調查,二不審訊,甚至連現場也沒看上一眼,便將“謀殺”事件那天晚上在家的人全部拘捕歸案。
    馬克—安東尼為什么自殺?(既未調查清楚,怎敢說他就是自殺?)原來,這位28歲的青年曾學過法律,一心想當律師,但因無法弄到天主教徒的證明書,被迫從事商業。他想從父親那兒得到一筆錢作生意,遭父親拒絕,失望之余,天天上咖啡館借酒澆愁,后因債務纏身,更覺前途渺茫,一念之差便尋了短見。
    頭發斑白、年近古稀的老人怎能吊死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上文既說他是自殺,這里又為何要懷疑是他殺?)“謀殺”之罪顯然難以成立。檢察官(不是教會)迪庫大義凜然,出庭替老卡拉辯護,卻被停職三個月。律師(不是教會)絮德爾想闡明事實真相,但陷入狂熱興奮中的法官(不是教會)卻不屑一聽,反倒認為這位律師無能。審判長(不是教會)濫施權力,逼迫卡拉供出同謀,卡拉義正辭嚴,斷然地說:“既然沒有犯罪,何來同謀?”
    1762年3月10日,法庭不顧一切無罪的證據,粗暴地判決卡拉車裂之刑。臨刑前,老卡拉(新教徒)悲憤地說:“我已經說明真相,我死得無辜……”
    事發不久,伏爾泰便聽到各種傳聞。他對教會(上文一直說的是法官、法院,怎么突然出現了教會?)歷來持懷疑態度,認為無論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是無恥之徒。(那他還為何為新教徒辯護?卡拉是新教徒)
    卡拉老漢的悲慘遭遇,激起了他對教會(是教會審理這個案件嗎?)和司法當局的無比憤慨,他決心為維護人的尊嚴、為爭取信仰自由而奮斗。(這個案件涉及到信仰自由了嗎?)
    他通過各種渠道,沉著冷靜地親自調查和搜集證據,并將被流放到日內瓦的卡拉的兩個兒子召到費爾奈,根據他們兩人提供的詳情和從過往旅客中聽到的反映加以比較,從而對整個事件作出個人的判斷。其間,他發表了卡拉兩兄弟的口供,寫了揭露這起慘無人道的冤案的小冊子,并為卡拉太太提供一切費用,把她接到巴黎,以引起輿論的注意。1763年2月3日,伏爾泰親自寫了上訴書,作出“我敢肯定這家人無辜”的結論。3月7日,樞密院下令重審此案,蒙受不白之冤的卡拉老漢及其一家終于得到昭雪。
    思想觀點
    伏爾泰尖刻地抨擊天主教會的黑暗統治。他把教皇比作“兩足禽獸”,把教士稱作“文明惡棍”,說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個最可恥的騙人羅網”。他號召“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駭人聽聞的宗教狂熱作斗爭,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還有一些人從遠處痛罵他。”不過伏爾泰并不是一個無神論者,而是一個自然神論者,提倡對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寬容的態度,終生與宗教偏見作斗爭,但又認為宗教作為抑制人類情欲和惡習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認為要統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說“即使沒有上帝;也要造出一個上帝來”。
    奈德(Knight, Walter B.)說道:有一天,伏爾泰對朋友說:“基督教是由十二個無知的漁夫所創立,我要向世界證明,一個法國人便足以將之摧毀。”他積極推行此一任務,公開嘲笑艾薩克 牛頓(Sir Isaac Newton)。有一天,牛頓根據但以理書十二章4節和那鴻書二章4節作出一個預言:“有朝一日,人類將能夠以每小時 40 英里的速度前進。”伏爾泰回應:“你看,基督教可以讓聰明如牛頓這樣的人變得如此的愚笨。他難道不知道如果一個人以每小時 40 英里的速度前進,他將會窒息,而他的心臟會停止跳動嗎?”
    伏爾泰死后二十五年,他的家宅被日內瓦圣經公會買下,作儲藏圣經之用,而他的印刷機還被人用來印刷出大量圣經。” (ibid., p. 24.)
    他的護士看到伏爾泰死前的掙扎,說:“我永遠不想再見到一個不信神者死亡。”
    伏爾泰信奉自然權利說,認為“人們本質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權利”。他主張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認為財產權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理想化了,認為最理想的是由“開明”的君主按哲學家的意見來治理國家。伏爾泰在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中,反映上層資產階級的利益,主張開明君主制。他在哲學上信奉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洛克的經驗論。
    在哲學上,他承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肯定認識采源于感覺經驗,但他又認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動者”。他對勞動人民是十分鄙視的,認為他們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說“當庶民都思考時,那一切都完了”。
    伏爾泰在反封建的啟蒙運動中作出的巨大的貢獻,是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6:50
    孟德斯鳩
    1689年1月18日,法國啟蒙思想運動的代表人物、資產階級國家學說和法學理論的奠基者孟德斯鳩,在法國波爾多附近的拉布雷特莊園誕生了。
    孟德斯鳩自幼受過良好教育。19歲時獲法學學士學位,出任律師。
    1714年開始擔任波爾多法院顧問。
    1716年,繼承了波爾多法院院長(他的祖父、伯父一直占有這個職務)職務,并獲男爵封號。孟德斯鳩博學多才,對法學、史學、哲學和自然科學都有很深的造詣,曾經撰寫過許多有關論文。
    1721年孟德斯鳩化名“波爾·馬多”發表了名著《波斯人信札》。這部書通過兩個波斯人漫游法國的故事,揭露和抨擊了封建社會的罪惡,用諷刺的筆調,勾畫出法國上流社會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臉,如荒淫無恥的教士、夸夸其談的沙龍紳士、傲慢無知的名門權貴、在政治舞臺上穿針引線的蕩婦等。書中還表達了對路易十四的憎恨,說法國比東方更專制。這部書受到了普遍歡迎。
    1726年,他出賣了世襲的波爾多法院院長職務,遷居巴黎,專心于寫作和研究。漫游了歐洲許多國家,特別是在英國呆了兩年多,考察了英國的政治制度,認真學習了早期啟蒙思想家的著作,還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1731年回到法國后,潛心著述。
    1734年發表《羅馬盛衰原因論》,利用古羅馬的歷史資料來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
    1748年,他最重要的也是影響最大的著作《論法的精神》發表。這是一部綜合性的政治學著作。這部書受到極大的歡迎,兩年中就印行了22版。孟德斯鳩反對神學,提倡科學,但又不是一個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者,他是一名自然神論者。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對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法的學說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在洛克分權思想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三權分立”學說;他特別強調法的功能,他認為法律是理性的體現,法又分為自然法和人為法兩類,自然法是人類社會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規律,那時候人類處于平等狀態;人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孟德斯鳩提倡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時又強調自由的實現要受法律的制約,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其中還提出了“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氣候對一個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風俗等會產生巨大影響,認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間,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認為國家疆域的大小同國家政治制度有極密切的聯系。
    1755年,他旅途中染病,去世。
    思想影響綜述
    孟德斯鳩所處的時代是17時代末和18世紀前葉,此時正值法國封建主義和君主專制從發展高峰急劇走向沒落的時期,統治階級以極其殘忍的手段壓迫廣大人民,宮廷和貴族極盡奢侈,民眾卻在饑寒中掙扎,長期的戰亂、苛政使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政治、經濟危機愈演愈烈。工業革命在法國逐漸興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專制主義的沖突日益尖銳,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機進一步成熟。另外,思想領域的革命也為孟德斯鳩理論的形成作好了較為充分的思想準備。英國培根的實驗主義,法國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對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一大批進步的史學家、科學家、哲學家、作家和進步人士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奔走呼號,他們激烈的抨擊封建主義腐朽的社會秩序。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也被廣泛接受。這都為《論法的精神》的誕生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孟德斯鳩不愧為自己時代的兒子。他站在時代的前列為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戰斗了一生。他的一生是一個戰士的一生,他用自己犀利的文筆,機智而勇猛的抨擊了腐朽反動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教僧侶主義。他的一生又是一個學者的一生。他畢生孜孜不倦的探索著各個科學領域的許多問題,撰寫了不少很有價值的著作、尤其是《論法的精神》這一鴻篇巨著。
    由于他是一位出身于貴族家庭的、法國18世紀上半葉新興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溫和派代表,由于他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所以在他的思想中具有非常明顯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他一方面對封建專制主義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同它進行妥協,提出君主立憲的主張。他一方面對宗教僧侶主義進行了斗爭,另一方面他又不是個無神論者,而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他雖然比其他許多啟蒙思想家更深刻地提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動力問題,可卻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在社會觀方面他仍然是個唯心主義者。
    正由于孟德斯鳩的思想具有這種兩重性,所以在他逝世以后,他的思想在不同的社會階級中間便很自然地引起了不同的反應和得到了不同的對待。一切反動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反動思想家,都總是力圖利用孟德斯鳩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來為自己的反動政治目的服務。一切先進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先進思想家,則總是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孟德斯鳩的思想遺產。他們既充分肯定孟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天主教神學斗爭中的偉大功績,又指出它在這些斗爭中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他們既充分肯定孟在社會學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又指出它的社會學中的缺點和錯誤。
    孟德思想對后世思想家們理論的形成是有重大影響的。孟對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教神學的批判,他的自然法理論和他有關自由、平等、私有制的論斷等,曾對法國唯物主義者狄德羅、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等人產生過重要影響,盡管他們在許多方面都大大超過了自己的前輩。
    孟的社會政治思想,尤其是他的法制思想、三權分立思想、君主立憲思想,對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謝林、黑格爾也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他以專制政體為三種基本的政府形態之一,使得專制政體成為18世紀政治思想中的一個核心主題,不僅如此,他還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個將中國劃入“專制政體”的。他因此,孟德斯鳩被認為是“從否定方面將中國列入一種世界模式的第一人……為法國和歐洲提供了與以往不同的中國形象”。其說盡管在當時受到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的反對,隨著時間的推移,則逐漸成為西方人看待中國的基本前提。18世紀是西方中國觀發生根本變化的世紀,即從以“頌華”(sinophilie)占優轉為以“貶華”(sinophobie)為主。此外,他亦認為專制主義是亞洲各國的特點。(見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他的這個觀點后來被一些西方人接受并濫用。
    孟德理論對世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產生過巨大而又深刻的影響。他的理論曾被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家用作反對封建暴政的銳利武器,尤其是他關于分權和法制的理論更為一些資產階級國家所直接采用。
    當時的法國作家大多將遙遠的中國描繪成樂土,獨《論法的精神》中多對中華帝國的專制有批判。孟德斯鳩曾在魯昂與一位滯留的中國海員交談,本著嚴謹的態度得出了自己的認識。盡管他的見解不免偏頗,但相對于同時代的人是較為接近事實的,也豐富了《論法的精神》的材料。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38:07
    理想的社會是可能的嗎——波普爾、哈耶克對理想社會的批判
    人在世界上作為一種類而存在。從古至今,人類卻經歷了無數的痛苦,災害、饑荒、貧窮、戰爭、奴役、壓迫與剝削,其中大多數痛苦卻是由人類自身所造成的。面對著人類的痛苦,人類也進行了反思。不少人以真摯的熱情,從高尚的道德義憤感出發,力圖建構起一種非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藍圖,并試圖付諸人類歷史的實踐,去建立起一種人間天堂。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促使一些思想家進行反思:這種人間天堂存在嗎?為什么我們在追求人間天堂的過程中卻往往跌下了地獄呢?就像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波普爾和哈耶克都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兩人早年卻都是理想主義者。但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后社會的深刻變遷使他們不再樂觀,他們開始對理想社會進行了冷靜的反省與批判。他們認為并不存在著一個理想的盡善盡美的社會 ,一種試圖在人間實現天堂的企圖都只會把人類帶到地獄。波普爾指出,“企圖締造人間天堂的結果無一例外造成人間地獄,它導致不寬容。”1)哈耶克也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將F.荷爾德林的一句話作為引文:“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2)。
    一種理想社會的藍圖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能夠動員大眾以其為模本而從事建立人間天堂的努力,它的善良的出發點是我們不懷疑的,這甚至是吸引大眾的魅力之所在。這種理想具有宗教式的救贖與拯救的情懷,以及殉道者的勇氣與決心。從柏拉圖的“人類第一夢”到黑格爾到馬克思,都有一種救人類于水火之中的熱情。而且這樣的理決不只是少數思想家才具的形而上學式的沖動,這是人類普遍具有的理性沖動。
    盡管波普爾和哈耶克對理想社會的特征認識不盡相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歸納一下,他們認為建構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主要有以下特征:
    *建構性的。理想社會的形成不會是自發的,天堂不會自動降臨人間,自生自發的社會往往具有保守性與滯后性。因此,人必須設計一個在各方面都較完善的理想社會。
    *理想主義的。通過建構而形成的社會不再具有原先社會的種種弊端,理想的意義就在于其完善性,這是天堂在人間的實現。
    *理性主義的。人之所以能建構起這種理想社會,正是由于人類具有高度發達的理性思維能力,能洞察社會的結構和預見社會發展的規律,故能夠設計人類的未來。理想主義是基于理性主義的。
    *線性主義的。人類的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一個完滿的理想社會必然存在,它必定會在歷史的血與火中開辟自己的道路來到人間。歷史發展趨向著這種理想社會。
    *目的論的。這種理想社會不同于烏托邦,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它對人類社會有范導性的意義。人類社會從此有了奮斗的目標、努力的方向。
    *自由的。理想社會之前的各種自由是有限的、虛幻的,理想社會的到來也就是人類自由的真正來臨。
    *道德主義的。人設計這種理想社會的出發點就是對人類苦難的同情,因此目的就在于建立道德的人類社會,理想社會在理論上應同時是一個道德社會。
    *整體性的。為了保證這種理想社會的實現,有必要動用一切社會資源,使用必要的強制來使之盡快加速到來。
    *一勞永逸的。理想社會在實現之后,人類社會的矛盾與問題大多已解決,有的只會是局部的修正與完善,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實現這種社會,如何畢其功于一役。
    哈耶克與波普爾從各個方面對建構主義的理想社會進行了批判,但大體是集中于對理想社會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批判:理性主義、歷史主義、自由主義、道德主義。本文主要從這四方面對他們的思想進行闡述,力圖從這一維度較全面把握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
    一、理性主義抑或非理性
    從表面上看,我們之所以能設計一個理想社會,是因為我們相信人類具有理性。理性主義的建構論者認為,人類社會的不完善性,正是由于人類沒有運用好自己的理性去發現支配社會和改造社會的規律造成的。他們認為,人類應能運用理性去發現社會的規律,進而運用這些規律來設計未來,改造社會。因此,從柏拉圖到黑格爾,這些社會工程師無一不是理性主義的集大成者。
    但這種理性主義真是一種理性而不是人類的一種自大與自負嗎?波普爾和哈耶克都明確地做出了回答:不,這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實質上的非理性主義,是一種足以“致命的自負”。對人類理性的盲目自信與崇拜,這是對理性的非理性態度。建構理想社會的前提是人具有強大的理性,要求人是全知全能的,能洞悉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樣人被抬到神的高度。哈耶克則把人類這種樂觀的理性主義稱之為“建構論唯理主義(construcivist rationalism)”,這是一種笛卡爾式的唯理主義信條。
    本著這種理性的自負,濫用這種理性來設計社會的作法,波普爾稱為“社會整體工程”。但社會整體工程卻是一項紛繁浩大的工程,因為人類社會是由各種力量相關聯而成,“在任何條件下,理性規劃的結果不可能成為穩定的結構,因為力量的平衡必然發生變化,所有的社會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現實主義和科學性自豪,注定是一種烏托邦夢想。”3)大多數人類結構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在長期的實踐中通過試錯而逐步形成的,而不是設計的結果。如果我們忽視社會工程的復雜性而試圖去進行長期和大規模的社會預報,給人類只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哈耶克也認為人類只具有有限理性,人類得以繁榮穩定就在于我們對于一種抽象規則的遵從,這種規則“恰恰是因人們的理性不足而人們又要把握錯綜復雜之現實的詳盡細節而漸漸學會使用的一項工具。”4)人類文明成果,大多是一種自發的擴展秩序而取得的,這種擴展秩序因為充分利用了各個個人身上“分立的知識”。以人類有限理性去干涉需要無限理性才能處理的復雜事實與聯系,造成的結果往往是人們無法接受的。
    由于其理性的自負,建構論者大多對經驗不屑一顧,對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傳統棄之一旁。他們認為經驗的東西的變化無定的,不足以作為人類安身立命的基礎,而在長期的經驗中形成的傳統往往具有保守性與不合理的因素,建構論者把對傳統的信奉稱為“迷信”。而波普爾和哈耶克兩人的理論上都是建立在以休謨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傳統之上的。他們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高度復雜的自組織系統,人對這種社會的認識總不免片面與主觀。人類社會的發展主要不是因循理性推理,而是對傳統的遵守。從根本上說,人之所以具有理性,是因為他置身于由經驗和傳統所構成的規則體系中。當他企圖遠離經驗與傳統的背景時,就像要撥起自己的頭發而離開地面一樣是可笑的。
    因此,人類社會那些看起來比較合理的社會制度與形式,大多并不是人們刻意設計的結果。人類的制度往往是理性建構所不可及的,是自生自發的結果,是一個緩慢進化過程的產物。而在這個過程中,更多的經驗與知識不斷被納入其中,其程度遠遠高于任何一個人所能完全知道的。這并不是說社會的規則是不變的,但規則是自調的。
    同時理想社會的建構者大多具有一種行動的熱情,這種熱情從正面講是可稱之為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從反面講就是偏執與竭斯底里。建構論者自以為發現并擁有真理,他設計了一個完美的社會,并主張不惜一切代價,借助一切手段來實現這種人間天堂。
    波普爾認為這樣的設計同時具有唯美主義、完美主義與烏托邦的性質,在實現的過程上又往往與激進主義聯系在一起的,這是一種危險的熱情,“從純粹并真心的理想家到狂熱者往往只有一步之遙”。5)這種狂熱發展到極端,往往革命自身而不是革命的目標成為了一種價值。比如盧梭式的革命浪漫主義不過是一種反理性主義的形式,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所產生的后果地可怕的。這種浪漫主義與激進主義的結合,誘導我們放棄理性,使我們具有一種孤注一擲的希望,其結果往往是“從人神同敬的理想試驗國,異化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國。”6)
    建構論者也認識不到理性的一個功能就在于認識理性自身的的限度。波普爾、哈耶克兩人都反對唯理主義,但他們認為自己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反理性主義者。相反,他們是一種更高明的理性主義者,因為正確運用理性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在于發現理性自身的限度。
    而盲目樂觀的理性主義在哈耶克看來只是一種未加批判的理性主義,我們應以一種批判的理性主義代替這種非審慎的理性主義。人應保持一種謙卑的態度,人不能傲慢地把自己擺到神的地位。波普爾和哈耶克都極力推崇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叫人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的目的在于自知其無知,認識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柏拉圖則是對蘇格拉底的一種背叛,認識不到人的理性限度的理性主義并不是真的理性主義。
    二、歷史主義抑或圣人主義?
    建構論者由于其理性的自負,決不會承認其理想社會是一種海市蜃樓。相反,他們認為自己發現的是一種歷史必然性,是科學的觀念。盡管歷史的發展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會出現各種反復與曲折,但這只不過是理性的狡詐,理想社會必將在歷史的血與火中開辟自己的道路。理想社會不是烏托邦,相反卻是一把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子,現實社會應根據這把尺子進行改造。波普爾把這種歷史觀稱作“歷史決定論”,也可以說理想社會是先驗的,它潛在地對現實社會起著范導的作用。
    歷史真是這樣有規律地向既定目標呈線性地發展嗎?波普爾說:“所有的社會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現實主義和科學性質自豪,注定是一種烏托邦的夢想。”7)波普爾認為真正的歷史就是蕓蕓眾生歡樂與痛苦的歷史,歷史并沒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哈耶克也認為社會是進化的,但這種進化并非是向特定目的的進化。實際上歷史發展的進化不是指沿著哪種特定的方向前進,相反,真正的進化只是針對過程而不是針對特定的結果的,歷史是動態發展但并不是線性發展。
    建構論者反對把歷史說成是帝王將相的歷史,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理性的自負使他們具有一種使命感,他們自命為時代的代言人,自翊為真理的發現者與占有者,波普爾稱之為“神諭的哲學”。他們發現的就是歷史的必然性,是我們一切預設的前提。他們是先知先覺的圣人,當線性主義的歷史觀破產之后,歷史主義的實質就是圣人史觀。正是這些他們這些圣人們創制立法,設計了歷史的方向,理想社會的藍圖。他們的理論建立之后,往往就把自己的東西變成一種獨斷和強權的體系。比如,柏拉圖的哲學王就是驕傲的真理的占有者,黑格爾之所謂“存在即合理”,不過是強權即公理,他的辯證法貌是客觀嚴謹,其實質不過是“偉大人物的任意”。他們的理想是歷史發展的終點,容不得理論的反駁與經驗的檢驗。對其理論上的攻擊是保守主義的,實踐上出現的問題是歷史的曲折或代價。
    他們還認為建構主義者的圣人史觀的另外一面就是對人民的優越感。理想社會的發現與建構需要高度的智慧與充分的知識,這是大眾所不具備的。他們給大眾帶來了福音,大眾就應對他們俯首貼耳,聽從他們的教導,大眾需要他們理論的灌輸與實踐的領導。在柏拉圖那里,天生的統治者就該統治;在黑格爾那里,人民不過是烏合之眾。天不生圣人,萬古如長夜。沒有他們及他們的理論,人類很難走出痛苦,達到理想社會。
    三、自由抑或奴役?
    由于堅信這種理想社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建構論者認為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與服從,表現在實踐中就是自覺投身到理想社會的實現過程中,作為一個助產士去加速理想社會的到來,這才是真正自由精神的體現。但是這樣的自由是一種真正的自由嗎?
    波普爾與哈耶克認為我們可以先從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來分析。這兩者的關系一直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兩者都是并存的,問題在于孰輕孰重,誰在邏輯上優先。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一般認為一個自由的社會中市民社會應高于國家,國家只是作為一種必要的強制來克服市民社會崩潰的趨勢,是必要的惡。
    建構論者則認為,理想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是最高目標,是個人及社會的價值之源。因此,必須以國家的名義調動一切社會資源來實現這一目標,國家高于社會。構建理想社會的出發點是良好的,但是要實現它就要求統治者有獨裁者的權威,國家必須被置于比個人和社會更高的地位。黑格爾明確提出,國家的強大與擴張,必然壓倒市民私生活的所有其它考慮。權力就是為國家服務的,國家就是法律與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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