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近年收藏了兩件西周青銅器（虎斤）簋和典簋，兩器四要素俱全，如果為真品，對于西周歷法和年代學研究無疑會有一定的助益。從兩器尚存的泥土可知，這兩器應該是近年“出口轉內銷”的來歷不明器，雖經部分專家鑒定，但其真偽仍有待進一步深入檢考。筆者未曾上手目驗二器，亦非銅器鑒定專家，就象“天真的小孩”不解“皇帝的新裝”之精美，看過發表出來的圖片后，不揣冒昧，提出幾個疑點，供學者批評指正。

一、（虎斤）簋的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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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虎斤）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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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虎斤）簋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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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虎斤）簋銘文拓片

1、頸部顧首龍筆淺紋弱，與其他盂形簋相較，神氣不足。

2、 “隹”字、“稽”字和“休”的寫法不合常見西周金文體例。“隹”字首筆的常見寫法是從左喙到鳥首后腦再轉到胸前，再轉而下行，從頸部到胸前之間的部分連貫不折，但此字首筆從頸部到胸前之間的部分有折轉。“稽”字最后兩筆的常見寫法，一筆是開口向左的類半圓（人行禮時的身體狀態）寫好后，再轉向左下或右下，這個類半圓不超過180度，然后用一直筆或曲筆封住這個半圓的兩端，該“稽”字的這個半圓卻向左上部圈過去后，再向左下折過去，半圓超出180度。“休”字是個錯字，在“人”字旁后的第三筆作“捺”，讓人不知其所以然。

3、冊賜金文常見“拜手稽首”或“拜稽首”，該器的“拜首稽首”罕見，西周金文中僅見于穆恭世的遹簋。

4、該器從器形和銘文類型上考察，應當為穆恭世器，但在《古本竹書紀年》所提供的“武王克商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的框架下所譜成的西周四要素俱全全盤金文歷譜中，該器的歷日“廿又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在穆恭世沒有相應的位置。

二、典簋的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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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典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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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典簋銘文拓片

1、典簋初看是一眼開門之物，但蓋銹與器銹差別太大，器蓋皮殼光滑，有紅斑綠銹，器身皮殼不滑，大面積綠銹在整個器身上分布異常均勻。

2、口沿下飾一道弦紋，頸部與腹部相接處飾兩道弦紋，其他盂形簋口沿下飾弦紋和頸下飾弦紋的主要目的，應是為了整齊頸部所鑄刻花紋的，該器頸部卻無任何花紋。

3、“廿年又四年”，西周青銅器罕見，西周紀年青銅器這樣的寫法一件也沒有，常見寫法是“幾十又幾年”，但是商代甲骨有此類寫法，西周青銅器僅見一件記月器有“十月又一月”的寫法。
4、該器銘文釋文為：“唯廿年又四年，在八月既望丁巳，易廩鹵百車，典用作厥文考寶簋。”如果作為賞賜銘文，該銘中既沒有賞賜人，也沒稱頌對象，是不符合西周賞賜金文體例的。禮器制銘就是要顯示自已獲得上司對自已賞賜的榮寵，以告祭先祖，供后世永寶，不應既沒有賞賜人，又沒有稱頌對象。如果作為一般紀事銘文，“易”也可理解為“交換”，“易廩鹵百車”，可釋讀為“交換了廩鹵百車”，那也應該寫上換取的物品“吉金”，但銘中沒有，直接寫結果“典用作厥文考寶簋”，造成文句難于通讀。

5、器銘中的 “鹵”字首筆在西周中期一般不作如是寫，而是如蓋銘般的寫法。
6、蓋銘與器銘文字為同人所書，但部分字如“月”、“賜”、“寶”等字于蓋、器上的左右結構寫法不一，是有意為之，有違同人書寫習慣，似有受魏晉以來書法美學“同字變形”論影響之痕

7、典簋從字體與器形的類型上看，當在西周中期穆恭世，但在《古本竹書紀年》所提供的“武王克商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的框架下，所譜成的西周四要素俱全全盤金文歷譜中，該器的歷日“廿年又四年在八月既望丁巳”在穆恭世同樣沒有相應的位置。但該器歷日合于成王世，該器與庚嬴鼎相容，典這個人名見于西周早期的小臣豐立兔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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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該器來歷不明，據了解，有修補，不排除以修補新銹掩飾偽銹的可能。

張光裕先生在《跨世紀商周金文辯偽》中曾指出：

踏入二十一世紀剛及十五年，偽作青銅器行業，仍承及上世紀之歪風，制作持續不斷，而其手法更是推陣出新，亂真程度，較諸以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唯辯別偽銘制作，則仍有跡可循，差為幸耳。 ……唯近年作偽者除能掌握基本鑄制作方法外，器形花紋之復制日益嫻熟，且靈活多變，敷陳真銹技法更是超越前人，精良制品，其仿真程度高超，往往令人難以識破。然吾人深信，估人對古文字研習不精，尚細加尋繹，偽作銘文勢必難逃實證之考驗。

2004年以前，雖然有盂形簋，但從器耳高度和器壁斜度來看，并無與（虎斤）簋和典簋器形一致的青銅器存世，與兩器器形最逼近的青銅器是2004年山西運城絳縣橫水畢姬墓M1出土的伯善簋，現藏山西考古研究所。目前，不用（虎斤）簋和典簋，其他所有西周四要素俱全的青銅器能排出合乎類型學的金文歷譜；如果將（虎斤）簋和典簋視為穆恭世真品，學者們恐將永遠無法排出合理的全盤西周金文歷譜。考慮到（虎斤）簋和典簋來歷不明，不能排除（虎斤）簋和典簋是2004年以后以西周中期伯善簋和晚期天盂等為形制樣本鑄成的仿制品，這樣的仿制品的出現不會超出2004年以前。因此，建議學者們在考古學研究中，無論是從真偽難辯角度，還是從學術倫理角度思考，理應參照國外部分國家考古學界的做法，暫時對來歷不明的（虎斤）簋和典簋不予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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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伯善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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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西周晚期天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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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侯馭方鼎

從典簋的文風來看，其年代可能在成王二十四年。如果真的如此，乾兄的疑問就可能不成為問題了。

西周早期 易貝鼎：易（錫）貝，用乍(作) 女(母)辛彝，□。

西周早期 交鼎：交從嘼（獸），逨即王，易（錫）貝，用乍(作)寶彝。

1384274丁卯  虎斤簋 二十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 (BC924)

大致可以擬定為恭王二十八年器

對于圣兄和秦兄的見解，暫不作評。因二位都是譜歷高手，拿出金文歷譜再說，方可一論。

金文歷譜只是筆者懷疑二器的一種因素，我提出的并不是一個疑點，都需要說明的。

斷代也好，鑒定也罷，都不要絕對地迷信專家，專家只專某些方面，不是所有方面。

乾坤客 發表于 2017-6-28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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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圣兄和秦兄的見解，暫不作評。因二位都是譜歷高手，拿出金文歷譜再說，方可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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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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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客  BC1029年2月19日朔癸亥，2月20日是初二，如何來個周歷八月既望丁巳？  發表于 2 小時前


訂正：丁巳在 BC1029年2月13日。

乾坤客  一看就知道，錯得沒譜。成王七年三月有了丙午朏，還能有十二月戊辰？  發表于 3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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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讓月首下轉上？讓望日做月首也可以么。這月首轉來轉去，還是朔望月么？如果不是朔望月，月份沒有固定的日子，要十三月干什么，要十四月干什么？

一年到底幾個月？每月多少日？為什么叫月呢？

乾坤客 發表于 2017-7-1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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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讓月首下轉上？讓望日做月首也可以么。這月首轉來轉去，還是朔望月么？如果不是朔望月，月份沒有固 ...

http://www.5566zy.com/thread-65055-1-1.html

不合常識，我是不贊同的。

考古界講，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是一種理想的嚴格要求，許多人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考古就是講“透物看人”的，所以，我贊成有一分材料說兩分話。說五分話甚至十分話的，基本上不可信。以一分材料寫成文藝作品，我不反對。

無論是誰，寫成學術成就作品，我就要考慮他說的每一個觀點，是否有足夠的材料支撐。我提出的觀點，實際上其背后，也都有較多的材料做支撐，不會任意臆測，所以，我敢以“西周斷代刁民”自稱。事實上，也還沒幾個人的西周金文歷譜，能經得起“刁民”的檢測。

用材料說話，是我贊同的。用臆測說話，只能自取矛盾。

大家可以看到，我提出的反對意見，基本上都是用材料說話。

我提的觀點和意見，如果不對，大家可以反駁呀。只要拿客觀材料反駁就行，但我反對一味地沒有材料的否定意見，就是為反駁而反駁的沒材料的固見。

我曾與上手目驗過虎斤簋和典簋的兩位先生討論過這兩個器，二人給我的答案有兩個:

1、我上手過，真品。意味著我沒上手過。好像說上手是鑒定的不二法門，沒有上手，自然沒有鑒定的權力。

上手是鑒定的必然條件么？如果哪一個專家敢說這句話，那就是十足的外行。有人說發現一架西周飛機，對這所謂的西周飛機的鑒定，我用得著上手么。

2、好幾個專家都說是真的。都說是就是？誰不知道鑒定從沒有人敢說自己從未走過眼的？誰不知道有一個較知名的說過真假之后，都一片附合的？為什么附合，說不定哪天自己走眼了，希望大家也給個面子。面子，面子。背后呢？回家之后，馬上就對妻兒說了自己的真實感受。

3、悲衰。鑒定界的悲哀！古玩論眼力而不能說真偽是個傳統。我不想信鑒定者中沒有一個人沒發現我說到的眾多疑點。我都能發現，專家反而發現不了？不正常。

在這兩個器入藏國博之前，筆者就提出過質疑，怕的就是國內有人為“四要素”而不顧一切地回購，結果，果然。不是一般人回購，而是國博。

局呀！好局呀！好劇呀！

乾坤客 發表于 2017-7-1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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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個器入藏國博之前，筆者就提出過質疑，怕的就是國內有人為“四要素”而不顧一切地回購，結果，果然。 ...

反正國家能印錢，收了就收了吧！萬一是真貨呢？寧愿錯了，別讓誤了。

“如果作為賞賜銘文，該銘中既沒有賞賜人，也沒稱頌對象，是不符合西周賞賜金文體例的。禮器制銘就是要顯示自已獲得上司對自已賞賜的榮寵，以告祭先祖，供后世永寶，不應既沒有賞賜人，又沒有稱頌對象。”

商代晚期 亞魚鼎2201：壬申，王易（錫）亞魚貝，用乍（作）兄癸□（尊），才（在）六月，隹（唯）王七祀翌日。

商代晚期 □簋4580：□辛酉易（錫）貝，用乍匕（作妣）庚□（簋）。

商代晚期 寢魚簋4635：辛卯，王易□（錫寢）魚貝，用作父丁彝。

商代晚期 彭尊11738：辛丑，亞易（錫）彭呂，用乍（作）母丁彝，未。

商代晚期 貝鳥觚9851：貝隹易（唯錫），用乍（作）父乙□（尊）彝，天黽。

西周早期 貝爵8537-8539：貝隹易(唯錫)，天黽父乙。

西周早期 易貝鼎1819：易(錫)貝，用乍(作) 女(母)辛彝，□。

西周早期 小臣豐卣13250：商(賞)小臣豐貝，用乍(作)父乙彝。

所以，從文風來看，難以斷定典簋為假。

“蓋銘與器銘文字為同人所書，但部分字如“月”、“賜”、“寶”等字于蓋、器上的左右結構寫法不一，是有意為之，有違同人書寫習慣，似有受魏晉以來書法美學“同字變形”論影響之痕”

寶字蓋、器相反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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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客  確實，如果將典簋放到成王世，有其位置。  發表于 4 小時前


這里就有了一個問題，西周中期流行器及字體的發端在什么時候？本人以為有可能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

西周早期比較流行“波磔體”，但也有字體平實的“玉箸體”。我在論庚贏鼎的時代中，曾指出它是成王器，這個器與典簋能共容于成王世。
http://www.5566zy.com/thread-23533-1-6.html

從字體上而言，一般學人均認為西周早期是“波磔體”，即筆畫常作首尾尖，中間粗大。一般筆畫較粗，間用肥筆，起止鋒芒盡顯。字體結構方面也有其特點，如寶、宗、室、家的“宀”頭兩邊斜行方折，或作形如側視的屋頂的四筆書寫；“貝”字的下兩劃在內部，相對向上或相連；“障”字所從的雙手奉酉形，酉字上兩豎劃不出頭；“其”字上兩劃與兩側劃垂直；“于”字一般作繁體“”；“保”字上從“玉”；“文”字中間有心形；而文王、武王的專用字“文、武”多從“王”旁。字體的大小隨筆畫的繁簡而變化。
但是，自商代而來，至西周早期，金文字體即較為成熟，字體風格實際上是多樣化的。
第一種風格是瑰異凝重。書法凝煉奇古、雄偉挺拔，結體使用肥筆，起止不露鋒芒，字的大小因體而施，顯得非常得體。以成王時期的何尊、康侯簋和康王時期的旗鼎、大盂鼎銘文為代表。
第二種風格是雄奇恣放。有的遒勁中略帶華麗，行氣比較自由；有的則書寫隨意，不受通常嚴謹格局的束縛。從人形或以人、卩、斤、夨、頁等為偏旁的字，以及有人肢體形狀的象形字，都用肥筆突出描繪其形態，波磔現象也非常明顯，故書法家稱其為“波磔體”，是繼承商代末期書體風格發展而成的。其他像王、炎、十等字也用肥筆。在一篇銘文中相同的字寫法多不雷同，在其提捺輕重、形體大小等方面著意進行變化。這種銘文典型的作品有成王之世的保卣、康王之世的作冊大方鼎，以及西周早期的召卣和令簋銘文。
3、第三種風格相對前兩種來說是質相平實。字體平易古樸，結體不用肥筆，不露或甚少露鋒。在西周早期這種書體為數不多，但它樸素大方、書寫便捷的特點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代表了書法演變的方向。器上的銘文以利簋、天亡簋、小盂鼎和庚贏鼎為代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鄧公簋，為成王器，橫豎成行，但仍有肥筆，是一種綜合性的字體。

典簋放至學者們所說的穆恭世，歷日上矛盾百出。但學者們從器耳高度和腹壁垂直度考慮，再加上玉箸體，置于穆恭世是合適的。典簋的歷日不是穆恭世，其類型是穆恭世，所以，我疑心它。要么，它是成王世真品，那我們就要找出證據，修改類型學經驗，關注成王世新出器物的類型、字體和文風；要么，它是穆恭世偽品，要么器蓋真而器身偽，該器應為三者之一。該器曾做過修補，我不知道修補的部位和面積有多大，但只要做過修補，器身上有偽銹或貼銹應該是可推知的。偽銹的面積如果過大，特別是在器底，就應多多關注。國博最好能公布一下X光照，并做一下金相檢測。目前，不應引用該器進行斷代學研究。

這一器讓我想起了一樁至今未定認的學術公案：二祀必其卣和四祀必其卣的真偽。故宮博物館收藏了必其三卣，張政烺說二祀與四祀卣的器底外部長銘都是偽造的，過手過二祀卣者古玩商黃濬曾對張氏說過該器到北京時見過，一堆碎片，沒見到外底有銘文。四祀卣在故宮召開的鑒定會上，張政烺曾親手用酒精擦洗過器底，銹一擦就掉，除去銹后，露出了新銅。張政烺為此專寫了論文發表。臺灣魯實先教授與曲阜孔德成關于二器有過交談，孔氏與古玩商黃濬過從甚密，孔氏曾說：“二器底銘皆舊京琉璃廠賈人黃濬所作，器或不偽，其底銘則偽作而綴合者，以銘置底外者，所以便摹拓也。”但故宮做了X光，卻云二器俱為真品。

我曾按必其三卣為真器，進行過晚商三王的王世推導，可以推出三王的年代，但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文丁、帝乙的王世都不超過二十二祀，但有一甲骨類型上是文丁或帝乙卜辭，甲骨文辭是二十三祀。這個矛盾讓我也不由懷疑必其三卣的真偽來，查找資料，發現王恩田先生最近又介紹了這樁公案。

所以，學究們所斷的穆共世器，有的其實很可能在康昭世，甚至于在成王世。

類型學是一種不完全統計的結論，要證明典簋是成王器，還需要類型學的支持。即找出西周早期與此器形、字體相類的青銅器。如此方更有說服力。

圣先生從文例來析，從這一方面是可以做出一個新的解讀的。還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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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博田率先生將盂形簋分成兩種類型，基本上羅列了所能見到的盂形簋。

中柱旋龍盂

年代：商代晚期
規格：高15.7公分 口徑26.1公分 足徑16.4公分
器形似簋,侈口、有腹、圈足,有一對繩索形的附耳,向上彎曲。器身上部有一周夔龍紋,圈足亦有一周夔龍紋,兩兩構成一個獸面。此二器最特殊之處是器內中心有一圓柱,柱頂有六瓣的花形裝飾,柱的中部有四條翹首的立體蟠龍環繞,可以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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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郾侯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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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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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有直腹盂形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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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不壽簋
通高15.8、寬33厘米，重3.14公斤。
圓腹，侈口，圈足，腹兩側有附耳。口下飾獸面紋，以云雷紋填地。腹上施一道凸弦紋。
銘文字數，內底鑄銘文24字
銘文釋文為：唯九月初吉戊辰，王在大宮。王姜賜不뚞（壽）裘。對□（揚）王休，用作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