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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明清澤潞商人

    發布者: 風華絕代 | 發布時間: 2010-11-16 20:28| 查看數: 9490| 評論數: 2|帖子模式

    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明清澤潞商人
    杜正貞7 Q" f) R1 P9 a  A; }( X( T+ k
    趙世瑜
    明清史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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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關于晉商的研究中,澤潞商人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以致晉中票商幾成晉商的代名詞。實際上,明清澤潞商人以經營鹽鐵、絲綢等聞名天下,同時在地區性貿易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為重要的是,從區域社會史的視角,即在區域社會變遷的具體情境和脈絡中去理解,而非從傳統的商業史視角去思考,可能為晉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0 S3 [% E# m5 p關鍵詞:澤潞商人/鹽鐵貿易/潞綢/區域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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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s) j+ n3 [1 J) }& w3 q關于澤潞商人,明代沈思孝《晉錄》里的描述最為出名,廣為研究者征引:“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1](P3)傅衣凌在《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一書中,也專門提及此段材料,但未及深述。[2](P27)近20年來晉商研究成果迭出,國外如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國內如張正明的《晉商興衰史》等專著及大量論文,也論及蒲州王氏、張氏及平陽亢氏等地區性的個案,唯對澤潞商人研究略少。特別是近年來研究尤集中于晉中票商,頗有以此為晉商代表之趨勢,仿佛明代出自澤州、潞州并十分活躍的商人群并不存在有較大影響的活動、對地方社會和周邊地區發揮作用,入清以后更是消失得無影無蹤。本文試圖探究明清時期澤潞商人的經商活動以及在商業化之下澤潞地方社會的演變,并在此基礎上對目前的晉商研究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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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何為澤潞商人

    / T) _( {" _- K: L: P8 t澤潞商人是指山西東南部的澤州(今晉城)和潞州(今長治)一帶借經營鹽鐵、絲綢等物起家的商人群體。這一地區東有太行、南有王屋,屬山地丘陵地帶,雖有漳水、沁水、丹水等在山谷間流過,但長年干旱少雨,仍非宜農地區。明清時期的地方文獻記載,這里有大量的人以工商為業。潞安府:“古號上黨,以俗勤儉,人多逐末。”[3](P537)澤州:“第其土不甚沃,高崗多而原隰少,人口廢居逐末作,而荒于耒耜。”[4](卷七,P1)這些都說明商業在明清時期的地方經濟和民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關于當地人經商發家的記載不勝枚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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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倫,潞州人,父經商客死鄲縣,其遺貲悉付倫。經營五十年,弟妹十余人,子侄十余人,皆為之婚嫁。[5](卷一三,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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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5 X9 b# s$ K# S" t  w, ?(張相:明中葉高平鳳和村人)方弱冠,悉綜家政,從心貿易,不殫昕夕,操舍畸贏,節縮浮費,百需俱足,家用益饒……嘗客游于河南歸德間,日勤生殖。[6](P432)

    ) P! D  c# s6 _7 \% @(盧承宗,明中葉陽城郭峪人)公即操貲客晉城間,持籌握笄,用佐先生業……即又操貲游大梁間,用白圭術,人棄我取,人取我予,時日隆隆起焉。[7](p201~202). b0 o- F- B, w. g5 Y/ Z*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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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我們在徽州看到的情況類似,這里關于節婦、烈女的記載也多與經商有關,僅順治《潞安府志》就記載有多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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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運昌妻董氏,運昌貿易于外,氏竭力孝養翁姑,備極甘旨,糟糠自咽。及翁姑歿,治喪營葬,一力支持,遇祭祀必誠必敬。卒年八十二歲,其孝敬始終無間,縣令吳以躍鯉回風額旌之。[5](卷一三,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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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浩之妻宋氏貧,紡織度日。浩之商販于外,十數年不歸。母喪明,宋侍養廿年,曲盡婦道。[5](卷—一三,p74)

    , e8 g' x) a7 N9 {# Q5 G+ f3 R; ?; ~7 W周景妻王氏,潞州人,翁志、夫景俱客死鄲縣。王年才二十四,聞訃幾痛絕,覓人歸二喪。長子倫方數歲,次子備遺腹生。二子稍長,括遺貲使治商賈,家遂裕。性好施……守節四十余年,以壽終。[5](卷一三,P.30)- ~; ]0 k4 g: G, {  a; @1 f* I-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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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婦僅以節孝面目出現于文人筆下,而很少以其他業績被記載,這實際上還是從另一方面在討論商人和商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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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方官員政績的記載中,也有不少與當地工商業有關的事跡,如:

    1 Y, B9 G5 O# a9 L丁惟寧,字少濱,諸城人,進士,嘉靖末知縣。縣宜桑,人多以織綢為業,往時上官來取,差役需索無已,民病之,惟寧獨力為裁抑,不少徇。行取御史,官至副使,祀名宦。[8](卷七,P28)0 ?2 v- |  j6 Q0 w5 y2 L  O
    麻永吉,浙江慶陽人,進士,萬歷間潞安知府。性長厚,為治主于不擾。嘗易二綢,既而悔日:價雖售,恐開取用例。仍還之,六年市肆不知供應。遷山西副使。[8](卷七,p17)' K" ?& [' P; C/ V9 x; b;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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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A; Y$ u3 Q$ h大量關于區域工商業發展和商人致富的記載,說明明清甚至在更長的時段,澤潞地區的確是一個不同于許多地方的商業發達區,但作為一個有別于其他區域性商人群體的人群,他們必然有自己的某些區域性特點。一般認為,山西商人的形成與明代實行的開中法有密切的關系:山西商人利用地理上接近北邊的遼東、宣府、延綏等地的優勢,開展糧食和食鹽的貿易,積累大量資金,在明清兩代全國的商業市場尤其是食鹽貿易中,與新安商人一爭高下。[9][10]澤潞商人的興起應該也與長期以來特別是自明代以來的食鹽貿易有關。但這里商人的發展,還有著更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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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這里所屬的上黨地區長期的經商傳統:“上黨山高地狹,自昔宜于畜牧,相傳猗頓得五檸之說,就牧于此起家,與陶朱齊名……元李植,尚書惟馨之族也,亦以谷糧牛馬富甲諸州。”[9](卷一,P24)其次,這里商人經營河東鹽贏利也由來已久。上黨地區鄰近河東,自古就食河東鹽:“后孫陽上太行,見驥服鹽車于羊腸之坂,則從古以來,上黨食河東之鹽矣。”[5](卷九,p27)據說唐玄宗之前,由于朝廷重農抑商的緣故,河東鹽池為“群族自占,筑廬環之……皇家不賦,百三十載”。到這時因為國家財政困難,所以要“以權合經,以貨聚眾”,規定的銷鹽范圍是,“度土定食,止于中州。濟于橫汾,爰距隴坂。東下京鄭,而抵于宛。艘連其檣,輦擊其轂。終歲所入,二百千萬”。[11](P7)在這個銷鹽范圍中,澤潞地區正好處于河東鹽池與中州河南之間。宋明道二年(1033年)《皇宋放商鹽頌并序》中說,朝廷商量如何經營鹽業,群臣“僉以放商為便”,于是“細商巨賈,云屯櫛比……官□唯一,商獲其倍”。[11](P20~21)此時都城在距河東不遠的河南開封,河東鹽向這里轉運之量當不在小。澤潞商人很可能從那時就開始嶄露頭角。明代澤潞商人在長蘆和兩淮鹽的生意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據雍正《長蘆鹽法志》記載,明初長蘆運司分五大“商綱”,其中一綱即為“澤潞之綱”,[12](卷二,P9)與徽州、晉中、晉南等地的鹽商相區別。這恐怕是后來澤潞商人被稱為一個地方性商幫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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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 x: H  z( D: y8 A8 i澤潞商人因經營有道而聞名,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他們處在河東鹽及本地物資向東南轉輸的運道上,這里幾乎是從陜西和晉南向河南及以東以南運輸的必經之路,也是與以北的太原連接的重要通道。1958年在垣曲發現一個宋代稱鹽的石砣,砣上記曰,“今為自來雇發含口、垣曲兩處鹽貨,沿路輦戶多端偷取斤兩”[11](P24)。含口屬鹽池以北的聞喜,垣曲則地近澤州的陽城,說明宋代河東鹽向北向東的基本走向。清初大學士陳廷敬曾說,澤州這個地方“據中州上游,山峻而險,水瀑而陡,居民往來,商旅輻輳”,而澤州所屬陵川縣道路雖更加險峻,但“上黨以南與中州山左,商旅往來,必由于此”。[3](31)乾隆時陵川縣令陳封舜說得更具體:“懷在其南,衛在其東,彰在其東北,居人往來,商販輻輳,莫不經石脊絕巘、猿投峻壑之區。所恃一線羊腸,驚心觸目以達之耳。尤沖要者,自邑之八犢嶺,至輝之薄壁鎮,或通獲嘉、修武,或達淇衛、汴梁,或歷彰德以通山左。凡潞、澤兩郡,自西北而來者,熙熙攘攘,莫不由之,豈可令人嘆懸度之厄乎?”[3](p33)這里的人居于運道之上,有可能從營運入手,成為產地和銷地之間的中間環節。因此,“居間貿易”一度成為澤潞商人的經營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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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澤潞商人被外人看作一個獨特的商人群體,不僅在于其商業經營的傳統和特點,還在于澤潞地區本身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一文化區域,文獻上就常以“澤潞”或“潞澤”連稱。這里由炎帝、成湯、二仙、崦山白龍等構成了幾個主要的區域性信仰系統,其影響甚至達到了豫西北地區。這樣一種區域文化和澤潞商人在北方各市鎮的活動相結合,出現了專屬澤潞的地方性會館。如洛陽老城中既有山陜會館,也有潞澤會館,以晉東南一地在洛陽的商人組織與山西、陜西各地的商人組織并立,說明澤潞商人在這個地區的獨特地位。該會館建于乾隆九年,其中所遺乾隆二十四年《建關帝廟澤潞眾商布施碑記》中提到的綢布商46家、布商38家、雜貨商14家、廣貨商12家、鐵貨商5家、捫布坊53家、油坊57家,共225家共同參與其事,可知清代中期其經營的主要領域和實力。會館中另有《老稅數目碑志》,記載了清嘉慶時澤潞商人聯合請求當地官府減少梭布稅收之事。①在河南清化鎮(今博愛縣)同樣也有一處規模可觀的澤潞會館。北京潞安會館則是一個以銅、鐵、錫、煙袋商人為主的會館。以地區命名的商人會館是地區性商幫最為明顯的特征,但是這些會館出現的年代大都相對晚近,北京潞安會館創建于明代萬歷年間,洛陽、清化鎮等處的澤潞會館到清代中期才開始出現。因此,這些會館可以說是澤潞地區性商幫發展的一個表現,但是澤潞商人的出現,如前所述,則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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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澤潞商人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情境下發展起來的呢?

    最新評論

    風華絕代 發表于 2010-11-16 20:29:20
    二、明清澤潞商人及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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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代以前,澤潞地區的一些村莊就以經商聞名。例如我們在晉城黃頭村所見的一塊元代碑刻中就說:“水東管里社曰黃頭,聚落百家,務本之余,多從商賈,優游豐備。”[13]但這些元代商人活動的具體情形、經營商品的種類、路線和方式,目前還沒有太多材料可以具體說明。澤潞商人的興起雖與開中法和食鹽貿易有關,但與晉南商人相比,澤潞商人的經商仍然帶有強烈的地區特色。他們的商業活動與本土的手工業發展尤其是與制鐵業的發展有密切關系,潞綢也在一段時間內成為當地商人的主要販賣貨品。順治《潞安府志》中就說:“上黨居萬山之中,商賈罕至,且土瘠民貧,所產無幾,其奔走什一者,獨鐵與綢耳。”[5](卷一,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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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 n0 _3 s2 h, \5 t  L# X澤、潞各地都有鐵礦分布,如陽城“縣地皆山,自前世已有礦穴,采鉛、錫、鐵”[14](卷四,P8),“史山,縣東北三十里,產鐵礦”[15](卷一,P13)。陵川牛金山“其山出鐵礦煤炭”[16](卷四,P9)。澤、潞兩地產鐵的歷史很悠久,《隋書·百官志》記載,北齊在今天陽城固隆鄉白澗村設有冶鐵局,委有專門的官吏,是北齊的七大冶鐵局之一。唐代的潞安府發展為各種鐵貨的集散地。[17](p7)宋代山西的冶鐵中心是交城的大通監,澤州的大廣冶也是產鐵區。在1004年,“河東轉運使陳堯佐,奏減澤州大廣冶鐵課”[18](P9582)。同時澤州還鑄造北宋鐵錢。慶歷六年(1046年),澤州知州李昭遘,因“陽城冶鑄鐵錢,民畏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為奏罷鑄鐵”[18](P9145)。關于金代澤州冶鐵的記載較少。到了元代,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設立河東提舉司掌管河東路的八處鐵冶,其一為益國冶,就在澤州高平縣西北十里的王降村。洪武、永樂年間,益國冶是全國十三個冶鐵所之一,年產鐵50萬斤左右。在洪武年間對冶鐵實行了短暫的官方控制以后,明政府最終允許民間自由冶煉,促進了民營制鐵業的發展。澤州陽城在整個山西制鐵業中占有顯著的地位。成化十二年(1476年)《山西通志》卷六《物產》記:山西很多地方產鐵,但“惟陽城尤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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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v; }; \. |0 u" Y( V+ r! p1 Q, m1 t陽城制鐵業于明代中葉的興盛,從白巷、潤城等村鎮的記載中可以窺見一斑。陽城東北部的白巷里原名黑松溝,因為居民冶鐵致富,砍光松樹修房屋,所以改名白巷里。又因為上、中、下三莊連成一片,白天鐵爐相望,夜間火光燭天,人稱火龍溝。[19](P60)明正德七年(1512年),劉六、劉七的軍隊“至陽城東白巷等村,民以鐵鍋排列衢巷,登屋用瓦擊之,賊不能入,引去”[20](p1178)。白巷里東面的潤城鎮原名老槐樹,后來因為鐵業興旺而改稱鐵冶鎮,最后因為要振作文風,在明代萬歷年間才取名為現在的潤城。筑于晚明的潤城砥洎城,城墻內壁用成千上萬個煉鐵的坩堝砌成,所以又稱坩堝城。這里大量出產的鐵器大都是通過澤潞商人運銷外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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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代中期的記載中,鐵和鹽已成為澤潞商人最重要的兩種商品。萬歷《澤州府志》中說:“州介萬山中,枉得澤名,田故無多,雖豐年人日食不足二甫。高貲賈人,冶鑄鹽莢,曾不名尺寸田。”[4](李維楨序,P5~6)尤其是本地出產的鐵與河東鹽池出產的鹽之間的貿易,是澤潞商人獲利最多的經營之一。天順四年(1460年)十一月,朝廷曾定河東納鐵中鹽之法。巡撫山西都御史馬文升奏請,“陜西都司所屬四十衛所歲造軍器用熟鐵三十一萬四千余斤,又各邊不時奏乞補造,動取一二十萬,俱派取民間,多毀農器充納,深為民害。訪得山西陽城縣產鐵甚賤,而河東鹽不費煎熬,往年澤州人每以鐵一百斤,至曲沃縣易鹽二百斤,以此陜西鐵價稍賤,因添設巡鹽御史,私鹽不行,熟鐵愈貴,乞以鹽課五十萬引,中鐵五百萬斤,俱于安邑縣上納,運至藩庫收貯支銷。詔從之”[21](卷二○,p42~43)。這段材料說明,從明初開始,在澤州和晉南各縣之間,就有頻繁、大量的以鐵換鹽的私鹽貿易。天順年間,國家為解決陜西各衛所的用鐵,同時也是為了杜絕私鹽的買賣,而制定出以鐵中鹽的方法。天順五年,陜西總兵奏請從陽城運10萬斤鐵至陜西,以后每年運5萬斤于曲沃縣,由陜西布政司派人領取,儲庫備用。[22](P6774)后成化九年(1473年)又奏請“以鹽課五十萬引,令陽城中鐵五百萬斤,于安邑縣上納,由陜西布政司運庫收貯支用”[23](P2352~2353)。這種因為官府需要而舉行的以鐵中鹽看起來是臨時性的措施,但卻反映出在兩地之間長期存在的鹽鐵貿易,而且我們相信私人間的鹽鐵貿易也不會因為國家以鐵中鹽的措施而被消滅。太行山間的小道即為這種貿易提供了快捷方式,官方稱這些道路為“人跡僅通,鹽梟出沒、磺匪竄伏之所”[24](卷三,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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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代,澤潞一些著名的大商人都是通過鹽鐵貿易發家的。明末陽城王重新專門經營長蘆鹽和陽城鐵貨之間的貿易,“七歲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遺橐行賈長蘆、天津間,附拾仰取,不數載遂至不訾。因不復身賈,其所用人無慮千數百指,皆謹奉誡無敢欺,所著《貨殖則訓》甚具”[7](P237)。明末高平唐安里人馮春“棄書綜米鹽布帛之事,公饒心計,權子母,征貴賤,仍遣鬻鹽鐵于瀛滄之間,不數載貲漸裕”[25](卷三,P23)。南方淮揚地區亦有澤潞商人的身影。“山西澤州李君藁商于揚……李君事鹺此邦有年”[26](卷八《重修司徒廟記》)。但到清代,澤潞商人在食鹽貿易中的地位迅速被徽商超越,日益走向邊緣化。沁水端氏鎮賈氏先人“以世營鹽業居金陵,稱大賈,后值業務疲滯,始遷安徽懷遠屬之岱山鋪,置田產,頗營他業,再遷河南睢州,營業蓋日就衰落矣”[27](p1)。他們的命運,見證了最后一批澤州鹽商的衰落,即他們從當時鹽業貿易的中心地區一步一步向北方家鄉撤退的過程。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在清中期以后大量的碑刻材料中看到,澤潞商人的商號大都集中在河南、河北的市鎮中,有關鹽業貿易的記載也日益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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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n. h4 L8 u; \$ w. I1 t澤潞地區另一種重要商品是絲綢。在明代聞名全國的潞綢主要出產于潞州的長治縣和澤州的高平縣。順治《潞安府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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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綢,在昔殷盛時其登機鳴杼者,奚啻數千家。彼時物力全盛,海內殷富,貢篚互市外,舟車輻輳者轉輸于省直,流行于外夷,號稱利藪。其機則九千余張,分為六班七十二號,即間有尺符征取,如捐碎壁[璧]于寶山,分零幾于瑤海,易易耳。乃兵火兇荒,機戶零落殆盡,明末尚有二千余張。至國朝止存三百有奇,截長補短分為十五號,內尚拼牙行一號,絲行一號,凈止十三號耳。況百物凋耗,絲價幾倍于當年,工料俱踴,價既不能增,則為者何利,不得不減料,遂漸趨于薄惡,堆積難售,貨死于市,名隨機轉,欲徙業而不能,賠累均攤不因貧而少減,以三百之機而抵九千之役。以十三號之力而支七十二號之行。如兩磚相磨而薄者先穴,又如井淺汲繁涸可立待。嗟呼,皮骨僅存,何堪悉索敝賦;鶉衣百結,豈能錦上添花。詎惟地方之憂,且為有司之累矣。[5](卷一,p15~16)* H! v- s4 r" L9 X- f/ I4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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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材料先是描述了晚明以前地方絲綢生產的繁榮景象,繼而說明了由于戰亂的原因,地方絲織業遭到破壞而無法恢復,至清初凋敝已極的狀況。明代潞綢是澤潞商人主要行銷的貨物之一。在全國各地的大商埠中幾乎都設有潞州綢鋪和澤州帕鋪,例如在宣化府“潞州綢鋪,澤州帕鋪各行交易,賈爭居之”[28](卷一五五《宣化府部·宣化風俗考》)。但顯然在明末清初,澤潞絲綢的生產和貿易都遭到很大的打擊。其中的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在地方志中多有因為官府、皇室征繳導致絲織業凋敝的記載:“皇紬互市絲絹之累已成民患,年輸歲給,未有底止,環觀杼軸,十且九空矣。”[25](卷一,p19)但是從上述文獻來看,在明中葉絲綢生產的極盛時期,國家的征需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并不能對整個絲綢產生影響。只是在當地絲織業開始衰落以后,官府和機戶之間的矛盾才開始出現。到了順治十七年,當地甚至出現了“織綢機戶焚機罷市”的騷亂。[8](卷八,P40)明末清初的戰亂也許不僅破壞了織機,同時也毀掉了大量的桑樹。在明代文獻中,澤潞地區還是一個生產桑蠶的地區,“明洪武初潞州桑八萬株,至宏[弘]治時九萬株有余”[8](卷八,P50)。這或許是洪武年間勸導農民開墾植桑的農業恢復政策的效果。明朝詩人常倫《沁水道中》詩曰:“處處人家蠶事忙,盈盈秦女把新桑。黃金未遂秋卿意,駿馬驕嘶官道旁。”[20](p1079)描寫的也是沁水蠶絲生產的田園風光。但到清初的文獻中,澤潞居然被說成是不產桑繭的地區,“山邑不出桑繭,絲線取給山東和南北直等處”[8](卷八,p40)。本地蠶絲產量劇減,依賴外地的輸入,這大大提高了絲綢業的成本,也是導致清代以后潞綢生產衰退的重要原因。乾隆年間的《晉政輯要》中記載,新疆大臣向朝廷建議從山陜等地買辦綢緞,但是山西省以“鳳臺、高平、長治等三縣地方產絲均屬有限,貨行不廣”為由,只答應每年辦一百匹。[29](P70~73)由此可知,明清之際的戰亂對于澤潞絲綢生產的破壞在清代一直沒有得到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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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為明代澤潞商人致富所依靠的是鐵鹽貿易和本地出產的絲綢,而清代以后,開中法早已不行,食鹽貿易被徽商壟斷,絲綢生產亦日漸衰微,這對澤潞商人的影響很大。同一時期,晉中商人以經營匯兌業務而崛起,成為晉商的主流,澤潞商人的活動遂湮沒于前者的巨大光環之下,不為后人所注意。但事實上,清代澤潞地區外出經商者并不比明代為少,他們在鐵器、典當、糧食、綢布、銅器制作等行業中都有經營,尤其是民用鐵器的產銷甚至超過了明代的規模。

    : _$ J$ z+ _& [2 A0 d與明代以生鐵和鐵鍋為主要產品的情況不同,清代澤潞地區的鐵制品種類繁多,并以民用鐵器為主。陽城“近縣二十余里,山皆出礦,設爐熔造,冶人甚伙,又有鑄為器者,外販不絕”[30](卷五,p1)。清代澤州的另一個制鐵業中心是鳳臺大陽鎮,這里出產的鐵針行銷全國。近代德國人李希霍芬在實地考察后說:“在歐洲的進口貨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幾億人從鳳臺縣取得鐵的供應的……大陽(鳳臺大陽鎮)的針供應著這個大國的每一個家庭,并運銷中亞一帶。”[31](P178)河南清化鎮是明清時期晉東南鐵器的集散中心。明王世貞《適晉紀行》中記載他從河南經太行山入山西的行程,其中就說:“出修武,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冶器之集焉。”[32](P6)從清化往北就是太行山,經碗子城、星軺驛至澤州,再北上過潞安直通太原,這正是明代的驛道,也是澤潞鐵器輸出至河南的商道。明清時期澤潞商人販運鐵器的另一條商路就是經過潞安府北上至大同以及長城以外的地區,《明孝宗實錄》弘治十四年八月壬申條中記,大同十一州縣使用的鐵器和耕具,皆由商人從潞州販運來。[33](p116). Z5 F3 k8 z+ c
    澤潞地區的制鐵業和鐵器貿易一直到清末還維持了一定的規模,以鳳臺西南部為例,光緒大饑荒以后,時人回憶清中期地方的狀況:“昔也,鐵冶遍于西南,歲人白金數十萬”,“萬金之家遍于各里,夙稱巨富者十余戶”。[34](《敘》,p6)在光緒初年的旱災中,對于制鐵業的救助,成為當地官府在災荒中賑濟的重點。“鳳民以鐵炭為生涯,豐年亦利賴于力作,歲既不收,鐵貨尤滯,窮民失業,餓斃亦多。縣令賴昌期請于宮保曾誠毅伯(曾國荃,時為山西巡撫),借撥銀二萬兩,散給鐵爐炭窯,令其興作以養工匠。”[34](卷一,p3)據統計,在鴉片戰爭前鳳臺全縣有生鐵爐1000多座、熟鐵爐100多座、鑄鐵爐400多座。[35](丙,p171~172)民國18年(1929年),陽城共有鐵貨爐166個,年產1499萬斤。[35](乙,p470)至1937年“晉省鍋鼎鐵貨之集中產地,首推晉城、長治、陽城。陽城以鐵貨業發達甚早,全縣共有作坊49家”[35](乙,P470)。這些還都是清末受到洋鐵沖擊、澤州鐵業衰落以后的情況,而此前靠制鐵業和鐵器貿易為生的人應該更多。; Q2 }5 R  _  q- f  q. W' x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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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澤潞與相鄰的太行山東麓豫北各府縣之間“煤鐵換米面”的貿易也取代了明朝的鹽鐵貿易,成為澤潞商人貿易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于澤潞地區人口眾多、土地貧瘠而稀少。且相當多的人以從事煤鐵業、商業為生,這使當地出產的糧食遠不敷當地民眾的需求;而一山之隔的河南懷慶府,一馬平川,土壤肥沃,是著名的米糧川,這就使太行山兩側的地區出現了互易有無的貿易需要,“太行片石,帶土無多,麥菽瓜壺,半仰給河內”[20](p99)。“陵邑土瘠食艱,河南田肥地闊,往來貿易,時通有無”[16](卷三七,P52)。澤潞各縣豐富的煤、鐵礦藏和悠久的開采歷史為這種交易提供了條件,所謂“其輸中州者,惟鐵與煤,日不絕于途”[20](P100)。“煤鐵換米面”這種必需的、長期穩定的交換關系,維持了兩地間道路的暢通,也擴展了兩地間各方面的交流。在陽城流傳著“晉豫筑路結良緣”的故事,說的是明代陽城和濟源兩家結親,但苦于娶親道路艱險,兩家用嫁妝和彩禮錢修起了一條兩縣之間的通道,也便利了商賈的通行。[36](P436~439)在澤潞地區關于晉豫兩地民間修路的類似記載和傳說頗多,它們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兩地間頻繁而多方位的互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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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東南和豫西北兩地間商業的交流也促進了區域間的整合,這甚至表現在兩地民眾信仰的同一性上。這兩個地區共同擁有析城山的成湯、王屋山的濟瀆以及崦山白龍等地區性的信仰。民間信仰沿商路傳播的情形在陽城和濟源的黃龍信仰中也可以看到。據傳說,黃龍的祖籍在河南濟源市水運莊,原是一名水官,由于他一心為民,多行善事,受老百姓的愛戴,后人為紀念他,就修了黃龍廟。隨著時間的推移,黃龍就由一名水官神話為一位雨神。在陽城與河南濟源接壤的三窯就有一座建于乾隆年間的黃龍廟。對于黃龍的信仰,沿著陽城與濟源之間的通衢大道北上:縣城南十幾公里的抬頭鄉、縣城南5里的黃龍山、一直到陽城南關,都有對黃龍的祭祀。每年夏季天旱,兩地方圓幾十里的人都會頭頂柳條,手捧貢品,敲鑼打鼓,成群結隊到三窯的黃龍廟祈雨,尤其以河南濟源水運莊的祈雨隊伍最為隆重。抬頭鄉和黃龍山每年的廟會活動也是地方物資交流的大會。[37](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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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h- X$ ^! @  e3 W) ~地理環境的相通、物產上的互補、商業貿易的交流以及信仰風俗上的趨同性,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晉東南—豫西北地區之間交流頻繁,這也強化了這一跨行政區劃的區域整合。相反,澤潞與山西其他地區的交流卻遠沒有與豫西北這樣密切。這也提醒我們注意“晉商”這個概念可能產生的問題。晉商內部的區域差異并不僅僅存在于澤潞,晉南、晉中的商人和商業同樣有他們各自不同的特點。這是因為山西被河流和山脈自然地分為幾個地理單位。雁北大同地區,東西兩側的太行、呂梁山區和中部汾河谷地的環境、物產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影響到商業活動中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商品種類、區域間貿易的路線和商業網絡等等。同時也因為山西各地商人所處的地方傳統和社會關系網絡是不同的。總之,晉商和徽商一樣,不應被視為一個同質的、同源的、無差異的概念,要把他們還原到一個區域歷史發展的時間脈絡和歷史傳統中去重新審視。這也許不僅對晉商研究,而且對其他地區性商幫的研究,可能都有方法論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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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澤潞商人在地區間的貿易以外,澤潞地區本地的商業狀況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這里的民生對于工商業的依賴程度頗高,在一個即使是小村落中的居民也“強半攜中人之產,走數千里外,求子錢供朝夕”的社會中[38](卷二,p11),如果只有商人到外省市鎮經商,而沒有地方商業的支持,幾乎是無法運作的。在明清時期澤潞地區內部除了府縣治城以外,亦出現了很多繁榮的工商業市鎮。例如鳳臺的大陽、周村,陽城的郭峪、潤城,長治的蔭城等等。這些市鎮一方面是地方手工業的重鎮,聚集了大量從事遠程貿易的商人,同時也是本地重要的集市貿易中心。例如郭峪鎮一塊康熙中期的碑記題名中提到,當時郭峪的行戶有雜貨鋪、銀匠行、荊草行、鳥帕行、花布行、酒行、斗行、蘋果行、豬油行、屠行、木植行、錢行、絲繭行、鐵匠行、曲麻行、油漆行等16個行業。[7](P163)這些行業中的大部分是為附近村莊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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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 H5 m" r- H. w. `+ p. N( r本地商業市鎮的發展也在碑刻的題名中反映出來。比如晉城水北村道光年間《重修河邊陳州圣母閣碑記》中,除了“草店鎮”、“曹州府沙土集”等外省商號以外,還包括有鄰縣陽城的潤城鎮,如“陽邑潤城鎮,司孝儒募巨源鹽店施錢六千文,□隆典、永吉典、永成典、永興典各施錢四千文……”[39]嘉慶十九年府城村玉皇廟重修捐助列名顯示,鳳邑城內的商家就不下百個:永興號、大興號、大生典、恒茂典、恒碩典、順成號、德太號等等。清代咸豐年間高平縣義莊鎮的商人還一起創修了關帝廟作為自己會館的處所。“是廟也,在于義莊鎮之北偏,坐東朝西,系卯酉向,舊非棲神之地。于道光二十三年間,合鎮鋪戶,不謀而合,共申義舉,創立會館一事,聚眾而言曰:‘吾儕商人,欲妥神靈而無所憑依,情何以堪?’于是增地基數畝,以為迎神享賽之所。”主持這次修建的是會館的維首“四怡號、萬裕典、三聚典、泰興號、新義號、積成號、長生榮、協和盛等”。[6](p321)這些都說明清中葉以后,澤潞本地的商業也有很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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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工商業的發展吸引了相當數量的外地商人來到澤潞地區,尤其是與制鐵相關的產業,為澤州地區帶來了大量的流動人口和外來人口。如現在北留鎮柿園的樊姓居民,他們的祖先就是隆慶年間因為采煤煉鐵從晉城縣遷居到此的。[40](p414)所謂“澤為五方雜聚之區,隸其地者大半非土著,而寄衣寄食者未盡掛于籍也”,其中大量的“寄衣寄食者”可能就是這里的手工業工人或者在澤潞地區經商的外地商人。在晚清,陽城的煤鐵生意中就有大量的外地商人,主要是附近的陜西和河南商人在經營,“火石:出近城山中,石如漆黑,火芒甚鉅,陜豫商人多販之”[30](卷五,p1)。尤其是鐵犁的產銷,在晚清幾乎全部操控在河南濟源人的手中。清光緒《陽城鄉土志》中也載:“犁面則遠商駐買于本境,每年二十萬有奇。”[41](p74)大量外籍工商業者不僅在澤潞地區的工商業中發揮作用,也成為地方社會中的一部分。例如在萬歷年間這些客居工商業者也開始進入到陽城潤城社的活動中。萬歷年間潤城鎮重修社廟東岳廟,其中最慷慨的施主就是“寄居善人張世德”,說明他并非本籍人士。[42](P249)外地商人與本地商人之間的分工、合作、競爭,應該也是我們了解晉商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以往的晉商研究中卻往往被忽略了。如果有足夠的材料了解這些外地商人在山西的活動,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晉商興衰的原因。
    # ^$ F/ Q2 B' L綜上所述,明清兩代的澤潞商人是有一些變化的。但總體而言,本地的手工業產品都是澤潞商人主要的經營品種,也就是說,明清澤潞商人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本地的手工業生產。這點與徽州鹽商、晉中票商有明顯的區別。這或者也使得澤潞商人和商業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
    風華絕代 發表于 2010-11-16 20:29:52
    三、澤潞商人與地方社會制度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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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在澤潞地區經濟和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在地方社會中有多方面的表現,其中最為根本、深遠的變化,來自于地方制度層面:包括工商業和農業的比重造成了國家賦稅制度在地方執行中的特殊性;商人和紳商家庭對宗族建設的追求以及他們在傳統村社中的積極表現,影響了鄉村的基層組織方式等等。在本節中更多地使用了澤州地區的材料,因此這個主題可以視為以澤州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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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v" i3 }! n9 j; o(一)澤潞商業與地方賦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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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以來澤、潞地區人多地少之間的緊張關系、氣候惡化的壓力,是促使當地人不能固守于土地,而須從工商業上謀求生存之道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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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j1 t. [2 u) x% `(陽城)縣居深山,民貧土瘠,稼穡尤難,非肩挑負販。不足佐其耕獲。[30](卷五,P4~5)

    6 \. `% I; R( `(陵川)治迤東,委宛村落,瘠田阱石,石灶炊煙。所借以謀朝夕、急公私者,惟負販是賴。《一統志》所載:平田水接河南古道。邑民往來治生,是衣食之府,賦稅之資也。[16](卷三七,P36)
    ) k, l+ @/ ^* F! H9 P, ^, I上黨居萬山之中,商賈罕至,且土瘠民貧,所產無幾,其奔走什一者,獨鐵與綢耳。[5](卷一,P15)( j% S$ |: K& _- P
    壺邑(壺關)氣候高寒……且如程村進流業瓷(燒缸盆粗碗之類),南鄉業煤炭,大峪、馮坡等處業鐵,劇礦石(石熔為生鐵,再熔為熟鐵之類),乃貧民至苦生計。[43](卷二,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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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記載說明了商業在澤潞地區民生中的重要性:商人的數量在人口當中占有相當的比重;不論澤潞居民的衣食住行,還是他們每年必須上繳的科役賦稅,都依賴于商業的收入。這些與一般傳統鄉村社會迥異的特征影響到國家制度在地方的實行情況,尤其是晚明以后一條鞭法和攤丁入地等改革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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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萬歷《澤州府志》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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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之差銀不編于地畝而編于人丁。雖九則與它處同,而上丁銀至二兩七錢,則他省直所未有也……逐末者多富商大賈,或滯財役貧。冶鑄煮鹽,家累巨萬而不置立錐之地。于是地不足憑,而始以丁役矣。然行之日久,弊以滋生……尺籍之中,狐鼠穴焉。[4](卷一○,P5)
    . D: [; S3 S0 w9 L田始八千四百頃,履畝法行增益殆萬,污邪蟹螺何所不籍稅,稅難辨貧富,于是以丁出租庸,丁一征至三金,經數十年不稽登耗之數,以衰序之貧民踣斃不振,則有蠲追山五福荒土而裁冗役充逋賦之議。[4](李維楨序,P5~6)" c5 \3 }: t/ `$ F7 F: m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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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G& ~( L! Y也就是說,澤州與其他地方不同,擁有土地的多少并不是衡量貧富的絕對標準。以至于在明中后期,澤州并沒有像其他地區那樣將力差編入地畝,而是依然按人丁征繳差銀。清代攤丁入地的改革在澤州也實施得較遲,乾隆元年才開始將部分丁銀歸入地糧征收,至嘉慶元年才全部完成。潞安府的情況也與此仿佛,各地方志中雖都提到康熙五十五年新增人丁永不加賦,但未提及攤丁入地之事,仍將田賦與丁徭分列。這種重人不重田的賦稅政策,對明中期以后地方里甲制度影響很大,進而也影響到同樣作為地方基層組織的村社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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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明末以來,澤州里甲編審材料大都只提到人丁戶口的編審而沒有講到田土的編審。在清代,澤州也沒有出現江南實行的按田編里的情況。沁水縣令趙鳳詔曾試圖仿照江南均田之法重編里甲,但是“因眾意阻撓,未能更改”,仍然只能遵循查舊丁、報新丁、清查戶名的程序,對原有的里甲賦役進行有限度的調整,“將單丁獨戶,免期輸役,丁少戶弱合并朋當”。[44](卷一○,P47)根據清查、平均里甲人丁戶數的原則編定里甲之后,再著手清理田土和所屬戶主之間的關系。“昨奉文編審,矢公矢慎,所有各里逃亡死絕人丁悉與勾銷,將實丁報補。積年宿困,一旦豁除,將□□一丁即有一人,是人丁已無賠累矣。獨是地畝一項,父以傳子,子以傳孫,一門遞相接受,即甲售之乙,乙售之丙,異姓亦可承當。自應糧隨地納,地屬人收……凡有死逃戶口地畝現系何人執業,即將實在花名立寫收付,當堂呈驗,以便更造入冊,使銀、糧盡有著落,里甲無說包賠。”[44](卷一○,P14)這種以人丁戶口為中心的里甲編審,同樣是澤州糧輕差重現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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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方基層組織方式的角度來說,這也使清代澤州地區的里甲組織基本上仍然與鄉村聚落保持著較強的對應性,并且在實行了攤丁入地以后,雖然在名稱上仍稱為里甲,但是它的功能發生了變化。例如光緒《高平縣志》記載了當時地方基層組織的構成情況:“高平里舊為一百六十有一,明末更為百里,今循之。里各里老一,地方一,甲各什排一,掌其里之賦稅。甲各推貲高一人為戶頭,乾沒逃亡□其責。鄉約則視村聚眾寡以為增損,司徭役之征令,人徒之拘集。”[45](卷一,P20)在里甲的組織架構中設立地方、鄉約等職,強調了里甲在鄉村治安、秩序維護上的職責。經過這一系列的改革,澤潞地區的里甲組織在清代一直延續下來,但是不管從它們管理的范圍還是功能上來說,都越來越接近于原有的民間基層組織——村社。到了嘉慶以后,隨著清政府統治能力的下降,在很多地方村社開始取代里甲,成為地方上主要的組織方式。這點我們在后文中還將展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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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 ~; k# r- L4 ^: {在上述晚明清初里甲從賦役制度到基層組織制度的演變中,官方管理田土、人戶和村落的職能始終統一在里甲的系統之內,最后被村社取代。這套制度帶有一定的地方性色彩,也是為了適應澤潞地區依賴商業收入的區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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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紳商家庭與宗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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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g0 f' X2 |雖然澤潞是一個商人人口占很高比例的地區,但類似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在商人、士紳的自述、他們及其家庭的職業選擇上都可以看出來。一方面,幾乎所有的商人家庭都強調他們之所以棄學從商是為家境所迫。在通過商業發家致富后,他們或者自己捐貲獲取功名、獲得身份,或者讓子孫放棄商業、改攻舉業。例如清代長治人崔筠“家貧,以賣鐵為業,既贏,入貲戶部,得從九品官”[8](卷五,p8)。明末清初陽城郭峪鎮的大商人王重新以經營鹽業生意發家,大量捐助鎮中寺廟、城墻的修建,并因此名列縣城忠孝節義祠,但卻仍被同鎮的大官僚陳廷敬譏諷為目光短淺的富人。因此,王重新最后也通過捐資求得貢生身份,并且讓他的子孫們積極地尋求科舉功名,在當地成湯廟的匾額中,王重新的兩個兒子分別是庠生和廩生。②另一方面,大量獲得進士功名的高級官僚,他們的家庭也都有經商背景。陳廷敬本人的先祖是靠制鐵、販運鐵貨致富的。陳氏家譜中說,高祖陳修“有志于用世,不售,退而為鼓鑄,治生有計,家日以裕”[46]。順治三年澤州進士喬映伍“高祖儒、曾祖廷周、祖永興、服勤治賈,家累千金”[47](卷五,P27)。陽城潤城鎮張瑃,崇禎十六年進士,清朝官至陜西巡撫。他的祖上世代居住在潤城里六甲。祖父“遠游商販”,父親曾經讀書,但最終放棄學業,就理家務,“治田間,課爐冶。薄食忍嗜,習為儉勤,僮仆最下者共苦樂,用是居積阜成”,后來又行賈中州。[47](卷五,p30)這些現象說明澤潞地區雖然商業化程度頗高,但卻仍然是一個崇尚科舉的社會。這種社會風尚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明清時期的澤潞鄉村形成了一批亦紳亦商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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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有關紳商與地方社會的研究領域,認為商人憑借官方認可的功名和身份,提高自身在鄉村中的權威性;士紳也因為有商業資產的支持而更能在賑濟、公共工程的修建等事務中游刃有余。類似的解釋似乎是最為穩妥的。但是就像紳商的結合是一種社會傳統的產物一樣,它的出現也給地方社會的組織制度帶來了新的因素。這種制度上的變化才是最關鍵的。在澤州地區,大量紳商家庭的出現,對于地方社會最大的影響是促進了地方宗族組織的出現,也為傳統的村社組織注入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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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m" g, H! c' Z# ~* G! l8 z+ e有血緣關系的同姓聚族而居的情形在澤州并不少見,宋、元時期也有幾個世家大族,但是這些所謂的世家大族,基本上是以父系的直系血緣關系連綴起來的。我們看到的是一些有直系血緣關系的個人的活動,而不是家庭的聯合體,更沒有擁有祠堂、族譜和嚴密的宗族組織。各個版本的地方志中有關祭禮部分的描述也都非常簡略,而且基本上只局限在士大夫之家舉行:“士大夫家設木主、立祠堂,墓祭各有其時,惟吉祭必于墓。”[20](P97)在一些明代中期以后出現的族譜序言中,還常常記載族人往往不能記憶三代以上的祖先。但是這種狀況到明代中期以后發生了變化:一批紳商家庭開始致力于宗族組織的建設。這一方面得益于嘉靖朝國家對于品官家廟制度的調整,另一方面也和紳商家庭自己的需求有關。從士紳身份的角度說,宗族組織不僅是彰顯他們士紳身份的一種方式,也是他們組織地方、實現鄉村教化的工具;從商人身份的角度來說,宗族組織也是一種組織管理商業經營的模式。我們可以從陽城白巷李氏和沁水西文興柳氏兩個例子來說明在商業化和士紳化的雙重背景下,澤州地區宗族組織的出現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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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9 f$ a1 b4 ]) z& ~$ t晚明白巷李氏是陽城一個典型的亦商亦宦家庭。李氏長期在山西、河南、山東、安徽等地經銷鐵貨。這個家庭中的關鍵人物是嘉萬年間的李思孝。李思孝經商非常成功,用他自己的話說:“吾商也,施出未幾,而入者復倍。”[48](P38)他將大量的錢財用于施善,“宗屬有貸,毀券不計;歲荒粥饑,遠邇行哺;徒杠與梁之缺,修舉備至”[48](P37)。嘉靖、隆慶年間曾為建海會寺寶塔費銀數千兩。李思孝本人捐貲獲得散官的身份,他的兄弟子侄在科舉上成就斐然。“公敦尚佛氏,而雅重儒理,故其弟保軒公,侄西谷公,侄孫易齋公,皆以科第起家,宦業方興未艾,家累巨萬。”[48](P41)保軒公名李思恩,嘉靖十三年舉人,官至鄖陽同知。西谷公名李豸,嘉靖二十年進士,官至山東左布政,官聲清廉,將泰山香稅歸入戶部,多有美譽。其子易齋公名李可久,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僉事,因為得罪宦官被貶,離職歸鄉。正是在這一時期,李思恩等人開始進行整合族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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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z4 Y9 x; s- O' R李氏宗族的建設是從編訂族譜開始的。據《白巷李氏族譜》記載,第一次修譜,是舉人李思恩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寫作《長門(即后街一支)世系碑》。李思恩在《長門世系碑序》中說:“吾族聚于一鄉,三百余人,今分為四支,已不知其所從來矣。惟得之故契所云李十一者,據其所生三子,長均章,次□,次彥方,則知十一公乃玄祖也。自十一公之上無聞焉。然以三十年為一世,則十一公當生于洪武之年。時兵火之余,民無定居,其不相傳者以此。又焉知暨今之后,三支之不識者,有如四支之不能記憶耶。”“余少時,即欲上自元祖,下自曾孫,刻石記名以貽其后,有志不果。嘉靖癸卯,適丁內艱,會春祀,族人咸在,因復舉此。族叔純陽善而諾之,遂董其事。”[49](《白巷李氏長門創修世系碑記》)這段記載說明在此之前,李思恩一族有清明祭祀的活動,卻從來沒有族譜。因此,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最早定居于此的祖先是誰,只是根據一張舊的契約追述至一名為李十一的人為祖先,其生活的年代也不詳,只能按30年一代推測是明初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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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思恩的倡導下,李氏撰修世系碑和世譜的活動陸續展開。崇禎元年族人進士李蕃才在《長門世系碑》的基礎上重修李氏長門世譜。李氏二門的世系碑記創修年代不詳,主持者李養蒙官至承天府知府。《白巷李氏二門創修世系碑記》說,白巷李氏分為四支,“支各百余人,間有不認識者。求其總支之祖,父老亦茫然莫知,惟所稱八公者,則余支之始祖也,則余本支之始祖也”[49](《白巷李氏二門創世系碑記》)③。25年后,二門重修世系碑,主持人李春茂,官至順天府尹,后被東林黨彈劾而罷官。此后還有《李氏三門之二門創修世系譜序》(康熙九年)等支譜的創修。至康熙二十八年出現了第一部四門合族譜《李氏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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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在商業繁榮和科舉成功雙重因素催生下的李氏宗族建設運動,其實存在著很多先天的弱點。例如不僅四支的共祖無從考證,即便是下院四門的共祖也已不知名諱。其中的一些支派在此之前并沒有自己分支的族譜,所以整個合族譜缺環頗多,其中的一些支派是否真的與白巷李氏屬于同宗,都留有很大的疑問。如果說上述情形在各地宗族建設初起時尚屬常見的話,但此后也未能通過各種形式使其日益壯大起來。李氏宗族的建設只是作為一種讀書人的傳統在勉強維持。李氏士紳敬宗收族的努力基本上停留在編寫族譜、梳理譜系的文字工作上,祠堂遲遲未能建立,更沒有發展具體的宗族組織和設立公共的族產,白巷李氏的合族祠遲至道光二十六年才由李春茂的舊居倉促改建而成:“適右都御史公舊第欲售。先俊聞之,因與族伯萬庠、族叔孔旭者邀同族人量力捐資,遂將公第置為合族家廟。”[49](《李氏重修合族世譜記》)這個祠堂的修建也沒有對李氏宗族組織有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隨著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和一系列的變化,白巷李氏的宗族組織便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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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白巷李氏相比,沁水西文興村柳氏的宗族建設更具有為家族商業發展而設計的特點。與白巷李氏處于一個仕宦氛圍濃重的多姓村落不同,西文興村是一個以柳氏家族為主的單姓村落。在明清兩代,他們均以經商發家致富。成化十六年(1480年)柳氏第三代柳騄獲得舉人身份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第六代柳遇春又獲舉人功名④,從此開始建立家族的祠堂、創修族譜、制定宗族規約。隆慶六年所立《柳氏祠堂儀式碑》說:“至隆慶己巳仲冬吉,遂建祠堂于居第之東南。壬申春,始克成之,以處祀事……乃參酌程朱之議,奉高祖以下神主,次第列龕,躬行祀事。因考諸家禮,列式于后,又以冠婚喪禮有關祠堂者附以予意并列焉。”[3](p235)該碑不僅規定了祠堂的管理和祭祖的儀式,還規定了西文興柳氏子孫一年和一生當中主要的禮儀規范。其中規定,族人行冠禮、結婚、生子、授官、封贈、喪葬等所有人生大事,都必須到祠堂告祖宗,并且擬定了各項祝文,如“行冠禮前三日,告于祠堂,祝文曰:某之子于某年漸長成人,將以某月某日加冠于首,謹備以果酒,用伸虔告”。每年的節俗如正月初一、十五、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七月十五、中秋、重陽、冬至、除夕等日,都在祠堂進行祭奠活動,宣揚族訓,凝聚宗族。這種嚴格的宗族和人生禮儀的規定,其目的無非是要強化宗族組織的凝聚力。而對于柳氏來說,強化宗族功能的目的又主要在于維持家族產業不至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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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 Z2 o1 L9 P, d萬歷十七年(1589年)《河東柳氏訓道記》中寫道:“田邑廣闊,典當驛號,酌族世產,永勿分割。族人衣食、子孫游庠、賢士歸祠祭祀、游刃榷利生意、封贈儀式,律以撥支,須等克勤克儉。吾族賢士、處士,逢授、拜、除、命、簡,或起點拔萃、俸滿開缺、遷復守制、起復開復者,身赴任所及徙邸者,勿宿異姓驛,節儉支銀。京歸吾府者,勿宿異姓驛,恐騷官衙。”這段話說明,在明代柳氏主要經營典當和旅店業,而且他們的店號已經遍布各地,甚至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網絡,這樣才能保證出外的柳姓人氏可以依靠自家的商棧旅行,而不必投宿其他驛館。這篇《訓道記》中還說:“族業之產,永勿分割,家中財產,以長幼次第。經營生意,管理賬余。口次官理有違者,罰!有長于此而短于彼者,隨材也。至幼年子孫,無論智愚賢否,惟以讀書為主,欲求上進。朱子格言曰:‘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治家者,所宜奉為金鑒也。如讀書十分無望者,或挪管莊田,或佐理賬總,勿使游手好閑,然后不至蕩檢逾閑……生意房產永不許瓜分也……家道之敗,敗于分產之由。”[3](P237~238)這種以家族來經營商業的理想,的確需要有一個緊密而嚴格的宗族組織作為保證。與白巷李氏停留在紙面上的宗族整合不同,西文興柳氏宗族的規模較小、支派簡單,但是卻具有更加切實的目的和嚴密的規約。然而隆萬年間的這一次宗族建設并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就被明末的動亂所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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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 O  R3 U8 Y2 X" r$ @清代西文興柳氏的商業似乎是從一個嶄新的起點上開始的:乾隆年間柳春芳在山東、河南一帶經營鹽業和當鋪生意,并以輸餉得獲封贈“昭武都尉”。道光四年(1824年)所立之《柳氏家訓碑》中說:

    5 J- U  e) O4 E: c吾家數年以來,疏于料理,日費益繁,又兼生意賠累,銀票賠數,以致浮記長支,家中使用盡屬本金,通盤計算,已將陽、沁四典本金耗致十無二三,言念及此,甚為寒心。想吾父兄數十年備嘗辛苦,留此基業,若不能保守,不惟生無以對親友,即死有何顏面見先人于地下乎。且吾父兄言猶在耳:教子孫世世同居,生意財產,永不許瓜分。今吾為爾等指撥,不孝不悌,罪莫大焉。爾等未能勤儉持家,和順聚處,亦是我無家訓,而咎又何辭!無奈將商丘二典本金,每份撥給錢五千串,而兄弟十三人,雖系三支,皆是祖先一脈。黃甲乃長子長孫,定照十四份分拔。每年糧食不拘老幼仍按口均派。所有穿著日用等費、娶嫁衣服首飾,皆各自備辦。公中遇娶婦者,只備水禮、聘金;嫁女者,嫁妝全副。爾等量入為出,各自勉力,或更贏余,亦未可定。爾八嬸母系孀居,公中每年給錢五十串,令其穿著,可訓子孫也。爾等果能義氣不衰,自然家道昌隆;若戾氣不解,必有殃隨。總不要信妻子之言,即結為死怨,將一本之愛,遽視為市井交易之人,是所切誡焉。嗟乎!男子之剛腸。能不為婦人所惑者有幾人耶?再爾等有能料理生意者,每年辛金一百兩。長使者撥入伊賬。不遵家規即為不孝,戒之勉之。能不負先祖一場苦心,乃可為承先啟后之人也。[3](P64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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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4 t/ d- O. [6 b1 s這通在清代重新樹立的家訓碑說明,清末柳氏的當鋪生意原本是一種家族產業,但因族人可以隨意從鋪中支取銀錢,最終導致“世世同居”、“永不析產”的理想沒有維持到兩代人的時間就已經面臨分崩離析的態勢,所以不得不將其中的一部分產業本金析分至各戶。柳茂春將族中兄弟閱墻歸罪于婦人的閑言,卻也不能不承認敬宗收族的努力沒有能保證家族的和睦,商業經營中的紛爭不可避免。“將一本之愛,遽視為市井交易之人”,這說明澤潞商人雖然力圖發展宗族以作為商業經營的機構,但卻并不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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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3 U% \6 Y% [" Q9 X* g簡言之,晚明以后在士紳和商人的雙重努力下,澤州地區出現了一些宗族組織,這是地方社會以及商業領域中的新生事物,但是它們并沒有在這里發展壯大。商人家庭以宗族的模式來經營商業,在以往的晉商研究中也有涉及,有學者認為,這種家族制的商業模式是導致晉商沒落的原因之一。[50](P139~140)但是情況或許恰恰相反:也許正是因為宗族組織和制度在澤州地方傳統中一向不發達,所以雖然紳商曾經努力建設宗族,卻無法有效、持久地以宗族作為商業經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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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x0 y3 q; G% j7 w" ?5 }(三)澤州商人與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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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7 f3 H( o; ~" }. h& i; r+ D/ v與宗族組織的發展狀況不同,在澤州擁有辦遠傳統的民間組織——村社卻在商人的積極萋與下,不斷地擴展其職能和權威,成為鄉村最重要的制度。如前所述,村社在清中期以后的發展與里甲制度的演變有關,但同時大量商人資產的注入,也是重要的原因。其中最明顯的表現是在清代中期以后的祠廟碑刻中,商號、商人的捐助以及商人募捐的記載大量出現,而這些祠廟正是村社組織的中心,祠廟的重修往往是整合和強化村社的重要契機和手段。晉城府城村關帝廟的修建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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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d) n: G5 ?$ K1 V府城村關帝廟始建年代不詳,在清雍正、乾隆朝重修以前是一個陋小的廟宇。乾隆中期,由于府城社中各小社意見不一,重修關帝廟遇到阻礙,曾經考慮用搖會的方式來籌集資金,“后西社眾□以□倫不合,不愿□□□,復與同事相商,公請立會以襄其事。在彼時亦謂得此會銀,先畢神工,繼此而徐理。搖會不憚勞苦,而同會諸君則謂禮(續有禮)以建廟請會,誠心可嘉,拮據亦可嘆,咸不欲以搖會事復累及禮,遂爾眾口一詞,情愿以所隨會銀口口修廟布施”[51]。最后還是府城村社內部達成共識,一起修廟,搖會一事才作罷。“至(乾隆)十三年,后西社未隨者,蒙崔莊、背陰、黃頭親友和議,仍然合為一社。七月間,三社公議修理”[52]⑤。在這個村社合并的過程中,商人續有禮起了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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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0 A+ s6 d3 h5 g4 |8 L' y3 r續有禮是一位長年在河南經商的商人,正是他回到故鄉,倡議重修此廟,并且借此將村社重新團結起來。乾隆十九年的《重修關帝廟前院正殿并創建東西兩廡碑記》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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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 |# {, K9 C* ^! U) k吾鄉東,舊有關圣帝君殿宇一所,規模雖俱,院宇闊落,東西僅有墻壁,未有房屋,遠近進香者不免有露處之嘆,風雨之悲。禮(續有禮)目擊心感,以為無以處人,何以妥神?于是遂有修建兩廊之事。但此事非一手一足之烈,而禮又貿易他鄉,不克促辦其事。因于光州淮鳳集募化諸檀越,得銀十五兩,己身捐銀十兩。閱兩栽,又得利銀七兩八錢。至雍正十三年歸而謀諸同鄉諸友,諸友欣然樂從,情愿共任其事。復又同心協力,慕化四方。嗣是,而四方善士以及同鄉諸友或輸資財,或殫力作。或則易柱而雕梁,或則瓦殿而金神,于乾隆元年,廊房十八楹于焉落成,而前殿亦為之革故而鼎新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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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續有禮在經商地河南光州淮鳳集的募捐和商業經營,是關帝廟得以重修的第一筆資金。整個工程直到乾隆二十年前后才結束。此間,續有禮屢次利用經商歸里的間隙,主持修建工程。他顯然是當時府城村最有實力的商人,同時在村中擁有相當高的威望。除了關帝廟,在乾隆二十九年同村的《重修玉皇廟碑記》中,他是修建工程的總管,而且乾隆二十四年鄰近的水北村社重修永固橋時,捐金者姓氏中也有他的名字。3 o4 N' q* [: J% L8 g5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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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府城村中必定還有很多外出經商的商人在經商所在地積極募化、捐助。府城關帝廟乾隆年間近20塊捐金題名碑上刻有大量商號的名字,其中有的商號是本地人在外縣外省開設的,還有的是本地人在經商之地向當地商人募化的。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在清朝中葉,澤潞商人的足跡集中分布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地,他們向當地的商號和百姓募化銀兩,帶回本村社用于修建廟宇。例如道光五年晉城趙莊社重修三教廟的工程幾乎全部得自于一個商人的募化。“吾鄉村北三教廟歷年久遠,頹圮殆甚,今有王大理在汝陽寒洞鎮募化錢二十千文。庀才鳩工以補之。”[54]后面開列的全部都是商號,多達30余個。乾嘉年間晉城管理院社重修二仙廟碑的工程最后也是在一個商人的主持下完工的:“乾隆五十七年內創建西上廊殿三楹,嘉慶二年內,廷玉牛公自四川貿易回□□□廟工數十年間未得完竣,毅然動□整之志,晝夜區劃,不辭勞□。”[55]晉城崔莊社道光十三年《重修關帝廟碑記》中募化銀兩所占的比重也相當大,如“田如玉慕化潁州府王市集合成正、恭順寧、全省好、合成和……”“田澍募化朱仙鎮公義合、敬順號……”“田秦興募化舞邑萬典號、田公典、全昌號……”“司憲□募化王岡集、統義店、衡泰店、泰成店……”“田益□募化王岡集……”[56]嘉慶九年晉城水北西社會真觀重修時,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沙土鎮三義號、瑞興號、府泰號、天順號、中和號等18家商號施銀一千錢至一百錢不等,“巨野縣大義鎮眾字號施銀五兩,維首晁孝募化”。[57]道光二十六年,黃頭社《重修移風寺布施碑記》中記,此次募化的范圍也包括山東曹州、大明府、東昌府、長山縣周村鎮等。[58]他們所募化的地方相當集中,而且大部分是一些市鎮,所以這些主持募化的人很可能是在這些市鎮經商的人。他們廣泛而熱心的募化行為,或者也可以看成是他們在這些市鎮中聯系、組織同鄉商號的一種方式,至少在客觀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即便其中有些商號并不全是澤州商人的,但這些募化記錄也是我們了解有關澤州商人在這些市鎮中商業關系網絡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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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k/ c$ w0 T- e) t4 Z: C澤州本地市鎮中村社的發展更依賴商人的資助和經營。例如潤城鎮是明清時期澤潞地區一個重要的工商業市鎮,潤城社的活動是圍繞鎮中心的東岳廟展開的。在康熙四十二年《補修東岳廟施財姓名碑》中,有“鹽店銀四兩”以及“義盛店”、“翼興店”、“永盛店”等商號名22個。在乾隆二十三年《口修拜殿、舞樓并本年總理社事施財碑》中,有“當店捐銀三兩,鹽店捐銀一兩五錢,緞店捐銀一兩五錢”的記載,還有“大義店”、“增盛號”、“新盛號”等商號名稱。⑥從整體趨勢上講,越到后期,商號在社事中的作用越明顯,尤其是在鹽、當、緞等店鋪中出現了同業的聯合,這些鹽行、當行往往是社事活動中捐款最多的。當然,這其中亦包括澤潞以外的商人在潤城的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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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1 g/ l" \1 D3 [與清中期以后商人在村社社廟中的活躍同時出現的變化是:此時村社在鄉村事務中的權力大大擴張,村社的公共財產也快速增加,其中相當部分都是商人貢獻的。例如陽城上佛社趙書麟(1783—1832年)在河南朱仙鎮經商,返村后重修大廟。清末社首之一于友直也曾經是一位商人。碑記記載他“初服賈,不染市儈氣。既歸,務農為業,家道日隆。年逾古稀,義舉仍頻”:先施地四畝,意在施茶及鬼節所需。后數年,又念“今我文里兩社,積蓄甚微,每遇公事,動形拮據”,向村社施地22畝(朱家圪坨10畝,內有柏樹38株、槐樹2株;□地9畝;北溝地3段3畝),制錢100千,永遠充公。上佛大社在光緒三十四年立碑記其事。[59](p848)像這樣大規模地捐獻土地和財產,在清中期以前是沒有出現過的,但在晚清卻變得較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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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的普及,也使得村社更傾向于通過購置地產、收取租金或者將社產中的流動資金發往商號賺取利息等商業化的方式來經營村社的公共財產。如晉城黃頭社的《重修移風寺增修圓寂塔碑記》中,就有“大社三次賒地畝錢二十九千三百四十七文”、“賣谷賣繩錢三十二千六百七十四文”的記載。[60]晉城府城社水官會和崔莊社水官會也都有將所積會銀發商生息的記載。水官會是村社之中專門負責祈雨的一個分支組織。同治十二年的《水官積金會四班公議重行捐備以廣積儲碑記》就詳細記載了崔莊水官會的運作情況:

    % s9 z) J; X7 s崔莊村舊有府城北大廟神水一道。每逢祀神,派定水官六名,敬謹接辦,歷年已久。但祀神之舉,雖七年一輪,而自受事以迄卸事,幾及十載。其間節祀壽祝,及正獻時請袍下駕、迎神演戲,一切事宜,所費甚巨。往往有未竟事而家已傾,再輪充而力不能也。以故新舊承接之時,每多周折。后雖六家公辦,較前已省,而每班各為積儲,不若數班公為積儲之尤易也。咸豐元年,頭班水官公請商議,著將祀神后所積余資,每班各捐錢三十五千文,至同治四年四班共捐錢一百四十千文,輸入會中,作為公本。按年收□,以備祀神時一切費用。但為數無多,猶恐不敷于用,仍不免臨事周章。同治十一年,值頭班水官祀神畢,首事田柜等復同班商議,每班再捐錢二十五千文,以廣積儲。頭班現已捐過,俟四班捐齊后,隨事斟酌,如以足備用,即可不必再捐,倘仍復不足,不妨另為設處,總期有裨于事,無損于人……維是輸財之家,既充公項,即非己有,無論后來充當水官與否,均不得借端攪擾。所有會中錢文,必擇執事之□實者輪流經管,或出放生息,或置田收租。每班收租只將利息備用,不許并本虧損。俟祀神畢,倘有余貲,務將賬簿登清,交下班執事經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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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B& x" k% U# Y2 I6 i這段話說,雖然玉皇廟迎神演戲是七年一輪,但七年中每逢神誕和祈雨,村社的上供也是由當值的水官負責的。為了應付輪應水官的開銷,村社水官會想辦法籌錢,或買地收租、或發商生息以補充費用。這說明對村社公產的經營是維持村社基本活動的必要條件。在村社公產的商業化經營中,村社和商人乃至商業之間的關系也會日益密切。但從目前的材料來看,雖然在清末有的村社控制了大量的地產,我們卻還沒有發現直接以村社作為商業經營機構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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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潞商人在清末表現出某些衰落的跡象,正如上述崔莊水官會的文獻中所說的一樣,鄉村中出現了普遍貧困化的趨勢,實力雄厚的大商賈也日益少見。其中的原因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但是在缺乏地方工商業具體統計材料的情況下,回答這個問題是相當危險的。我們并不認為,澤潞商人的衰落是因為他們把大量的資金揮霍在建設村社的祠廟上,或者奢靡的祭祀演劇中,這樣的解釋過于間接、簡單化而沒有說服力。因為在澤潞商人鼎盛的明代和清前期,他們同樣將大量的錢財用于修筑寺院。而清中期以后商人之所以愿意在村社所屬的祠廟中投入大量資金,是與村社在地方社會中的傳統和權威有關的。在這一時期,村社把權力的觸角伸向鄉村公共事務的各個領域,從一種祭祀組織發展成基層管理組織。這個過程當另撰文詳述,但商人在這個過程中顯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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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年來的晉商研究中,商業和晉商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已經引起了部分學者的注意,例如關于商人的流動和商業發展改變地方風氣、習俗和婦女生活狀況等等,有相當多的論文進行了描述。但這些絕不是一個地方性商幫的崛起帶給地方社會的全部影響,甚至也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影響。比如明中期以后地方風俗的奢靡化是一個幾乎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它或者與商業的發展有關,或者也與文人的認知和寫作有關。總之,它并不是晉商和晉商影響下的地方社會的獨特情形。

    : n. p6 O7 g$ z# L+ I1 f; ?& q! c* {  U我們以為,要從社會史的角度去研究晉商,不只是要注意晉商的衣食住行,也不僅僅是要去描述晉商對地方社會的人口流動、職業結構、公共建設和社會賑濟上的影響,因為這種影響和被影響的研究思路,本質上還是將晉商放在地方社會的外面去看的。在一個商業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中,商業活動、商人已經成為其中的主角之一,尤其是從家庭或家族的角度來看,商人的身份和士紳、平民的身份在很多情況下是無法區分的。因此如果我們的確試圖在區域社會史的視野下去了解晉商的話,我們所關注的是在一個個具體的地方社會中的晉商,或者說是一個個晉商所生活的地方社會。例如我們在文中討論了商業化較強的地區,國家行政、財政制度的實施與別的地方有何不同?商人及其家庭如何在地方社會的傳統和規則中生活、從事經營活動?又如何維護、改變或創造新的傳統和規則?他們在地方的人際關系網絡是如何形成的?商人的經歷和活動在地區間的整合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將包含有關地方社會的人口流動、職業結構、公共建設和社會賑濟內容,但是問題的意識和出發點卻是不同的。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對地方性商幫或商人的特征、作用進行歸納總結式的描述,而是去了解、分析一個擁有相當數量的商人、人口流動性較大并以工商業收入為主的鄉村或市鎮的生活和運行情況。在明清時期,像晉商、徽商、浙商等地方性商幫的崛起,使得這種不同于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鄉村數量大大增加,這種鄉鎮社會的新變化既是明清時期全國性商業化發展的結果,也是它的起點之一。對于這些鄉村社會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在大城市、大市鎮之外,在更基層的農村中商業化的情形,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明清時期工商業發展所遭遇的困難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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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3 W2 Z  W9 Y) u/ A( M#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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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洛陽澤潞會館現為洛陽市民俗博物館。有關這兩塊碑記中所反映的行業統計,參見許檀《清代中葉的洛陽商業——以山陜會館碑刻資料為中心的考察》,載于《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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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關于王重新的事跡,參見趙世瑜《社會動蕩與地方士紳——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陽城陳氏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陳廷敬對他的評價見陳廷敬《百鶴阡表》,《午亭文編》卷四三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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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白巷李氏二門創修世系碑記》落款為崇禎二年,但疑有誤,因為譜中另一篇《李氏二門重修世系碑記》作于創修后25年,落款為崇禎七年,則創修年代應該在萬歷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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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樓慶西《西文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書第10頁還記:第五代族人柳大武中嘉靖十一年武狀元、柳大夏嘉靖十年賜進士出身等。但在縣志、府志中均無證,姑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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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府城后西社與其他各社在社事上不和,可能由來已久,在府城關帝廟康熙四十一年《重修高襟祠碑記》中,府城就只有前社、后社、西前半社的社眾捐施,而不見后西社的社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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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兩碑均存于潤城東岳廟中。# D3 i) d# R, S* Q-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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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y5 M# K" |/ [9 g' a作者簡介:杜正貞,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浙江杭州310028);趙世瑜,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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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史學月刊》(開封),2006.9.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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