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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七):文論、詩話、詞曲話

    發布者: 國學 | 發布時間: 2011-10-9 21:01| 查看數: 5444| 評論數: 2|帖子模式

    一、文論

    4 J" |) E' G/ L2 l4 a3 t1、《典論·論文》; d- g# d' a* G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專論,三國時期文學專論,作者曹丕即魏文帝。曹丕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魏文帝集》《典論》是他在建安后期為魏太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論文》是其中的一篇這二十篇文章到現在大多已經失散,只剩下殘章斷簡。而幸運的是,《論文》由于被南朝的蕭統選入了《昭明文選》而得以完整保留下來。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精心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產生是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的一個標志。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為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典論·論文》從批評“文人相輕”入手,強調“審己度人”,對建安七子的創作個性及其風格給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四科八體”的文體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觀及“文以氣為主”的作家論。他的《典論論文》雖短,卻提出了下列有關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問題文學作品的功用。! I4 H5 h% N0 l$ H7 y
      這是曹丕關于文章價值的觀點,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他肯定文章(指詩、賦、散文、應用文)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這種文章價值觀是他對傳統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學自覺的一種表現,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有重大意義和影響。但可惜的是,在《典論·論文》里,他并未對這一觀點加以詳細的展開論述。不過,僅僅是提出這一口號,他在文論史上已經是功不可沒了。這就突破了前此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的重要地位。  q6 J# E  ~9 I
      作家修養和作品風格
    , f6 f* H  S9 `" Z  他說:“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強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濁指凝重沉郁的陰柔之氣,人的氣質個性可大致分成這兩大類。《典論·論文》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這就是文論史上著名的“文氣”說。以“氣”論文和作家,是曹丕《論文》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曹丕所謂的“文氣”,是指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稟賦個性氣質,屬于生理和心理范疇,沒有倫理色彩。“文以氣為主”尤其強調了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的特殊個性,這種個性只能為作家個人所獨有,“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顯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異所導致。詩這種觀點也合符于魏晉人崇尚自然的風氣。由于曹丕非常強調創作個性的這種獨特性和不可改變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獨特個性對于作品風格的決定意義,體現了魏晉時期“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否定了現實習染同樣可以改變創作風格的可能性。這是其理論的缺陷。在《典論·論文》中還對文學批評的態度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比如反對“文人相輕”和“貴遠賤近”,主張“君子審己以度人”,這對文學批評也是良好的倡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X7 z2 H/ w$ d
      不同文體特點、標準
    , T4 B/ x  R+ p' h+ H" X2 n# X  在《典論·論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個性各有所偏的同時,曹丕提出了四科八體說的文體論。“本”指文章的本質特征,即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征或文章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著曹丕提出文體共有“四科”八種體裁的文章。并且認為文體各有不同,風格也隨之各異。1 B2 n. b1 k; ~3 j( Q+ \
      指出文學批評應有正確態度
    8 e1 l( T: Z( K& ^  他指出有兩種錯誤態度要不得: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就是尊古卑今的觀點,這在東漢的桓譚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學術而言,曹丕卻專就文學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見,謂己為賢”、“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就指出了“文人相輕”的積習,是他的創見。作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間互相貶損的弊習,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并且為文人之間的相處指明了正確道路。關于典論論文的幾個問題。3 U4 p, {* T) S: N, a2 [
    2、《文賦》
    " g' K: y7 B: _  u8 b4 i  《文賦》,以其優美的詩的語言.巧妙的比喻,豐富的想象,具體描繪了藝術創作過程某些帶有規律性的文藝現象,這種獨特的論述方式及其精辟的美學思想,在許多方面都頗具卓見。《文賦》的中心是論述了以構思為主的創作過程。1、構思前的準備:著重強調了玄覽、虛靜的精神狀態和知識學問的豐富積累兩方面的內容。《文賦》開篇就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玄覽”與虛靜意思相同,即是排除紛擾,全神貫注地進入創作狀態,而“典故”就是指積累豐富的學養,這樣構思活動才能順利展開。2、構思活動的情狀:《文賦》生動地描繪了構思活動的情狀;首先要進行豐富的想象活動,想象活動超越時空,無限豐富和廣闊,所謂“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情與物在想象過程中的結合,是藝術構思的心然結果。當藝術意象在作家的思維過程中形成以后,就要用語言文字作為物質手段,使它具體地呈現出來。為了尋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表現在構思中形成的藝術意象的語言文字,就要“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上天下地去尋找。并且,這語言文字還要具有獨創性。3、靈感在構思中的作用:陸機認識到靈感的作用,認為靈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應順乎自然。陸機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陸士衡集》。
    + C: D6 O! K! i/ v  《文賦》把文體分成十類:即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并且認為,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風格。陸機的文體論在曹丕《典論·論文》“四科八體”說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提出了“十體”說。
    ) B1 X4 ^0 S) @  其中特別是“詩緣情而綺靡”說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影響。所謂“詩緣情”就是說詩歌是因情而發的,是為了抒發作者的感情的,這比先秦和漢代的“情志”說又前進了一步,更加強調了情的成分。這是魏晉時代文學自覺的重要表現。陸機講“詩緣情”而不講“言志”,使詩從“止乎禮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又講“賦體物而瀏亮”,“體物”就是要描繪事物的形象。“體物”就是要描繪事物的形象。“緣情”、“體物”就是要詩賦的文學作品注重感情與形象,說明陸機對文學的藝術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礎上大大深入了步。5 m) i' F& e2 Q2 y' N
      《文賦》對創作過程的具體表現技巧有比較細致的分析:(1)結構與布局:強調必須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辭,使之充分發揮作用。結構應根據內容需要,采取不同形式。(2)意對文辭的主導作用:以意(內容)為主干,文辭為枝條,實則即是主張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3)藝術技巧方面的幾個重要原則:這就是“其會意(具體構思)也尚巧,其遣言(置辭)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注意音節、節奏的音韻和諧美),若五色之相宣。”對詩賦等文學作品,就是要構思巧妙,詞藻華美、有抑揚頓挫的音樂節奏美。(4)具體寫作方法:定去留(選材和剪裁)、立警策(立警句以振醒全篇)、戒雷同(立意、造語要新)、濟庸音(對平庸之處要設法挽救)等。* \5 l& _! i7 Z- Q1 S( b
      文學作品藝術美的五個標準:應(指意和辭的互相配合響應)、和(指意和辭配合和諧)、悲(指文章的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雅(指文辭雅正)、艷(指文辭美麗)。其中的“悲”、“艷”就是要文學作品能充分體現鮮明的愛憎感情,文辭美麗,能真正感動人。這就是強調了文學作品應有很高的藝術美。
    3 {7 c0 Q! M1 E3 w9 b" v: q  《文賦》的影響,《文賦》對六朝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影響極大。《文心雕龍》可以說是全面繼承和發展了《文賦》的文學理論;摯虞、李充的文體論繼承發展了《文賦》的文體論思想;《文賦》還影響了沈約等人的聲律論和蕭統《文選》的文學觀念。
    & N% i5 l! Q0 j, }2 u' Q$ j. a$ N  除了以上的積極影響外,也有人認為,《文賦》過分強調了文學作品的藝術美、形式美,影響了六朝文學的現實主義傾向。
    ; v$ b+ z( a" G& U& Y" K) P0 T  文章流別論
    ) o# o  e4 @) ]: n. L, }& z  關于各種文體的性質﹑源流的專論。晉摯虞撰。摯虞(?~311),字仲洽,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市)人。晉泰始年間舉賢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亂餓死。《晉書·摯虞傳》載,他“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後人把《流別集》中所作各種體裁文章的評論,集中摘出,成為專論,即《文章流別論》。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斷散見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中。《文章流別論》是,論到的文體有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哀策﹑對問﹑碑銘等十一種,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評價。文中發揮了儒家傳統的文藝思想,強調文章的人倫與王澤的教化作用;主張詩以“四言為正”,“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對浮夸侈靡的文風,如指出“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犯了“假象過大”﹑“逸辭過壯”﹑“辯言過理”﹑“麗靡過美”四過,則是可取的。
    - ]9 {4 q1 ~# t- y  摯虞所采用的評論文體的方法,與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所講的“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著述綱領有相類似之處。所以,明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摯太常集》的《題辭》說:“《流別》曠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鐘嶸《詩品》,緣此起議,評論日多矣。”說明它對南朝文學理論專著有著重大影響。7 h# Y5 D! p& R! W
      今有:《摯太常集》見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4 a1 ^+ g* A& |  M6 i3、《詩品》, q- z2 Q3 x8 t1 Q* J: D: @
      我國第一部論詩的專著。《詩品》,鐘嶸著。鐘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他的《詩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監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寫成的它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后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斗爭中的產物鐘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 y' I/ E$ W8 U' I9 q《詩品》所論的范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里,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里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并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并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 F$ b0 ?8 \. c* B: M
      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鐘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鐘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
      @) q& C8 B7 P- J" y  鐘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于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著眼于比興寄托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岳,靡于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并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里他已經說五言詩“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釁釁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于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征,例如評范云、丘遲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o: j. X. H. {# n# }/ L1 c
      鐘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系是比較錯綜復雜的。鐘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于國風,阮籍詩出于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于李陵,嵇康詩出于曹丕,陶潛詩出于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據。至于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于“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 鐘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0 {  v, y% A7 Q# Z6 u- @$ B
      《詩品》對后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 N6 Z1 m4 [8 m9 `# l0 |
      今有:《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詩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詩品譯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詩品校釋》呂德申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詩品譯注》周振甫譯注,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詩品人間詞話》哈爾濱出版社2007年版;《詩品、詞品》毛佩琦主編,萬卷出版公司2009;《詩品研究》,曹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u" a. s0 U: P* k& y4、《文心雕龍》
    : X# I9 c8 ?% A( z, q8 d& o  古代文學理論著作。作者劉勰。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漢族,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劉勰早年家境貧寒,篤志好學,終生未娶,曾寄居江蘇鎮江,在鐘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隨僧佑研讀佛書及儒家經典,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歷時五年,終于書成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巨著,該書共計三萬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書超前人,體大而慮周,風格迥異,獨樹一幟,對后世影響頗大。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成書于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502)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魏晉時期,中國的文學理論有了很大的發展。到南北朝,逐漸形成繁榮的局面。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在其歷史發展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既為《文心雕龍》的出現準備了條件,也在《文心雕龍》中得到了反映。《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括四個重要方面,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是全書的綱領,而其核心則是《原道》《徵圣》《宗經》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諸于圣,宗之于經。從《明詩》到《書記》的20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對各種文體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進行研究和評價。以有韻文為對象的“論文”部分中,以《明詩》《樂府》《詮賦》等篇較重要;以無韻文為對象的“序筆”部分中,則以《史傳》《諸子》《論說》等篇意義較大。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20篇(《時序》不計在內),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則主要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鑒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最主要的精華所在。加上最后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共50篇。主導思想:《文心雕龍》全書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鑒賞的美學規律。它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其中“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后,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
    : _; u  }5 [' Y( r, `/ _  文學史觀: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把已往這一方面的理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也很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于“因”“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只有不斷的創新,即《文心雕龍》所說的“變”,文學創作才會得到不斷的發展:“變則其(可)久”(《通變》),“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但它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只有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一起來,文學創作才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通變》)。. h0 t3 }1 \  k4 K& K2 `& ?( ]9 y
      文學批評:頗多精到的見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探討批評問題的較早的專篇文它提出了批評的態度問題﹑批評家的主觀修養問題﹑批評應該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論述雖然帶有經學家的氣息,但不少論述都是較精辟的。例如關于批評態度問題,劉勰非常強調批評應該有全面的觀點。因為作家的才能稟性不僅“修短殊用”﹑“難以求備”(《程器》);而且,由于文學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是豐富而多樣的,因此批評家就不應“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否則就會出現“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的現象。又如對于批評家,他特別強調廣博識見的重要性:“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并且根據桓譚的“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劍則曉劍”(《全后漢文》卷十五《賦道》),提出了一個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論斷:“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知音》)認為任何批評中的真知灼見,只能是建立在廣博的學識和閱歷基礎之上的。這些意見不僅對當時作家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丕《典論·論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曹植《與楊德祖書》)的不良批評風尚具有積極的針砭意義,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作為一個批評家來說,劉勰有時也是缺乏應有的識力和判斷的,例如他對杰出作家陶淵明,竟一語未及。
    * X- h( f2 [2 O  文學評論:劉勰則對創作中的主客觀的關系等,作了更為明確而全面的論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賁華”等現象之美,是一種客觀存在,所謂“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原道》)。同時,又十分強調創作主體即作家先天的稟性﹑氣質﹑才能(《體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學識修養等對文學創作反映現實美的重要性。》),“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神思》),認為作家觀察外物,只有帶著深摯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強烈的感情色彩,藝術表現上才會有精巧的文采。強調情感在文學創作全過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學創作要“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情采》)。在風格論的基礎上,劉勰特別標舉“風骨”。“風骨”一詞本是南朝品評人物精神面貌的專用術語。文學理論批評中的“風骨”一詞,正是從這里引申出來的。“風”是要求文學作品要有較強的思想藝術感染力,即《詩大序》中的“風以動之”的“風”。“骨”則是要求表現上的剛健清新。“風骨”的理論,既是針對南朝浮靡的文風而發,也是從傳統文學理論中概括出來的。“風骨”之說,對唐代詩歌的發展,曾經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文心雕龍》關于藝術想象的理論,也有精辟的論述。繼承《文賦》關于這一問題的見解,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揮。《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一成語,論述藝術想象超越時空限制的特點:“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但他又比陸機的觀點大大前進了一步,認為藝術想象并非凌虛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見為饋貧之糧”的形象化的比喻,說明藝術想象的基礎只能是客觀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這一見解,是符合實際的。同時,它又提出“神與物游”的重要觀點。“神”即“神思”,是六朝時期的常用語匯,意即思維的特點是不疾而速的;語出《易·系辭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觀現實。“神與物游”即指作家在藝術想象的全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具體﹑感性的物象,兩者始終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這正是形像思維的特點。《文心雕龍》還強調指出,唯有當作家的精神心理處于“虛靜”狀態,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紛擾時,才能更好地馳騁自己的藝術想象力。“虛靜”之說源于道家,荀子曾有進一步的發展,而劉勰將它創造性地運用于文藝創作理論。
    / [, H0 n/ d5 D8 f! P  《文心雕龍》在論述藝術想象時,還提出了“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等見解,強調藝術想象要有平日廣泛的積累和生活知識,這樣就為他的藝術想象的理論奠定了堅實的樸素唯物主義的基礎。《文心雕龍》繼《文賦》之后,對于藝術想象及形像思維的論述,對后世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王昌齡所說的“神會于物”(《唐音癸簽》卷二),蘇軾所說的“神與萬物交”(《書李伯時山莊圖后》),黃宗羲所說的“古之人情與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黃孚先詩序》)等觀點,都是漤觴于《文心雕龍》“神與物游”的。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還對“辭令”“志氣”和語言的關系作了很好的闡發。
    * T! B! E& Q" {+ Q  1、初步建立了文學史的觀念
    2 D9 h/ ]) @6 k: K  作者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他在《時序》篇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并在《時序》《通變》《才略》諸篇里,從上古至兩晉結合歷代政治風尚的變化和時代特點來探索文學盛衰的原因,品評作家作品。比如他說建安文學“梗概而多氣”的風貌,是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而形成;東晉玄言詩泛濫,是由于當時“貴玄”的社會風尚所決定。注意到了社會政治對文學發展的決定影響。不僅如此,他還注意到了文學演變的繼承關系。并由此出發,反對當時“競今疏古”的不良傾向。這些都是十分可貴的。1 ]1 k% F6 S' @5 c9 u  |
      2、論述了文章內容與形式的關系0 Y5 T. D& k/ r( ~7 E
      分析論述了文學創作內容和表現形式的關系,主張文質并重。在《風骨》篇里,他主張“風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強調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間,他更強調“風”、“情”的重要,他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堅決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傾向。* C/ O( o5 |* W" w
      3、總結文學創作的經驗教訓/ c) U2 m* L3 }8 D' _
      從創作的各個環節上總結了經驗,提出了應該避免的失敗教訓。他指出,在創作上,作家“神與物游”的重要,強調了情與景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他還指出,不同風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氣質與后天的學識、習染存在著差異的結果。針對當時“近附而遠疏”、“馳騖新作”的風氣,他提出了繼承文學傳統的必要,論述了文學創作中“新”、“故”的關系。此外,他對創作中諸如韻律、對偶、用典、比興、夸張等手法的運用,也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1 b3 w# }6 N% v6 O  O" l
      4、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6 D2 [, x! E7 J" C  z
      在《知音》篇里,他批評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各執一隅之解”的不良風尚,要求批評家“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六觀”的批評方法:一觀位體,看其內容與風格是否一致;二觀置辭,看其文辭在表達情理上是否確切;三觀通變,看其有否繼承與變化;四觀奇正,看其布局是否嚴謹妥當;五觀事義,看其用典是否貼切;六觀宮商,看其音韻聲律是否完美。這在當時是最為全面和公允的品評標準。
    : e7 n+ x% }% d. n; X2 a  }4 a  5、歷史局限性
    1 e7 n  \+ r- Q; }& l  《文心雕龍》雖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宗經”﹑“徵圣”等儒家思想對于他的文學理論有不少消極影響;但是,這并不妨礙它成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部名副其實的“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富有卓識的專著,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份十分寶貴的遺產,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理論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注意和重視。
    # J, d- F; ?' k6 s5 B/ u. h2 i( B  6、版本和注釋
    4 x2 T8 d5 B: _  \! k( U  在中國,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注釋﹑翻譯著述頗多。現存最早寫本為唐寫本殘卷(藏北京圖書館)。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黃叔琳本,今人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等;4 \- _! D6 L6 h; p2 F
    《文心雕龍注釋》劉勰著,周振甫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文心雕龍注》南朝·宋·劉勰,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文心雕龍今譯》周振甫,中華書局1986年版。$ f1 l0 [0 j$ I& `5 ?
    5、《文章緣起》
    7 Z: H$ J5 ^% t" w% \; r: p  古代第一部文體論專著,專門探討各類文體的起始之作,舊本題梁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任昉(460—508)是齊梁間著名文人。任昉(fǎng)(460~508),字彥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一說山東廣饒)人。南朝梁文學家。自幼“聰明神悟”,四歲能誦詩,八歲能文,“雅善屬文,尤長載筆,聲聞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駒也。”16歲被舉為兗州秀才第一。宋末奉朝請,拜太常博士。齊時被王儉引為主簿,深得賞識。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時歷任義興(今江蘇宜興縣)、新安(今浙江淳安縣)太守。一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民,離開義興時,“舟中惟有絹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監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蕭衍“悲不自勝”,“即日舉哀,哭之甚慟”。任昉寫文章時擅長表、奏、書、啟等文體,文格壯麗,“起草即成,不加點竄”,而同期的沈約以詩著稱,時人稱“任筆沈詩”。沈約稱任昉“心為學府,辭同錦肆”。王融“自謂無對當時”,可是一見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儉見其筆札,“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于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又與沈約、王僧儒同為三大藏書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防、王融、謝朓、沈約、陸倕、范云、蕭琛、蕭衍)。作《奏彈范鎮》文,他反對范縝的“神滅論”。著有《述異記》2卷、《雜傳》247卷、《地理書鈔》9卷,《地記》252卷、《文集》23卷、《文章緣起》1卷等。《地記》、《雜傳》等近500卷,均佚。今傳明人輯《任彥升集。
    # w$ J- W. s' i  k) ]  t  對文章體裁的分類研討,是文學走向獨立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在漢代,它僅限于個別文體,到六朝就出現了一批綜論各體的論著。曹丕的《典論·論文)首肇其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和李充的《翰林論》都將它與分體選文相結合,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用全書五分之二強的篇幅詳論各體文章,并確立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周密的文體論體系。任窻的《文章始》之作,順應了六朝時期深入研討文體的潮流,并另辟蹊徑,專門探討各體文章的起始之作,成為古代第一部文體論專著。盡管它的理論價值難與《文心雕龍》、《詩品》等文論巨著相比,而且即使在文體論中,它也只涉及了“原始尋根”一個方面,但是,這部著作涉及的文體面頗廣,也有鮮明的特色和獨到的見解,對后世又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因此,它仍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文體論著,古代文論史上應該給予它恰當的評價和地位。對于文體分類,《文章緣起》共列為84題,而《文選》選文,分為38體;《文心雕龍》論及的文體,總數達120種左右。據對照查核,《文章緣起》列舉的84題中,只有十幾種沒有為《文選》和《文心雕龍》所涉及,而且這十幾種多是較次要的文體或某些文體的細類,如謁文、悲文、祈文、告文、哀頌、讓表、勸進等。可見,在文體分類上。) T% }8 X- j3 C: `7 D; Y0 q
      今有:《文章緣起》商務印書館1918年版;《文章緣起》中華書局1985年版;《文章緣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Q; ?6 G) k" |9 P
    6、《初月樓古文緒論》
    $ a* q6 }# x9 _5 ~# ~6 q  古文理論著作。一名《古文緒論》,1卷,共60則。清代吳德旋著,呂璜記述。吳德旋(1767~1840)字仲倫。宜興(今屬江蘇)人,著有《初月樓文鈔》10卷,《續鈔》8卷,《詩鈔》4卷等。呂璜(1778~1838)字禮北,號月滄。永福(今屬廣西)人,著有《月滄小集》等。吳德旋初與張惠言同學古文,后師事姚鼐,論文亦宗之,頗以柔澹古雅為美,力排惲敬雄奇縱橫之說。此書著重講古文寫作的某些規律,亦評及歷代作家、作品。所論重法度,也談風神、氣、韻,而于古文之體裁、風格辨析甚嚴,以為小說、語錄、詩話、時文、尺牘,“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但書中之論尚非吳氏古文理論全貌,須與文集中論文之作互相參照。
    , @5 s6 k: O- ^  此書有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本,常州盛氏《常州先哲遺書后編》本,二者皆與《初月樓論書隨筆》同刊。& Z- A9 T- Q0 n7 R' U7 d4 z
      今有:《論文偶記、初月樓論書隨筆、春覺齋論文》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1959年版;《初月樓論書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歷代文話,2007年版。5 T4 R5 n3 x$ R& o
    7、《文則》
    % T4 @& N% L/ H  三卷,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談修辭的著作。宋人陳骙著。 陳骙,字叔進,臺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累官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知秀州、寧國府、太平州等。光宗紹熙元年(1190),召為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1191),詔陳時政得失,陳骙疏陳三十條,上自用人、納言,下至飲宴、頒賞,頗能切中時弊。三年三月(1192)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1193)參知政事。寧宗時,宗室趙汝愚為右丞相,兩人意見不協。韓侂胄以策立功擅大權,也對陳骙不滿。于是骙不久致仕。骙喜獎掖后進,能破格用人,熟悉前代掌故和當時規章法令,文詞古雅辭官后,獨居一室,孜孜不倦地整理舊著。嘉泰三年(1203)卒,年七十六歲。著有:《中興館閣錄》十卷《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古學鉤玄》《政鑒錄》等。
    ' N7 a0 {. _% C. }* m  本書中國最早的一部研究辭章學的專著。齊梁劉勰雖在《文心雕龍》中提出過文法修辭等若干問題,但不是成系統的專著。成書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此書以六經諸子文為范例,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項,計62條,探討了詩文寫作的一般性原則,對修辭和煉句的方法,以及不同文體的風格特征。消極修辭論、積極修辭論、語法、篇章修辭論以及文體風格論。;《文則》“雖以事出創造,不無瑕疵”,但論及了語法、句法、辭格、文章、風格、文體等多方面內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辭學體系,體現了現代修辭學界所倡導的廣義修辭觀;陳骙雖是對《詩》《書》《禮》《易》《春秋》等靜態書面語言的考察,但用動態的辯證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體現了動態的辯證的修辭觀。
    " N7 I; p3 y: i  B8 y2 k9 x  今有:《文則》,《歷代文話》本王水照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中國歷代文章學論著選》陳良運主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 O; N* w( t5 K; q* i" O$ F' H; J8、《書影》
    5 @+ p" h$ R+ }! ~6 T$ l' E  清代詩文筆記,又名《因樹屋書影》,10卷。清初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學者稱其為“櫟園先生”,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家。該書乃他在獄中無可檢閱,記敘生平所學、所見、所聞的札記。書史取“老人讀書只存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又因囚于刑部獄因樹屋中,故全稱“因樹屋書影”。集中包羅著很多評詩賦,論文風,談藝壇掌故,述文人軼事的篇什,而所涉及的范圍之廣,又遍及小說、戲曲、繪畫諸多方面。書中內容龐雜,或考釋典籍,或評論詩文,或議論經史,或談藝論技,或記載奇聞異事。特別是《書影》中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小說史料。如關于小說批評家葉晝的生平事跡,《水滸傳》的作者、版本等問題的介紹等,比較珍貴。作者獄中所作,無從檢校,僅憑記憶而能如此博洽周詳,實屬難得。是書于康熙六年(1667)由賴古堂刻。雍正三年(1725)由懷德堂重刊。此書不但可以增長見識開闊眼界,而且對研究文學史和研究文藝的人來說,都是大有裨益的。
    4 Q) J/ {2 j$ G9、《藝概》# _. [+ u2 g7 w& Z$ L- a4 m4 b
      清代文學作品評論筆記,6卷,劉熙載撰。 詩文評論著作。著者清代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曾官廣東提學使,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于經學、音韻學、算學有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藝,被稱為“東方黑格爾”。著有《古桐書屋六種》、《古桐書屋續刻三種》。5 l- I! @2 b4 m
      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人,出身于一個比較貧寒的知識分子家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編修。同治三年(1864年)補國子監司業、廣東提學使,不久請假返回故鄉,從此離開官場。晚年寓居上海,擔任龍門書院主講,長達14年之久。他始終保持著一個學者的本色,閉門讀書、寫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所說的:“自六經、子、史外,凡天文、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尤以躬行為重。”
    1 w% n; \6 d6 z3 x- w- u" Z  《藝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寫成的,是劉熙載對自己歷年來談文論藝的札記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訂。六卷中,《書概》和《經義概》分別談論了書法藝術同詩與畫的關系以及治經與八股文寫作的關系,其他部分都是專門論述文藝創作的。他的寫作目的也相當明確,就是“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達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目的。% Y2 c# J0 ]% s
      《藝概》是作者平時論文談藝的匯編,成書于晚年。全書共6卷,分為《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分別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八股文等的體制流變、性質特征、表現技巧和評論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謂談藝“好言其概(《自敘》),故以“概”名書。“概”的涵義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簡馭繁,“舉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觸類旁通。這是劉氏談藝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藝概》一書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談藝之作比較起來,廣綜約取,不蕪雜、不瑣碎,發微闡妙,不玄虛,不抽象,精簡切實。, D( B) {, `+ W9 o$ q& E, N
      《藝概》的寫作缺乏完整的體系。它采取的是以三言五語論述創作上的一個問題或評論一個作家、一種文學現象。他把自己的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為“欲其詳盡,詳有極乎”?因此采取“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的辦法,以期起到觸類引申、舉一反三的作用。綜觀《藝概》全書,的確也基本上做到了這點。尤其在論文、詩、詞、賦諸部分中,對作家作品的評定,對文學形式的流變,對藝術特點的闡發等,時有卓見確論。《藝概》的寫法是傳統的詩話的寫法,用短短幾句話,評論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藝術特點。但是比起傳統詩話的多部著作來,《藝概》有兩個特色:一、它評論作家、作品,主要著眼于藝術作為審美創造的特點和規律,理論性比較強,不像傳統詩話、詞話那樣,用大量篇幅記載傳聞逸事或搞史料考證。所以它更帶有美學的性質。二、它不像傳統詩話、詞話那樣,只涉及文學的一個門類,而是涉及詩、文、詞、曲、書法等藝術的各個廣泛門類,這在過去也不多見。: p: }- P4 p( A8 V- l1 X4 ~: A
      《藝概》最突出的特點,是對藝術創作中一系列辯證關系的探討,對于這些關系的探討比起前人來更自覺、深刻和全面。他從解剖各種藝術的具體實踐出發,概括出100多個對立統一的美學范疇,意在運用兩物相對峙的矛盾法則來揭示藝術美的構成和創作規律。可以說,矛盾法是貫穿《藝概》全書的中心思想,也是劉熙載論藝及其審美方法論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個對應范疇,構成了藝術辯證法的一個獨特的審美體系,這既是《藝概》的一大特點,也是劉熙載在總結古代藝術辯證法方面的一大貢獻。這個審美體系的基本內容,可以從七個方面加以概括:主觀與客觀統一的本質論、真實與虛幻統一的真實論、“一”與“不一”統一的意象論、似花還似非花統一的意境論、陽剛與陰柔統一的風格論、用古與變古統一的發展論、人品與詩品統一的鑒賞論。
    ' I  x1 J; x% @4 m- s  劉熙載是一個重視躬行實踐、力求獨善其身的儒者。他論詩話文評曲品詞,十分強調作家思想感情以及為人處世的“人品”在創作實踐中的作用和影響,提出了“詩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論斷。這也是他文藝品評的重要原則和文學評論的核心。
    / ^- y: E2 Y' J# g  知人論世,是我國文藝批評和文藝理論的基本觀點,所以就有“讀其文想見其人”的評論。劉熙載的“詩品出于人品”,就是認為詩品是人品的一種反映,是詩中的人品。前者具體指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水平的高低,后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質。從這個觀點出發,在《藝概》中,對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推崇;對于品格不高者,則常有微詞。他稱屈原的《離騷》,“一往皆特立獨行之意”(《賦概》)。這就是說,屈原的《離騷》正是他高潔人格的表現。他說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郁結處”(《文概》)。柳宗元關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夠寫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銳地對現實加以揭露,又能抒發他思想上積郁的對現實的不滿。他認為詞也是詞品出于人品,說:“論詞莫先于品”(《詞曲概》)人品體現在作者的文品中,就連書法也不例外。他說:“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書概》)還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書概》)這就強調了人的才學、思想、性情,是書法中最重要的。
    9 ?" Z- u. t* V/ P, Z8 P# Z0 \) U  基于上述思想觀點,劉熙載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認識,往往相當深刻、明確,進而評點其價值意義。他能夠透過一些作品撲朔迷離的表面現象,發掘出作家作品深層的思想內涵,揭示作品的真實內容和藝術價值。在評論李白、杜甫的異同時,他明確指出:“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有為言之也。屈子《遠游》曰:‘悲時俗之迫厄兮,愿輕舉而遠游。’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詩概》)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經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他的一些描寫神仙境界的游仙詩,表面上看來浪漫、超脫,可仍然是一種“有為言之”的創作。為了把問題說得更為確切,劉熙載還以屈原的《遠游》為類比,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論杜詩,認為杜甫“志在經世”,又善于抒發真實情感,這樣的人,如果能夠得到明主的器重,為世所用,一定能夠“濟物”救世。他說:“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為看詩之法。”(《詩概》)宋代關于蘇軾、辛棄疾的詩詞,他十分推崇,《詞曲概》里面說:“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煢。”又說:“英雄出語多本色,辛棄疾詞,于是可尚。”他對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質,又有偉大的抱負和愛國心的作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相反,對那些在創作上雖然也有很高造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內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卻表示出明顯不滿,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銳地指出那些描寫歌姬、舞女的詞作,“類不出綺怨”。(《詞曲概》)說北宋大家周邦彥與妓女談情說愛的詞,不過是其淫情蕩旨的宣泄,“當不得一個‘貞’字”。這在晚清浙江詞派與常州詞派大都推崇溫庭筠、馮延巳、柳永和周邦彥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副清涼劑。
    4 m1 S3 d1 v  h" O5 |  劉熙載對于藝術創造中“天”、“人”的關系,即自然和人工的關系,有很好的論述。他提出了一個“天”、一個“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這是一個藝術創造的三段式。他說:“書當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書概》)所謂“肇于自然”,就是說,藝術家創造的審美意象,應該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跡。所以叫“由人復天”。他還說:“《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概》)“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詞曲概》)《檀弓》的渾化、古樂府的“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于天籟”,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復天”。
    - F4 W: b  J' _2 u  《藝概》論文既注重文學本身的特點、藝術規律,同時又強調作品與人品、文學與現實的聯系。劉熙載認為文學是“心學”,是作家情志即“我”與“物”相摩相蕩的產物。所以論文藝貴真斥偽,肯定有個性、有獨創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對因襲模擬、夸世媚俗的作風。他注意到文學創作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按實肖象”、或“憑虛構象”。并重視藝術形象和虛構,認為“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所以對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較深刻的認識。如說莊子的文章“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乃是“寓真于誕,寓實于玄”;李白的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其實與杜甫“同一志在經世”。他運用辯證方法總結藝術規律,指出:“文之為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經義概》)。又說“物一無文”,但“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藝概》對物我、情景、義法種種關系的論述,就著重揭示了它們是如何辯證統一的,突出了我、情、義的主導作用。
    # P8 n" W) i1 _  由于把握藝術辯證法,劉氏考察創作問題、評價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層,高出一頭,有精辟獨到的見解。他強調作品是一個有機整體,論所謂“詞眼”、“詩眼”,提出“通體之眼”,“全篇之眼”。他談批判與繼承的關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他對不同旨趣、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強分軒輊,其長處與不足都如實指出,如說:“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云氣少’也。”他論表現手法與技巧,指明“語語微妙,便不微妙”,“竟體求奇,轉至不奇”,強調“交相為用”、“相濟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藝術范疇,如深淺、重輕、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諧拗、淡麗等等。, k7 l4 K; K( Z' e& |
      劉熙載認為文學“與時為消息”,重視反映現實、作用于現實的所謂“有關系”的作品。他還把作品的價值同作家的品格聯系起來,強調“詩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論詞不囿于傳統見解,推崇蘇軾、辛棄疾,批評溫庭筠、周邦彥詞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約派詞為“變調”,而以蘇軾開創的豪放派詞為“正調”。他的詞論,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響。沈曾植稱許他“涉覽既多,會心特遠”(《菌閣瑣談》);馮煦謂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論詞》);王國維《人間詞話》則對《藝概》拈出作品中詞句來概括作家風格特點的評論方式以及個別論點,都有所吸取。
    / Y. n3 j0 s' j7 T8 e% p" \  《藝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書屋六種》本,今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藝概注稿》袁津琥著,中華書局2009年版。
    * P. q! {; K/ p2 h+ i  N6 q10、《國故論衡》! E3 n( Z. y# m0 J# o
      近代學術論著,3卷,章炳麟撰。章太炎(1868-1935),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學乘,后改名絳,號太炎。漢族,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國近代著名樸學大師。著名學者,研究范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魯迅,周作人,黃侃,錢玄同等近代著名文人皆出其門下。
    3 ~, n: m! ~* o; ?, X- F# v《國故論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大抵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考證詳核。中卷論文學,共七篇。首論文學界說,以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屬于“文”的范圍:亦述歷代散文、詩賦的優劣,大抵于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于詩賦薄中唐以降。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哲學的流變,于道家推崇特至,謂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經國莫如《齊物論》”。《齊物論》為《莊子》的一篇。該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大抵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考證詳核。中卷論文學,共七篇。首論文學界說,以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屬于“文”的范圍:亦述歷代散文、詩賦的優劣,大抵于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于詩賦薄中唐以降。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哲學的流變,于道家推崇特至,謂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經國莫如《齊物論》”。
    # U; d4 D1 F) d0 D1 A( M2 d. B" J  本書為章太炎重要的國學著作,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卷,系統論述文字音韻學、文學、文獻學、周秦諸子學、經學及佛道之學等,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前人於后兩卷著力較多,而往往視小學為畏途。然章太炎有云“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故不可不察。上卷小學十一篇:小學略說,成均圖,音理論,二十三部音準,一字重音說,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古雙聲說,語言緣起說,轉注假借說,理惑論,正言論。特色所在。中卷文學七篇:文學總略,原經,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論式,辨詩,正裔送。
    ) C6 _: [* e3 c  w- b4 \5 ]9 {/ f! n  《國故論衡》于1910年初在日本刊行。今有《國故論衡疏證》龐俊、郭誠永疏證,中華書局2008年版;《國故論衡》陳平原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本,2003年版;《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最新評論

    國學 發表于 2011-10-9 21:03:23
    31、《詩人玉屑》
    ' {7 Z7 C: ?* Z4 J  宋代詩話詩話集,20卷。南宋魏慶之著。魏慶之,字醇甫,號菊莊,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有才名而無意仕進,種菊千叢,常與詩人逸士在菊園中吟誦。有人曾賦詩贊譽他說:“種菊幽探計何早,想應苦吟被花惱。”可知他過著以種菊、賦詩為樂的隱逸生活。慶之與當時詩人有廣泛的交往,這給他輯錄南宋詩話帶來了不少方便。" n$ w! @# w; ~
      《詩人玉屑》據《四庫提要》說,約成于南宋度宗趙禥(1265~1274)時,但本書卷前卻有黃升作于淳佑甲辰(1244)的序,按理,沒有先于成書二十年之久的序,因而詩人玉屑》當成于理宗淳佑年間。它評論的對象,上自《詩經》、《楚辭》,下迄南宋諸家。一至十一卷論詩藝、體裁、格律及表現方法,十二卷以后,評論兩漢以下的具體作家和作品。它博采兩宋諸家論詩的短札和談片,在現在不少書已難以尋覓的情況下,《詩人玉屑》為我們保留了許多的重要資料。魏慶之的輯錄,并非大段大段地抄錄和摘取,而是將其“有補于詩道者”,根據他自己對詩歌理論的見解,以詩格和作法分類,排比成卷,滲透了他對詩的形成、體裁、韻律及歷史詩作的看法。
    0 l% J  ]/ S) b, J/ l# l  《詩人玉屑》集諸家論詩之成,其排比大致有敘,可以當作宋以前的中國詩歌史資料來看,從中可獲得關于我國詩歌發展的輪廓和許多關于詩歌體裁的知識。如:卷一《詩辨》引《滄浪詩話》的說法,指出“詩之法有五”卷二《詩法》引用晦庵(朱熹)關于詩歌分段的說、關于詩的作法、禁忌卷二《詩體》談各種詩體的起源和沿變。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對歷史上著名的詩人都作了評論。9 [2 P4 V3 T; z3 `3 W
      關于《詩人玉屑》的版本:傳本《詩人玉屑》俱為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詩人玉屑》,是由王國維先生之子王仲聞先生整理的。它以古松堂本為底本,校以日本寬永十六年刻本,參酌明嘉靖本,并全部迻錄王國維據宋本校寬永本的校語。使讀者既可窺見宋本之面目,又可獲見王國維在校勘上的成就,是目前較全較精的本子5 [+ w0 f& G6 `$ C* o
    今有:《詩人玉屑》古典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詩人玉屑》王仲聞點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982年版,以古松堂本為底本,校以日本寬永十六年刻本,參酌明嘉靖本而成。《詩人玉屑》中華書局2007年版。
    : b; F$ H6 M6 X  r32、《后村詩話》& T5 m4 X( o) D1 M0 k
      《后村詩話》,有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四庫全書》鈔本。
    1 P: H" k% a# V: W$ X8 M  據學者考證:后村寫的前、后集各二卷《詩話》,始于他六十歲后,即淳佑至寶佑(1247~1257)之間。《續集》四卷,成于他八十歲時的咸淳二年(1266)。《新集》六卷,成于咸淳四年(1268),時年八十二歲。這時,劉克莊因年老目疾,或口授家人記錄,其為記憶口述之差;或由轉寫時的筆誤,時有枘鑿。
    8 X' P$ t, I% N  《四庫總目提要》云:“宋代諸詩人,其集不傳于世者十之五六,亦皆賴是書以存。”這當是《后村詩話》的文學價值所在。$ x$ O' W, ~; G0 l: J6 x
      劉克莊的《后村詩話》分前集、后集、續集及新集四部分。前集和后集是他六十歲到七十歲時所作,續集和新集則是他在八十歲左右時所作,前后相差十余年,其中所提出來的觀點以及所建構的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新集部分,只是專錄唐詩警句,和理論基本無涉。因此,筆者在通讀劉克莊詩歌理論著作的基礎上,以《后村詩話》的前后兩集作為研究對象,對當時劉克莊的詩歌理論觀點做兩個方面的探討。' d+ S" e) j9 l) J4 l( g3 J: i7 \
      第一,劉克莊的詩歌理論是初具體系的,這種體系的構建是以他的文學史觀為基礎的。關于劉克莊的文學觀,研究者做得并不多,我在此以《后村詩話》的摘要為基礎,為劉克莊的文學史觀勾勒一個簡單的輪廓,并找出其中特點。) M. Q) t6 ^3 o* P* T, U; I
      首先,在每個文學史的時代,劉克莊能找出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作品,來作為當時文學史的優秀代表,以此來建構一個基本的文學史觀。首先是唐以前:“自《國風》、《楚辭》而后,故當繼以《選》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其次是唐代:“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淡之音,一掃六朝之纖弱,趨于黃初、建安矣”;“杜詩為詩家祖宗”;“舉世為元和體,韓(愈)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為一家之言”;“長慶體太易”;“當舉世競趨浮艷之時,雖豪杰不能自拔,孟生(東野)獨為一種苦淡不經人道之語”;“韋蘇州為詩家最高手”;“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最后是宋朝:“(西昆體)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本朝…宛陵為開山祖師”;“元祐后,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陸游)南渡而后,故當為一大宗”;“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廢搜索,縛律者少變化”。這樣一來,僅從《后村詩話》前后兩集中所找出的觀點,就能基本建構起一個簡單的文學史輪廓。這充分反映了劉克莊作為一個詩歌理論家所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見解。雖然這里只是一些斷句的拼合,但是卻基本能連貫始終。劉克莊在《序林子顯》這篇文章中曾談到:“五言詩,三百五篇中間有之,逮漢魏蘇李曹劉之作,號為《選》體;及沈休文出,以浮聲切響作古,自謂靈均以來未睹斯閟,一唱百和,漸有唐風。…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子厚,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拘狹…未可以唐風少之”這里他就把散見于其詩話的見解貫穿了起來,表達了他的文學史觀。劉克莊之所以能夠如此抽象的把握漫長文學史的脈絡,和他的學力是有關的。他的《后村詩話》“網羅眾作,見取材之博;評選愜當,見學力之精”,正是如此精博的學識,才足以支撐他做出精當的概括。! h$ |0 m$ y6 a& r9 p7 l
      其次,劉克莊在文學史觀上獨持見解,他在每一段以及每一段的代表作家那里,不僅看到其作為代表流派的優秀之處,更能不時指出自己的看法。宋代詩論家往往是薄今厚古,時代越古的詩便越有古風。劉克莊雖有時也不免此病,然而他還是能夠從詩歌藝術的角度做出比較客觀的判斷。像他指出的“張籍《還珠吟》為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后漢辛延年所作,…籍詩本此,然青勝于藍”。唐人詩作勝于東漢詩人辛延年的著名詩作,雖然劉克莊在詩話中并沒有給出具體的理由,但是能夠做出這樣的判斷,已經相當了不起了。他在論及唐詩的時候,雖然極力學習模仿,提出“杜詩為詩家祖宗”,在《后村詩話》新集中更是一味摘抄唐詩警句,然而他對唐詩所做的批評也不少,最為典型的就是他在詩話提出的“唐詩雖雕琢對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聯,惜不多見”。在說到宋詩時,劉克莊持了很大的批評態度:“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廢搜索,縛律者少變化”。但是在有的地方還是找出其值得發揚的優點。在論及《西昆酬唱集》時,他提及歐陽修非常討厭“西昆體”,接著有把西昆體表揚了一番:“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6 ]) ]0 y6 n& o# K
      第二,劉克莊在《后村詩話》前后集中,一方面抑卻輕浮恬淡的詩風,說“(杜甫)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另一方面卻有極力贊揚這種詩風。比方說,他評論梅堯臣“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殊不草草”;贊揚蘇舜欽的詩句“樹陰滿地日午早,夢覺流鶯時一聲”“極似韋蘇州”而韋蘇州在劉克莊的詩歌理論中是第一流詩人;評論“青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句“有元和意度”;論滕田的田園閑適詩“可入圖畫”。劉克莊不僅贊揚這種詩風,并且在詩話錄入詩歌佳句時,這種句子也遠遠多于豪放雄健的詩歌。例如他錄入的“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柳色知春淺,鐘聲覺寺深”等等。劉克莊在《后村詩話》中如此著重這種風格的詩歌,并且和他提倡的雄放如此矛盾,是有幾方面原因的。; Z6 Z( p6 H7 d' i- |
      首先,參見《劉克莊年譜》,可知劉克莊一生數起數落,在京任職時勇于言事,以國事為己任,所寫詩歌大部分是政治現實詩,曾寫名句”詩人安得有青衫,今年和戎百萬縑”。然而在寫作《后村詩話》前后集期間,他三年知漳州,三年丁母憂,三年主明道宮。如果說以前的劉克莊積極出仕,敢于任事的話,那么六十歲后的劉克莊在這“江湖”的十年里,寫作詩話時,心境歸于平淡了。在官場風波如此,“后村希望找到一個安適的小巢窠,讓青山環抱碧溪繚繞,讓這些自然之美來填補他心靈的虛幻”。于是,他寫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園之作,大部分是清新活潑細膩柔和之作。像“小憩城西賣酒家,綠蔭深處有啼鴉。主人嘆息客來晚,謝卻酴醾一架花”(《出城》)、“榕聲竹影一溪風,遷客曾束系短蓬。我與竹君俱晚出,兩榕猶及識涪翁”(《榕溪閣》)等等。這自然影響到了他的詩論。
    . l- R# J! D1 c6 O  其次,劉克莊對“自然”美學境界有所追求。他大力提倡“性情說”,指出“詩之體制,歷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正是在性情的引導之下,劉克莊才會如此的對自然恬淡的詩風有了轉變性的熱愛。他對江西詩派的那些束縛非常看不慣,認為那些詩歌不和性情,且不自然。他追求的是像陶淵明那樣的風格。這種追求對他詩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 m9 J: ]$ L' U; Z7 R7 C* Q0 l8 m  今有:《后村詩話》中華書局1983年版;《后村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后村詩話》《宋詩話全編》本,1998年版;《后村詩話》,中國詩學叢書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 R. t4 Z. a, ^: l4 n1 p0 r, O2 H. E& [33、《對床夜語》
    . ?, F' t3 ~0 S  I( ^2 ^  宋代詩話,五卷,南宋范晞文撰。范晞文,字景文,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理宗景定中太學生,與葉李上書劾賈似道,竄瓊州。元至元間以薦授江浙儒學提舉,未赴,后流寓無錫以終。事見清嘉慶《無錫金匱縣志》卷三○。著有《對床夜話》。
    , U* g1 K2 q3 \/ S5 A/ z0 @9 P& B" f  兩人夜間對床共語。典出宋蘇轍《逍遙堂會宿》詩序:“轍幼從子瞻(轍兄蘇軾)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游宦四方,讀韋蘇州(韋應物)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馮去非序:“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語甚綺而文甚高。時夜將半,翦燭疾讀,不能去手,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 f, @$ q/ o9 D9 @3 w5 v
      卷二嚴滄浪又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影,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是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 T4 _' q7 g% {+ a; ^  卷一:霍去病志得意歡,作歌曰:“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漢時言語,自非後世可企。  O8 J5 j( {" e( ^' D  F; G
      蔡琰雖失身,然詞甚古,如“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為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
    6 T6 b* W& j$ s6 v8 K- R8 Z  卷四: 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輕身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王建《綺岫宮》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煬帝春游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張喬《寄維揚友》云:“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懷吳中友》云:“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韋應物《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賢》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環?月如襟。”白樂天《暮江吟》云:“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劉長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云中。”韓?《即目》云:“須信閑中有忙事,曉來沖雨覓漁師。”此皆意相襲者。又杜牧《送隱者》云:“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高蟾《春》詩云:“人生莫遺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賀知章《還家》云:“兒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從何處來。”雍陶《過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李商隱《夜雨寄人》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 U  A. T" Y- Z/ b. ]
      今有:《對床夜話滹南詩話》,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兩初編本,1937年版;《對床夜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對床夜話》臺灣·木鐸出版社1981年版。
    ) w. }. T' U& X0 K7 Q% s6 x5 u4 F34、《貴耳集》
    ' t0 X5 x" [3 _% o  南宋詩人軼事及作品的筆記集,三卷。張端義撰。宋代張端義(1179~1248后)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原籍鄭州,居蘇州。端平元年至三年間(1234~1236)應詔上三書,得罪,被謫韶州(今屬廣東)。工于詩,近于江湖詩派。此書作于淳祐年間被謫時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馀,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為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為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揚雄《太玄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桯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思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諧謔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5 l! B+ z1 k6 Z) b5 s/ X
      《貴耳集》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的雜說類,分上、中、下3卷。有關詩人、文人的評述約100則,占全書的十分之四。包括唐代的李頎,唐末的黃巢,北宋的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南宋的李清照、朱敦儒、陸游、范成大、楊萬里、蕭德藻、辛棄疾、項安世、趙蕃、周文璞、戴復古、劉過、趙師秀、翁卷等。金朝狀元汪世顯、作家吳激,西夏作家張元的詩詞及軼事,亦有所記載。采錄范圍較廣作者論詞,往往超出時流,卓有見地。如評李清照的《聲聲慢》開端十四疊字,以為“乃公孫大娘舞劍手”,超出本朝能詞之士。其論詩著眼于時代,如評論從金統治區回來的作者所作的“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認為雖未為絕唱,然而讀之“使人增感”。作者錄此,即“寓感慨之意”。但書中考經論史部分,往往有疏漏明清以來,諸多叢書對《貴耳集》多有輯錄。《說郛》收錄若干篇章,《歷代小史》收錄一卷,《寶顏堂秘笈》收錄二卷,均有刪節,直至毛晉輯的《津逮秘書》才將三卷收全。此后清代的《四庫全書》、《學津討原》和民國初年編的《叢書集成初編》均收錄為三卷。《叢書集成初編》本編者按語說“《學津》從《津逮》出,故據《津逮》本影印,并附《學津》本提要于后”。實際《叢書集成初編》本在集中同時還選用了《四庫全書》本提要。《四庫全書》本未注明版本來源,但與《叢書集成初編》本相比較,差別不大。因此可以推斷,其選用的也是《津逮》本,但又根據某種版本作了校勘,所以又稍稍有別于《津逮》本。尤其是集中涉及到當時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蔑稱,《四庫全書》本編者站在滿清統治者的立場,均妄自作了改動,已有悖于張端義的原意。校點者此次選用了《叢書集成初編》所影印的《津逮秘書》本作為底本,同時又以《四庫全書》本作互校。根據《古都鄭州文化叢書》編委會的統一體例,僅對書中明顯的錯訛字進行更正,其馀概從原貌,不作增刪。凡兩版本不同之處,均以校記以示說明。
    # L% s0 X: P7 J2 o  有《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四庫全書》本、《武英殿聚珍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b. \6 H6 @! B3 q" p
      今有:《貴耳集》中華書局1958年版,1985年版;《西臺集貴耳集》陳斌梁玉瑋校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貴耳集》,見《全宋筆記》第二輯,大象出版社2006年;《貴耳集》,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v4 ]0 a  t2 R3 D3 A# s/ I
    35、《青箱雜記》' ~' b6 l1 E- Z) o
      吳處厚撰吳處厚,字伯固,邵武(今屬福建)人。仁宗皇佑五年(1053)進士,授汀州司理參軍。神宗熙寧中,為定武軍管勾機宜文字(《青箱雜記》卷二)。元豐四年(1081),為將作監丞(《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一),遷大理寺丞。出知通利軍,改漢陽。哲宗元祐四年(1089)知衛州(同上書卷四二四),未幾卒。有《青箱雜記》十卷。《宋史》卷四七一有傳。《青箱雜記》成書于北宋元佑二年,作者吳處厚因歪曲詩詞陷害宰相蔡確而為時人所不齒,但作者喜好讀書,能詩善賦,又長期處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謂見多識廣,博聞強記。此書多是記載宋代及五代朝野雜事、詩話掌故等。處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初為將作丞,以王圭薦,授館職,出知漢陽軍,后擢知衛州,卒.其書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晁公武讀書志謂所記多失實,又譏其記成都置交子務,誤以寇瑊為張詠,案處厚以干進不遂,挾怨羅織蔡確車蓋亭詩,驟得遷擢,為論者所薄,故公武惡其人,并惡其書.今觀所記,如以馮道為大人之類,頗乖風教,不但記錄之訛,然處厚本工吟詠,宣和畫譜載其題王正升濦景亭詩一首,剡史載其自諸暨抵剡詩二首,皆綽有唐人格意,故其論詩往往可取,亦不必盡以人廢也。) L7 D& _* @6 I% S  R
      由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撰,共十卷,多記宋及五代朝野雜事、詩話及掌故,書中引到的魏野、李淑、王禹偁、王安國等人詩詞,大多數在其他書中沒有被提到過,卷九詳記燕肅作蓮花漏之法,是研究科技史的寶貴資料。
    ( }9 T- ]) t% ~$ b4 S5 f# B) w8 i6 {  《青箱雜記》為北宋中后期重要筆記之一,多記五代至北宋年間朝野雜事,尤以詩詞為甚,其中蘊含豐富的詞學、文學思想,具有重要的詞學理論和詞學文獻價值。其辨證分析人品與文品、詞品的關系,提出“正人端士亦皆有艷麗之詞”和“尤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反”等論斷,系對北宋時期流行的“艷詞損德”社會輿論之反撥,為文人寫作艷詞正名。其心態雖未必完全健康,然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吳氏且把“氣象”等引進詞學批評的理論域閥,將之作為品評詞人精神風貌之標尺。詞史上最早寫作的藥名詞,幸賴吳氏《青箱雜記》一書以存,吳氏并指出陳亞藥名詩詞自成一家“俳諧”的藝術風格,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乃為寫作藥名詞之要領。* w5 a! H# |* _
      如記宋初除學晚唐體外還有學白居易的通俗:李文正公?,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為相。常語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
    : ?' o, \3 {8 n; i0 F6 c# d$ V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余首,行于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曬作葫蘆?”之類,極為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干借車牛,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倩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于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懷漫    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為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氵?霄路。自是郁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誤。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檳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     “小院雨余涼,石竹生風砌。羅扇盡從容,半下紗?廚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為念婿辛勤,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 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弦繼。擬續繼朱弦,待這冤家看。”0 w. g  H$ {+ G) @& n
      《青箱雜記》通行本有:《說郛》本,《學海類編》本,《百川學海》本,《墨海金壺》本。/ |1 ]- j& C: X, D% R1 @' |
      今有:《青箱雜志》李裕民點校,中華書局1997年版;《青箱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87年版;《青箱雜志》《全宋筆記》第一編,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青箱雜志》《中國筆記小說文庫》,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6 n6 i6 H1 L* [' C36、《步里客談》
    , E# H# G% j/ @0 @( l5 c  陳長方撰。陳長方(1108~1148),字齊之,號唯室,侯官人。生于宋徽宗大觀二年,卒于高宗紹興十八年,年四十一歲。父先為洪州錄事卒于官。長方奉母居吳,依外祖林旦,家于步里。閉戶窮研經史,以教學者。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登進士第,官江陰縣學教授。學者稱唯室先生。長方著有唯室集四卷,步里客談二卷,均《四庫總目》又有尚書傳、春秋傳、禮記傳、兩漢論、唐論等書,并傳于世。
    7 ]8 o' y* v& j8 \( t* T+ L% ~3 b5 n  《步里客談》二卷。上卷記宋代朝政人物軼事,宣和殿所立《元祐奸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元祐黨籍固多真儒賢士,然蔡京以勢利傾奪錮之。鉤黨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嘗題其后云:“等是名丹籍,誰知品月多。蚖龍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盡,消磨歲月過。厲階生已甚,龜鑒莫蹉跎。”(“已甚”謂呂汲公行事)下卷多論歷代詩文和史事,頗有一些自己的見解,如:“《盡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語。比之《公孫丑》等篇,無復剛烈之氣。! |/ J) T  {3 u$ ~% d; O5 F
      《伯夷歌》云:“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兮。”陳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筆,非伯夷意也。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也。(案,此條載《說郛》本,今增入。)太史公有俠氣,故于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圣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跡,亦未盡善。(案,此下二條俱據《說郛》本增入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詞平平。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決,陳奮筆為之。# W7 o  G+ q: ^1 p# {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曰:“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9 C, f2 J1 E) C6 W. {8 o7 J( A0 \  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傳》是后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諢語,滿場皆笑,此語蓋再出耶?《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回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秦少游云:“退之《元和圣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余以歲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溪堂詩》,則又如他人所作也。6 I* N8 x3 n' D6 h) L
      《步里客談》通行本有:《說郛》本,《學海類編》本,《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本。: H) U$ k" r3 R# m+ H
      今有:《萍洲可談、高齋漫錄、張氏可書、步里客談》錢熙祚編,守山閣叢書1905年版;《步里客談·云齋廣錄·昨夢錄·松窗百說》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1937年版;《步里客談·桯史·獨醒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步里客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歷代筆記小說大觀》。
    * R9 o: E" c. q! m) \4 e/ C37、《唐語林》* X8 o' _' R4 u" B
      宋代王讜撰。王讜,字正甫。生卒年不詳。長安(今陜西西安)人。宰相呂大防之婿。曾為京東排岸司。元□四年(1089)任國子監丞。后改少府監丞。全書共8卷,末有輯佚一卷。是他摘輯唐宋時期五十種小說、雜史類著作,并加以改編而成。體例完全仿效《世說新語》,《世說》將所記內容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除“捷悟”一門外《唐語林》全部采用,此外又增加了嗜好、俚俗、動植、雜物等十七門,共計五十二門。該書記述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間之事,涉及宮闈朝堂、鄉野民間,舉凡政治、風習、文化、經濟、典章制度,無不為其內容。從總體上說,它繼承了《世說》以記人為主的傳統,極少涉及神怪靈異之事,同時,它又與劉義慶專尚清談、僅記士大夫言行不同,記敘內容不僅僅多嘉言懿行并乎政教者,而是關注了唐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仿《世說新語》體例,按內容分門系事,并將《世說新語》原有的35門(按今本《世說新語》共36門),擴大為52門。書中材料采錄自唐人50家筆記小說,資料集中,內容豐富,廣泛記載唐代的政治史實、宮廷瑣事、士大夫言行、文學家軼事、風俗民情、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對研究唐代歷史、政治和文學,均有參考價值。
    3 m: K* V' d8 k2 k) ]2 b3 r  《四庫全書總目》說:“是書雖仿《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由于其中很多著述今已失傳,故經此書采錄而保存下來的資料殊為可貴。不足的是,卷首雖附采錄書目,但所采各條未注明出處。
    $ W, J1 q" B2 `9 T; \/ s' v4 M  第132則:“李賀為韓文公所知,名聞縉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愿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制策登科。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為眾所排。文公惜之,為著《諱辯》,竟不能上。0 {* e: k, y9 _4 _4 B; \9 m6 a
      第99則記李紳事,其行頗有狂狷之風。而憫農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皆出于此李紳之手。又:末一則故事使人笑煞:“忽有老僧偈,愿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任從去處去。”——今世市井影視小說,凡描繪有道高僧打機鋒,動輒“從來處來”,使人生厭。若此等作者遇著李紳,皆當決二十板。  Q0 F0 ?+ c1 m  N0 ?3 h4 L
      第23則:“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諸縣。既去官,竟不捶一人。”——碧頭巾之起源不知可是由此。
    ; J+ m# s6 K% ]# Y4 {# q* X  《唐語林》原書在明初散佚。清代編《四庫全書》時,據明嘉靖初齊之鸞刻殘本及《永樂大典》所載,加以校訂增補,以后各叢書所收多用此本。今傳有《四庫全書》聚珍板本、《惜陰軒叢書》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等。
    ' d% Q+ {1 J5 a  今有:《唐語林》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據《守山閣叢書》本標點排印;《唐語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語林校證》。周勛初校,中華書局1987年版;《唐語林》詹怡萍注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二版;. h  h' _  O4 Z; K& U
    38、《滹南詩話》- I4 P8 s1 i; h  ^
      金代王若虛撰。王若虛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滹南遺老集》。《滹南詩話》共三卷,有詩話90則,第一卷21則,第二卷32則,第三卷37則,涉及到王若虛詩論的各個方面,包括文藝思想、詩歌鑒賞(含詞句鑒賞和詩意鑒賞)、詩歌批評、詩歌創作。在詩歌鑒賞方面,王若虛“以意為主”的理論表現為注重詩味,實事求是,厚重且通達,但也有過分質實,以常理來推斷詩理,以致僵化的傾向。“辭達理順”是王若虛詩歌創作和評論的主要標準,他認為做到“辭達理順”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映了他自由通達的思想。少陵以文章為小技,程氏以詩為閑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優劣,何足多較哉(卷三)在詩歌鑒賞方面,“以意為主”的思想還體現在從總體上把握詩的內容和情感,反對拘泥于一字一句,反對牽強附會,《滹南詩話》中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如下:梅圣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為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苕溪又曰:“不系花而系塢。”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系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為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苕溪以為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卷一)
    9 V- [  |  M8 ^. i+ Y! P  卷上:詩話并不可盡信: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荊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為二。, ]- S- E/ x+ E. |* b& o" p+ ?
      抑李揚杜: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荊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1 U% C2 l$ E8 M3 m
      《滹南詩話》通行本有:《說郛》本,《學海類編》本,《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本。2 k1 N% |7 I7 x1 K' b& B9 F
      今有:《六一詩話、白石詩說、滹南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滹南詩話》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1981年版。
    # s& P6 B' n1 Y; z' ~& C39、《唐才子傳》
    ( Z6 K6 u, N$ e: V4 h1 q- V" r  唐五代詩人簡要評傳匯集。撰者元代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詩,與王執謙、楊載齊名。有《披沙詩集》,已佚。字良史,是元代前期的西域人。他以唐代詩人中號稱“五言長城”的劉長卿的字為名,以被贊為“珪璋特達”的于良史的名為字,可見是一位極為熱愛唐詩又非常傾慕唐代詩人氣質的才子。但由于史料缺乏,我們現在對他的詳細經歷已很難弄清楚了,只能據一些零星資料對他的事跡略知一二。) H; f/ E4 j* W1 t- X
      辛文房曾為省郎,曾游歷祖國東南山水名勝,在當時有詩名,與王執謙、楊載齊名,有《披沙詩集》,已佚。' S1 s8 b/ y2 x$ O7 p6 t# ?1 o
      《唐才子傳》對中、晚唐詩人事跡所記尤詳,也包括部分五代詩人。按詩人登第先後為序。書中保存了唐代詩人大量的生平資料,對其科舉經歷的記敘更為詳備。傳後又有對詩人藝術得失的品評,多存唐人舊說,其中頗有精辟之見。但所述多有失實、謬誤之處,如謂駱賓王與宋之問唱和靈隱寺,《中興間氣集》為高適所編,李商隱曾為廣州都督等。也有因誤解材料而造成錯誤,如劉長卿傳,記權德輿稱劉長卿為“五言長城”,而據權德輿《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實是劉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等。
      K, M2 m6 F4 u  卷一: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長安,謁楊素,一坐服其英敏,目為神仙童子。隋大業末,舉孝廉高第,除秘書正字。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縣丞。以嗜酒妨政,時天下亦亂,遂托病風,輕舟夜遁。嘆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故鄉。至唐武德中,詔征以前朝官待詔門下省,績弟靜謂績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薄,況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特判日給一斗。時人呼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歸。河渚間有仲長子光者,亦隱士也,無妻子。績愛其真,遂相近結廬,日與對酌。君有奴婢數人,多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莊》、《老》置床頭,無他用心也。自號“東皋子”。雖刺史謁見,皆不答。終于家。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為詩、著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撰《酒經》一卷、《酒譜》一卷。李淳風見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詩賦等傳世。
    $ C: s% ~2 R: A( z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諸孫也。六歲善辭章。麟德初,劉祥道表其材,對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時諸王斗雞,會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聞之,怒,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登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又嘗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遷交趾令。勃往省覲,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婿作記,以夸盛事。勃至入謁,帥知其才,因請為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酒酣辭別,帥贈百縑,即舉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時年二十九。勃屬文綺麗,請者甚多,金帛盈積,心織而衣,筆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謂之腹稿。嘗言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方,勃盡得其術。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于世。勃嘗遇異人,相之曰:“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無大貴矣。”故其才長而命短者,豈非相乎?
      y  n  _4 e+ s7 j. j& C6 a  N  書成于元大德八年(1304)。原本10卷,明初尚存,《永樂大典》在“傳”字韻內曾錄其全書。但此部分《永樂大典》今亦佚。清《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其他各韻中輯出243位詩人的傳記,附傳44人,共287人,編為8卷。日本《佚存叢書》有10卷本,有278位詩人的傳記,附傳120人。有清陸芝榮等《佚存叢書》校刻本。又有清《指海》本,以日本本為底本,校以《四庫全書》本,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用日本本重印,另附《指海》本校記。
    + ?! v0 a. }9 N3 F  今有:《唐才子傳校箋》,傅璇琮主編,中華書局:周本淳《唐才子傳校正》、王大安校訂《唐才子傳》、舒寶璋校注《唐才子傳》、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李立樸《唐才子傳全譯》。: _2 G9 E" A4 B5 N+ p
    40、《懷麓堂詩話》6 F1 b' ^1 n7 U1 H, r, ~4 `% L0 B
      李東陽撰,李東陽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懷麓堂集》。
    / B4 L  h) Y; K8 r  本書中講了詩歌創作的基木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點:一詩資創新。《懷麓堂詩話》特意標出:
    5 f( p; N$ `$ y( o0 x+ k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為道亦無窮也”。他認為王維的西出陽關無故人”句之所以傳誦一時,并按譜為三疊歌唱,關鍵在于“盛唐以前所未道”,同時還做到了“辭能達意”。韓愈的《雪》“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詩能夠得到詩家贊賞,在于“意象超脫,直到人不能道處耳”。(二)詩無成法。《懷麓堂詩話》言。“律詩起承轉合,不為無法,但不可愁泥于法而為之,則撐拄以待,四方八角,無四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佘,或滋而為波,或變而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李東陽反對把作詩之法固定:,“普人以‘打起黃鶯兒’,‘三日入廚下’為作詩之法。后乃有以‘溪回松風長’為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分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而求之,甚者乃至一于文百。則刻舟膠柱之類,惡可與言詩哉?”
    : K* b9 T- r! R  如何抒情,李東陽認為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一)寫自然之情,有真情才有真詩。李東陽以為詩人的創作,只有“得于心而發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
    4 z4 Y& p& r" f  (二)有生活真實,才有詩情的真實。“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真情實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壯老而不能得其
    - U" O" d) G, Q) A$ j. |) v妙,正坐是哉:”沒有真實的生活,矯柔造作,勢必變成謝糠刻劃的那種假做作:“處富有而言勞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日老,無病日病。”(三)詩人個性的不同,往往帶米詩風的不同。李東陽一反過去以興會際遇論詩風的傳統,看到了個人情性對作品風格的直接影響。他指出,《劉長卿集》清切凄婉,盡是怨士羈人之思,柳宗元貶滴眾后的詩作,尚有和平富麗氣象,原因在于“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滴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李東陽論詩的主情之說,對明清詩論和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后起的公安、竟陵兩派的“獨抒性靈”,袁枚的“性靈說”等,都不同程度地承續了李東陽的詩論。' }2 X& A( c# M$ G. Q9 Z. i
      《懷麓堂詩話》通行本有《說郛》本,《學海類編》本,《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本。
    2 K  ~$ [5 H4 c+ ?* o  今有:《懷麓堂詩話校釋》,李慶立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懷麓堂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
    : _' m9 `* T# }% T" \7 @- @41、《四溟詩話》% U" n( S' M3 I+ n% V# j
      又名《詩家直說》。四卷明代謝榛著。謝榛(1495~1575)明代布衣詩人。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脫屣山人,山東臨清人。十六歲時作樂府商調,流傳頗廣,后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以聲律有聞于時。嘉靖間,挾詩卷游京師,與李攀龍、王世貞等結詩社,為“后七子”之一,倡導為詩摹擬盛唐,主張“選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后為李攀龍排斥,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諸藩王間,以布衣終其身。其詩以律句絕句見長,功力深厚,句響字穩,著有《四溟集》、《四溟詩話》。5 h8 X. `1 W! S$ \% ?
      全書四卷,謝榛論詩,是從詩歌的格調入手進行論述傾向于后七子的觀點,師法盛唐,強調格調,但同時也主張“以自然妙者為最上”,要不露痕跡地學習前人,“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在詩歌的藝術特征問題上,提出“氣格說”,重視意境創造,重視情與景的關系,并推崇語言平易自然的古詩19首,這些都是頗有見地的詩論主張。謝榛在“后七子”中,是唯一提出較完備的論詩主張的人,《四溟詩話》即其論詩言論的結集。他主張復古,認為詩至盛唐便發展到了頂點。但他反對尺尺寸寸的模擬、蹈襲古人成句,主張據眼前景翻出新意。因此,謝榛論詩主取法盛唐,與“前七子”及“后七子”諸人并無不同,而在如何取法古人的方法上,則有許多不同,并指出盛唐諸人有可瑕疵之處,并非盡善;宋詩亦時有佳句,未可全廢,持論較李、王諸人公允。同時,謝榛論詩,以格調為主,然也十分重視感興,與李、王諸人模擬論不同,已開啟性靈、神韻之漸。
    ! b" ^6 Q( l" i4 |/ U2 {  《四溟詩話》里。他的基本態度是與李攀龍、王世貞一致的,也是極力主張模擬盛唐,鄙視宋人,并且認為:“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但與李攀龍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徑較寬,認為初盛唐14家“咸可為法”,并且看到這些大家風格各有不同:“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凈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云,芳潤如露薰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他強調,對這14家應“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 b2 K2 L: I" K( Z
      謝榛較重視詩歌創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機”和“超悟”。由此出發,他強調情真,不要摹擬太甚:“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此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還強調“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的獨創性。這些看法顯然比李攀龍詩論開通和高但是,謝榛盡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還在追求詩篇中的“警句”。他認為:“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為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而且認為這類“超悟”式的獨特的警句,既可以通過“靜室隱幾,冥搜邈然”的辦法,也可以通過“閱書醒心,忽然有得”的辦法,這些都是脫離生活的錯誤門徑。他的詩歌創作有時僅得佳句而難見完篇,這種現象正是他創作指導思想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2 Y, B* r8 b7 N" D  “詩有辭前意、辭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渾而無跡。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無思致。及讀《世說》:“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齋
    * M: F' M6 M  @( J宋人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豈先立許多意思而后措詞哉?蓋意隨筆生,不假布置。知唐人唐人或漫然成詩,自有含蓄托諷。此為辭前意,讀者謂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1 `. l9 }3 _6 V8 y5 A  《四溟詩話》通行本有《圖書集成》本。8 Y& n, {3 x. z7 u: H
      今有:《四溟詩話姜齋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四溟詩話》中華書局1985年版。, n* @' b3 X: C+ K6 D3 {- m2 b& d! `& Y
    42、《藝苑卮言》
    & Y) _+ c7 x# E: f* {3 {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今屬江蘇)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是明代“后七子”文學復古運動的實際領袖之一,曾與李攀龍齊名,在李攀龍之后又獨主文壇多年,錢謙益稱其“操文章之柄,登壇設蟬,近古未有”。
    / ~( T9 |4 e5 ]1 B- E% t) w  王世貞著作繁富,有《弁州山人四部稿》、《弁州山人續稿》、《讀書后》和《弁山堂別集》等。《藝苑卮言》就是《四部稿》中一部重要的詩文理論專著,也是最能集中反映王世貞文學理論思想的一部著作。它不但被當時之人奉為金科玉條,而且影響著后來近百年的文壇。' L  A. N8 s( ~
      《藝苑卮言》八卷,評論古今詩文。附錄四卷,其一論詞曲,二、三論書,四論畫,初草于青州任時。嘉靖三十七年(1558),世貞手自次錄,凡論詩老十之七,文十之三,都六卷。是后而歲稍益之,以至嘉靖四十五年,鄉人梓行之。又八年,前后所增又二卷,黜其論詞曲者,附它錄為別卷,時隆慶六年(一五七二)也。其后刊四部稿,遂收入。
    8 E1 K. L8 }/ G& `  y" i4 p  此書旨在“雌黃曩哲,橐鑰后進”,所論確有獨到者,唯是志盛氣剛,勇于判斷,在當時已不無異議;游往中或以稱許之不至,遂請絕交。而世貞則頗堅持己見,以為“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及其晚年,心平氣和,亦頗悔其少作,故云:“既不切當,又傷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后人。”
    / s: ?& e" A7 {2 K, C  此書有明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武林樵云書舍刊本,十六卷;萬歷十九年累仁堂刊本;談藝珠叢本;歷代詩話續編本;日本延亨年間刊本,皆八卷。樵云書舍刊本之卷十三至十六,雜取世貞之宛委余編內有關藝文者附入,故視他本為多。
      l+ l- m& V2 C) I- q0 I+ ?  該書表明作者的文學觀,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持論不似李攀龍那樣偏激;雖強調以格調為中心,但也認識到思想才情與格調之間的關系;主張學古,特別注意博采眾長,最終要求“一師心匠”。這些觀點顯然與一味模古者不同,顯示了王世貞的文學觀點較前七子已有較大變化。明代王世貞評述詩文的著作。論詩以格調說為中心,認為格調本于才思。“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才思不同,格調有別。主張“師匠宜高”、“捃拾宜博”,但仍以盛唐為取法對象,忽視了生活體驗。論詞曲、書畫較為自然,不為成見所囿。
    $ ]: x/ x5 o& \% z) v8 n  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祖哀誅,生于《禮》者也;書奏俄銘,生于《春秋》者也。呵他認為學習五經,主要是學習其中立身處世的道理,“夫圣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跡,立身揚名,亦己備矣咽。但讀書不能止限于《五經》,還應博覽群書,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滄浪并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脩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絕者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 }# }1 l) K! @8 B0 Y# u  今有:《藝苑卮言》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1983年版;《藝苑卮言》陸潔棟,周明初批注,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藝苑卮言校注》羅仲鼎校注,齊魯書社1992年版。; T. \$ R8 \2 @* E' E) A. N9 ^
    43、《詩藪》
    7 r* ?5 v0 n4 j' ~' J  明代以詩人、詩歌評論為主的筆記,20卷,胡應麟撰。胡應麟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六)文史類筆記《少室山房筆叢》。( i; ?- {) [) R1 K
      《詩藪》分內、外、雜、續4編,共20卷。內編6卷,以詩體為綱,自古體雜言至近體絕句。外編6卷,以朝代為序,自周、漢至元。雜編6卷,是補遺與考證。續編2卷,評述本朝詩,自洪武至嘉靖。胡氏受王世貞推引登上文壇,被列為末五子之一。此書主旨即在闡發前七子、后七子的格調說,辨析不同詩體,不同時代的藝術風格,提倡取法于諸體方盛之時,以達到格高調正。在前后七子之中,胡氏實際上傾向何景明、王世貞之論,所以倡格調而兼神韻,認為“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此書雖非開派創新之作,但對認識明中葉前后七子之文學思潮很有裨益。在對作家作品的評論中亦時有可取見解,如說《莊子》、《列子》之文最接近于詩,杜甫格調實與盛唐大別,蘇軾、黃庭堅用事而為事障,程頤、邵雍談理而為理障等。此外,此書搜集、記述歷代詩人、詩篇、詩論情況甚為豐富,對文學史與文學理論史的研究均有較大資料價值。討論亡佚的作品及三國、五代、南宋和金代詩;續編2卷,論明初洪武到嘉靖年間作品。論詩宗王世貞《藝苑卮言》,講求法度,宗效盛唐,但已注意到詩歌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慨嘆詩格后不如前,“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詩之格以代降矣”。在詩歌的藝術特征上,胡應麟強調“興象風神”與“體格聲調”并用。對歷代詩人的評價間有可取。此書宏征博引,收集記述歷代詩人詩歌情況較豐,對于認識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學思潮,對文學史與文學理論史的研究均有較大資料價值。
    6 J  J" D/ p4 `, ]' o: R" Y6 k9 m- F  五言絕,唐樂府多法齊梁,體制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調。至少伯宮、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絕句,不涉六朝,然亦前無六朝矣。' p- `: D) w2 }8 D8 V
      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 T3 h& \( X9 z* b% P3 a
      (絕句)若神韻干云,絕無煙火,深衷隱厚,妙協簫韶,李頎、王昌齡,故是千秋絕調。
    # d  V; k3 N4 G. O/ L  p6 z* ~  摩詰五言絕,窮幽極玄;少伯七言絕,超凡入圣,俱神品也。
    ' N8 w3 G! h+ \; G4 ^/ ~: q  李作故極自然,王亦和婉中渾成,盡謝爐錘之跡。王作故極自在,李亦飄翔中閑雅,絕無叫噪之風。
    " N: e9 y9 K. G# Y6 k  《詩藪》有明萬歷十八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最早,惜為殘本,僅內編古體3卷,外編周漢、六朝、唐上3卷,現藏上海圖書館。日本貞享3年重刊明刊本,較全,現藏南京圖書館本;清末廣雅書局刊本為通行本,但非足本,缺外編宋、元2卷與續編,亦多訛誤;《海山仙館》從書本(有開明書局重刊版)。
    " G% }+ Y, a" y, R  今有:《詩藪》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005年版;《詩藪》中華書局1962年版;《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版;
    ) z( g/ q/ L: o( n6 I44、《唐音癸籖》
    # i' U3 i: ?- m% Y8 m2 Y9 q/ x  明代詩話集,32卷,胡震亨撰。胡震亨(1569~1645),明文學家。字孝轅,號遯叟、赤城山人,浙江海鹽人。萬歷舉人,由固城縣教諭,歷官兵部員外郎。家多藏書,長于搜集詩文資料。所輯《唐音統簽》,搜羅豐富,為清代纂修《全唐詩》之藍本。所著有《赤城山人稿》等。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中舉,后為合肥知縣。在任5年,大興水利,改革官糧運輸,頗多善政。吏治之余,留意于兵書,曾與劉鋌研討兵事,劉鋌心服其才。崇禎末年,歷任定州知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乞歸居家。一生嗜書如命,日夕不倦研讀,凡秘冊僻本、舊典佚事、錯差模糊不可卒讀者,亦均研讀補正,時人稱之為博物君子。著作有《海鹽縣圖經》16卷(合纂)、《讀書雜記》2卷、《唐音統簽》1033卷、《閏余》64卷以及《唐詩叢談》、《續文選》、《靖康咨鑒錄》、《赤誠山人稿》、《海鹽圖經》等。
    6 I, |3 }! J7 M$ {  《唐音癸籖》是《唐音統簽》最后一類。《唐音統簽》是胡震亨傾畢生精力編撰而成的巨卷,共有1033卷,該書以天干為紀,共分10簽,甲至壬簽輯錄唐詩,間加評論;癸簽33卷則是其研究唐詩心得的結晶,體大思精,內容廣博。為清修《全唐詩》藍本,自《甲簽》至《壬簽》,按時代先后輯錄所見唐、五代人全部詩篇以及詞曲、歌謠、諺語、酒令、占辭等?《唐音癸簽》為詩話集,輯錄有關唐詩的研究資料,共有33卷,分為七目:一體凡,論詩體;二法微,論格律及字句聲調;三評匯,集諸家之評;四樂通,論樂府;五詁箋,訓釋名物典故;六談叢,錄自己有關唐詩之筆記;七集錄,首錄唐集卷數,次唐詩總集,次詩話及考辨李杜集中偽作與注釋?資料豐富,論斷精到,于唐詩研究頗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書對唐詩的源委與變革、體制的形成、風格的高下、作家的短長和一切知人論世的材料,常用詞匯的解釋和考訂,卷一一寫道:“‘唑’,方言,比海如人囂聲也。”又稱“海唑”為“海吼”,較早記錄了海嘯。: O. U3 u: W( j+ Z* _
      唐詩別集、總集、金石著錄以及唐詩評論的綜合目錄等皆有所交代。
      \  ?! I/ r, A: \- O3 Z  1、胡震亨認為文學的盛衰與政治、政局的休戚相關,是一種相互平衡的關系。看待這種觀點應一分為二。正確處:胡震亨認為盛唐、中唐同為唐朝詩歌的繁榮期的觀點超越了嚴羽和高棅標榜盛唐貶低中晚唐的觀點,具有進步意義。$ t* v: x9 I) R& A) S
      2、胡震亨認為中國文論之“興”的本質在于物對心的觸發感通。他認為:“大抵詩之作也,興,上也;賦,次也;賡和,不得已也。然初無意于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于我,我之意適然感乎是物是事,觸先焉,而是詩出焉,我何與哉?天也,斯之謂興。”明確揭示了感興的內涵。感興”是作為一個貫穿始終的文論范疇存在于中國文論史上的。它的基本內涵是頗為清楚的,而在長期的流變中亦充填了新的意蘊。
    * [* P& k& K# [$ k% U  4、中國詩歌最臻完美的詩體七律,明人胡震亨曾做如下評價:“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
    ' F: G7 y! e/ c' E0 k- U7 |7 h  5、胡震亨認為,“歌”是曲的總稱,“行”是“衍其事而歌之”,是一種具有鋪敘記事性質的歌辭。其音節、格律一般比較自由,形式都采用五言、七言、雜言的古體,富于變化。+ ]6 T! |; @$ l3 X# O8 i, s
      《唐音癸簽》有清康熙年間雙與刻本,《海山仙館》從書本,古今圖書集成初編本等。0 T( L& ?) J1 K: `  P; B, j2 v. q
      今有:《唐音癸簽》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唐音癸簽》中華書局1959年版;《唐音癸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 p8 Q& G% {; N, K6 z' Y45、《姜齋詩話》0 X' V& e  r# Y! y1 w" ?1 ~
      清代詩話,王夫之撰。王夫之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船山遺書姜齋詩文集》。
    # @) f2 x( L7 H7 ]2 P  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合稱“清初三大儒”。他的作品有經后人整理收入《船山遺書》,詩的創作有《姜齋詩集》傳世。古詩選本有《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和《明詩評選》等書。至於詩話,后人則將《師譯》、《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合編而成《姜齋詩話》。
    2 n; X; V/ U; e$ b  《姜齋詩話》是王夫之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有著極為豐富的思想內容與理論價值。文章從藝術形象、藝術真實、藝術創作、藝術鑒賞等四個方面概括船山詩論的理論內涵,指出其藝術理論的歷史功績與現實意義。) R! C% v' K# z# m7 I3 k8 F# e4 E
      王夫之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及現實性,以繼承《詩經》的“興、觀、群、怨”為旨歸;以創作必須有作者生活經歷為基礎。他的論著《姜齋詩話》3卷,包括《詩譯》、《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外編》和《南窗漫記》。他認為:“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姜齋詩話》《姜齋詩話》)他強調詩歌必須重情重意,情景交融,認為“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同前)。他認為文學創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強立“門庭”,強立“死法”,黨同伐異,趨于模擬。他說:“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為大家,為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因此,對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評尤其激烈。這些對于清代文學理論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3 {: V6 K' n  s; b2 I
      卷上談詩歌鑒賞: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于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丑,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9 g" z4 A* G. g: N: r
      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遠之情;“影靜千官里”,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之景。凡此類,知者遇之;非然,亦鶻突看過,作等閑語耳。7 _2 E9 {2 o2 O) |* i" A, o7 ~
      論詩作法: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颣;儲光義、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句非不鏈,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詩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云”、“永和三日蕩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滯累,以有襯字故也。其免于滯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里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則又疲苶無生氣,似欲匆匆結煞。
    ' U# c" u. D# b6 E( V  今有:《四溟詩話姜齋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姜齋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63年版,1999年版;《姜齋詩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歷代詩話續編》本,1959年版;中華書局1983年版。1 n- B/ k6 e4 s6 \/ q9 j
    46、《靜志居詩話》$ }7 W$ n. m5 T! I, Q5 k) ]8 h
      清代關于明代詩歌的傳記評論,24卷,朱彝尊撰。朱彝尊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三)詞曲別集《曝書亭詞》。
    $ k+ ?5 {: ]; Z; q1 r# p  晚年選刊<明詩綜>一百卷,書中別附“詩話”,得嘉慶時人扶荔山房姚祖恩整理成24卷〈靜志居詩話〉扶荔山房刊本《靜志居詩話》共二十四卷。宗潢、宮掖、樂章屬卷一,明諸臣傳分列其后二十一卷,最末二卷記閨門、僧尼、道流、藩服、神鬼、謠諺等。) \; V& x& c! n& d
      據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載:“(康熙)四十一年(1703),(彝尊)七十四歲,輯《明詩綜》,開雕于吳門白蓮涇之慧慶寺。至是定名曰綜,以《靜志居詩話》附焉”。越二年,全書雕刻竣工。彝尊肆力著刊此書時已年屆古稀,其編撰目的為何?康熙四十二年(1704),彝尊作序云: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竊取國史之義,俾晚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是序表明該書的編撰體例是“竊取國史之義”;換言之,即彝尊仿效正史長編的寫作方式,將帝后、宗潢、大夫、百姓等異人異傳排列,并廣搜前明封疆大吏、士大夫、在野遺民等事跡與詩存,后“甄綜”成是書。如此大費周章地甄引別裁,序末一句吐露出彝尊正是懷揣俟后人可以“明夫得失”的目的選編《明詩綜》的。但是“詩”終非“史”,“詩”怎么可能具有像“史”一樣資以通鑒的功效呢?彝尊雖道:“死封疆大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但對于那些身仕二朝、折節降清的士大夫與遺民則是一概不取。這種特殊的編撰體例和著錄標準,與記其人、“述其事”的“間綴”其后的《詩話》微顯出朱彝尊“明夫得失”的“史義”,也隱喻其幽索隱邃的“微言大義”。清初“《明史》案”名噪一時,清廷羅織罪名,捕殺異己,文網嚴布。彝尊以身犯難,借“甄綜”明詩,私修“國史”,其心良苦也。而于《詩話》中所蘊家國情絲、政治抱負的微旨更是隱隱可覿。
    - Z& W  |( Y& w; j# H) f$ v* F, L  尊確也在《詩話》中有所表達。如《詩話》卷十八《譚梅清傳》錄有譚梅清上“十事不納言”與“三大禮疏”,彝尊謂此事“實錄不書,野史失載,故節錄之”。又,卷十九《黃翼圣傳》載黃氏守新都城,破張獻忠軍一事,亦因“長編野史俱不載”,故錄之。彝尊于收錄詩話之外,更穿插前朝掌故,如卷一《宮掖·司彩王氏傳》詳錄歷朝女官后宮設置之流變與明朝之設。卷十九《姜采傳》備述前明設廠衛,立“廷杖”的由來。是舉皆有史家考鏡源流的修史風范。
    & J! r$ K. n$ ^; t( j" U3 ?& x/ V; g  《詩話》更有明莊烈帝的專篇。《詩話》謂崇禎為“寇陷京師”而“殉社稷”,隱諱了崇禎確是囿于內憂外患的兩難境地而亡的事實。言及“外患”系時禁,但彝尊仍借堂皇清詔“既慷慨以捐軀,亦從容以就義”表露出自己稱譽崇禎的真實感情。彝尊如是“欲蓋彌彰”的史筆表露出隱喻的家國之思,后人不可不察。
    5 w) c; {# \; m$ R  其二,彝尊搜錄明人有身歷兩朝者,以守節、殉節錄之,“貳臣”、折節者概不取,其中不乏有名的抗清志士與誓死不仕二朝的明臣,多集于最末三卷。彝尊在行傳時雖諱言清軍入主中原的史實,但對諸臣英勇抗清的事跡都給予相當高的褒譽。如,為彭期生、劉同升、楊廷麟、黎遂球、陳邦彥等立傳。前四子俱為清軍南下,守贛州死。陳邦彥兵保清遠城死。彝尊贊謂陳邦彥“殺身以成仁”,備述彭期生力保孤城,血灑疆場的史跡,并考證劉同升就義的史實,且錄有楊、黎二人的言志詩數首,詩中借諸葛武侯、徐福東渡等的典故抒發二子驅逐清軍,匡復社稷的豪邁壯志。更兼立傳陳子龍、夏完淳、張煌言等反清志士。所錄陳、夏之詩雖非二人的代表作,但詩中仍隱約有反清復明的志向,而彝尊更以文天祥喻張煌言,對煌言于沿海抗清的事跡及被俘不屈的節義氣概相當敬佩。更言及清廷的“眼中釘”袁崇煥,這是修明史之大忌。彝尊雖不敢為袁氏立獨傳,卻將袁氏斬毛文龍,勤王京城,被誣處斬的史實一一備錄于《錢龍錫傳》內。傳末附言:“崇煥之死,詳載本朝(按:清朝)《實錄》,操史筆者,不可不知。”言辭懇切,彝尊身處清初文網嚴密之際,仍以身犯禁,執意為“反臣”傳言立傳,著實令人為其捏一把汗。是舉若非借“補軼史乘”,言“正史”所不言,別錄自己表彰忠烈,對故明亡國追思的心聲,實難以理解。又如,《詩話》錄誓死不仕的劉承宗與絕食殉明的劉宗周。卷二十《劉承宗傳》贊謂承宗。# u* s1 x& R$ t% f0 m' D
      其次,繼承“復社”等東南文社“學以致用”、學風,對明人孤陋寡聞、因循守舊,不思廣收博取的習氣批判,《詩話》卷八《莊泉傳》云:“自堯夫(邵雍字)《擊壤》而后,講學毋復言《詩》,言《詩》輒祖堯夫,遂若理學風雅不并立者。然一峰(羅倫字)、康齋(吳與弼字)、白沙(陳獻章字)、定山(莊泉字),咸本《擊壤》,而定山尤甚。所謂“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為是詩,其去張打油、胡釘鉸無幾矣。甘泉(湛若水字)從而輯之,以詔學者,謂非此則與道學遠也。然而打油、釘鉸反為近道之言,而《詩》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勿錄也。竊為理學諸先生不取也”明代理學家自陳獻章、莊泉至湛若水,固守宋儒迂論,高談闊論“道學”,卻鬧出打油詩反比《詩三百》更近“道學”的丑劇。這種辛辣的譏評透露出彝尊對晚明空疏學風的不屑,同時反證了他本人崇尚實學的治學風格。$ F  z" N% \6 i' O9 ~
      《靜志居詩話》最早嘉慶年間姚祖恩整理刊刻扶荔山房刊本;通行本有文瑞樓1913石印本。3 a* G) Q' k0 P/ |( m! ^0 S- ^
      今有:《曝書亭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靜志居詩話》,姚祖恩黃君坦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X* I6 R* w0 i, _# j
    47、《漁洋詩話》/ V& S; b! K9 i& q
      清代詩話,王士禎撰。王士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帶經堂集漁洋山人精華錄》。
    # w9 s. G: U. A" A5 f1 G  《漁洋詩話》初輯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四十七年(1708)再作增補,編為三卷,授門人黃叔琳梓于京師。是書多記友朋論詩之語。漁洋一生服官四十余年,仕宦南北,從游甚眾,故一時名士,盡入轂中。涉筆成趣,頗類《世說》;名言雋語,為人擊賞。漁洋論詩,標舉神韻,《漁洋詩話》雖不重理論,而議論引述亦可略見其論詩宗旨。《四庫提要》稱述是書“清詞佳句,采掇頗精,亦足資后學之觸發,故于近人詩話之中,終為翹楚焉”。稱道王維《息夫人》詩說:“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為高。”(《漁洋詩話》卷上)這“不著判斷一語”,便是所說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意詩有神韻,又表現在描述事物,別有情致,超俗入雅。漁洋曾評論前人詠梅詩的雅、俗,說道:“梅詩無過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及‘雪后遠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若晚唐‘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直足噴飯。”(《漁洋詩話》卷上)這雅、俗之別,關鍵便在于韻味情致的差異。坡公詠梅詩句所以好,正在于不落俗套;于于高季迪的詠梅詩句,就不免匠氣了。司空圖論詩,作比喻說:醯,止于酸;鹽,止于咸。醇美之味,在于酸、咸之外。(語意見司空圖《司空表圣文集·與李生論詩書》)漁洋論詩所謂“神韻”,正是要求這種味外之味,言有盡而意無窮。他曾引宋姜白石詩論道:“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漁洋詩話》卷上)
    3 o2 ]7 K' W6 d$ {* j/ q6 z2 i+ u  王漁洋并很重視民間無名詩人和他們的著作,把所見所聞都隨筆記了下來。這從《漁洋詩話》中可見。所記的人物,遍及各行各業,有木工、衣工、擔者、鉏者、和尚、道士、閨閣婦女,甚至乞丐等。他們有一言可采,一篇之勝,都予以表揚。因此很多人的作品,在當時得到流傳,而且保存了下來。
    + ^$ e2 F3 `- ]0 R) R1 T5 ?; Y0 B, g  王漁洋所列舉的前人關于“神韻”詩的論述云:“信手舉來,無非妙諦,與世尊拈花微笑同一關捩,此公之所以為風雅正宗也。”當然,史蒙溪對《漁洋詩話》一書中的錯訛也多有指摘。如指出“帆隨南岳轉,雁背碧湘飛”一句是屈大均的詩句,王漁洋誤記為陳恭尹的詩句;“不見庵中僧,微雨潭上來”本是岑參詩句,王漁洋誤記為清人王征遠的詩句。《漁洋詩話》乃王漁洋晚年著述,記事間有舛誤,故《四庫提要》指出此書“疏于考證”。史蒙溪的評語糾正了王漁洋的一些失誤,避免了以訛傳訛,為后世讀者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8 c0 l( d/ C6 Y. D9 L  寒齋所存史蒙溪評點本《漁洋詩話》,線裝二冊,系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會文堂書店影印本。史蒙溪,即史承豫(1710~1744),字衎存,號蒙溪,江蘇荊溪(今宜興)人。諸生。著有《蒼雪齋詩文集》、《蒼雪隨筆》、《蒙溪詩話》、《碧云亭雜劇》等。史承豫與其兄史承謙并擅詞名,稱“宜興二史”。(見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本,第412頁)史承豫號“蒙溪”,文會堂書店影印本的扉頁卻印成了“夢溪”。《漁洋詩話》最早的版本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黃叔琳刻本,史蒙溪所評點的《漁洋詩話》,是雍正三年(1725)海鹽俞兆晟重印本。: R5 ^1 [/ A+ [; k$ d4 F7 m
      《漁洋詩話》有:雍正寫刻本《漁洋詩話》上中下三卷。通行本有1912年昌明書局石印本《漁洋詩話》上下卷,全一冊;掃葉山房石印本,叢書集成續編本。5 m8 J1 j: o' I0 G% q
      今有:《漁洋詩話》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36年版;《漁洋詩話》上海書店影印叢書集成續編本,199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99年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版。7 H; t8 r2 W2 B: ?8 y
    48、《師友詩傳錄》
    5 t- h; L/ q6 d. v  清代詩話,一卷,郎廷槐撰。另有《師友詩傳續錄》一卷,劉大勤編。+ M  u$ K% Z; ~0 e4 |6 Y
      《師友詩傳錄》,國朝郎廷槐編。《續錄》,國朝劉大勤編。二人皆學詩於新城王士禎,各述其師說,以成其書。以郎錄在前,故劉錄稱續焉。郎錄雖以士禎為主,而亦兼質於平原張篤慶、鄒平張實居,故每一問而三答。其稱歷友者,篤慶之號。稱蕭亭者,實居之號也。篤慶於士禎為中表,所著有《昆侖山房集》。實居於士禎為婦兄,所著有《蕭亭詩集》。士禎皆嘗論次之。故三人所答,或共明一義,或各明一義,然大旨皆不甚相遠。中間如篤慶“答古詩十九首”一條,歷引《玉臺新詠》、《文心雕龍》,證為枚乘所作,而力駁“游戲宛洛詞兼東京”之說。然考鍾嶸《詩品》,稱“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嶸與劉勰同時,而稍在徐陵前,其說必有所受,似未可盡懸斷為西京之作。篤慶又稱《文選》以十九首為二十,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為一章。不知此明張鳳翼之《文選纂注》,李善及五臣舊本均不若是。(嚴羽《詩話》稱《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為一首。則析一為二乃徐陵,非蕭統。然宋本《玉臺新詠》實不另為一首,未審羽何以云然。謹附識於此。)篤慶誤也。士禎答樂府一條,稱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引高祖《三侯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為證。然樂府始漢武帝,史有明文,漢初實無是名。篤慶又稱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實居又稱樂府之異於古詩者,往往敘事。古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不知郊祀鐃歌之類,倚聲制詞之樂府也,與詩稍別。清商平調之類,采詩入律之樂府也,其初本皆古詩。故“孔雀東南飛”,樂府雜曲歌詞也,而本題曰《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時人傷之,為詩云爾。”《紫騮馬》,樂府橫吹曲詞也,而吳均《樂府解題》曰:“‘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其說甚明,不必以後世之法,遽區分其本始。至《君子行》為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緣情之什,亦何嘗專敘事乎?又士禎答稱七言換韻始於陳、隋。案吳均、費昶之《行路難》,蕭子顯之《燕歌行》,皆已排偶換韻,啟初唐四杰之體,安得云始之陳、隋耶?劉錄所載皆士禎語。如所答“大勤問截句”一條,稱截句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句對偶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又稱此等迂拘之說,總無足從是矣。然何不云漢人已有絕句,在律詩之前,非先有律詩,截為絕句,不尤明白乎?(古絕句四章,載《玉臺新詠》第十卷之首。)又答唐人省試排律本止六韻而止,不知《玄元皇帝應見詩》未嘗不至八韻,《詠青詩》未嘗不四韻,《文苑英華》可以覆案。又稱至杜始為長律,元、白又蔓延至百韻。不知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詩》正一百韻,杜集亦可覆案也。至“辨桃無綠葉,認杏有青枝”,乃石延年詩,而云晚唐作。《詩苑類格》之李淑乃宋仁宗時人,而云唐李淑。(案以李淑為唐人乃沿詩家禁臠之誤。)引證偶誤,又其小焉者矣。蓋新城詩派,以盛唐為宗,而不甚考究漢、魏、六朝。以神韻為主,而不甚考究體制。故持論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談詩宗旨,具見於斯。較諸家詩話所見,終為親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郎錄中士禎之語或鈔出別行,名“漁洋定論”,劉錄亦有本別行,名《古夫于亭詩問》。實皆一書。今附存其名,不別著錄焉。9 k% K4 }5 J$ K" L* F
      《師友詩傳錄》通行本有: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今有:《師友詩傳錄》,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1936年版。* w! D2 y4 D- [8 H
    49、《原詩》7 r  @7 R# c; H% ^  y% ]' C4 P6 R/ b
      中國文藝理論史上繼《文心雕龍》后最具邏輯性和系統性的一部理論專著。南宋葉燮著葉燮(1627~1703)清代詩論家。字星期,號己畦。嘉興(今屬浙江)人。因晚年定居江蘇吳江之橫山,世稱橫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進士,選為寶應知縣。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職,后縱游海內名勝,寓佛寺中誦經撰述。主要著作為詩論專著《原詩》,此外尚有講星土之學的《江南星野辨》和詩文集《己畦集》。葉燮的詩論對沈德潛、薛雪有一定影響,但沈、薛均未能進一步發揮葉燮的進步觀點,沈德潛則反而發展了葉燮的落后觀點,實際上已另立宗旨,別為一派。
    5 E  y& n; H: j( i- y) `  葉燮的《原詩》被認為是繼《文心雕龍》之后,我國文藝理論史上最具邏輯性和系統性的一部理論專著。四卷(分內、外篇,又各分上、下),論述了詩歌的本質、源流及創作、批評諸問題,具有理論性、系統性、全面性,超出一般的詩話詩論。5 o9 [& c9 t' o$ e
      《原詩》分內外兩篇,每篇分上下兩卷,共4卷。內篇為詩歌原理,其中上卷論詩的發展,下卷論詩的創作。外篇為詩歌批評,主要論工拙美惡。關于詩的發展,葉燮主張文學的進化;關于詩的創作,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膽、識、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他繼承宋人呂本中的活法論,以死法為“定位”,以活法為“虛名”。關于詩的批評,他重質輕文,強調“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其詩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以及辯證法思想。在總結歷史經驗、幫助正統文學繼續延展方面頗多可取見解。《原詩》以理論的創造性和系統性居于清代眾多詩論專著之上。在這部書中,葉燮將以往詩話單純從“詩教”“詩法”角度研究詩歌的模式提升到審美的層次,因而它既是一部詩學論著,又是一部美學論著。論文的序論部分論述葉燮的家學淵源、生活經歷對葉燮思想的影響,并通過對明末清初文壇現狀的研究,考證葉燮寫作《原詩》的緣起。正文部分共分為四章,分別論述葉燮對詩歌創作主體、詩歌創作客體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看法、以流變為中心的詩歌批評論、《原詩》的歷史貢獻四個大問題。第一章論述詩歌創作的客體“理、事、情”。在進入審美領域之后,自然之“理”、“事”、“情”統合于詩人個體之“情”。對于審美客體的“理”“事”“情”,葉燮作了規定:即“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并要求審美主體“幽渺以為理”、“想象以為事”、“倘恍以為情”,強調審美意象在審美過程中的重要性,并突出審美主體的主體創造力。第二章論述詩歌創作主體所具備的四種素質:才、膽、識、力。葉燮認為詩歌的基礎在于創作主體之“胸襟”。“胸襟”包含和統帥著才、膽、識、力四種素質,同時這四種素質。6 N& f" ^% `. |! o& n1 ~
      今有:《原詩》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原詩》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1995年版;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 F* ~: q0 A# r4 K
    50、《聲調譜》- C* E3 I! J$ q, u
      清代詩歌聲律著作。1卷,趙執信撰。趙執信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飴山堂集》。
    & {9 P5 e* y5 ?& s  此書主要稽考五、七言詩各種詩體平仄規律,旨在辨析古體、齊梁體、律體在平仄聲調上的區別以及律體的變格。方法是按不同詩體及同一詩體的不同格式,從唐詩中舉出例證,于關鍵處標出平仄,略加說明。重點指出一般古體詩不得雜以律句,律詩有不合標準格式者需平仄相救(即“拗救”),齊梁體則處于古、律之間,兼而有之,書分《前譜》、《后譜》、《續譜》者,因起初所舉體格未備,故有增補,非內容的劃分。此書在古代詩歌聲調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關于律詩平仄的標準格式,唐人多已論及,至于各種詩體在聲調上的區別以及律詩的各種變格,在唐代屬自然形成而少有理論上的探究。自宋迄元相承無改而未曾留意。明人注重格調,曾留意于此,卻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清人馮班、王士□等對此有所探討,但未成明晰之論。趙執信此書,分析比較全面明確。但也有人認為,此書若干內容竊自王士禎的書。按此書缺點是對聲調規則看得太死,未免強作解事,流于煩瑣。此書之后,對聲調的研究形成風氣,辨證、補遺、闡釋者很多,如翟□《聲調譜拾遺》、鄭先撲《聲調譜闡說》等都有發展。
    ) \: h# x6 t3 {& w/ T' c  《聲調譜》各種版本書名及卷數不盡相同,內容無大差異。如《天壤閣叢書》本、德州盧氏雅雨堂刻本名《聲調前譜》,附《后譜》、《續譜》,各1卷,共3卷;《談藝珠叢》本合《前譜》、《后譜》為1卷,《續譜》1卷,共2卷;其余如《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清詩話》本等多為1卷。有的版本卷末附《古韻通轉》,《四庫全書總目》疑為其門人所妄增。0 C" L+ D) ~: p  C0 I2 q7 R
      今有:《聲調譜》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99年版;《飴山堂集》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趙執信集》越蔚芝校點,齊魯書社1983年版。
    國學 發表于 2011-10-9 21:04:06
    51、《談龍錄》
    ) I' W& W  o( L4 N: z6 p! h+ v  清代詩話集,一卷,趙執信撰。《談龍錄》與翁方綱著的《石洲詩話》被列稱為清代二大詩話集。為批評詩評論家王士禛而作.因士禛與門人論詩,謂當如云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遂著此書以排之。而趙則主張“詩以言志”,必使后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反對王士禛的“神韻說”;。錢塘洪昉思升,久于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并在司寇(漁洋)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晝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見,以為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于時,司寇以吿后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詩之為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馮先生恒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真今日之針砭也夫。風流蘊藉,而風神淡遠,意思超逸,正是阮亭詩之佳處,趙氏補之以溫柔敦厚之旨,則見得有所明于王氏詩之病者矣。4 Q7 I) {/ E! A5 @' a- N
      趙執信為王士禎甥婿,但兩人學術觀點各異。據趙說,兩人分歧起于趙對王南海集的批評。趙佩服吳喬“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為名言夫必使后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于禮義之大者也。若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吿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盧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宋犖)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吿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0 f5 \1 `/ [1 ~" m, S1 z  大旨謂詩中當有人在。其謂士禛《祭告南海都門留別》詩:“盧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四句,為類羈臣遷客之詞。/ N( w8 @, G& K+ X  F
      今有:《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飴山堂集》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趙執信集》越蔚芝校點,齊魯書社1983年版。5 \! `0 a1 y' k- J. t
    52、《石洲詩話》2 F3 Y7 N, E$ f  v5 _( K
      清代詩話,八卷,翁方綱撰。翁方綱(1733-1818),清詩人、書法家、金石學家。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升司業,曾主持江西等地鄉試,又曾督廣東、江西、山東學政,官至內閣學士。其詩多為“學問詩”,以經史、金石考據等入詩。一些游記之作,也缺乏生活氣息與真情實感。精于金石譜錄、書畫,書法尤精。7 g2 `; I$ V% ?6 v% {. m7 N; |7 S: _
      《石洲詩話》始刻于嘉慶二十年(1815)。以朝代為序,分人評述,一至五卷集中評論了唐、宋、金、元的詩歌。第六卷主要用來糾正王士慎對杜甫詩的評述,最后二卷附說元好問、王士禛的《論詩絕句》,其評話逐首逐句,對詩講得很細致,既可助讀者理解原詩。又協作者找出詩規律,指導創作。《石洲詩話》與另部《談龍錄》被稱為清代二大詩話集。5 V9 t5 r; G" Q  n. j  G
      1、2卷評唐詩,3、4卷評宋詩,5卷評金、元詩,6卷評王士禛、王士祿論杜之語,7、8卷分別評元好問、王士禛論詩絕句。翁方綱是“肌理說”的倡導者,認為:“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事境之歸也,聲音律度之矩也。”“理者,治至也,字從至,從里聲。其在于人,則肌理也。”又說:“士生今日,經籍之光盈于世宙,為學必以考訂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實即主張以考據學的精神,務求詩的質實,緊貼儒家義理,嚴守聲律格法。翁氏此說對“神韻”“格調”和“性靈”諸說之失雖有救弊作用。但他以學問、義理作為詩的準繩,更有片面性,實際上會造成割裂詩與社會生活的聯系,破壞詩的藝術特征的惡果。《石洲詩話》中說:“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又說:“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由這看來,翁方綱實際上又是宗主宋詩。
    ) p( K2 H, e  L  k1 ]$ }3 b  今有:《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石洲詩話》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版;《石洲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1983年版;《石洲詩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1998年版。
    * H4 ^( n* I1 v) S53、《說詩脺語》- T. Y& T% ?% ?" O6 `; L4 j
      清代詩話,二卷,沈德潛撰。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沈德潛早年家貧從23歲起繼承父業,過了40多年教館生涯。他熱衷功名,從22歲參加鄉試起,共參加科舉考試17次。乾隆四年(1739)中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77歲辭官歸里。在朝期間,他的詩受到乾隆帝的賞識,常出入禁苑,與乾隆帝唱和、論詩,這使他的詩論和作品風靡一時,影響很大。
    $ D4 ]0 o! N9 b% U: i* L  沈德潛年輕時曾受業于葉燮,他的詩論在一定程度上受葉燮的影響,但不能繼承葉燮理論中的積極因素。他論詩的宗旨,主要見于所著《說脺詩語》和他所編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書的序和凡例。他強調詩為封建政治服務。《說詩脺語》開頭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提倡“溫柔敦厚,斯為極則”(《說詩脺語》卷上),鼓吹儒家傳統“詩教”。在藝術風格上,他講究“格調”。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說脺詩語》卷上),“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詩別裁集·凡例》)實質上與明代前、后七子一樣主張揚唐而抑宋。所謂“調”,即強調音律的重要性,他說:“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脺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說詩語》卷上)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同前)( D- L4 P6 w9 G, T
      面對詩歌日漸衰落的狀況,沈德潛創作了《說詩晬語》,以圖恢復詩的教化作用。《說詩晬語》按照時間線索梳理詩歌發展的歷史,并注意清理歷代詩歌間的承繼關系,梳理各體詩歌的發展脈絡,是葉燮詩學理論的實踐和具體應用。《說詩晬語》將葉燮精英化的理論與大眾所需要的價值標準結合起來,構建了宏闊融通,能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詩史框架。/ @2 P' m  K- t: Y0 h( ~1 v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p. K- Y$ y$ K
      近有世界書局1923年版;今有《說詩脺語》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63年版;《說詩脺語》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說詩脺語》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1998年版。+ W1 O* s( U; H) z0 ]7 o
    54、《宋詩紀事》
    " c/ e$ i& h3 O! u. g# B% ^  宋代詩歌資料匯集。清代厲鶚(1692~1752)輯。共100卷。此書仿《唐詩紀事》,收錄宋人詩作,體例上也較《唐詩紀事》有了改進,更便于檢索。作者因明代人推崇唐詩而忽視宋詩,故作此書,以求改變風氣錄宋詩作者3812家,各系以小傳。以事存詩,以詩存人。有關傳記性質的事,列於作者小傳之後、詩之前;有關詩的本事,列於詩後。無事可采、無他書徵引而又有多首詩的作者,則選錄其一首或幾首,故本書兼有詩選性質,效計有功《唐詩紀事》之體而又有所發展。厲氏此書,“訪求積卷”,除詩話、筆記外,有總集、別集、類書、史書、方志、金石、碑帖,網羅豐富。他所引的個別書,今天已不易見到。厲氏對於前人著述中有關宋詩作者的一些評述,做過“博稽深訂”(自序);對於作者有疑問的詩篇,於詩後間加按語說明。此書前後歷20年方成。如四卷趙復《送晏集賢南歸詩》,隔三卷而重出。七十二卷李玨題《湖山類稿》絕句,隔兩卷而重出。九十一卷僧惠渙《送王山人歸隱》詩,隔一卷而重出。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謠》,隔一頁而重出。二卷楊徽之《寒食詩》二句,至隔半頁而重出。他如西昆體、江西派既已別編,而月泉吟社乃分析於各卷,而不改其前題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於周暕《送僧歸蜀詩》後標前題字,八十五卷之趙必范於趙必象《避地惠陽詩》後標前題字,皆不免於粗疏。又三十三卷載陳師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潁州教授陳復常,竟未一檢《後山集》及《東坡集》訂復字為履字之訛。四十七卷載鄭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鄭景望,竟未一檢《止齋集》證景望即伯熊之字。五十九卷據《齊東野語》載曹豳《竿伎詩》,作刺趙南仲,九十六卷又載作無名子刺賈似道。八十四卷花蕊夫人《奉詔詩》,不以勾延慶《錦里耆舊傳》互勘。八十六卷李煜《歸宋渡江詩》,不以馬令《南唐書》參證。八十七卷《永安驛題柱詩》,不引《後山集》本序,而稱“名媛璣囊”。又《華春娘寄外詩》,不知為唐薛濤《十離》之一。陸放翁《妾詩》,不知為《劍南集》七律之半。英州《司寇女》詩,不知為錄其父作。皆失於考證。然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短長也。——出《四庫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總目》、陸心源《宋詩紀事小傳補正》、今人錢鐘書《宋詩選注》先後舉出其重出互見、失考誤考、開錯書名、刪改原詩之處多處。此類例證,現在仍時有發現。然而此書仍不失為一部重要的資料匯編。$ I, Q( l  y9 J: C8 N4 C: ]6 \  b
      此書問世後,宋代遺文軼事又陸續出現。清末陸心源(1834~1894)繼起,輯《宋詩紀事補遺》100卷,復增宋詩作者約3000家。《補遺》疏漏較多。. s. ^. _. p% \5 r# v! ^
      《宋詩紀事》有清乾隆原刊本、《萬有文庫》第二集本,《宋詩紀事補遺》有清末刊本。
    5 A5 Q* C: c. N9 g  X+ H/ ?1 P  今有:《宋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6 ]5 n7 S- J  Y, n1 _9 G
    55、《隨園詩話》7 S1 b; M2 ~, M; v9 ]" ~2 m- z
      清代詩話,袁枚撰。袁枚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小倉山房集》。
    7 y5 ]. V+ H. j; x6 n  作為“一代騷壇主”,袁枚總領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標舉的“性靈說”詩論風靡乾嘉(1736一1820)詩壇,使沈德潛鼓吹的擬古“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歪風為之一掃,使清代詩壇別開生面。《隨園詩話》正是袁枚為宣傳其“性靈說”美學思想而編撰的著作。主旨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的條件,主要在于真情、個性、詩才三要素,并以這三點為軸心生發出一些具體觀點,從而構成以真情論、個性論與詩才論為內涵的“性靈說”詩論體系。: _: `" f" ?! W4 T
      一、真情論。《詩話》認為詩人創作首先必須具有真情,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詩人唯有具備真情才能產生創作沖動:“情至不能已,氤氳(yīnyūn)化作詩。”詩作為抒情的藝術自然應該“自寫性情”,并認為“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反對以考據代替性靈。《詩話》尤其推重詩“言男女之情”,以與沈德潛的偽道學觀點相對抗。鑒于詩寫真情,因此標舉詩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強調“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借以反對“動稱綱常名教”的“詩教”觀。
    , a4 k* @6 }; Q/ O  二、個性論。《詩話》又認為詩人創作需有個性,所謂“作詩,不可以無我”,認為“有人無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強調詩人特有的秉性、氣質、審美能力等因素在創作中的作用。因為有“我”,故在藝術構思時則要求有獨創精神,所謂“精心獨運,自出新裁”,才能獨抒性靈,“出新意,去陳言”,寫出迥不猶人的佳作。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個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風格,《詩話》主張風格的多樣化,“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因此對王士禎的神韻詩既不推崇,亦不貶斥,指出“不過詩中一格耳”,“詩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種境界”。《詩話》又著重批判了從明七子到沈德潛的擬古“格調說”及宋詩派末流:“明七子論詩,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虛皮傅之見”,“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徑,謂之乞兒搬家”。; f, P' f. O( H. ?" R
      三、詩才論。“性靈”既指性情又包括“筆性靈”的含義,表現為才思敏捷。《詩話》認為,“詩文之道,全關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詩才、天分,但并不廢棄學問,故指出“凡多讀書為詩家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書卷代替靈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氣耳”,為此袁枚反對翁方綱“誤把抄書當作詩”,批評“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基于主詩才與靈性,《詩話》頗重視性靈者創作構思時所產生的“靈機”“興會”這一靈感現象,并推崇“天籟最妙”即藝術表現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為此尤其贊賞“勞人思婦,靜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謠。但袁枚又不反對人功,特別文人詩“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力求之”,所謂“百煉剛化為繞指柔也”。此論頗有藝術辯證法。對于詩歌藝術形象則主張有“生氣”或“生趣”,即靈活、生動而感人,因為“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徒增人厭”。欲有“生氣”、“生趣”,則語言需生動傳神,“總須字立紙上,不可字臥紙上”;表現手法以白描為主,“一味白描神活現”,反對“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以免扼殺詩之生氣、生趣。但倘若用典而“無填砌痕”又“貼切”,則也不一概排斥。* T4 D3 L/ }) z; h& i6 p7 c" U
      一、選詩標準較嚴。這主要表現為“詩”為“話”服務。袁枚明確指出:“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詩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則必先有話而后有詩。”其標準是所選抒寫性靈之佳作能印證其“性靈說”的理論。1 Z9 I6 m0 L; E
      二、入選詩作者面頗廣。袁枚稱曰:“余聞人佳句,即錄入《詩話》,并不知是誰何之作。”入選者既有詩壇高手,亦有無名小卒;既有公卿將軍,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婦閨秀,亦有妓女歌姬;舉凡三教九流,不問性別身份,只要詩佳皆可以詩存人。尤其應注意的是,袁枚對勞人思婦、村氓淺學、小販工匠等下層勞動人民宛如“天籟”、極富性靈的創作尤加贊賞,甚至譽為“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從而摘錄入《詩話》。8 N, r; ~1 m) l/ ?# |
      三、選錄女子詩尤多。袁枚針對“俗稱女子不宜為詩”的陋習,反其道而行之,聲稱:“余作《詩話》,錄閨秀詩甚多。”其中既有其眾多女弟子的詩,也有素昧平生的閨秀、寡婦,乃至無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詩話》曾選入時氏一家夫人、閨女、兒媳五人之詩,并譽之為“皆詩壇飛將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謂有膽有識。
    $ t5 X2 E% F) M& a  x  ?  四、入選詩作題材豐富。《詩話》中抒寫個人悲歡離合之作固然頗多,但亦不乏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好詩,諸如諷刺催租吏的《牛郎織女》,抨擊封建禮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舉八股文的《刺時文》等等,更應提及的是《詩話》搜集了明季愛國烈女的抗清事跡與遺詩,如記一江陰女子被清兵俘虜后,于赴江死前曾嚙指血所題詩:“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義凜然,英氣逼人。此外還選錄不少情詩,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反道學的意義。, N4 C! k" ~: Y2 Y+ X. h" ]1 j
      《詩話》雖有“集思廣益”等優點,但當時有人訾其“《詩話》收取太濫”亦不無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時并未嚴格執行其選詩標準。他曾承認選詩“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余作《詩話》,亦不能免”,因此《詩話》中無聊應酬之作并不罕見。而入選的某些“情詩”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輕佻,如所選錄的其從弟香亭的“情詩”即是。記事部分偶有象“兩雄相悅”一類丑聞,而作者對此抱欣賞態度。此外,袁枚還十分相信所謂“詩讖”,選錄了多首,宣揚迷信唯心的思想。《詩話》引用古詩文多不注明出處,引文亦時有謬誤而未曾校訂。這都是《詩話》的缺陷。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坊刻詩話后》等文中攻擊《隨園詩話》“論詩全失宗旨”,“造然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則純系封建衛道士口吻,當然不足為訓。
    ; l" C: `8 O1 s9 z; j% f3 a# i# l  隨園詩話》中,他一再強調作詩要有獨創,反對“宗盛唐”、“學七子”、“分唐宋”、“講家數”,抨擊了擬古傾向和儒家倡導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書中所稱譽的,多是閑情逸致之作,也有一些不滿封建禮教和程朱理學的作品,這種取向體現了袁枚的思想和文學主張。2 i$ A) W% `+ O5 Q, v4 n+ y$ ?+ S
      本書所論及的,從詩人的先天資質,到后天的品德修養、讀書學習及社會實踐;從寫景、言情,到詠物、詠史;從立意構思,到謀篇煉句;從辭采、韻律,到比興、寄托、自然、空靈、曲折等各種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以及詩的修改、詩的鑒賞、詩的編選,乃至詩話的撰寫,凡是與詩相關的方方面面,可謂無所不包了。
    0 ?% m$ @/ z9 i/ T! h5 R/ g' Z2 }  《隨園詩話》有:最早版本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倉山房刊本,稍后還有滿人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的《批本隨園詩話》,其批語多為對《詩話》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紹,間亦表示對《詩話》觀點的看法等,雖文字粗疏,見解不高,但可資參考。此外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圖書集成局印《隨園三十六種》,民國上海掃葉山房的《隨園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詩話》。現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之一的由顧學頡先生校點的《隨園詩話》上下兩集本,此書據乾隆隨園自刻本校訂、標點排印,于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此書,顧學頡先生又于文末附錄了《批本隨園詩話》中的批語及有關跋語、資料,使之成為一個相當完善的本子。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自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三讓睦記刊《隨園三十種》本、1934年上海廣益書局本等。1 z  A$ ^# Z! ?, U
      今有:《隨園詩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自刻本為底本,參校清同治五年(1866)三讓睦記刊《隨園三十種》本;" Q& k1 U4 X9 f9 |. q
    56、《甌北詩話》
    - d+ T" C, |, A) n  清代詩話,16卷,趙翼撰。趙翼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甌北詩集》。% T" A2 v- C6 s8 u- M$ E/ p
      《甌北詩話》一書的寫作,約于嘉慶二年(1797)開始,嘉慶六年(1801)秋天,趙翼曾將寫好的唐、宋、金七家詩話給洪亮吉看,后者反對他以查慎行配作八家的寫作計劃;但趙翼沒有接受洪亮吉的意見,反而添上了高啟、吳偉業、查慎行三人,于嘉慶六年冬天完成十卷本《甌北詩話》的寫作;并于第二年夏天刊印。而全書十二卷的最后完成當在嘉慶九年(1804)。《甌北詩話》前十卷選論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游、元好問、高啟、吳偉業、查慎行10家詩,后兩卷論及韋應物、杜牧等人及詩格、詩體、詩病諸問題。作者論詩主性靈反對榮古虐今,強調爭新與獨創,注重以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來評騭歷代詩人詩作。書中對歷史考證尤為著力,涉及對詩人及其環境、生平遭遇,書中史料的考訂,對進一步研究歷代詩人詩作有重要幫助。! H+ [" q- p% W2 w) L
      卷一,對李白的評論:一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即呼為“謫仙人”。放還山后,陳留采訪使李彥允為請于北海高天師授道箓。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勞勞于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鷙,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跡,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二青蓮一生本領,即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綺麗不足為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己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直欲于干載后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三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E1 x( r, w! K. p5 ^* s+ L; `
      《甌北詩話》,嘉慶湛貽堂刻本。今有:《甌北詩話》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甌北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1983年初版。
    * v2 y" n- B; @! k57、《北江詩話》- S! r$ X7 t8 e. M4 `8 n8 @) J
      清代詩話,洪亮吉撰。洪亮吉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洪北江詩文集》。3 R* y% n1 F% Z6 T3 X6 c
      論詩強調“性情”、“氣格”,認為詩要“另具手眼,自寫性情”,贊賞杜牧的詩文能于韓、柳、元、白四家之外“別成一家”的獨創精神;批評沈德潛詩學古人“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北江詩話》卷四);非議翁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同前卷一)。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評論古代及當時詩人,亦多精到語。洪亮吉稱贊清代蜀中詩冠張問陶“之才為長安第一”、“張檢討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題張同年問陶詩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謫仙和仲并庶幾,若說今人已無偶。”張問陶與洪亮吉并稱“張洪”。
    4 w+ q! A. r6 r' L1 f$ D# R- N9 j! `  今有:陳邇冬校點《北江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1 n, l% t# i; E+ V* Y) y
    58、《養一齋詩話》/ c, c& f; L. H+ }5 \1 R* X' [
      清代詩論,10卷,潘德輿。著者潘德輿(1785~1839),字彥輔,一字四農。江蘇山陽(今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中舉人第一名。道光十五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安徽候選,未赴。著有《養一齋集》,除《詩話》外,主要有《詩文集》26卷,《詞》3卷,《札記》9卷。. F  w" C0 Q; P; E: `! p! x
      《養一齋詩話》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共10卷,300余則,今存稿本《說詩牙慧》13卷,前有嘉慶辛未(嘉慶十六年,1811)自序,說明《詩話》成書至少歷時20余年。從辛未序看,大約最初只是作者學詩過程中讀詩析藝的札記,隨著作家思想的發展,才不斷滲入變革詩風的意向,態度也日趨嚴肅。由于《詩話》形成歷時較長,有各階段痕跡,內容牽涉較廣,非一端所可概括。5 M  H% g( x' A" i) \3 w
      《養一齋詩話》明確樹起“詩教”的旗幟,想以傳統的儒家詩論扭轉浮華詩風,使詩歌為封建政教服務。《詩話》提出“詩教”不能出“圣教”外,論詩首重詩人節操(卷一)。又提出“詩境不可出理外”(同前),對譏諷詩要求合于“詩人敦厚之教”(卷四)。這些都反映了作者論詩的迂腐保守傾向。但《詩話》宣揚“詩教”時,提出“柔惠且直”的“性情”說,以杜甫的“臨危莫愛身”為“直”,“窮年憂黎元”為“柔惠”,鼓吹“不畏強御,不侮鰥寡”(卷十)的精神;又推崇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中提出的詩歌主張(卷十),贊許他的樂府詩“諷諭痛切”(卷四),則表現了要求詩歌干政、反映現實的積極一面,是鴉片戰爭前后要求變革詩風適應現實需要的總趨勢的反響。- S6 W/ t) F5 }. d  F9 R
      《養一齋詩話》評論了從《詩經》以來至明未清初詩人約百余家,并涉及從鐘嶸以來前人的重要論詩見解及論詩著作。評論的作家以唐人為最多,包括了歷代的大家、名家,唯不及屈原,當是因其為騷體之故。評論內容包括品第高下,追溯源流,探究風格,賞析佳構,指摘疵病,也偶涉考訂。評論所持標準與作者詩歌主張一致,無論對詩作或詩論,都取其內容關切政教、品操、藝術上宗尚自然渾成者。詩作方面,推尊《詩經》為最高典范,兩漢以下最推崇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稱為“詩圣”(卷三)。詩論方面,最推崇嚴羽《滄浪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最不滿意袁枚《隨園詩話》,斥為“佻纖”《養一齋詩話》“推原風雅,痛斥門戶聲氣之習”(丁晏《潘君傳》),對于宋以來詩歌宗派問題,諸如宗唐與宗宋、格調與神韻、性情與學問等,都主張折衷是非,取長補短,綜其雙美。
    ( X( V4 D; A6 n4 G0 ^+ f3 l6 B& Z- k  “郊島并稱,島非郊匹,人謂寒瘦,郊并不寒也”(《養一齋詩話》):“襄陽詩如’東旭早光芒,浦禽已驚聒。臥聞魚浦口,橈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湖闊’、’太虛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掛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精力渾健,俯視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養一齋詩話》)
    4 D1 `- [2 W% C- ]1 S  第一:建立了以“詩品之人品”為核心的詩學理論體系,更全面地闡述了人品決定詩品的道理。詩人作詩如不能做到“內無怵迫茍且之心,外無夸張淺露之狀”,而是過于計較個人得失,那么,就會出現這么一種結果:“搦管之先,只求勝人;多作之后,遂思傳世。……分曹詠物之作,酬和疊韻之體,諛頌悅人之篇,饾饤考古之制,窮工極巧,彌漫浩汗,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教!子建不知愛君戀闕,報國奮身,詩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淵明不知潔身植行,安命樂天,詩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於五倫,皆極肫摯動鬼神,不獨一飯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還,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詩為小技。三家之中,人愛子建者希,蓋古音之亡久矣。”
    , i- y7 I3 H+ u6 y6 o  第二,其次,強調詩人本身素質、修養對詩歌品級格調的影響。《詩話》卷一說:“陸務觀《示子》云:‘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至哉言乎!可以掃盡一切詩話矣。”學者誠知詩無可學,而日治其性情學問,則詩不學亦能之。(卷一):“老杜云‘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柔惠也。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辭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即是,得古詩人之性情矣。”% y9 c% R* T' n# [1 s' x: \1 Q
      明人周致堯詩“臥聽海潮吹地轉,起看江月向人低”。曩極愛之,不知乃出孟襄陽“臥聽海潮轉,起視江月斜”,直剝全句,愈見原本之簡而妙也。趙渭南以“殘星幾點”一聯得名,愚按不知“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飛”,清思雅音,尋諷不竭。杜荀鶴以“風暖鳥聲碎”一聯得名,愚按不知“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疏水國秋”,清艷入骨也。“風暖”二句,尤在“殘星”二句下。詩之妙全以先天神運,不在後天跡象。如王龍標“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此詩前二句便全是笛聲之神,不至“更吹羌笛”句矣。王摩詰“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詠雪之妙,全在上句“隔牖”五字,不言雪而全是雪聲之神,不至“開門”句矣。太白“風吹柳花滿店香”,起句便全是勸酒之神,不至“吳姬勸酒”句矣。盧綸“林暗草驚風”,起句便全是黑夜射虎之神,不至“將軍夜引弓”句矣。大抵能詩者無不知此妙,低手遇題,乃寫實跡,故極求清脫,而終欠渾成。
    ) Z3 k+ U: L; U3 U9 x8 D  作者輯李杜詩為《作詩本經》時,曾寫“總論二卷”。《詩話》刊行時附刻于后,名《李杜詩話》,分為3卷,計40則。其觀點與《詩話》一致,對李白力破“詩仙”之說,著重論其大節合于圣學之處。于從□一事辨之尤詳。其稿本今存,題為《作詩本經綱。
    7 N* v5 ]) D3 {, ^" M3 F  《養一齋詩話》今存稿本《說詩牙慧》13卷,前有嘉慶辛未(嘉慶十六年,1811)自序領》。《養一齋詩話》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掃葉山房石印,刊印時間為道光丙申。今有:《養一齋詩話》中華書局2010年版;《養一齋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1983年版。
    4 d4 S. R: N( F+ }1 `8 {3 W59、《昭昧詹言》
    . n/ Z2 `: ~2 O4 S2 G) e' G) X  清代詩論,21卷,方東樹撰。方東樹(1772~1851)字植之,別號副墨子,晚年慕衛武公耄而好學,以“儀衛”名軒,自號“儀衛老人”。東樹幼承家學,及長,學古文于姚鼐,與梅曾亮、管同、劉開并稱“姚門四弟子”。二十二歲為諸生,屢試不第,遂棄舉業,專意講學著書。年四十后,不欲以詩文名世,專研義理,一宗朱子,著《漢學商兌》,以攻考據家之失。1840年前后游粵東,正值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方著《匡民正俗對》,陳禁煙之道。鴉片戰爭開始后又著《病榻罪言》,論御敵之策,惜皆不用。一生客游在外凡五十年,晚歲家居,終卒于祁門東山書院。著有《儀衛軒詩文集》十二卷,詩學批評《昭昧詹言》等。另有《待定錄》、《未能錄》、《一得拳膺錄》等十余種匯成《方植之全集》。
    % X; B. Q9 ~* e2 `% D2 Y2 a4 k+ J  《昭昧詹言》是清中葉少見的學者論詩專著,使其聲名遠播。這是方氏晚年之作,成書于道光已亥(1839)年間,共二十一卷。以卷一“通論五古”,卷一一“通論七古”,卷一四“通論七律”為總綱,其他各卷按詩體分類。所評的詩人和作品,主要依據王士禎《古詩選》和姚鼐《今體詩選》所收作品,側重藝術技巧方面評述,將“總論”、“通論”的理論綱領具體化。
    - h6 L$ W$ Y1 G+ W! Q, |  《昭昧詹言》論詩既堅持儒家傳統,又加以充實發揮,如把“詩教”原則置于首位,但在強調政治教化作用外,又要求“言之有物”,以取得詩之“為用”的目的。還要求注意藝術感染力,收到“聞之足感,味之彌旨,傳之愈久而常新”的效果。至于如何做到“言之有物”,《昭昧詹言》提出一個“滿”字,要求“意滿、情滿、景滿”,再輔之一個“誠”字,因為“不精不誠,不能動人”。這實際上是發揮桐城派理論,以文法論詩法。在“求真”的精神、“深思”的工夫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美學主張和古文批評方法,如《總論七古》:9 `8 a$ x6 r5 P- e  D
      詩莫難于七古……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千年來,只此二人。其次,則須解古文者,而后能為之。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絕傳,七言古詩遂無大宗。
    0 m! m8 `  Z; q' @  《昭昧詹言》的另一個成就是改造了古典詩學長期以來的“詩話”批評范式,注重研究詩歌的表達技巧。受魏晉玄學的影響,中國古典詩學批評較為重“神”輕“形”,重“意”輕“象”,重“道”輕“技”。在“虛實相生”面前,批評家們更多的是去追虛捕微,追求形而上的神韻、意境。《昭昧詹言》則更多注意一些形而下的諸種表達技巧,運用“桐城文法”去深入挖掘詩歌的結構規律,如“詩題”一類,就總結出“序題”、“點題”、“還題”、“收題”、“顧題”、“入題”、“敘題”、“倒點題柄”、“作勢拍題”、“不略題字,不出題外”、“著筆題外,正得題中”等二十多種表達技巧。# v/ O' A( b& ^: K! |+ j
      詩論精到,今日文學史諸本,多從此說,如:
    ) P- X& I5 C# H4 G4 Y- m' M$ H5 E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5 }2 H* S  v! ~/ X
      建安之作,全是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 ]$ \1 ~" \: N: X. w) r  黃初之后,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猶在諸公之下。) z( k" T6 {% l: r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 i; U6 a- l/ P. U" T  《昭昧詹言》《昭昧詹言》初刻于光緒年間。為光緒十七年(1891)重《儀衛軒全集》本,刻。此后安徽官紙印刷局本,武強賀氏刊本等續有增益。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校點本即據賀本,并將北京圖書館所藏正10卷、續10卷的抄本,或摘要附錄,或作校記附注于各條之下,最為完備。
    1 u4 G' [* }$ {% J. C  今有:《昭昧詹言》汪紹楹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以武強賀氏刊本為底本,北京圖書館所藏正10卷、續10卷的抄本參校并摘要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 g3 \% f% D" c! O! f60、《明詩紀事》8 j- T& ?5 j& U% t* J
      詩話集。清末陳田編。陳田(1849~1921),字松山,號黔靈山樵,貴陽(今屬貴州)人。光緒十二年(1886)舉進士,授編修。光緒二十五年任御史,為諫官14年,曾劾奏過袁世凱等。清亡後以遺老身份留居北京。家貧,借住僧寺中。生平喜研究明代文史,主要著作《明詩紀事》自光緒九年(1883)開始編纂,光緒二十五年(1899)初稿完成。前後歷17年。錄詩4000馀家,按天干數分為十籤。自甲至辛8籤,略依時代為次。甲籤30卷,錄明初洪武年間諸家詩。乙籤22卷,錄建文至景泰間諸家詩,以建文殉節諸人為首。丙籤12卷,丁籤17卷,錄天順至弘治、正德各朝詩。戊籤22卷,錄前七子之後、後七子之前諸家詩。已籤20卷,錄嘉靖間詩。庚籤30卷,錄萬歷間詩。辛籤34卷,錄天啟、崇禎兩朝詩,而特重抗清義烈與入清遺民。此書雖以紀事為名,實以錄詩為主,無事可紀者亦廣為甄錄。紀事先錄史傳,次引詩評,常殿以陳氏評語,或竟以陳氏自己概括的史傳評語代之。每籤前各有小序一篇,概述當代詩史,撮要評騭入選大家與一代詩風。貫串起來即是一部明代詩史大綱。清代雍乾間,文網嚴密,明本文集皆屬禁毀之列,故諸家選本於天崇以後,皆付闕如。故陳田特重明末諸家,有意補《明詩綜》闕漏,對明清之際忠節遺逸諸家收入較多,而且將他們冠於天啟、崇禎諸家之前,表彰之意甚明。乙籤多錄建文殉節諸家,尤具特色。
    & b+ h6 Z- W3 O, R  《明詩紀事》甲至辛8籤,於光緒二十五年至宣統元年連續由陳氏聽詩齋自刊,共187卷。後有1936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二集排印本。壬、癸二籤未刊。, F6 W: ^* C4 ?5 ?) N  M* G
    61、《小滄浪詩話》
    + c. o& m/ G( n1 O9 Z0 [  晚清詩話,四卷,作者張燮承,字師箔,安徽含山縣人,生平事跡不詳。著有《小滄浪詩話》、《寫心偶存》/《杜詩百篇》等。《小滄浪詩話》是一部歷代詩話集,存于《張師箔著述》中。其撰寫動機,正如張氏在集中所述:咸豐元年春,他應人之聘,從南京到蘇州,“權課小滄浪館中,課余檢架上書,得說詩百數十種,有先得我心者,隨讀隨錄,遂亦裒然成軼,不忍棄去,編而存之,即題曰《小滄浪詩話》。”此體例與魏慶之《詩人玉屑》前十一卷大致相似,沿襲影響,歷歷可見。均著眼于詩教、詩體、詩藝、詩格和詩學宗旨、詩體淵源等各種詩學原理。全書分類輯錄,上自歐陽修《六一詩話》,下迄洪亮吉《北江詩話》,共計50多種歷代詩話之作中的有關內容,分成“詩教”、“性情”、“辨體”、“古詩”、“律詩”、“絕句”(以上卷一)、“樂府”、“詠物”、“論古”(以上卷二)、“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韻”、“用事”、“下字”、“辭意”(以上卷三)、“指疵”、“發微”(以上卷四)等十九目,不考本事,不標佳句,“溯源窮流,分門別類,嚴其去取,多所發明”。旨在“述而不作”、“寓作于述”,其中稍加評議,亦切中要旨,故人們曾譽稱其為“《詩人玉屑》之亞”。其詩學主張,主要是王士禎“神韻”說一派。格守詩主“性情”的觀點并以儒家“詩教”為核心,貫穿于整部著作之中。如開頭的“詩教”中,首先選錄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有關“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的論點,稱贊白居易“公之為詩,自有事在,非徒嘲風雪,弄花草已也”。對于白居易后期的閑適詩之類,又依據“詩教”,指責其“惟其近體入頹唐,不可輕學耳”。并據此指出白居易理論與創作之間的矛盾,推崇“辭淳氣平”的古淡風格,提倡婉而深,反對直而淺。詩話據此批評韓愈搜求故事,排比對偶,出于勉強,直而淺;王維詩則委婉含蓄、詩意渾厚、婉而深。并以白居易的《長恨歌》和元稹《行宮》為例,指出長短皆宜,以深厚為最佳境界。追求“離形得似,象外傳神”的意象構造論,張燮承正是以此為詩歌鑒賞的審美導向,說過一段很耐人尋味的話:; r3 \/ T# N7 N+ s
      李義山《李花》云:“自明無月夜,談笑欲風天。”《蟬》云:“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僧齊己《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開。”潘逍遙《落葉》云:“幾番經風雨,一半是秋箱。”高季迪《歸鴉》云:“荒村流水遠,古戍淡煙徽。”是皆能離形得似,象外傳神。賦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 P% W5 g) b  Z! s* l0 Q
    62、《習近齋詩話》8 K# l4 [& X& B) A/ g
      晚清詩話,八卷,續編二卷,方廷楷撰。方廷楷字瘦坡,安徽太平仙源(今黃山市黃山區)人。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七年辛丑(1909)兩入縣試。曾加入南社,與柳亞子、孫齋、馮春航、胡寄塵、陳夢坡等著名文人均有交往或唱和。方氏家族在太平很有名望,叔祖方云槎“明經之煥,通經史,工詩”,“族伯蘊山,品學兼優,咸豐元年,詔征賢良方正……生平最喜吟詠,著有《黃山紀游》一卷。”方參加辛丑歲試,受知于縣令張煥楨。著有《香痕奩影錄》、《習靜齋詩話》、《習靜齋詞話》、《論詩絕句百首》等。6 T7 N: }. ~0 P0 I; C: u
      《習靜齋詩話》八卷,續編二卷,為評點式,并無系統的理論體系。清代詩壇,詩作流派紛呈,詩論也流派紛呈,如王士禎標舉“神韻說”,沈德潛標榜“格調說”,袁枚倡“性靈說”,方廷楷于《習靜齋詩話》,兼采各家詩說,又有自己的重心。他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開篇即以“于世教有裨”作為宣言,以“人不得目詩篇為小道”作為強調。《習靜齋詩話》針對晚清詩壇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頹風熾盛,提出“作詩一道,宜多讀古人詩,而又不可拘泥于古人詩”,但對譚嗣同、黃遵憲、夏曾佑等人所發動的“詩界革命”,也持有不同看法。在詩話第二首中他批評梁啟超作詩,動輒引用西方地名和新詞語以示其新:“故今日不作詩則己,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后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認為詩有無新意,在于對古人“拘泥”與“不拘泥”,而不在于“詞語”的新舊。方廷楷論詩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有寄慨”。他在《詩話》里直接提倡和間接評述“有寄慨”、“有寄托”的不下數十則。在“貴有寄慨”的論詩標準下,他非常看重那些“憂時”、“愛國”之篇。陳玉澍寫了感事詩二十八章,方廷楷讀后,不惜篇幅,將這洋洋二十八章悉數錄入《習靜齋詩話》,并滿含感情地評論:( P  s$ R* D& @* h8 ^8 g
      鹽城陳惕庵孝廉玉澍,王可莊先生所拔士也。博學工詩,熱誠愛國。懷一肚皮忠憤,往往發之于詩。嘗作《甲午乙未感事》詩二十八章,可泣可歌,不愧詩史,亟錄入詩話。
    2 P8 H' `8 z3 N6 M( p8 q; Q: N63、《飲冰室詩話》& D8 n4 j9 O  Q& g
      近代詩話,梁啟超撰。梁啟超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飲冰室文集》。6 A  C; C& Y; i1 S, R
      戊戌政變后梁啟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初至1907年冬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于橫濱,共出96期。《飲冰室詩話》即連載于該刊第4~95期,偶有間斷,計204條。后編訂成書,僅輯錄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后兩年尚有15期,連載30條,皆未輯入。《飲冰室詩話》通行本共174條,其第一條敘述寫作緣起說:“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于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于腦。自忖于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于昵者耶。其鴻篇鉅制,洋洋灑灑者,行將別裒錄之為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所謂師友“昵者”,主要指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夏曾佑、蔣觀云等人,他們都是“詩界革命”的主將。此書主要內容就是評介他們的名篇名句,總結“詩界革命”,發表著者的詩歌理論和見解。
    7 o/ P3 I9 c* s  《飲冰室詩話》論詩,首重“新意境”。著者從改良主義立場出發,非常厭惡“中國結習,薄今愛古”,“最傾倒”黃遵憲“意境無一襲前賢”,熱烈贊揚他“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并在書中采摘黃遵憲許多名篇名句。這種以黃遵憲詩歌為代表的“新意境”,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是以資產階級新思想和資本主義新事物為其“詩料”。《飲冰室詩話》中公開表明:“吾嘗推公度(黃遵憲)、穗卿(夏曾佑)、觀云為近世詩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在《夏威夷游記》中,梁啟超已稱贊黃遵憲《今別離》等詩“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說詩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于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認為黃遵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有“石破天驚”之感,“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高度評價黃遵憲歌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東西半球之晝夜相反的《今別離》4章。其二是以愛國主義為標榜。《新民叢報》來稿中有“感種族之將燼,代一棒于當頭”的《滅種吟》12章,以《悲恐龍》為首,“熔鑄進化學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飲冰室詩話》“具錄之”,稱贊說:“真詩界革命之雄也。”對于黃遵憲未收入《人境廬詩草》的組詩《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梁啟超更是“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不但“錄全文”,而且還說:“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說:“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 T! K: D: r1 j/ o/ R% C5 q; \7 v
      《飲冰室詩話》所提出的這些詩歌主張,和黃遵憲等人的詩歌主張呼應配合,從理論上解決了古代舊體詩在封建社會解體以后,如何為新時代和新興資產階級服務問題。這些理論的出現,既與列強的侵略給詩壇帶來新的刺激有密切關系,又是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為其階級基礎的。由于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書論詩,往往把改良主義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較明顯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色彩:不但對“新詩”的評介有夸張之嫌,降低了藝術標準,而且對意境的要求也很狹隘,如說《孔雀東南飛》“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于世運無影響也”。
    / Z9 y4 L3 S+ q' ?& N  上海書局清宣統2年(1910)。石印本,廣智書局重編本《飲冰室文集》(1905)。
    6 K* A/ G6 I) I' Q- b( d. [0 _0 l0 e  今有:《飲冰室詩話》舒蕪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1981年版;《飲冰室詩話》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飲冰室詩話》中華書局1936年版。$ o3 z3 A) s* u* b
    64、《石遺室詩話》+ u+ |& A/ c, ?- v4 P
      近代詩論著作,32卷。陳衍編撰。陳衍(1856~1937)近代詩人。字叔伊,號石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光緒八年(1882)舉人。曾入臺灣巡撫劉銘傳幕。二十四年,在京城,為《戊戌變法榷議》十條,提倡維新。政變后,湖廣總督張之洞邀往武昌,任官報局總編纂,與沈曾植相識。二十八年,應經濟特科試,未中。后為學部主事、京師大學堂教習。清亡后,在南北各大學講授,編修《福建通志》,最后寓居蘇州,與章炳麟、金天翮共倡辦國學會,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著有《石遺室叢書》,收書18種,116卷,其中除輯錄校補者8種外,自著10種,包括《石遺室文集》12卷,《石遺室詩集》6卷,《石遺室詩集補遺》1卷,《說文舉列》7卷,《朱絲詞》2卷等。有家刻本。《叢書》外,又有《石遺室詩話》32卷、《續編》6卷,《遼詩紀事》12卷、《金詩紀事》16卷、《元詩紀事》24卷,都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石遺室論文》5卷、《史漢文學研究法》1冊,都有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排印本。又選有《近代詩鈔》24冊,《宋詩精華錄》4卷,皆為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y4 Q1 R5 q+ G; O
      陳衍寫詩話,主要是樹立同光體旗幟。早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和同光體詩人沈曾植、鄭孝胥同客武昌時,經常論詩,曾植要他“記所言為詩話”,但他沒有動筆。1912年,客居北京,梁啟超編《庸言雜志》,約他每月寫詩話1卷。到1914年《庸言》停刊,詩話僅發表13卷,坊間據以石印流傳。次年,李宣龔約他為《東方雜志》續寫詩話,也是月寫1卷,至18卷而止。192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32卷本,是他刪改合并舊稿且續增新稿而成。以后,他又續寫,一小部分曾發表于《青鶴雜志》。1935年無錫國學專門學校為刊行《續編》6卷,流布未廣。/ R8 u( S# l$ K9 g$ V9 _
      這部詩話記載了同光體詩派的來由及武昌說詩、濤園說詩等活動;提出了陳衍詩論的觀點和主張,如強調學古要“體會淵微”,“作詩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反對“甚囂塵上之不可以娛獨坐”,標舉光緒十二年(1886)在京時,與鄭孝胥標榜“同光體”。他提倡“三元”之說,即“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他認為這是古近體詩的三個演變階段,第一個高峰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第二個高峰在唐憲宗元和年間,第三個高峰在宋哲宗元□年間。而繼承“三元”的就是清代同治、光緒間的“同光體”,也即他所倡導的詩風。他自己作詩,著重在學習王安石、楊萬里的曲折用筆,骨力清健,與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陳寶琛等,風格都不同。他一生宣揚“同光體”成就,對近代舊詩壇,發生過廣泛影響認為“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余地”,區分道光以來宋詩流派的兩種風格趨向;闡述了前人的詩歌理論,如論梅堯臣、姜夔、嚴羽、方回、鐘惺、譚元春、宋大樽等的詩論;評述了前人注詩的得失,如論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陳沆《詩比興箋》等;也論述了他關于寫詩藝術的各種見解,如論謝(靈運)、杜(甫)、柳(宗元)詩的制題,論結構,論歷代寫景佳句,論杜(甫)、韓(愈)七絕特色,論宋人絕句等;對古代到道光、咸豐以前詩人,有許多專評,如其中大量評論杜甫、陸游詩,又如王安石、鐘惺、譚元春、王士禎、宋湘、錢載、王又曾、程恩澤、陳沆、鄭珍以及閩詩的前輩作家,各占有一定的篇幅。但這部詩話的主要特點在論同時代詩人,重點在同光體詩派的各重要作家,如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袁昶、林旭、陳書、陳寶琛、葉大莊、沈瑜慶、何振岱、俞明震、陳曾壽、夏敬觀、李宣龔、胡朝梁等,評介很詳。此外各派代表作家,如王闿運、李慈銘、張之洞、張佩綸、易順鼎、樊增祥、李希圣、曹元忠、冒廣生、寶廷、梁鼎芬、趙熙以及詩界革命的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都評論到。書中闡說主要著重在藝術方面,但也有涉及政治內容的,如林壽圖的《憶昔行》、《高將軍歌》、《饋糧嘆》,吳觀禮的《冢婦篇》、《小姑嘆》、《天孫機》、《鄰家女》,沈瑜慶《懷軍門朱洪章》,黃遵憲感時的律詩等,都屬于詩史性質的作品。論詩以外,還有一部分論詞的。《續編》補充論述了前編所未提出的古代詩論鐘嶸《詩品》,近代重要作家,如金天翮、許承堯、楊圻、靳志等以及其他作家作品。
    1 S$ h& Y" f) J9 c) {( Z/ S  《石遺室詩話》是空前的大型詩話,在近代舊體詩的復古流派方面,起有一定作用,它代表了同光體詩人的意見,為近代詩歌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較豐富的材料。
    7 D0 l6 {. z1 x7 W. @+ l  今有:《石遺室詩話》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石遺室詩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石遺室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a. _9 W  p+ W' }/ ^  A9 W) V
    65、《元詩紀事》' b; H1 h0 J9 h- [
      元代詩歌及本事匯編。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他在《元詩紀事序》中說:“紀事之體,當搜羅一代詩作散見于筆記小說各書者,不宜復收尋常無事之詩。”全帙45卷,資料豐富,所收有事可記的詩近千首《紀事》於每一詩人名下,注明生平和著作,元代一些重要詩人的事跡,大都蒐羅在這部書中。對有些詩的真偽還加以考證,如指出元文宗圖帖睦爾《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被人竄改十數字,改題明太祖朱元璋詩,又指出詩中“兩三條電欲為雨,四五個星猶在天”,是抄取五代盧延遜《山寺》詩。末一卷是元代歌謠,編者所能見到的盡皆收入。它是一部對研究元詩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5 Q+ ?0 I# q6 p. _
      元代自公元一二三四年滅金統一北方,至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登基的一百多年中,詩人們上繼遼、金、南宋,下啟明,清二代,詩風多樣,蹊徑各別,或模擬盛、晚唐,或步武兩宋,雖時有柔弱纖細之病,亦不乏清佳瑰奇之章,出現了耶律楚材、趙孟頫、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傅與礪、楊維楨等一大批較有影響的作家。其詩人輩出,作品繁盛的情況,在顧嗣立元詩選中已可見大概,從陳衍元詩紀事中亦可窺一斑。$ j7 L& M/ V# x, @( J$ C% {  S6 S
      元詩紀事編纂于清末。陳衍有感於唐、宋、金詩皆有紀事,而元詩獨無,故有是舉。他鑒于宋詩紀事旨在以人存詩,重於網羅散失;而顧嗣立元詩選家數已粲然大備,因此以從筆記小說中鉤輯有本事可徵之詩為歸依,使之與紀事之體相符。收書范圍,他在初刻本凡例中說:“采書以明代為限,其間及本朝者,必本事考據所在,其泛泛評品,概所不登。”本書初編結集時僅二十四卷,初刊敘云:“惟見聞弇陋,掛漏定復不少,異時續有所得,當更為補遺繼出焉。”故初刊問世後,陳衍仍繼續廣為蒐集,至光緒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重新編定為四十五卷即現通行所見之本。新編本在收集體制上較初編有所調整,如初編所引句、聯,新編本往往改錄全首。新編本除歌謠外,收作家(包括無名子及仙鬼)八百馀名,較初編本增二百馀名;所征引書籍近四百種。引條除月泉吟社詩、大雅集、詩藪、西湖竹枝集等書所載為因人存詩,或純系評論之言而外,馀多為有事之詩。這些資料不僅反映了元代詩歌繁盛情況,且廣涉元代史實、典章制度、傳聞異事、風俗民情等,足資參考。
      k$ B8 P( z% o) h+ _% k/ X0 n  版本主要有二種,即石遺室刻本及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前者為初編二十四卷本。後者為四十五卷本,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大字本,十二冊,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五年曾再版;又有小字本,收入國學基本叢書及萬有文庫。石遺室刻本與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收目多寡懸殊,石遺室本所收,商務本均全錄;而商務印書館所印各本則同出一源,
    8 \: ]9 R, k3 m0 h$ ^( i+ O今有:《元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0 @, c9 R& G; D( ~) q3 P/ X
    66、《遼詩紀事》
    7 ?% ~2 S( ?* P( X% f" k1 ~3 ?  遼代詩歌及本事匯編。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遼詩紀事》是他繼《元詩紀事》之作,體例也基本相同。《遼詩紀事》凡12卷,除收錄遼代有本事的詩歌外,又附以西夏、高麗兩國之作。此書對于《遼文存》、《遼文萃》等書的某些失誤有所訂正。
    1 w& a  s9 Z, v  今有:《遼詩紀事》商務印書館1936年鉛印本。
    ) `5 Q6 R3 J1 ]1 C" u' L67、《金詩紀事》+ Z$ `4 A$ I) R. Z+ _" S' V7 y
      金代詩評匯編。近人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清代康熙年間編定《全金詩》時,已有《金詩紀事》一書,其后無傳,陳衍乃于1936年輯成此書。; \; L: A! Y  C
      陳衍認為元好問編選《中州集》,其中寫景詠物之作居多,當時在世作者又不得入選,因此金末作者遺漏尚多,因而此書不收“尋常無事之詩”(陳衍《〈元詩紀事〉敘》),并注意錄入《中州集》遺漏的作家。全書16卷,涉及金代180余人的“有事之詩”,以及無名氏的作品,雜歌、謠諺、讖語等。不過,由于陳衍編纂《金詩紀事》晚于《元詩紀事》,所以金人下接元代而已入《元詩紀事》者便不再重出。但重要詩人如元好問,雖已輯入《元詩紀事》“遺老”門,仍見于《金詩紀事》。( w, p% ^7 j1 F8 h7 W
      陳衍《金詩紀事》問世以后,并未引起重視。今天看來,此書雖然采取了傳統的詩紀事形式,但是由于旁征博引,匯集了比較豐富的資料,因而對了解和研究金代詩歌有所幫助。書中亦間有疏誤之處。
    ; V5 d9 \5 x& r7 b- R# R2 V  近有商務印書館1936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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